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孔子69岁时，季康子执掌鲁国政柄，遣派3个官吏来探望孔子，送来适当的礼物，并邀请他回到鲁国。孔子在有生的最后5年中，过着淳朴尊荣的生活，鲁国的主政者虽常就教于孔子，但孔子聪明地隐退于著述中，献身于经书的考订和撰写鲁国的历史。当叶公向子路探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孔子知道后，便对子路说：“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以诗与哲学安慰他的孤寂，并对他的本能与他的理性能相互一致感到高兴。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死于72岁。有一天清晨，孔子负手曳杖而唱一首悲惨的歌：
太山其坏乎，梁柱其摧乎，
哲人其萎乎。
当子贡来探望孔子时，他说：“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将死。”遂寝病，7日后就逝世了。门人厚葬孔子，表示出他们深厚的感情，并在墓旁搭建茅屋守丧3年，悲痛得像死了父亲。3年后，所有的弟子都离去了，只有最敬爱孔子的子贡哀悼于墓旁，又守了3年丧。
“四书五经”
孔子留下了五本大书，是他亲自撰写或编订的，那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五经”。第一部书是他所订的《礼记》，他坚信这些古时的礼节规范有助于性格的成熟与塑造，并且足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安宁。第二部书是他所序的《易经》，《易经》乃是中国对那暧昧不明的玄学所作的最伟大贡献，孔子自己很小心地避免谈论到它。第三部书是他所删订的《诗经》，为了阐释人类生活的性质，并叙述道德的规范。第四部书是他所作的《春秋》，简洁地记述鲁国的大事。第五部书是他所授的《尚书》，记载上代以来的各种传奇，其时中国有几分统一帝国的味道，并且孔子认为当时的领袖都是英雄与无私的文明人。假使我们以严谨客观的眼光来评估孔子的各种著述，那实在有欠公平；孔子是人师，是年轻人的塑造者，其目的在于激励门徒，而不在于履行历史学家的功能，因此，他所精选叙述的事件，感化的成分重于醒觉的因素。在各种记载中，他添加了许多虚构的故事与辞藻，其用意也在于宣扬道德，赞赏智慧。然而即使孔子把上古太理想化了，他所做的也赶不上我们西方对那点古史所渲染的程度；在不到一二百年非信史的时间内，我们许多的先祖都一个个地变成了智者圣人，在1000年间，当然会有德化光四表的尧舜了。
“五经”之外，再加上“四书”，便是“四书五经”，共为九大经典。“四书”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即是《论语》，经理雅各博士译为《孔子语录》而闻名于英语世界。这部书并非孔子撰写的，而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在孔子死后十几年内，门人编辑论纂而成。《论语》实在是探究孔子哲学最可靠的向导。在“四书五经”中，最发人深省者，莫过于“四书”的第二部——《大学》。儒家学派的哲学家兼编纂者朱熹汇定《大学》，认为就中多数章节出自孔子，某些章节则为曾参所记。181世纪时的学者贾逵把它归属于孔子之孙孔伋的著作。19今日心存疑问的学者则认定《大学》的作者不详。“四书”的第三部即是《中庸》，学者通常认为是孔伋所作。“四书”中最后的一部书即是《孟子》，词锋宏畅，我们很快就要讨论到它。我们把《孟子》列于经典著作之末，并不意味中国经典时期到此终结。还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与守旧的杰作（孔子哲学）相互抗衡呢。
孔子的不可知论
让我们就这个道理平心而论，当我们活了50岁后，就会采取这种人生观，就我们所知，这种人生观可能要比我们年轻时代的诗歌还要睿智得宜。假使我们是异端或是年轻人，但想开导我们的一知半解，就必须融入这种哲学之中。
我们从孔子的学说中寻找不出一个哲学“体系”——一个为某观念所统摄之前后一贯的逻辑架构、形而上学、伦理学及政治学（就像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一样，每块砖都刻有治者之名）。孔子教导学生推论的方法，并不经由各种推理法则或三段论法，只是借着他的敏锐心智，不断地观察学生的看法；因此，当门下弟子离开孔子后，对于理则学或将一无所知，但思路非常敏捷且都能提纲挈领，把握住要点。思想表白以达意而止，不以富丽而工，更不应强不知以为知而妄说，此实为孔子的首要课程，所以说：“辞，达而已矣！”——一般哲学论著常未记取这个教训。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他看来，思想的混淆与言辞的诡巧，都是国家的灾祸。在一个国家中，要是君不尽君道，则不称之为君；臣不尽臣道，则不称之为臣；父不尽父道，则不称之为父；子不尽子道，则不称之为子——如此，才能端正君臣父子之道，才可消弭名不当实之祸。因此当子路问孔子说：“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很叫学生惊讶：“必也正名乎！”
孔子最关注的乃是把他的哲理运用到行为与政治上，因此他避开形而上学，并且训示门徒不要费心于怪异与天理之事。虽然他时常提及“天”与祷告，且劝导门人恪遵祖先祭祀的仪节和国家的祭典，但他语常不语怪，语德不语力，语治不语乱，语人不语神。对神学问题，一概采消极态度。因此，现代评论家都称他为不可知论者。当子贡问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时，孔子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当季路问事鬼神，孔子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当樊迟问智，孔子答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更有进者，他的门人告诉我们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无疑，其门人弟子常困扰于这种务实的哲学，并渴望孔子为他们解答鬼神造化之秘。《列子》有一则故事，孩童讥笑孔子无力回答一个问题：太阳是在黎明看起来大时，还是在中午热时，接近地球呢？20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唯一的形而上学乃是探求所有现象的一统，以及努力寻觅行为法则和自然规律之间的稳定和谐。因此他向子贡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答说：“然！非与？”孔子说：“非也！予一以贯之。”一理浑然，泛应曲当，这正是哲学的本质。
孔子最关心道德问题。在他看来，时代的紊乱其实就是道德的紊乱。当时社会之所以分崩离析，就在于远古信仰的式微和诡辩怀疑论的充斥，以至于是非不明，使人无从取舍。匡正之方，不在于恢复过去的信仰，而在于热诚地探求更完整的知识，以及重建一种根植于有序家庭生活的道德。孔子的方案，扼要且有力地表达在著名的《大学》中：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正是孔子哲学的主旨与本质。我们或可忘记孔子与其门人所有的语汇，但生活依然会深受这些“事物之本质”影响、引导。孔子以为列国之所以争战不休，就是因为列国的政治不上轨道；列国政治之所以不上轨道，就是因为由家庭而来的伦理法则未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家庭之所以混乱离散而不能取代自然的社会秩序，就是因为人们忘了如果他们不修治自身，便不能整齐家庭；人们之所以不修治自身，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意并非真实无妄——那就是说，他们并未洁净他们自己纵欲的灵魂；他们的心意之所以不能无妄，就是因为不诚意，做事殊少公平真实，徒知隐藏自己的本性，而不知显示自己的天性；他们之所以不诚意，就是因为他们让欲念扭曲事实并妄下断语，而不先客观地探查周遭的事物，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至最高点。让人们的意念真诚，而后才有洁净之心；让人们的心洁净，他们就会修治自身；让人们修治自身，他们的家庭自然就会整齐——不靠道德的说教或是感情的惩罚，而借自身榜样的默思功夫；让家庭用知识、诚意、楷模来整洁，如此，自发自生出的社会秩序，将很容易地导致仁政的政府；让国家保持内部的正义与安宁，那么天下将是和平幸福的乐土——这是一个完美的远景，但忽略人本是捕食的动物。然而，如同基督教，它给我们一个可追求的目标与一条可攀登的阶梯，这正是哲学可贵的主题。
君子之道
因此，智慧始于家，而一个有素养的家的成员，便是社会的基础。孔子与歌德均认为自我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子路问“君子之道”，孔子说：“修己以敬。”从孔子与其门徒的对话，我们发现孔子心目中的完人，是一个哲圣兼备的圣人。孔子心目中的这个“超人”，是兼备苏格拉底的“智”、尼采的“勇”以及耶稣的“仁”，这个三达德的完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孔子不仅是个智者、学者，还是个德智兼备的人。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智，是能用之于世，始能谓之智。
诚是性的根本。孔子说：“君子胡不慥慥尔？”又说：“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但孔子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寡言，言而必中……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君子言行中肯”；“君子中庸”；“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21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22孔子完全接受金科玉律（The Golden Rule），然而他所订定的金科玉律早于犹太贤哲希勒尔（Hillel）400年，早于耶稣500年。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句话，孔子曾再三反复阐述，并把它归于一个“恕”字。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道：“其恕乎。”他不像老子，他不希望以德报怨。有一次，他的门下曾问他：“以德报怨，何如？”孔子答道：“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君子的本性，富有恻隐之心。他不因他人的成就而愤懑；他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因为邻人有过，我们皆应分担。君子非礼勿言。君子对人有礼友爱，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居上不骄，为下不卑。君子之风，在于“重”一字。因为不重则不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不巧言、令色、足恭，君子之敏于行，因为敏则有功……这就是君子高贵的缘由。君子对其亲友，因持之以礼，但对其子，则不过分亲昵私爱。孔子对于君子，下了一个结论——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大思想家（Megalopsychos或Great-Minded Man）极为相同——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教，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孔子的政治学
孔子认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齐家治国。社会必须建立在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的这种服从律上；假如这一条律例被破坏，则乱起。只有道德律高于服从律。所以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礼记》上也说：“父母有舛，子应谏之；君命有舛，臣应谏之。”这就是孟子认为人民有神圣的革命权利的理论根基。
孔子并不欣赏革命家，也许他认为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同是血肉之躯。但是，在《诗经》上，有这样的几句话：“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所以，人民才是政治主权的真正和根本的来源。任何一个政府，若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则迟早要灭亡。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如做人，在于诚正。因此，为政者必先身正，为民模范，故“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为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为政之道首在以身作则，其次为法度。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中庸》亦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君子为政，为了要使天下太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准，应该避免哪些事呢？第一，尽量避免与外邦发生关系，并尽力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免于卷入战争的旋涡。第二，尽量减少王室宫廷的奢华，把财富均分于天下，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第三，尽量少用刑罚，多多教诲民众，因为“君子有教无类，则人皆可以复于善”。第四，对于平庸的人，不必教以高深学问，但必须授予礼乐。《礼记》上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生民之道，乐为上焉。”23
善良风俗一事，也是政府必须要注意的，因为习俗败坏，则国亦败坏。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它对促使人成为彬彬有礼之士亦有助益；我们的行为正显示我们自己。《礼记》上说在政治上，礼节可作为人民防恶之堤；那些认为旧的堤防不中用，而将它们毁坏者，必会在河水泛滥时遭到毁灭；今天我们好似听到了孔子严斥的回音，道出他在“四书五经”中所说的那些话，在往昔他的话被镌刻在石头上奉为金科玉律的，然而，现在遭到了亵渎和遗弃。
但是，孔子也有他的“乌托邦”和梦想，他有时对那些因失去了大道而被罢黜的君王表示怜悯，对那些为了从废墟中建立起一个更好的政府而从事革命的人表示同情。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影响
孔子之道，虽然是在他死后才大行，但那种成功是完美的。他那日常生活及政治上的哲学，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他所坚持的哲学被实现的可能性，随着他的死而消失了。因为士并不安于其为士，在孔子死后几百年里，中国的士大夫一直孜孜不倦地奉孔子的学说为教条，并创立儒家学派使它成为这个大帝国中最具影响力的集团。孔子的学说由其弟子传授，全国到处都是孔子的学派。孔子的学说由孟子加以发扬，并代代由其门徒加以修订发扬。这些学派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中心，在几千年的政治腐败中，它们保持了中国的文化。这恰似西方的修道士在罗马帝国没落之后的黑暗时代里，保存了一些西方古代的文化和社会的典章制度。
此时，法家亦兴起，曾在孔子的政治学说中，图争一席的领导地位，这一派曾影响了国家的政策。法家认为，政府要完全依赖贤能的官吏和善良的人民，实在是相当冒险；历史告诉我们，能够成功的实现这些理想的原则的君王实在很少。法家坚信，只有法律，才能治国，人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主张，法律必须要强制实施，直至使法律变为社会的一种自然力量，使人民自然而然地遵守，直到无须强迫时为止。人民本身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把自己管理得很好；他们必须要在专制的统治下，才会表现得很好。甚至商贾之流，也不见得聪明到那里，他们为了追求财富，而往往损害国家的利益。有些法家认为，国家采行资本社会化、商业专卖化、防止物价操纵及财富的集中等措施，也许要比较好。这些学说曾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时地出现过。
但最后，还是孔子的学说胜出了。虽然，秦始皇擢用法家李斯为其宰相，命令焚书坑儒，下令将史书、民间私藏诗书百家著作，一律焚毁，仅留医药、卜筮、种树等书，同时严禁私学，学法令须以吏为师，以消灭孔子的思想学说。但文学比刀剑更有力，秦始皇要求烧焚的孔子的这些“四书五经”，反而变得更神圣、更珍贵，那些为了要保存“四书五经”而壮烈牺牲的士大夫，变成了受人景仰的烈士。
秦朝仅短短地延续了15年，汉武帝崇尚儒学，立“五经”博士，又置博士弟子员，由博士授之以经，并劝以官禄；武帝更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发扬孔子学说。武帝并令立祠以纪念孔子；将“四书五经”镌刻在石上，孔教变成了国教。魏晋南北朝时，士大夫崇尚老庄自然虚无之说，玄学成了学术的重心。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遂使孔学失色不少，直至唐朝，孔教始再抬头，唐太宗下令建立孔庙，在全国各州县置学，讲授孔学。宋朝以理学为主，理学系由儒、释、道三种思想融合而成。孔子的思想传到了海外，尤深深影响了日本哲学的发展。从汉到清，孔子的学说主宰中国达2000年之久。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沁于人民的心中，使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庄严奥妙的感受。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遂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知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屡遭侵略，但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倒，而且还能同化异族的文化。除了儒家之外，只有基督教和佛教，才能影响中国人。一如过去，在今天，要医治由于知识的爆发、道德的堕落、个人及国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个人遭到混乱而起的痛苦，实在没有比孔子的学说和教条这剂药方更好的了。
但是，孔学并不是万灵药。它对于抑制混乱和衰弱很有效，但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它是个桎梏，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得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永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地束缚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至于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地受到拘束。它使妇女一味因循，贬低了自己。它使国家一味保守，阻碍了进步。
但我们不能把这些都归咎于孔子，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人要考虑到2000年后的事。我们对思想家的要求是，期望他能引领我们走上认识的道路，在这方面，有几个人能胜过孔子呢？在今天，在知识的广增和环境的变迁下，当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时，我们愈感书中字字句句的珍贵，我们甚至感觉孔子是在这个时代中，如何地指引着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忘了他那些陈腐的话，与令人难以忍受的高调，而使我们也同意孔子的孙子子思对孔子的赞语：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社会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
孔子之后的200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有些人，像惠施和公孙龙，发现了哲学的乐趣，专攻逻辑学，并发明了一套像古希腊哲学家芝诺那样繁杂而又精细的辩论哲学。哲学家们都聚集在洛阳，就如同当时希腊的哲学家们聚集于贝拿勒斯和雅典。他们在这个中国的首都里，享受着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正如希腊的哲学家们使得雅典成为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这些诡辩家又叫纵横家，他们教人诡辩的方法。集在洛阳的有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孟子，老子最伟大的追随人庄子，性恶说的倡导者荀子，以及兼爱论的墨翟。
墨子——利他主义者
反对墨家的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与孔子一样，同是鲁国人。他生时正当孔门正盛的时候。他反对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不切实际，他主张兼爱。他是中国最早的逻辑学家之一。他用三表法来说明逻辑的问题。他所谓的三表是：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根据这个论证法，墨子证明鬼神的存在。他最反对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墨子像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一样，认为宗教是一个很好的赌注：假如我们祭祖，祖先地下有知应验，那我们必可得福；假如祖先地下无知，无感于我们的奉献，那么这种丧礼祭礼，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聚集亲友邻居，来一同享受这些祭品和美酒的好机会”。
墨子主张兼爱，认为兼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天下兼相爱则治。无疑，这就是一个“乌托邦”了。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自私是一切罪恶的根本，从小孩子的贪婪到一个帝国的征服，都是起于自私。一般人皆认为偷一只猪，就必要受到责备和惩罚，但侵略和篡夺一个王国，却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其子孙们的楷模。墨子对于这点感到极为惊异。以这个和平主义的论点，墨子更严厉地批评时政。他的这一主张，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论调，震撼了政府当局。那时公输般替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将要攻宋。墨子用他所主张的兼爱和非攻的道理，说服了公输般。公输般对墨子说：“我不曾见你的时候，我想得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就是有人把宋国送给我，要是有一毫不义，我都不要了。”墨子说：“那样说来，仿佛是我已经把宋国给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
孔子的弟子和洛阳的政治家们，认为墨子的这些论调实在好笑。但毕竟也有拥护墨学的人，200年间，他的这些主张成了和平主义的墨教了。墨子的两位信徒宋鉼和公孙龙，大力发扬墨子和平主义学说。当时最伟大的批评家韩非则极力批评墨学，他认为除非人类真正地产生了兼爱的翅膀，否则战争将继续是国家的仲裁人。当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之后，墨学亦随儒学遭到了厄运。然而不同的是，墨学遭此大难就一蹶不振，不复再生了。
杨朱——自利主义者
同时，又有一股反动的学说极力地表现于中国人的身上。杨朱似是而非地宣称，人生是充满着痛苦，因此，人生的首要目的便是享乐。关于杨朱，我们仅能从他的对手的口中略知一二。杨朱认为世间无神，也没有来世。人类得任由自然力来摆布，使得人类没有选择祖先和改变本性的权利。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命运。只有聪明的人，才不会被孔子的那套道德、声誉及墨子的兼爱所愚。杨朱认为，道德只是一种聪明人愚弄凡夫俗子的手段；兼爱是一种诱骗不懂得形成生活律法是由于天下的敌对这个道理的小孩子的手段；声誉是一种死后才有的、好看而不中用的东西，只有傻瓜才会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去追求，而又享受不到。在人生中，好人与坏人同样地受苦，但坏人似乎要比好人更懂得享受。诚如孔子所说的，古代最聪明的人并不是道德家和君王，而那些立法的人和哲学家的运气还比不上那些懂得享乐的人，因为他们每一个时刻都在快乐中。的确，坏人有时会留下恶名，但这与他那快乐的肉体根本无关。杨朱认为好人与坏人的命运是：
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公孔子，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耕于河阳、陶于雷泽。四体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爱，弟妹之所不亲……及受尧之禅，年已长，智已衰，商均不才，禅位于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
禹纂业事，雠惟荒土功，子产不字，过门不入，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禅，卑宫室，美绂冕。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
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艮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以至于死。此天艮之逸荡者也。
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艮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从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
这与孔子的立论有很大的差异，此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谁是反动分子，谁是最受尊敬的中国思想家，谁几乎吞噬了所有被遗忘的人。时间也许会证明。假如人人心存杨朱的想法，那么人类将无以自存。对于杨朱，唯一的解答是，假如在予和取、持己和忍受的道德规范上，无法与他人合作，那么社会就无法存在；社会不存在，就谈不上发展个人；我们的生活必须依着这些规范来维持。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社会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之所以分崩，一部分是由于利己主义传播的关系。英国的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24认为，这时恰恰体现了孟子的价值，他大声疾呼反对杨朱的享乐主义和墨子的理想主义：
杨朱、墨子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也。
孟子——君王的良师
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原名叫孟轲，后来鲁国君王为尊称他，而称之为孟子。受过拉丁文训练的欧洲学者们，把孟子翻译成Mencius，这与他们把孔夫子翻译成Confucius一样。
关于孟子的母亲，我们是相当熟悉的，因为中国历史学家曾写下许多关于孟母的故事，这使得孟母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模范母亲。孟母三迁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一迁是因为他们住于坟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殡葬者埋葬的行为；二迁是因为住于屠宰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屠夫杀生的行为；三迁是因为住于市场旁，孟母恐怕孟子学了商贾欺骗的行为。最后，他们迁到学校附近，孟母才满意了。当孟子不专心向学时，孟母就故意在他面前把线梭弄断，孟子便问她，为什么这样地不小心，孟母就解释给他听，说这是故意模仿他的那份粗心和缺乏努力向上学习的意志。自此，孟子变成一位很勤勉的学生，并竭力抵抗与其夫人离婚的引诱。他自成一学派，收容许多弟子，接受各国君王的邀请前往论政。孟子曾因孟母年纪已大，而不愿远离，但孟母说了一大段话，勉励他出国：
以言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礼也。今子成人矣，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
孟子走了，因为教诲便是统治的一部分，刚教完了一国，又发现他国也需要他的教诲。孟子像伏尔泰一样，比较喜欢君主专制，而不喜欢民主宪政，因为要实施民主政治，则须教育全国人民；而实施君主专制，只需要教育君王一个即可。改正君王思想错误的所在，只要君王改正过来，则国可治矣！孟子首先到齐国，企图改正齐宣王。齐宣王曾给了他一个位尊的官职，但孟子拒不接受俸禄。但不久，孟子发现齐宣王不肯接受他的政治学说，于是孟子转到滕国。滕文公深受影响，变得极为虔诚，却是个不知灵活运用的傻君王。孟子心灰，再回到齐国，为了要证明他的智慧和见识又增长了不少，他接受了齐宣王赐给他的一个厚位。几年之后，孟母去世了。孟子极为铺张地办了这桩丧事，他的门下弟子大感惊骇，孟子对其弟子说，这只是表示他对母亲的孝敬而已。又过了几年，齐宣王发动战争，他不满于孟子那种不合时宜的和平主义论调，而把孟子解了官。孟子听说宋襄公很欣赏他的学说，于是他便到宋国见宋襄公，但他发现他所听到的实在是虚言。每个君王都有许多的借口，不愿接受孟子的规劝。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扬威天下。”有的说：“我有兵甲，我要富甲天下。”孟子不再周旋于各国君王之间，他把他晚年的精力全部用在教诲学生和记述他与当时各国君王的对话。虽然我们无法评定他的著述与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25相较，要高明在哪里。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孟子》一书是他自己作的，还是他的学生记的，也许都不是或都是，但我们敢说《孟子》一书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孟子的言教，如孔子的那样隽永。在《孟子》七篇当中，谈的尽是道德和政治的哲理，而不似老子，所言尽是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学。孟子感兴趣的是如何来追求美好的人生，建立王道的政治。他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是认定人性本善。他认为社会问题的发生不是因为人的本性使然，而是由于政府的腐败。因此，他主张应由哲学家来当政，要不然君王必须有哲学家的修养：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仁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
贤明的君王不应与他国交战，而应与大家的共同敌人——贫穷——相抗衡，因为贫穷和愚昧才是罪恶和混乱的根源。“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这是孟子对于社会动乱的基本看法。所以，政府应当替人民的福利着想，使他们对上足以侍奉父母，对下足以蓄妻子；并应规划经济的措施。“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全国实施义务教育，为发展文明之首要根基。完善的教育要比美好的法律，容易赢得民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当我们了解孟子因他的激进主义而遭到各国君王的反对，因他的保守主义而遭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耻笑时，我们知道我们文明时代所存有的政治、态度以及解决之道这些问题早就已存在了。当楚人许行举起贫民阶级独裁的大旗，疾呼农工阶级治国的宏论，许多“有识之士”相率呼应之时，孟子讥讽这种新说，力主应由饱学之士主政。但是孟子谴责人类怀有利的动机的说法，他指责宋企图以利益的得失来说服秦楚两国不要交兵：
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论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承认有革命的权利，而且他还当君王的面表示赞成。他指斥战争是一项罪恶，他对于那些崇拜战争英雄的人，这样谴责：“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并有“善战者，服上刑”的说法。）孟子又说：“春秋无义战。”他谴责宫廷生活的奢华，并严斥君王只会养肥自己家的猎犬，而不顾百姓的死活。有位君王曾向孟子诉苦，说他无法防止饥荒，孟子告诉他应当让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不但有权利驱逐君王，而且甚至随时可以杀掉他：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论说，孟子的这种革命说已为中国的君王和百姓所承认，他们认为一个君王要是丧失了民心，就等于丧失了天意，因而可以推翻。明太祖看了孟子与齐宣王的这一段谈话之后，非常气愤，下令把孟子在孔庙中的地位降下来——孟子的牌位是在184年由当时的君王正式训令颁赐的。但不到一年，孟子的牌位又恢复了。直到被清朝推翻时，孟子一直是中国的一位英雄，在中国正统的哲学史中，其影响力和地位仅次于孔子。而孔子也正因为有孟子和朱熹这两大门徒，才使得儒学在中国居于领导地位达2000年之久。
荀子——现实主义者
孟子的哲学有许多缺点，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曾把这些缺点暴露出来。人性本善吗？而人之走向罪恶，只是由不良的教育所促成的吗？或者人之本性应负社会之所以败坏的责任吗？关于这个问题，革新派和保守派一直争论不休。教育是不是灭绝罪恶、增长道德和引人走向乌托邦呢？哲学家适于当政吗？或者他们的学说反而使他们所寻求的症结更恶化了呢？攻击孟子最力、最使孟子头痛的是一位曾任兰陵令的哲学家荀子。荀子生死年代很难断定，大约是在公元前235年去世，享年70。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甚至尧舜当其诞生之际亦有蛮夷之性。
下面荀子的一段话，恰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言：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离，而归于暴。是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人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荀子与屠格涅夫一样，认为自然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提供给我们原始的资源，我们应善加开发利用。他认为人性虽恶，但由教育陶冶，可达圣贤的领域。荀子也是位诗人，看看下面这一首诗，培根简直要黯然失色了：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
从天而颂之，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
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
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
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
则失万物之情。
庄子——理想主义者
归返自然，并不是消极。这位自然的代言人庄子，是当时文笔最优美的哲学家。庄子喜爱自然，他的哲学充满着卢梭对自然那份诗般的感受，以及伏尔泰那份讥刺的机智。到现在，谁可以想象庄子忘了自己，“而形容一个长有甲状腺肿的人像一个陶制的瓶子呢？”庄子不但是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
《庄生梦蝶图》（刘贯道）。庄子梦为蝴蝶，醒来仍是庄子，因而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
庄子，宋国蒙县人。《史记》说他曾做过蒙县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看起来和孟子是同时了。但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没提到有关孟子的事；也许是他们彼此相敬爱，而不便批评对方。《史记》又说，庄子曾两度拒绝做官。楚威王慕他的盛名，命使者厚币迎之，许之以宰相，但他笑对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重位也。子独不见郊祀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之所羁。”庄子在濮水垂钓，楚王派遣了两位大夫来看望他，说：“要将楚国的政事来麻烦你啦！”庄子握住钓竿看都不看。
庄子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在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对于政府的看法，与他的祖师老子一样。他喜欢指出君王和盗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假如能略为不太矜持于他本身的角色，那么他应会发现他自己是在担当着治理国家的责任。他的正确的治国之道就是无为而治，让人民自由地组织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庄子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理天下也！”（宥使自在则治）庄子认为尧舜以前盛世时代，并没有政府；自尧舜设立起政府制度以来，夺去了人民盛世时代所享的快乐，庄子认为尧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而不应受到这般的尊崇。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庄子认为，聪明的人一见到这个国家有了政府，就应立即拔腿而跑，并尽可能地远离哲学家和君王这两种人。他应当去追求山林的和平与静谧，不让诡计和杂念来困扰，把整个身子浸渍于追求神圣的“道”中。大道无名可称，不能诉之于言语，也不能形之于思想，只想从心灵中体会出来。应该反对使用机械，因为有了机械，便有机械的事情；有机械的事情，便有机械的心理；胸中有了机械心理，便不能具有完整的朴实洁白；没有完备的朴实洁白，精神便不能安定；精神不能安定，便得不到安宁。他应不据有财产，金钱对他是无用的，他应让金藏于高山，珠藏于深渊。“合万物为一体，当死生而无变。”
庄子的中心思想，近似半传奇的老子的思想，庄子认为老子思想要比孔子的更为深奥。庄子的思想亦富有神秘性。因与释迦和《奥义书》的教义极为相似，我们简直要怀疑印度的玄学是不是要比历史记载的早400年就已传入中国了。诚然，庄子是一位不可知论者、宿命论者、决定论者和悲观主义者。但这并不能否定了他是一位富有怀疑的圣人，一位热衷追求“道”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可从下面他说的这些话看出：
罔两问景曰26：“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庄子又曰：
“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庄子所怀疑的这些问题，由自然事物所引起者少，由我们思维能力的所限制者多。因此，要以有限的思维去理解那充满着矛盾、信仰和迷惑的宇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企图以有限的部分解释无限的全部，实在是过分地大胆，唯一行得通的是以宇宙所引起的幽默来解释宇宙。因为幽默像哲学一样，它只是整体中一部分，所以宇宙和幽默缺一不可。庄子说，并不是智者就能了解那万事万物的终极或任何深奥的事务，比如一个婴孩的成长。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见也。”为了要了解“道”，必须要严格地压抑使用那智识，道不能够听到，不能够看见，不能够讲说，只能以内心去证悟，所以我们应该摒弃一切理论学说，而以亲身去感悟。教育对于悟道是无所助益的，浸渍于那大自然之流，才是唯一的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