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中国人的评价
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法国大哲学家狄德罗在描写中国人时曾说：“这些人民在文物、艺术、聪明、才智、政策以及他们对哲学的品味等方面，优于其他任何亚洲人民。不但如此，有些作家甚至判断，就上述各方面来说，他们胜过最开化的欧洲人。”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则说：“帝王的体制持续4000多年，而在法律、习惯、语言甚至服装式样等方面……一切都无任何显著的变化；在世界上的确难见这种至佳的制度。”这些学者们的推崇，表示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相当深的认识，同时，一些当代的史评家认为此一推崇已达极致。德国大哲学家凯泽林伯爵曾在当代最有益且最具想象力的书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古代的中国，经过人们的苦心经营，完成最完美的社会形态，犹如一个典型的模范社会……中国创造了为今日人们已知的、最高级的世界文明……中国的伟大吸引了我，使我感触良多……这个国家的伟人们，跟我们德国人比起来，代表更高一层的文化水平……那些君子型的人物……代表一种非常高尚社会的典型；特别是他们超群、优越的风范使我印象特别深刻……文明的中国人，谦恭有礼，是多么完美！……中国人高雅的风采，在任何环境里都表露无遗……也可以说，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最有深度的。
1860年以前，在一些官方文书里，依中文的习惯把“外国人”称为“夷人”，而且在条约中也必须如此规定。此一译文实在应改正了。像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常认为他们是最光荣的和最文明的民族”。她的古典诗歌传统可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她有悠长的哲学传统，它们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是玄奥的也是易于理解的；她有一些优美的陶器和无与伦比的字画；她有一些温厚完美的艺术珍品，只有日本可与之媲美；她更注重伦理道德——随时可以在人群中见到；她的社会组织形式，容纳了更多的人口，历经了更久的时间；她的政体，几乎被哲学家们认为是最理想的形态，一直维持到鼎革后才被摧毁；当希腊尚为野蛮民族占据之时，这一社会已经开化了，她目睹巴比伦和亚述、波斯和犹太、雅典和罗马、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兴衰，甚至在那巴尔干人称欧罗巴回复到黑暗和野蛮的时代，中国依然存在着。维持这悠久的政府、手工业的艺术、安定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
假使我们把俄罗斯算作亚洲的国家——直到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也确是亚洲国家，同时也可能再变为亚洲国家——那么欧洲就变成亚洲唯一的一个有缺口的海岬，变成一个农业腹地的工业突出部分，变成一个巨大“神州”的手指或门户。统治这块“神州”大陆的就是中国，她的面积和人口也和欧洲相若。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她的周围围绕着最大的海洋和最高的山脉，更有一个世界上最广阔的沙漠地带，中国得天独厚，享有这样一个天然环境，安全而持久，巩固又保守。因此，中国人称他们的国家叫作“天域”——普天之下的意思，或者叫作“四海”——居于“四海”之内的意思，或者叫作“中国”——即“正中的王国”，或者叫作“中华国”——“正中的花国”。花，满山遍野，到处皆是；朝阳的照射、飘浮的朦胧雾气的笼罩，带来了奇幻的自然美景；这种美景衬托着险象环生的悬崖峭壁、壮丽宏伟的河流、险深的海峡以及群山乱石间急流壮观的瀑布，真是天上人间。长江流经肥沃富庶的南部，绵延3000余英里；北部则有皇河，又叫作黄河，从西部汹涌而来，流经黄土高原，带来了泥沙，其出海口却飘忽不定，曾一度流入黄海，现在则由渤海湾出海，明天可能又流入了黄海。沿此两江和渭水，以及其他广阔的江河流域1，产生了中国文化。驱猛兽，辟草莱，安抚四夷，垦荒地，除虫害，改良硝硗贫瘠地质，填沼泽，战旱涝，疏导河流，惨淡经营，日积月累，数世纪后，人们建筑了茅舍和屋宇，寺庙和学校，村落、都市和国邦。这些长久辛苦建造的文明，人们竟忍心要去破坏它！
没有人能够知道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什么人种，以及他们的文化有多久，但是从北京人的遗骸来看，大家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人猿。美国博物学家安得思推论说，远在公元前2万年，蒙古早已人烟稠密，这一种族所用的器皿，与中石器时代的欧洲阿齐利（Azilian）2所取用的正好相符，蒙古人后裔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蒙古的南部，蒙古枯竭之后就变成了戈壁大沙漠。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其他学者在河南省及辽宁省所发现的遗迹，则显示中国这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较之埃及和苏美尔在史前期同样的表现，要迟一两千年。在这“新石器时代”里所发现的石器，在形状上与穿孔方面和现在中国北方用以收割的镰刀都极其相似；这种情形虽属细枝末节，但足以显示出中国文化持续7千余年的可能性。
经过了这一段混沌的时期，我们不必夸张这一文化的相同点，或中国人的共同点。他们早期在艺术和工商业上所表现的一些素质，都似乎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斯坦。譬如河南省“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差不多与安诺（Anau）及苏萨（Susa）3的产物完全相同。现在的蒙古人由原初的族系经过无数次的入侵、与从蒙古、南俄罗斯以及中亚等地而来的移民一再婚配而成。中国就像印度一样，不是一家一室集合而成的，而是集合了人类许多不同和复杂情形的大成，如中国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特性、不同的艺术，以及不同的风俗、道德、和政府等等。
传说时代
中国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乐园”。因为好几千年来，这里都设置史官，负责记载每一件发生的事。公元前776年以前的记载，我们固未可全信，但是假使我们侧耳倾听之，史官便会有条不紊地细说中国历史远至公元前3000年，其中较为热诚者，有如我们的卜者，将会溯及世界的创始。
他们告诉我们，太古首出御世之人——盘古。他手执铁锤，经过1.8万年劳苦工作后，锤开了混沌，形成了天地，为时约在公元前222.9万年。传说，他的呼吸变成了风和云，他的声音变成了雷，他的血脉变成了河流，他的肌肉变成了陆地，他的头发变成了草原和树林，他的骨骼变成了金石，他的汗水变成了雨，爬满身上的昆虫则变成了人种。但是我们无法证实这个设计精巧的宇宙开辟论。
《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里的人类始祖。
据中国传奇故事，早期诸王各统治了1.8万年，历经艰苦奋斗，才把盘古氏的粗民教化为文明人。并且我们听说：“在这些圣王降临之前，中国人犹如野兽一般，穿的是兽皮，食的是生肉，他们只知母亲，却无法辨认生父。”——此种缺陷，瑞典小说家兼戏剧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并不认为专属古人或中国人。到了公元前2852年，出现了一位伏羲氏，在他聪敏的皇后辅助之下，他画八卦、造书契、教民婚嫁、学习音乐、结网捕鱼、驯养牲畜、教民养蚕、取丝织绸。及至伏羲氏临终之时，他委托了神农氏做他的继承人。神农一代，讲究农业，发明了木耕，创造了贸易和市场；他亲尝百草树皮，发现治疗疾病的医药。如此，对传奇的理想人物的偏爱，便把许多世代的艰辛成就，委诸少数几个人。
《神农采药图》。神农氏，史称炎帝，被尊为中国的农业及医药之神。
继而，到了一位具有尚武精神的帝王——黄帝。仅经过一个世纪的统治，他发明了指南车，设置史官，建造了第一座砖墙的建筑物，建造了第一座观测星象的气象台，矫正了中国原始的历法，重新划分土地。再后，则是帝尧的统治世纪。1800年后，在那令人兴奋的“现代”时期，孔子一再讲述尧的典范，感叹世风日下。这位古圣哲告诉世人，只要以尧为典范，人人便会有德行。作为改革者的首位典型，尧在其宫门上挂有一鼓，方便百姓鸣鼓诉苦，并置有一牌板，以便百姓书写诤言。名重一时的《纲鉴》这样说：
……一百载，帝崩于阳城。帝之为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白马。茅茨不剪，朴桷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粢食不，藜藿之羹。饭于土簋，饮于土。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展。奇怪异物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泆之乐不听，宫垣宝屋不垩色。布衣掩形，鹿裘御寒。衣履不敝尽，不更为也。
“五帝”之中，最后的一位即是舜帝，他是一个典型的孝子，也是一位防范黄河水患的坚韧英雄；他改进《历书》，制定度量衡，并因禁止对儿童实施鞭打教育而广为后代学子所钟爱。舜于晚年时（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将其皇位禅让给一位最优秀的助手——大工程师禹；大禹王善治洪水，辟九州，凿九湖，引导洪水于九河；因之，中国人常自嘲地说：“没有禹，我们都要变成鱼了。”在禹之世，据说一种米酒出现了，并被献于君王。但禹将其泼溅于地而预言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他疏远了这位酒的发明者，并禁止人民饮用和制造。4因此，为垂训子孙，中国人后来虽也从事酿酒，却将其规定为国营饮料。摈弃君位禅让制，大禹首建夏（文明的意思）朝，采行世袭的家天下制度。因此，不论是天才还是庸俗之辈，都依世袭制做了中国的主宰。夏朝沦亡于一位不肖的君——桀。夏桀荒淫暴虐，为要得到他的爱妾欢心，他竟强迫3000人跳进大酒池中，让他们醉而溺死。5你想，他的王朝不就此而毁灭了才怪呢。
我们无法证实中国早期历史学家所流传给我们有关夏朝的种种记载。由记载得知，远在公元前2165年，天文学家便已声言确知日食。但能干的评论家们早已诘难过这些纪事，认为不可靠。在河南所发掘到的甲骨上列有许多君主的名字，通称是商朝诸君；又有一些远古的青铜色的器皿，年代不可考，也暂时归属于这个时代。其次我们要知道，在这些掌故里，它们的引人处与真实性并不成比例。根据古老的传说，商朝有一位帝王，名字叫武乙，他是一位无神论者，蔑视上帝，谩骂诸神；他刻了一个木偶人谓之天神，而与之博弈，并令佞臣代行，当天神失败时，他就戏弄侮辱之；又为天神设置一个皮囊，内装满了血水，仰首射之而以为快，称之为射天。较富正义感的史家们确告我们，说武乙被暴雷击毙。
一件商代的主要用于祭祀礼仪的青铜器。
至于殷纣，乃筷子的发明者，他的暴虐无道导致了商朝的覆灭。他曾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他的妻子妲己是一个最残忍和最淫逸的女子，她的花园里常有欢跃的裸体男女，她的厅堂里常有色情的狂舞。她用种种奇异的酷刑，来镇压那些批评者：令罪犯手握炽热的金属，或足踏下置有炭火的涂膏铜柱。当罪犯坠落炭火上，妲己便非常开心，引以为乐。殷纣政权为其王室叛逆和西部周氏策动推翻，西部周氏遂建立周朝代殷而有天下，周朝乃中国历代最持久的政权。胜利的领导者为酬劳他们的助手，便把掠得的领地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享有很完全的自主权，于是封建制从此开始了。此一制度对政府虽诸多不利，但对中国文学和哲学却给予很多的鼓励与刺激。因婚配的关系，东来的新民族和旧民族的血统便互相混杂。此种结合，慢慢地揭开了远东初期历史文明的序幕。
中国古代的文明
奉行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并非这些征服者所创造的，而是渐渐成长的。在原初时代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常共推领袖组成部落团体，以保护田地、防御蛮族，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相互征伐兼并、弱肉强食，因此封建制度便在这种情况下逐渐成长了。在某一时期，竟有1700个以上的诸侯国。诸侯国通常是有高墙的城镇，墙外环绕有广阔耕地以及农户，如此遂构建成一个面面俱到的防御屏障。慢慢地，这些诸侯国渐渐合并成为55个，其面积包括今天的河南以及陕西、山西与山东的邻近部分。在这55个诸侯国中，最重要的乃是齐国与秦国。齐国奠定了中国政府的根基，而秦则吞并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其国威远播，震撼全世界。
齐国最有组织才干的，即是管仲，他是齐桓公的政治顾问。原先，他帮助桓公的弟弟公子纠争夺齐国的天下，在王位争夺战中，桓公几乎被射杀了。然而，争战结果是桓公获胜取得王位，他俘虏了管仲，却没有杀他，反而任命他为齐国的宰相，这就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故事。他起用铁器代替青铜，继而实行盐、铁专卖和管制，推行鱼与盐的税收制，以救济贫民，奖励才干之士，如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遂使桓公称霸诸侯。在他的长期治理之下，齐国大治，变成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国家，行政效率高，币值稳定，文化灿烂。绝少颂扬在位者的孔子称赞管仲说：“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6
中国在封建王朝时，便已孕育出君子谦恭礼让的特质。逐渐地，制定了许多礼节、仪节和荣誉等的法典，而这种法典后来变得非常严格死板，以致在上层社会阶级中，竟成为宗教的代替物。法律的基础也奠定了，但人民常挣扎于习俗和法规之间。秦国和郑国所颁行的法典（分别于公元前535年和前512年）多数是针对农民的恐惧而制定的，农民预知触犯法典便要受神的惩罚——的确，郑国京城不久就为火所焚毁了。这些法典部分适用于贵族，贵族在自律与自我约束的条件下，可以免除法典的规制；至于身属上流社会的刑犯，则被允许得以自裁。但后来，百姓抗议说他们也具自律能力，并祈求一位哈莫狄奥斯（Harmodius）或阿里斯托吉顿（Aristogiton）7来解救他们，使他们免于专制法律的暴虐。结果，这两股敌对的势力——习俗和法典，终于达到一种互补性的妥协，法典的适用范围仅及于举国重大的问题，而习俗则行于日常事务。然而人际事务概属些微琐事，于是习俗成为维系社会的纲架。
我们可以从《周礼》一书中查知前述各种典制的明确陈述。《周礼》相传为成王的叔父，也就是周朝的宰相周公所著。这部著作或疑其融浸有孔、孟的精神，因而有人认定它可能是周末而非周初的作品。《周礼》树立了2000年来中国人的政府概念：君王以“天子”和上帝尘世代理人的身份治理百姓，并因美德与虔敬而掌有权力；贵族半由天生、半由训练而能襄理国是；百姓以耕种为本，生活于族长制的家庭中，可享民权但不能干政；六部分掌君王的起居生活、百姓的福利与婚姻、宗教的仪式与占卜、战争的筹划与进行、正义的维护、公共设施的兴建。这几乎是一部理想的法典，很可能出自柏拉图类型的某一匿名人士之手，为已沾染权术的政治领袖所著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最完善的法制也根绝不了丑陋的恶行。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史乃妄作胡为与不时改革的混合史。财富虽然增加，但挥霍无度腐化了贵族，音乐家、凶杀犯、哲学家以及娼妓混杂于朝廷，聚集于洛阳京都。新王朝奠基后，夷狄常袭击骚扰边境。战争本为抵御的必需手段，很快变为攻杀的方法；它渐起于贵族竞屠百姓的博戏——屠杀了数以万计的首级。在此两百多年间，臣弑其君的事件，约有36起之多。故此酿成了无政府的状态，使圣贤之士大失所望。
当时的社会既然是这样地混乱，生活既然是这样地艰苦，其进步也就很缓慢。农民的播种与收获通常是为其封建领主，而少计及他自己。农民与其耕地本属封建领主所有，但这一王朝尚未终了之时，自耕农制就已兴起了。这个王朝——封建诸侯的松散联合——征用劳工，从事公共工程，利用广阔沟渠灌溉田地；官吏训导人民从事农业，栽培树木，更详细地督导丝织业。各地的捕鱼和制盐，皆为政府所独占。国内贸易兴盛于各乡镇，产生了一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享有现代化的舒适：穿的是皮靴，着的是丝绸，乘的是马和车，出游则必画舫；至于住的则是精致房屋，桌椅齐全；他们的盘、碟，多为上等的陶器；他们的生活水准，可能高过梭伦（Solon）时代的希腊，或者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时代的罗马王朝。
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蓬勃的活力，打乱了历史学家确立的通则。因为这混乱的时代树立了中国的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借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统治熔化于一炉，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在许许多多的乡镇里，诗人咏哦诗歌，陶工回转他们的转盘，创造家铸造精巧的器皿，文雅的作家把语言的特质发挥得无比美丽，巧辩家将其技巧传给热诚的学生，哲学家为世人的败俗和诸侯国的堕落而憔悴。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和语言更完美、更具特质的发展，但诗和哲学专属于这个时代，并形成中国思想的极盛时期。孔子以前的诗篇散失殆尽，遗留下来经孔子删定的多数诗篇收集在《诗经》中，其年代经历1000余年，起自商朝的古老作品，迄至相当毕达哥拉斯时代，是非常现代的诗篇。《诗经》共305首，有宗教的礼赞，有战争的苦痛，有征夫的乡思，有爱情的歌颂，有弃妇的幽怨……听，离乡背井、随时面临死亡的战士那无穷的哀伤：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
王事靡监，
不能蓺稷黍。
父母何怙？
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8
……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
哀我征夫，
独为匪民？9
这个时代似乎属于中国的开化初期，但《诗经》充满了爱情诗篇。从这些古老诗篇中的一首，我们听到那青年永不停止的反抗之声，好像在说没有什么事物会比反抗更古老：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
无折我树杞，
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
无折我树桑。
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
诸兄之言，
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
无折我树檀。
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
人之多言，
亦可畏也！10
孔子之前的哲学家
哲学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无疑，在每个时代中，人类的好奇心总是远超过人类的智慧，他们的理想总是为他们的行为高悬一个不可能企及的榜样。追溯到公元前1250年，我们便可以在一些断简残篇中，寻得鬻子所倡议的宗旨。这种宗旨在当时已陈腐不堪，但对一些文字贩子来讲，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非常新颖的，因为这些文字贩子并不知道所有的荣耀总以苦楚结束。“去名者无忧”——没有历史的人才是快乐的人，这仍然是一个好忠告。从那个时候起直到今天，中国不断地产生了许多哲学家。
如同印度是形而上学和宗教的圣地，中国乃为人道哲学之家。在中国所有的著作中，《易经》——形而上学唯一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奇特的书籍，由此展开了中国思想史的记载。《易经》传为文王——周朝的开创者之一——在狱中所著，但本书的源起也可远溯至伏羲氏，这位传说中的帝王画制八卦——中国形而上学与自然因素、自然法则合而为一。每一卦包括3条横线，连续线代表阳，间断线则代表阴。在这神秘的二元论中，阳代表刚实、强健以及乾天（仁、爱、宽、生）；阴则代表虚灵、柔顺以及坤地（戾、恶、急、杀）。周文王成了不朽人物，但也伤尽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脑筋，因为他复合笔画符号，把连续线与间断线的可能组合，画为六十四卦。这些排列类万物之情，而与自然法则相辅相成。不但如此，所有的科学与历史皆包含在这些组合的交互变动中；所有的智慧皆蕴涵在六十四卦中，即诸卦代表诸概念；归结而言，所有的事物皆能简化为相互对应之宇宙的两大基本因素——阳与阴。中国人把《易经》当作占卜手册，并认为《易经》是他们最伟大的著作；据说，了解这些组合的人便能掌握自然法则。因此，传经义的孔子乃把《易经》列于一切著作之上，并希望“加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本奇特的著作，虽然合于中国灵魂的微妙神秘论，却与中国哲学的积极实用精神大不相同。追溯至我们能够探察的古中国时期，我们即可寻得许多哲学家，但这些先于老子时代的哲学家大都已逸名或仅留下一些断简残篇。正如5、6世纪的印度、波斯、犹太及希腊，当时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也百家争鸣，天才辈出；就像希腊，它也始于理性论者的“启蒙”。战乱时代开辟了布衣才俊上进之途，并且在民间产生了广求精于传授艺术之导师的需要。很快，这些民众导师发现神学的不可靠性、道德的相对性以及政府的不完善，并开始攻击旧制，各自企求各自的“乌托邦”，但多数为当局所杀，因当局发现杀戮比答复来得容易多了。据传说，孔子在鲁国为相时，曾诛一位乱政的官员，其理由乃为“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袤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历史学家司马迁接受这个故事，但是，有许多历史学家否认之。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件真实的事。
在这些聪慧的反动者之间，最享盛名的即是邓析，在孔子幼年时，邓析为郑驷歂所杀。据《列子》，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他的敌对人士指责他今天证明了某件事，如果有合意的报酬，隔天便又证明极端相反的事件。对到衙门打官司的当事人，他一概予以竭诚的服务，而且一视同仁，并无偏爱。一位仇视他的中国历史学家谈及一则有关他的风趣故事：
渭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邓析私造刑法——后来证实不太切合郑国的国情。郑国宰相为邓析非难政治的“县书”所激怒，遂下令禁止这种文章的张挂。因此，邓析遂亲自散发这些文章。这位宰相又禁止散发。于是，邓析把这些文章混在他物里，偷偷地送给读者。宰相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也无穷。后来，郑国处死了邓析，结束了这种纷争。
老子
老子是孔子之前最伟大的哲学家，智慧高过邓析；他深知清静之智，年寿极永——虽不能考定其年岁多少，但享高寿则属无疑。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素恶政客的阴狠奸猾，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传说他活了87岁。老子留传后世的，只有他的姓名和他的书，可是此两者或许都不属于他，老子与《老子》仍然是无法揭晓的谜底。老子是一个描述词，其意义乃是“古博真人”；他的真实姓氏，据说是李——那就是说一棵李树。11
很多人怀疑《老子》的真实性，学者们更常引经据典争辩它的出处。12然而通常来说《道德经》是道家哲学最重要的范本。据中国学者的意见，道家哲学远存于老子之前，总其大成于老子之后，并且蔚然成风演化为不少中国人的宗教。《道德经》出自何人的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它所蕴涵的思想，在思想史上，它的确可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
道者，道也：是自然之道，也是摄生之道；照字面的意义，即是道路。根究言之，道即是无思无虑；因为就道家来说，思想是非常无聊的东西，思想只适于辩论辞说，对生活却是害多于利；只有弃智绝巧，只有过淳朴自然的节制生活，才能寻得“道”。知识并非美德，教育普及，恶行反而增多；知识并非智慧，圣人与“知识”相去十万八千里。最恶劣的政体，莫过于哲君统治的政府，因为哲君为理论会“弄巧成拙”地破坏了自然程序，而他们那繁杂的识见和空泛的言论，正是无法至治的符号。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
圣人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福。
智者必危害到国家，因为智者满脑子都是治丝益棼的法令制度。智者希冀建构一个几何学式的社会，却不知法令制度会灭绝生活自由与人生活力。淳朴无知的人从经验得知安乐与工作效率的获得，确实在于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人当权，为害必少，因为他知道法令是危险的事物，并且害多利少。这样的治者一定尽可能少管百姓；其治理国家必弃绝机巧和苛扰，而引导国家走向一个返璞归真的淳朴境界。在这种淳朴之中，生活必以无思自在的自然为依归，就是著书立言，也因其是纷扰自然的方法而要舍弃在一旁。人民自发的经济动力（食与性），在无政府法令的妨碍下，必会朴实且有益地推动生命的机能。在这种社会中，绝少发明物，因为发明物仅能增加富人的财富与强者的权势；在这种社会中，绝无书籍、律师、工业，而仅有农村买卖。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所企求的是什么？如同卢梭，老子反对人为的一切事物，截然划分文明和自然，这正是“现代思想”异口同声所讲求的。自然即是自然活动，天地万物的无声周行，如春夏秋冬的轮序，日月星辰的运行。道，周行且表现在溪流、岩石及星辰等万物中；它是公正的、非人的及理性的万物法则，假使人要过幸福和平的生活，则其行为必须顺从自然之道。万物的法则是道（宇宙之道），行为的法则也是道（生活之道），根究而言，这两种道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生的本质因而是自然的节奏之一。在宇宙之道中，自然的法则汇合为一而构成斯宾诺沙所谓整个真实的“本质”；在其中，所有的自然形式和种类都能寻得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且各种差异与矛盾合而为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种种殊相都化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一。
老子认为在远古之时，人与其生活皆源自大自然，因而是朴实且安乐的，并且整个世界也是和谐快乐的。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失落殆尽，人们离弃了田野而涌向城市，并且开始著书写作；从此以后，人类遂陷于悲惨的境地，惹得悲天悯人的哲学家感伤不已。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都市的复杂，远离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自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这种无知无虑的满足是人类能够寻得之唯一的长久快乐，此种满足之秘，就在于斯多葛学派所谓的顺从自然，即弃绝所有的人为与智慧，而在本能和感受上虔诚地接受自然的命令，谦下地模仿自然的无息方式。也许再也没有比下述诸言更睿智了：
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在每一个领域中，无为（不去强加干涉万物的自然程序）便是识见高远的标志。假使国家秩序大坏，最适当的匡正方法便是不去改革，而使个人生活有序地运行；假使遭遇抗力，最适宜的方针便是不去争辩、争斗或发动战事，而要谦逊，并要软弱、宽容，如此方能制胜；消极常比积极更能获胜。老子曾以几乎和基督相同的声调说：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报怨以德。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柔胜刚。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13
在老子所有的观念中，就以这种哲人概念最引人注目。只论哲人（sage）不谈圣者（saint）以及讲智多于言善，正是中国思想的特质。对中国人而言，理想并非虔敬的献身，而是熟思与恬静的心灵。因此，虽适于身居高位，但最好隐归田园，返于朴实清静。清静是智慧的起点，而智慧不能口传，只能靠楷模与经验的启发顿悟而传递，所以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识见高远的人都是谦下柔顺的，年届半百时14必能发现知识的相对性，得知智慧的缺点；假使他知道得比他人多，他将深藏若虚；“舍其明，众人昏昏，我并昏昏”，他所同意的，是无知的人，而非学养渊博的人，但他并不因之而吃亏，或为“生手”的矛盾本能所苦。他不重视富贵，而将七情六欲禁绝到几乎与虔诚的佛教徒相当；
塞其兑，闲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我们无须一一列举这些与卢梭论点相对应的观念，他们两人可说是同一模子铸造出来的，只是日期先后有别而已。类似的哲学之所以有周期性的重现，乃因在每个世代中，总有人疲于斗争，倦于竞奇，烦于复杂，并且厌恶城市生活，所以，农村情趣的描绘，理想色彩总是很浓；田园诗的抒发，必定要有长久的城市背景。“自然”或有助于伦理，或有益于神学；它较适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超人说，但不适于老子与基督那不加计较的亲切人情。假使某人皈依自然，顺从自然而为，则他残杀吞噬敌人的可能性要超过履行他自己的哲学，并且一定绝少谦下与清静的机会。性喜田猎的人，不利于辛劳的耕种；农业正如工业一样也是“非自然的”——但在这种哲学中，顺从自然有医疗的效用；当我们的“火焰”低落时，也许我们将在其中看到智慧，并且在宁静的群山和广阔的田野中，求得诊治的安宁。人生不外是伏尔泰与卢梭，孔子与老子，以及苏格拉底与基督，一下子趋向伏尔泰，一下子趋向卢梭，一下子趋向孔子，一下子趋向老子，一下子趋向苏格拉底，一下子趋向基督。等到每一个想法占据我们的心灵，并且不太明智或过分地为它奋斗过时，我们将倦于战斗。然后我们将和卢梭、老子耽于森林中，而与动物为友，并且比马基雅维利更知足地以朴实的农夫心境相互交谈；令整个世界自生自灭而不费心地企求进一步的改革。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哲学对孔子的刺激程度。当孔子34岁时，来到周室的首都——洛阳，问礼于老子。15据说，老子严厉且意味深长地简答如下：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16
这位中国历史学家说孔子立刻感知这些话的真意，非但不动怒，反而在归途中向他的门人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然后，孔子开始履行他的任务，并且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孔子
致用求治的圣人
孔夫子——至圣先师，鲁国人，公元前551年生于现今山东省曲阜。在中国的传奇中，孔子的年轻母亲生孔子是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据说，他的母亲祷于尼丘而得孔子，当他的母亲在洞穴产下他时，神龙护卫在旁，女神更把香气散满空中。听说他生具龙背、牛唇和阔口。中国系谱家告诉我们，孔子是黄帝的直系后裔，命中注定为孔氏家族的祖先，其家族一直繁衍到今天。百年前，他的子孙约有1.1万名；他的出生地几乎全住着孔姓家族——其中之一曾担任中国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
《孔子像》。孔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其思想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
当孔子降生时，他的父亲已经70岁，3年后便去世了。年幼失怙的孔子，每当课余的时候，便帮助母亲料理家务，老成持重正是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虽然如此，他仍然有闲暇而能精于射艺与音乐。尤其是音乐，更是沉溺喜爱，有一次，他在齐国听到了盛美的韶乐后，竟然从此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叹。他并不同意尼采所谓“哲学与婚姻不能并存”的主张，19岁娶妻，23岁出妻，以后似乎一直未再结婚。
22岁时，孔子开始他的教书生涯，把他的家当作教室，收取适度的报酬，不论多寡，只要门徒自行奉上的即可。孔子以诗、历史及礼节教导学生。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同苏格拉底，他述而不作。我们所以得知他的思想主要经由他的门人弟子之不可靠的零散记载而来。他为哲学家立了一个楷模——不攻击其他的思想家，且不花费时间于无意义的辩驳上。他不教导学生很严谨的逻辑方法，却小心地指出门人的谬误而敏锐他们的心智，同时，严格地要求他们心思的敏捷。所以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相信唯有上智与下愚不能从教导中获得助益，并且人格与心智若不能平衡发展，就无法真实地研究人道哲学。所以他说：“三年学，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起初，他只有少数几个门徒，后来，列国人民都知道他在“牛唇阔口”之后，另有渊博的学识与一颗仁慈的心，因此最后他能夸称门下弟子为数共有3000人，并且多数身居列国的权要高位。大约有70名学生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有如印度的新教徒与其教主朝夕共处一样，师生之间产生相当真挚的感情，因此，当孔子遇难或受谤时，其门人也常忠告劝导。虽然孔子对待门徒很严格，但他爱他们甚于自己的儿子。当颜渊死时，孔子悲痛异常，若天丧自己。当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懒散的学者躲避孔子，或者受到他的严厉斥责，对于自放于礼法之外的懒人，他不是以杖击，就是以口诛。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平日闲居在家，他也一丝不苟，出门时，便如见大宾。他以诗、历史、礼仪及哲学教导学生。中国画家绘画孔子晚年的肖像，把孔子描绘成秃头、倔强的老人，表情严肃，毫无幽默感，更少温柔，但有敏锐的美的感受性。一位乐师描述孔子中年时的模样：
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
据传说，他有49个显著的特征。当他周游列国时，有一次，一件偶发事件使得他与跟随的门徒分开离散，由于一位旅行者的描述，门徒们很快地寻找到他。旅行者述说他看见一个相貌怪异的人，“纍若丧家之狗”，当门人把这些话从实转告孔子时，他欣然而笑说：“然哉！然哉！”
孔子是旧式的教师，相信师生距离的保持乃是教授法所不可或缺的。究实而言，假使不“正”，他就不算什么了，礼节的规范是他的“食肉”与“饮料”。他尝试制衡本能的自然享乐主义与谨严的禁欲主义。有时他似乎太耽于自我评估。他温和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通过这些话，他谦逊地表示出他的伟大。他的弟子告诉我们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自认是个传述者，而非创作家，并且声称他仅取法尧、舜的榜样，勉力仿效。他极需名位，但他不愿不依正道来获取或保有；他一再地拒绝不正的列国所给予的高位。他劝门人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在他的学生之中，有一位是鲁大夫孟釐的儿子，通过他们的关系，孔子被引见给洛阳的周王室。但他对官爵并不热衷，就我们所知，他主要去求见垂死的老子。回到鲁国时，孔子发现鲁国秩序大坏，争乱不已，因此，他和几个门徒离开鲁国，去到隔邻的齐国。在跋涉荒凉的崇山峻岭途中，他们很惊奇地发现一位老妇人痛哭于墓旁。孔子叫子路去问妇人何以如此悲伤。她回答说：“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当孔子问她为何老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时，她答说：“无苛政。”孔子于是对门人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齐景公召见孔子，并且称赞孔子关于善政问题的答复。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给孔子，但孔子不愿平白接受俸禄，拒绝了。景公打算聘请孔子为处理国事的顾问，但宰相晏婴劝阻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今孔子盛容锦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孔子在齐国不得志，只好回到鲁国教授门徒，15年后才出来从政治国。
公元前6世纪之初，孔子的机会来临了，他被任命为中都宰。根据中国的传说，在孔子的治理下，中都城的百姓都变得诚实起来，以至于道不拾遗。后来，鲁定公提升孔子为司空，孔子乃别五土之性，并改进农业。不久，擢升为大司寇。据说，孔子就任后，设法律而不用，全国无奸民。中国史籍这样记载：“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这些记载实在太完美了，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无论如何，它总是完美得令人受不了。无疑，反抗孔子的人将深藏不露，而给孔子设了陷阱。历史学家告诉说，邻国很嫉妒鲁国，害怕鲁国日渐强大。齐国一位多智谋的大臣提出一个策略以离间鲁定公与孔子。于是，齐景公选一群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的骏马送给鲁定公。定公非常欢喜，沉迷其中，不理孔子的忠告，渐渐疏远大臣，不问政事。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孔子很不情愿地离开鲁国，开始过着13年的游历生活。17后来，他评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诚然，那是人类最该受谴责的本性：美德与美色常无法兼顾。
孔子与其少数的忠实门徒不再受到鲁国的欢迎，从一国游历到一国，有时受到礼遇，有时则饱受惊险与匮乏。有两次，受到恶棍的攻击；有一次，绝了粮，以致子路愠怒地说：“君子亦有穷乎？”卫灵公欲把国政委托孔子，但孔子不苟同卫灵公的政策，遂拒绝。有一次，当孔子师生一群经过齐国时，途中遇到两位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如同老子，隐归田园，不再过问政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其中之一认得孔子，责备子路跟随孔子，这位隐士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孔子对这个指责怅然若失，深思良久，但他仍然希望有一个国君会给他一个改正天下无道，使人民获得安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