《战争论》自那以后一直走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它成书以来战争的新发展证实了它的理论。那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克劳塞维茨所熟悉的团这一编制的普及。他在为战争是政治行为这一中心思想所做的各种限定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战争永远有它鲜明的特点，因此，士兵只要从事战争的活动，就会认为自己属于一种行会。在这个行会的规则、法律和习惯中，战争的精神占据首要的地位。”他所说的“一种行会”当然就是团的编制，接下来他对团的精神和价值观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这样的军队在最猛烈的炮火下也不会溃散；它不会被想象中的恐惧吓倒，也会无畏地面对实际存在的危险；它为胜利而自豪，但即使战败也坚强地继续遵守命令，保持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任；它钢铁般的力量如同运动员的肌肉，来自艰苦的训练和巨大的努力……它时刻牢记着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所代表的责任和品质——这样的军队浸淫着真正的军人精神。21
他所谓的“军队”就是它的组成部分——“团”。在19世纪的普鲁士，团简直是泛滥成灾；1831年，只有40个团，但到了1871年，团的数目就增加到了100多个，还不算步枪营和骑兵。每一个身体健康的普鲁士人都是某个团的士兵，至少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时在团里当过兵，都明白“载于军徽的巨大荣誉这个最有力的意念”。
普鲁士的军队凭借着这个“最有力的意念”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促使其他国家的军队争先恐后地按照普鲁士的模式建立起团的编制，从国家最精悍的年轻人中招募士兵，把年纪较大的预备役兵员编作后备。这些年纪较大的人在回顾自己年轻时当兵的日子时，把那段经历看作自己从男孩儿变为男人的成人礼。这个成人礼成为欧洲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的欧洲男性都有过当兵的经历。这一普遍现象被各国选民自然而然地接受为生活的常规，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军事化。这又进一步证实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即战争是政治活动的继续。如果人民投票赞成征兵，或默许征兵的法律，怎么能否认战争和政治的确同属一个进程呢？
然而，战神可不是吃素的。1914年，欧洲各国由征来的公民组成的部队开往战场，后面尾随着预备役的大军，结果发现他们卷入的战争比想象的可怕不知多少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的战争”和“真正的战争”很快合为一体；克劳塞维茨通过对战争的冷静观察，注意到总有一些节制性的因素对战争的潜在性质和实际目的做出调节，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样的因素却踪影全无；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发现，自己好像是在为打仗而打仗。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难以确定，现在则早已被弃之脑后；政治的克制被抛到九霄云外，呼吁理性的政治家遭到唾弃；即使在开明的民主国家中，政治也很快堕落为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要打更大的战役、遭受更多的伤亡、制订更高的预算，总之，为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治的作用不值一提。反而是在文化上，那次大战成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可怕变异，是欧洲人在克劳塞维茨的世纪——从1813年他从俄国回来到1913年欧洲长期和平的最后一年——把欧洲变为尚武社会这个不自觉的决定造成的结果。克劳塞维茨并非这个文化决定的始作俑者，正如马克思没有推动在那同一个时期颠覆了自由主义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两人都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们撰写他们的伟大著作时，本意是要写成科学论述，实际却成了令人头脑发热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所阐述的世界不是实际存在的世界，而是以后可能会发展而成的世界。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他又令人信服地指出，战争的性质只为它自己服务。按照他这个逻辑推理，以战争为目的的人很可能比为了政治的目的而试图减轻战争破坏性的人更成功。这个颠覆性的思想统治着欧洲历史上最平安的一段时期的和平，它就像活火山的熔岩，在进步和繁荣的表面之下冒泡翻滚。那个世纪中创造的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入了和平的事业，用那些财富建立了中小学校、大学、医院、道路、桥梁、新城市和新工厂，构成了全大陆巨大的良性经济的基础设施。通过税收、民众健康的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新发明的军事技术，它也创造了打“真正的战争”的手段，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化社会。克劳塞维茨于1818年着手撰写《战争论》的时候，欧洲大陆已经解除了武装。拿破仑被流放圣赫勒拿岛后，他的大军即逐渐解体，与他为敌的那些国家的军队也相应缩编。各地都废除了大规模征兵；军工产业土崩瓦解；将军回家养老；老兵沦为街头乞丐。96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前夕，几乎每一个健康的欧洲适龄男子的个人文件中都包括一张士兵身份证，上面写着如果发生总动员应到哪里去报到。部队的仓库堆满了为预备役士兵准备好的武器和制服，就连农民田里用的马匹也登记在册，以备发生战争时征用。
1914年7月初，欧洲约有400万军人；到8月底，军人的人数即飙升到2000万，而且已经有好几万人战死。隐藏在和平景象下面的武士社会手持武器破土而出，混战厮杀达4年之久，直到各方再也难以支撑才罢手。虽然不能把这场浩劫归咎于克劳塞维茨的研究，然而，把克劳塞维茨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之父并没有错，正如把马克思看作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之父一样正确。“真正的战争”的意识形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作战的军队因奉行此一意识形态而给自己带来的惨痛命运可能是克劳塞维茨最持久的遗产。
然而，克劳塞维茨不仅是思想理论家，还是历史学家。他除了在皇家军队中做过团级校官，亲身经历了法国革命军公民士兵的勇猛凌厉之外，还阅读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19世纪20年代晚期，他在反思自己青年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旋风式的事件时，把它们归因于：
人民初次涉足国家大事，而他们之所以得以参与国事，部分地是由于大革命对每个国家内部状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法国对所有人构成的危险。这种情况将来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从今往后，欧洲的每一场战争是否都会使国家倾其所有，因此只会为了影响到人民的重大问题才打仗？抑或我们将再次看到政府和人民的逐渐分离？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22
虽然克劳塞维茨是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思考受限于界定了他世界观的两个制度——国家和团，结果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去观察在国家和团这两个概念不存在的社会中的战争是多么不同。毛奇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信奉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纯粹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他曾在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为那里的苏丹打过仗，所以他很清楚，在那类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的形式可能是克劳塞维茨从未见过的，但与当地社会的性质却十分契合，甚至应该说是密不可分。
战争的不同形式中的第一种是神权政治对战争的抑制最终被实际需要所压倒，体现这种形式的是复活节岛的神秘历史。第二种是周围的动乱使相对温和的原始游牧社会变为极端尚武的社会，祖鲁王国即是例子。第三种是宗教禁止持同样信仰的人彼此作战，结果造成了军事奴隶制这种奇怪的制度，如埃及的马穆鲁克。第四种是日本的武士制度，它为了维护已有的社会结构而禁止采用更先进的作战技术。当然，上述情况克劳塞维茨基本上都无从得知。的确，在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描述太平洋航行的各种撰述轰动一时，但即使理论上他可能读到过关于居住在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和日本武士时代制度的描述，他也不可能知道祖鲁人的情况，因为祖鲁王国雄霸南部非洲的时代在他去世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不过，关于马穆鲁克他倒是应该非常了解，哪怕只是因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子民。即使到了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奥斯曼帝国依然是欧洲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他肯定知道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土耳其禁卫军，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在奥斯曼土耳其公共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他在研究中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制度丝毫未予考虑，这使他的理论在根本上是不完整的。从军事奴隶制进一步放眼望去，看到波利尼西亚人、祖鲁人和日本武士更加奇怪的军事文化，看到他们的战争形式与西方人心目中政治的理性南辕北辙，即可明白，把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这一想法是多么片面、多么狭隘，也多么会令人误入歧途。
战争的文化表现
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是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之一。离它最近的成片陆地一是2000多英里以外的南美洲，一是3000英里以外的新西兰。它也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小的地方，面积只有约70平方英里，是由死火山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岛。尽管它孤处海隅，但它却实实在在是波利尼西亚文化的一部分。波利尼西亚文化是太平洋中部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明，18世纪涵盖了一个三角区内的数千个岛屿；构成波利尼西亚文化三角区三个角的复活节岛、新西兰和夏威夷彼此相隔数千英里，人类开始在这三个地方定居的时间也相差数百年。
波利尼西亚文明极具冒险性。发现它的欧洲探险家和早期的人种学家难以相信，这个没有文字的文明的殖民范围居然可以如此广阔——波利尼西亚文明遍及38个大群岛和岛屿，海域面积达到 2000万平方英里；他们提出了各种复杂的假设，用来证明靠独木舟航行的波利尼西亚人不可能取得与著名航海探险家库克和拉佩鲁兹相媲美的航海成就，但那些假设全都不成立。波利尼西亚的文化高度一致，他们虽然居住在相隔甚远的岛屿上，但他们的语言是同源的，不仅如此，夏威夷、新西兰和复活节岛的社会制度也惊人的相似，一直未变。
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以神权为基础。酋长被认为是神的后代，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是大祭司。大祭司的职责是负责神和人之间的沟通，请求神赐予他的人民土地上和海洋里的出产；他通神的能力叫作神力（mana），他因此享受对土地、渔场、它们的出产和所有其他好东西独有的神圣权利，称为禁忌或塔布（tapu，又为taboo）[3]。在正常情况下，神力和禁忌保障了社会惊人的稳定与和平。在最和谐的波利尼西亚岛屿上，神权政治稳定地管理着酋长和人民之间，以及同为一个酋长后裔的不同部族之间的关系。23
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波利尼西亚的黄金时代。即使在宁静祥和的太平洋，情况也并不总是正常的，如果“正常”的含意是资源总能满足人口的需要的话。虽然采用了种种办法来试图控制人口，如控制生育、杀死婴儿和鼓励岛民移民——他们称其为“旅行”，但各岛屿的人口仍不断增长。到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渔场业已充分开发，附近又没有可供开发的岛屿的时候，就出了大麻烦。波利尼西亚语中的武士（toa）和铁木是同一个词，人们用铁木制造棍棒和别的武器，用以解决人类普遍的问题，如受到侮辱，抢夺财产、女人，争夺权位，等等。一个酋长如果也能攻善战，他的神力就会增加。但是，动乱时期，不是酋长的人会打破禁忌，抢夺他们需要的或想要的东西，给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次级部族可能上升到统治地位，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部族可能会被完全逐出自己的地盘。
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复活节岛，造成了大量死亡。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是在3世纪时找到复活节岛的，他们怎么能够在大洋中找到这个离他们最近的定居地1100英里远的小岛，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无论如何，他们找到了复活节岛，还带去了在岛上生活所需的主食，如红薯、香蕉和甘蔗。他们在岛上的三座山峰下开垦出耕地，打鱼，捕捉海鸟，定居下来。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还开始了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对神权原则最盛大的敬奉。虽然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似乎从未超出过7000人，但这些人在后来的700年间雕刻出了300多座大多比真人大5倍的巨型雕像，把它们树立在宽阔的神庙广场上。在16世纪期间，复活节岛上树立雕像的最后阶段，岛上的人还发明了一种文字，祭司似乎用它来帮助记载口述历史和族谱。这是那个文明的巅峰时代，在那段时期内，酋长代表诸神行使的力量和权威保障了和平与秩序。
后来情况开始不妙。人口的增长不知不觉地逐渐耗尽了岛上的资源。砍伐森林减少了降雨，土地的产出开始下降；用来制造独木舟的木材也有所减少，这就影响到了出海捕鱼。复活节岛上的生活开始严酷起来。一种新的制品“mata’a”出现了，它是用黑曜岩削凿而成的标枪矛头，十分尖利。24叫作“手上染血的人”（tangata rima toto）的武士占据了统治地位。原来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创始的酋长居于顶层，下面由各个部族组成；现在分成了住在岛屿两端的两个集团，彼此之间不断交战。作为创始酋长后裔的大酋长沦为象征性的傀儡，谁也不再把他的神力当回事。在战争导致的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大批雕像被推倒，或者是作为对敌对部族的神力的侮辱，或者表示民众反叛自己的酋长，因为他没能用神力保护他们。最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宗教，与波利尼西亚庄严的神权政治判若霄壤：“手上染血的人”比赛看谁先找到乌燕鸥的蛋，第一个找到的人就被尊为酋长——任期只有一年。
荷兰航海家罗杰文（Roggeveen）于1722年登陆复活节岛时，岛上的无政府状态已相当严重；到19世纪末，由于混乱造成民不聊生，再加上有些人被欧洲人掳去做奴隶，还有些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岛上居民只剩了111人。他们伟大的过去只通过口述历史保留下来一个梗概。人类学家根据岛民的口述和惊人的考古发现，重建了复活节岛历史中他们所谓“衰落时期”社会的伤心景象。证据不仅表明那时战事频仍，还有迹象表明有人吃人的情况，并显示有些岛民想方设法逃离战争的荼毒。许多天然的山洞和火山熔岩形成的通道用从安置雕像的平台上撬下来的削凿整齐的石板挡住出口，成为个人或家庭的藏身之处；在岛的一端，挖了一条沟渠把一个半岛与主岛隔离开来，这肯定是出于防御目的的战略举措。
藏身地和战略防御是军事分析家熟悉的三种防御工事中的两种。复活节岛上只缺第三种：地区要塞。但这并不意味着复活节岛上的战争缺少某个方面，只是说明了战场是多么狭小。在岛上逼仄的空间中，岛民似乎通过血淋淋的经验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他们无疑学会了克劳塞维茨大力强调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波伊克半岛上的工事似乎表明，他们有些人同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略防御是最有力的战争形式这句格言；鉴于17世纪期间岛上人口的剧减和新发明的黑曜石矛尖的大批生产，甚至可以推测，他们尝试过克劳塞维茨式战争的鼎力之举——大决战。
但是，结果是自我毁灭！克劳塞维茨也许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然而，政治是为文化服务的。波利尼西亚人在他们的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十分友善的文化。1761年布干维尔到达塔希提岛时，宣布他找到了伊甸园。他关于那里美丽的人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介绍在欧洲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帮助建立了对“高尚的野蛮人”的景仰，滋养了欧洲的有识之士对18世纪欧洲井然有序但矫揉造作的社会的厌倦和不耐烦。这种厌倦和不耐烦的情绪催生了政治上的不满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二者合力推翻了君主统治，向往高尚的野蛮状态的欧洲人从此摆脱了他们自小熟悉的政体形式。
克劳塞维茨崇尚大决战这种戏剧性的行为，赞美唯我独尊的领袖人物，具体来说就是拿破仑，这说明他和所有反对旧制度（ancien régime）[4]的人一样，是浪漫派。然而，他对国王和部队的忠诚又证明他仍然受到神力和禁忌的束缚而不自知。在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的欧洲，团编制的军队是约束作战者的暴力行为，使其为君主所用的手段。因为克劳塞维茨的祖国普鲁士非常古怪地认为世界上的好东西自己一概欠缺，所以它最伟大的国王腓特烈大帝鼓励军官打仗时无所不用其极，残酷无情的程度超过了别国国王心目中恰当的界限。他为了传播他的神力而破除了禁忌，使别的国王非常不以为然。
但是，腓特烈大帝并未越轨，他不过是把战争的残酷程度推到了当时的行为守则所能接受的极限。在克劳塞维茨成长起来的世界中，皇家的神力和作战的禁忌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他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为新秩序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秩序，而且他的战争理论将导致欧洲文化的毁灭，对此他却完全没有看到。这怎么能怪他呢！复活节岛在波利尼西亚世界中地处偏僻的海隅，岛上发生的悲剧又远在更大、更友善的波利尼西亚文明发展起来之前。当时岛上的人如果有能力清晰达意，一定会说，客观情况的变化使文化上的革命成为必然。他们甚至可能会发明出一个意思相当于“政治”的词，来描述每年当第一个找到乌燕鸥蛋的人成为酋长后，为培育对他的忠诚而采取的种种举措。现在这些都已无从知晓。第一批人类学家来到复活节岛时，岛上历经战乱的居民劫后余生，万物凋敝，因此无法对他们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可靠的分析。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对波利尼西亚文化没有好处。那个文化尽管和西方人所谓的自由、民主、活力和创新沾不上边，但它调整当地的资源适应于它确定的目的，与太平洋岛屿生活的状况契合得几乎天衣无缝。神力和禁忌在酋长、武士和部族成员各自的作用之间确定了平衡，维护着所有三方的利益；如果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称之为波利尼西亚生活的“政治”的话，那么战争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继续。“真正的战争”来到复活节岛那个波利尼西亚世界中的一角时，首先消灭了政治，然后毁掉了文化，最终几乎灭绝了生命。
祖鲁人
复活节岛上的人试验自己发明的全面战争，互相厮杀得血流成河，但外部世界对此一无所知。相比之下，祖鲁人通过他们的社会在19世纪初的军事革命，卷入了一场与西方文明的高调冲突之中，他们的故事被后人添枝加叶，越传越神。事件发生的历史时期较晚，克劳塞维茨不太可能知道这场发生在南部非洲高潮迭起的冲突，不过他对于本书以后将要讲到的马穆鲁克的故事应该非常了解。事件的高潮现已成为现代最伟大的通俗历史故事，成为南非白人神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南非白人在比勒陀利亚用大理石建造的神庙中，和他们的先驱定居者作战的祖鲁勇士的雕像和布尔人英雄的雕像一样被刻画得英姿勃发。这并不值得惊讶，南非白人的神话需要他们的敌人既高尚又可怕，而祖鲁人从他们的国家自19世纪初兴起到在1879年的战争中大败亡国，其间的确变成了非常可怕的战士。
祖鲁人原来民性温和，以放牧为生。他们的祖先恩古尼人也是放牧民族，14世纪从遥远的北方移居非洲东南沿海地区。三个世纪后，因海难沉船逃到陆上的欧洲人描述道，“他们彼此交往……彬彬有礼，热情健谈，无论男女老少，见面时都互相敬礼”。25他们对陌生人十分友善，在他们的土地上旅行非常安全；只要当心别携带铁或铜，因为这些金属太稀罕了，会“诱发命案”。他们非常遵纪守法，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没有奴隶制，复仇“基本没有”；若发生争端即诉诸酋长，对酋长的裁决“没有二话”地接受。酋长也受法律的管束，若有过错会被辅佐他的谋士处以罚款，或由地位更高的酋长把他的决定推翻。
虽然早期来访的欧洲人注意到恩古尼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人道（ubuntu），但恩古尼人也打仗，也发动战争。作战的原因通常是争夺牧场。对于一个牲畜多于人的社会来说，牧场是至为重要的资源。战败的一方必须迁去较为贫瘠的地方。这是居住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的原始人群的典型情况，战败的结果不是遭到屠杀，而是搬迁。
战斗通常高度程式化，有双方的老老少少在一旁围观。开始时是互相叫骂，一旦发生伤亡，战斗即告结束。对暴力的程度有习俗的管理，也有自然的限制：因为缺少金属，所以武器是用经火烧变得比较坚硬的木头做的，打仗时向敌人投掷，不做近身格斗。如果一个武士不巧打死了对方的一个人，他就必须立即离开战场去辟邪。不然的话，被他杀死的人的灵魂一定会作祟，使他和他的家人患上不治之症。26
几十年后的19世纪初，这种典型的“原始”作战方法突然被推翻了。恩古尼一个叫祖鲁的小部落的酋长沙卡带领着一支经过严酷训练的军队，打仗时务求全歼敌人。他的祖鲁王国因此成为南部非洲的强国。别的部落被祖鲁人打得落花流水，只能乱哄哄地逃往别处，有时要远走好几百英里才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目睹沙卡崛起的欧洲人和对波利尼西亚人娴熟的航海技术大惑不解的航海家一样，努力想为这个似乎没有自然成因的现象找到解释。一种说法是，沙卡遇到了欧洲人，学会了欧洲人的军事组织和战术。这肯定不是真的。27但有一点是真的，即到18世纪末，北部恩古尼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好景不再。标志着财富的牲畜越来越多，超过了“肥沃”草场的承负能力。西面巍然屹立着难以逾越的德拉肯斯堡山脉，山脚下的“贫瘠”草场无法维持畜牧经济。北面的林波波河是采采蝇的肆虐地带，因此无法向那里扩张。16世纪时从美洲带到非洲的玉米导致了南部恩古尼人口的增长；再往南，好望角的布尔人装备着火器，以誓死决心要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挡住了恩古尼人向南迁移的任何可能。而东面就是大海。28
在沙卡出名之前，恩古尼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沙卡之前的一位酋长废除了过去族人接到作战的召唤后，拖家带口一起赶去酋长的畜栏集合的做法。他把男子按年龄组成“年龄团”，同一年出生的男子编在同一个团里。打仗期间，男子和可能会成为他们新娘的女人分开，降低了出生率；人员集中加大了酋长的权力，也增加了酋长的个人所得，无论是牲畜、庄稼还是猎物，因为在战争期间，战士不打仗时都得为酋长干活。
沙卡不仅把这些改变确定下来，而且把它们推到极致。“年龄团”成了永久性的编制，战士住在军营里，和平民分开。不仅是在一两次季节性的战争期间，而是直到40岁之前，战士都一律不准结婚；到40岁时，会给他们分配妻子。沙卡把女子也编成了团，就从女人团里给男人找妻子。
对作战方法旧有的限制也被打破。沙卡设计了一种刺杀用的矛，训练战士们用这种新武器与敌人近身肉搏，杀死敌人。（随着布尔人从好望角地区向外扩张，可能比过去更加容易大量获得铁这种金属；历史学家似乎没有对恩古尼人战争残酷性加剧的这个方面认真探讨过。制造刺杀的标枪肯定比制造原来投掷的标枪需要更多的铁。）
使用锋利的武器近身肉搏需要密集队形，这也在沙卡的发明之列。他早就命令手下的人扔掉鞋子，练习光脚长途奔袭。作战时，他把队伍分为两翼，中心部分排列重兵，后面还有预备队；交战的时刻来临时，中心以密集队形冲锋牵制敌人，两翼从旁包抄。辟邪的仪式要等到战斗结束后再说。29杀了敌人要把他的肚子剖开，以确保他真的死了，然后再去杀下一个。按照传统，开膛破腹可以释放死者的灵魂；否则的话，死者的灵魂会逼得杀人者发疯。
恩古尼人传统上认为杀害女人和孩子是人所不齿的行为，沙卡却没有这方面的顾忌。不过总的来说，他一旦把邻近部落统治家族的男性成员和那个部落的战士杀掉后就住手了，剩下来的人被纳入他日益扩大的王国。他的目的是把服从他权威的所有恩古尼人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国家，并不断扩大地盘。
在祖鲁王国日益扩大的边界以外，这一制度造成了灾难。沙卡的办法解决了祖鲁人口过多的问题，但造成了邻近许多部落的流离失所，使他们失去了祖居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祖鲁王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之处从好望角的布尔人殖民地一直到坦噶尼喀湖。在这块相当于非洲大陆五分之一的地区，每一个社群都深受其害，许多社群的生活被完全打乱。”30
祖鲁帝国主义造成的糟糕结果被称为“强迫移民”（Difaqane）。“到1824年，从图克拉河到兹姆库鲁河，再从德拉肯斯堡山脉到海边的整片地区都遭到了破坏。数千人被杀；一些人逃向南方；还有一些人被纳入祖鲁王国。在纳塔尔，有组织的社群生活荡然无存。”31这片地区面积相当大，有15000平方英里。然而，被祖鲁人赶走的部落逃得更远。一群人逃到了离他们原居住地2000英里的坦噶尼喀湖边。有些族群在逃亡的路上丢失了所有的牲畜，只能靠吃野草和植物的根茎维生；还有的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许多人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匪帮”之中。这些匪帮像蝗虫一样沿途洗劫，身后留下死伤累累。
虽然沙卡于1828年倒台，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年轻的祖鲁人仍然遵守着他的军事制度和守则。成功的武士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痼疾：胜利后不利用物质上的所得来投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而是故步自封，趋于僵化。个中原因是本书探讨的一个主题。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原因无疑是他们必须继续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备战上面，像我们说普鲁士人那样，时刻警惕着，因为在他们旁边，和他们同样强大的军事强国正虎视眈眈（而且，在19世纪的南部非洲，其他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祖鲁王国更高）。像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祖鲁人的崛起靠的是他们的作战形式。他们虽然后来也掌握了火器，但没有调整战术来适应这种新武器，打仗时仍然采用手持矛枪一哄而上的办法来赢得胜利。
沙卡是完美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设计了一套军事制度来维护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套制度执行起来效率高得惊人。祖鲁文化把武士的价值观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其视为维护放牧经济的关键，并把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的精力和想象力束缚在不具生产力的军事框架内，直到他们年华老去；结果剥夺了自己与时俱进、适应周围世界发展的机会。简而言之，祖鲁民族的兴衰残酷地显示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缺陷。
马穆鲁克
所有军队都是一种奴役制度，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在祖鲁人的情形中，奴役达到了极点。沙卡的战士不算奴隶，因为束缚他们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再加上畏惧。尽管如此，从功能的角度，应该说他们是沙卡意志的奴隶。然而在过去，战士可以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无论两者的地位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不相调和。在现代世界中，做奴隶意味着个人自由完全被剥夺，而拥有和使用武器则是个人解放的手段。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能掌握着武器，却没有自由。然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却认为奴隶和战士的地位并不冲突。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有奴隶战士——马穆鲁克。他们经常成为国家实质上的统治者，他们的首领世世代代掌握着国家的统治权。然而，与其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法律上还自己以自由身，他们反而坚决维护马穆鲁克“制度”，抵制所有要改变其性质的压力。他们的抵抗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之所以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垄断了骑射的复杂技术；如果放弃骑射，采用更普遍的火枪和步兵作战方式，他们的位子就可能坐不稳。然而，他们的军事文化和祖鲁人的一样，因其狭隘性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来自他们所掌握的他人没有的军事技能，但是他们宁肯坚持过时的武士作战方式，也不愿适应新的作战方法。他们和祖鲁人一样，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彻底颠倒了过来。掌权者把政治变成了战争的继续。在实践中，这根本行不通；在文化上，马穆鲁克却别无选择。
伊斯兰世界的奴隶制和古希腊及古罗马一样，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非常温和；奴隶可能是受人尊敬的工匠、教师、与人合伙的买卖人，或备受主人信任的秘书。不过，伊斯兰世界奴隶制的形式比古希腊和古罗马还要多。在穆罕默德的“继承者”，集世俗和宗教权威于一身的哈里发的政府中，奴隶甚至能做大官。这种做法造成了奴隶战士这类人的出现，只有在伊斯兰世界中，奴隶战士才形成了军事精英阶层。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伊斯兰教创建不久，内部就出现了战争的道德观与实际作战行为的冲突。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把世界分为Daral-Islam——“敬神之家”，指顺从《古兰经》里所载穆罕默德的指示的伊斯兰教地区，以及Daral-Harb——“战争之家”，指伊斯兰教尚未征服的地区。327世纪阿拉伯人早期的征服战以旋风般的速度扩大了“敬神之家”的疆界。到公元700年，整个阿拉伯半岛和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北非都被囊括其中。在那以后，圣战开始遇到了困难，不再一帆风顺。阿拉伯征服者的人数不够多，无法总是像起初那样势如破竹地攻城略地。另外，他们胜利后也表现出了常人皆有的弱点。他们热切地盼望在和平中享受胜利的果实，但又为权力继承而争吵不休。
掌握领导权的人称为哈里发，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早期的哈里发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满足想享福，不想打仗的老兵的愿望，这个办法叫作迪万（diwan），等于用征服得来的钱财建立起来的给阿拉伯武士的养老金。可惜，没能找到任何有效的办法来避免对于哈里发的人选各执己见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快白热化，显示出关于权威性质的根本性分歧：是应该世袭，传给穆罕默德的后裔，还是应该由称为乌玛（umma）的整个伊斯兰社会推举产生？这个争议延续至今，争议双方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使这个争议无法解决的是穆斯林信仰中第三个无可置疑的因素，即禁止穆斯林打穆斯林。对于穆斯林来说，战争只能是圣战，是对那些不肯服从真主所揭示的真理的人进行的神圣斗争。信徒之间作战是对神明的亵渎。
然而，有些穆斯林在关于哈里发人选的争执中坚决不肯让步，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后来陷于分裂的伊斯兰又纯粹为了争夺土地而发动战争。由于这两个原因，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完全抽身脱离了世俗的生活。有着能攻善战英雄传统的阿拉伯人不肯当兵，因为有迪万制度，犯不着去打仗；后来皈依的穆斯林出于虔诚也不肯当兵。然而，对哈里发的继承人选不满的人要争位；穆斯林必须履行圣战的义务；这些都要求打仗。结果，哈里发只能寻找权宜之计。伊斯兰教开始发动征服战不久，就使用了非阿拉伯人战士，他们是追随阿拉伯主人、后来皈依的穆斯林（再往后，像他们那样的后来的皈依者不可避免地成为穆斯林中的大多数）。
既然跟随阿拉伯主人的还有奴隶，于是伊斯兰国家按照同样的原则，在作战中也使用了奴隶。后来干脆直接招募奴隶当兵。关于这种做法开始的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就确立了它独一无二的募兵政策：把非穆斯林的青年收为奴隶，对他们进行伊斯兰教育，培养他们做战士。33
这些马穆鲁克几乎清一色来自伊斯兰地区与中亚大草原接壤的地方，在里海和阿富汗的山脉之间（后来又加上了黑海北岸）。9世纪的哈里发穆塔绥姆（al-Mu'tasim）开始大批招募奴隶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主要是突厥人。据说穆塔绥姆曾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更勇敢、更众多、更坚定。”突厥人民风强悍，一直延续到现代土耳其人。当时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向西进发，后来他们比阿拉伯人征服的地方还要大。他们的其他品质也颇受哈里发赏识。虽然他们还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对伊斯兰教并不陌生，因为大草原上的边疆区并非铜墙铁壁的屏障，突厥人和非突厥人在那里互相贸易，也互相抢掠；突厥人还经常迁移，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且，他们所知道的伊斯兰教保留了尚武的特征。称为“ghazi”的边疆武士投身于圣战时毫无良知的挂碍，完全没有内地的穆斯林表现出来的丹尼尔·派普斯所谓的“内向”，即与伊斯兰教世俗力量的疏离。34但突厥人最受欣赏的还不是他们的特性，而是他们的实际技能：他们谙熟驭马之术，是马上作战的行家里手。以马代步始自大草原；突厥人骑起马来人马如同一体，传说突厥妇女在马背上怀孕，马背上生产；他们在马上使用的武器无可匹敌，包括长矛、弓箭和弯曲的剑。（英国军官佩带的马穆鲁克剑就是突厥人佩剑的样式，是对那些大草原上战无不胜的武士的礼赞，不过现在马穆鲁克剑的这个起源已经被遗忘了。）突厥人有他们的毛病。他们抢掠成性，这是他们的生活条件造成的；大草原上生活十分艰苦，除了奶和肉，别的什么都没有。对于突厥人来说，能抢东西是他们愿意做奴隶的一大诱因；事实上，“马穆鲁克制度”建立之后，大多数军事奴隶都是突厥统治者和族长供应的，他们愿意通过卖奴隶给哈里发来讨好伊斯兰，借它的力量来为己谋利，而那些被出卖的奴隶也愿意因此而获得有保障、受人尊敬的职业。
多数伊斯兰强国都使用军事奴隶，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它是蒙古人在1258年推翻了巴格达哈里发王国后恢复建立的，从13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一直由马穆鲁克自己的苏丹王所统治。在这场王朝斗争中，马穆鲁克选对了边。1260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确立了他们作为伊斯兰世界——应该说是整个文明世界——的拯救者的地位，因为和他们作战的是不久前才去世的成吉思汗的族人——蒙古人。就是蒙古人在两年前推翻并杀害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蒙古人的军队在世界上所向披靡、无人能敌，就连圣城十字军王国的基督教职业武士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马穆鲁克的胜利特别难得，因为蒙古骑兵中也有许多突厥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在大草原上比邻而居，成吉思汗冲出中亚，一路作战，带来了许多抢掠的机会，突厥人见猎心喜，踊跃参加；所以，用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沙马的话说，他们在阿音札鲁特“是被他们的同类击败打垮的”。35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被自己同族的人打败，因为马穆鲁克战士接受的训练和培养使他们自成一类，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类。
参加阿音札鲁特战役的马穆鲁克大多是来自黑海北岸的钦察突厥人（他们中间最伟大的巴伊巴尔斯就是钦察人），他们在孩童或青少年时期被卖为奴隶，带到开罗受训。他们像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那样被关在营房里与世隔绝，先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法规和写阿拉伯字；长大成人后，开始教他们弗鲁斯亚（furusiyya），即一整套骑术和马上作战法，这是马穆鲁克在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基础。36这套战术强调人马合一，培养在马上使用武器的灵活、准确，提倡骑兵战友之间的战术配合，与基督教欧洲对战士的训练大同小异；的确，骑士精神作为作战和荣誉的守则在多大程度上为十字军骑士（knight）和新月骑士（faris）所共有，这是中世纪军事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然而，马穆鲁克只专注于骑兵作战也注定了他们的消亡。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军事新发展完全隔绝。如果他们对外面的事情稍有了解的话，也许就能知道，马背上的战士不可一世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他们与西欧的装甲骑士不同，既没有接触过原始的火药武器，也没有遇到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小步兵为自己争取权利。直到15世纪末，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都无人挑战；结果，虽然马穆鲁克仍是人不离马，但在马上作战的技能却荒废了。
马穆鲁克制度有一点非常好：它完全不准世袭。马穆鲁克可以结婚，生的孩子是自由人，而且他们自己一旦不再当兵，就在法律上恢复了自由之身（不过还是不能脱离这个制度，也不能离开苏丹手下去投靠另一个主人），但是马穆鲁克的儿子当不了马穆鲁克。这个规定本应能够确保新思想和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涌入，然而实际上，它并未起到这个作用。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新招募的马穆鲁克一批批从中亚的大草原边疆地区来到埃及，但他们完成了见习期，学会了马上作战法后，就成了和他们的前任一模一样的人。这样做完全可以理解。马穆鲁克地位崇高，而且因为这个制度是军事奴隶制，所以它凭借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攫取了各种权力和特权。它的成员无疑相信，要维护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最好毫不动摇地坚持过去他们赖以成名的做法。
然后，到了16世纪初，马穆鲁克突然遇上了自两个方向同时而来的火药革命的先进产物。葡萄牙人驾驶着装备重炮的舰船绕过非洲，向马穆鲁克对红海的控制发起了挑战。埃及边界的安全则遭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他们除了骑兵，还有大队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做后援。马穆鲁克的苏丹临时抱佛脚，企图一蹴而就，弥补上100年来军事上的疏忽和松懈。铸造了大量的大炮，也组建了炮手队和火枪手队。马上战术的练习得到了恢复，马穆鲁克开始认真重拾使用长矛和弓箭的技术。但是，马穆鲁克把恢复练兵和采用火药技术分成两件事来做，二者互不相干，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一个马穆鲁克接受过或肯接受使用火器的训练，炮手和火枪手都来自马穆鲁克阶层之外，是非洲黑人和阿拉伯西部马格里布的人。37
结果可想而知。派去红海作战的炮手和火枪手大败葡萄牙人，因为作战的水域有限，葡萄牙人远洋舰船的优势无法施展，而且葡萄牙人的交通供给线也拉到了极限，几乎难以为继。纵马前去迎击有火药相助的奥斯曼军队的马穆鲁克却在1515年8月的迈尔季达比克（Marj Dabiq）战役和1516年1月的拉伊丹尼亚（Raydaniya）战役中均遭到惨败。结果马穆鲁克制度被推翻，埃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
马穆鲁克在迈尔季达比克和拉伊丹尼亚的战败基本上是同一个形式。在迈尔季达比克一役中，塞利姆一世指挥的奥斯曼军队把大炮布在阵地的两翼，把火枪手安排在阵中心，静等马穆鲁克发动攻击。马穆鲁克排成突厥人传统的新月队形发动冲锋，却被奥斯曼军队的枪炮打得落花流水。在拉伊丹尼亚，马穆鲁克带了一些大炮，本来想等待奥斯曼军队来攻，但发现自己被包围了，无奈之下再次用骑兵冲锋。他们一鼓作气，冲散了奥斯曼军队的一翼，但奥斯曼人靠火药转败为胜；7000名马穆鲁克战死，活着的逃回开罗，很快就被迫投降。
这两次战役的战术没有什么特别，倒是马穆鲁克对用来打败他们的手段的怨懑很有意思。马穆鲁克历史学家伊本·扎布勒对他所属阶层的没落痛心疾首，借他虚构出来的马穆鲁克首领库尔特巴伊之口说出了几代勇敢骑士心里的话：
把我的话仔细听清楚，你们和其他人要知道，我们是天降的骑士，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我们任何一人单枪匹马就能打得你们全军大败。你们不相信可以试一试，但请命令你们的军队不要开枪。你们这里有各族人组成的20万大军。就在原地列起阵来吧。我们只派三个人出来作战……你们将亲眼看到这三个人的勇猛……你们用世界各地的人拼凑成这支军队，有基督徒，有希腊人，还有其他人，你们还带来了欧洲基督教徒的一个发明，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是穆斯林军队的对手，所以才狡猾地发明了这个东西。这个发明就是火枪，哪怕是女人放枪，也能顶住不少男人……我诅咒你们！你们竟敢对穆斯林用火器！38与库尔特巴伊的悲叹遥相呼应的前有法国的“无畏无瑕骑士”拜亚尔对机械武器的轻蔑不屑，他抓到敌方的弓弩手后必定处死；后有1870年普法战争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战役中冯·布雷多麾下骑兵的壮怀激烈，他们迎着法军的枪口发动“死亡冲锋”。这些表现代表的是战马时代日薄西山的岁月里世界各地马背上武士的不忿和不服。然而，库尔特巴伊这番话反映的还不只是阶层的骄傲、对变化的抵制、宗教的正统或对下等人的蔑视。他有不久前发生的确凿事实作证，说明刀剑类武器在马穆鲁克手中可以压倒火药，因为马穆鲁克具有统治世界的武士素质。1497年，年轻的苏丹萨达特·穆罕默德在开罗建立了一支由黑奴火枪手组成的部队，赐予他们特权，用他们讨伐不同的派别。也许他预见到了火药革命，也许他只是觉得火器能加强他的实力。无论如何，他的行为惹怒了马穆鲁克。当萨达特让他最喜欢的黑奴法拉贾拉娶了一个切尔卡西亚的女奴时——那时大多数马穆鲁克都是切尔卡西亚人——他们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