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插曲
马可·波罗谒见成吉思汗
在威尼斯的黄金时代，大约是1295年的时候，两位老人和一位中年人历经了千辛万苦，满身灰尘，衣着褴褛，背着包袱，一路向人乞求，坚忍不拔地赶回他们26年前自愿离开的那个家。他们说，他们航经许多危险的海，攀越高山和高原，途经土匪出没的沙漠，4次经过万里长城；他们在中国居住了20年，并在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帝王手下做过事。他们谈到有一个帝国，其领土之广，人口之众，君王之富，为欧洲闻所未闻；他们谈到用石头取暖，用纸币代替金，胡桃比人头还大等趣闻；他们谈到有些国家视童贞为结婚的一项障碍，有些国家在招待陌生人时，准许陌生人尽情地与主人的妻女欢乐。没人敢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一切。威尼斯的人给这位最爱说狂话的人取了个绰号叫“百万家私的马可”（Marco Millions），因为他的故事又多又奇怪。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以及叔父都为这次经历深感荣幸。因为，他们从遥远的中国国都，带回了许许多多的无价的宝石，这使得他们成为威尼斯城最有钱的人家之一。当威尼斯在1298年与热那亚启开战端的时候，马可·波罗指挥一艘船；当他的船被掳获，他也成了一名俘虏，在热那亚的监狱坐牢一年，就在这一年的铁窗生活里，他完成了在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部游记，他以简洁而平铺直叙的方式，述说他和他的父亲尼可罗（Nicolo）以及叔父马费奥（Maffeo）三人如何离开亚克港（Acre）——是时，他还是个17岁的小伙子；如何越过黎巴嫩山脉，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湾，再经过波斯呼罗珊（Khorassan）和巴尔赫（Balkh），到达帕米尔高原；如何加入商队，缓慢地往喀什噶尔和和阗前进，再越过戈壁大沙漠到唐古持（Tangut，即党项）；最后，经过万里长城到达上都。1伟大的忽必烈就在那里欢迎他们，把他们当作从野蛮的西方国家派来的密使。
他们不曾想到会在中国久留，但当他们发现有利可图时，他们一留就是二十多年。尤其马可·波罗最为发迹，他甚至被擢升为杭州的行政首长。在他那有趣的游记中，他把杭州描述得比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都要进步繁荣：房屋和桥梁建筑优美，公立医院众多，别墅优雅，娱乐场所繁多，娼妓美丽迷人，政府命令有效，人民仪态文雅。他告诉我们，杭州城周围达100英里：
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宽，轮船和马车载着生活必需品，来往穿梭于运河和街道上。估计大大小小的桥梁达1.2万座。连接运河两岸的街道所架设的桥梁，用极为精良的技术，建起很高的拱形桥，使得高竖着桅杆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过。同时，车马也能走过，尤其是从街道渐渐升高，直到拱形桥的顶点，这一斜面的建造技术，最令人称道……城内有10处大的广场或市集地方，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处广场的长度有半英里，其对面即是主要的街道，宽有40步，从城的这一边直通到城的另一边。与主要街道平行……有一条很大的运河，靠近河岸的地方，盖有宽敞石造的货栈，供从印度和其他地方来的商人所带的货物和私人物品存放之用。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与就近的市场交易。在一星期内有三天是交易的日期，每一处市场在集会交易的时候，总有4至5万人……
街道全部铺设石和砖……主要干道的两旁，各铺十步宽的石和砖，中间的部分是铺小石子、呈横形的阴沟，以便让雨水流到附近的运河，因此，街道常常保持干燥。在这个小石子的道上，马车穿梭往来其间。马车呈长方形，有斗篷、丝织的窗帘和坐垫，可容纳6个人。男男女女都喜欢乘坐……
娱乐的种类相当繁多……人们从15英里外的内海捕得大量的鱼儿，每天逆河而上，带到城里来……当你一看到这么多的鱼儿，你心想这么多怎能卖掉？可是，不到几小时光景，都被抢购一空了，因为城里的居民实在太多……通往市场的街道四通八达，有些市场还设有许多冷水澡堂，有男女的侍者照应。城里人不管是男是女，终年都洗冷水澡，他们自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他们认为这对身体有益。当然，也有供热水的澡堂，不过这是供外国人用的，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那冰冷的水。他们每天洗澡，他们洗澡的时间，大部是在晚餐以前……
在另外的街上是娼妓的地区，娼妓之多，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中国的娼妓衣着华丽，粉香扑鼻，娼馆设备豪华，并有许多女仆侍候她们……在另外街上，是医生和占星家的地区……在主要街道的两旁，是高楼大厦……男人和女人一样，皮肤很美，长相潇洒。他们大部分都着丝绸……女人更漂亮，个个眉目清秀，体型纤弱。她们衣着尤为讲究，除了着丝绸外，还佩戴珠宝，其价格之昂贵，令人难以想象。
他对北京的印象，要比杭州为深，但无所不谈的他，没有好好地介绍一下北京的繁华和人口的情形。北京郊外12个地区要比北京城美丽得多；因为有钱人都在郊外盖起许多华美的别墅。城内有许多的旅馆、成千上万的商店和摊棚。各种食品无不俱全，每一天，成千担的生丝送入城里，以供市民制作衣物之用。虽然蒙古的皇帝在杭州、上都和其他地方都有宫廷，但以北京的王宫为最大。北京王宫的外墙是用大理石砌成，王宫前的阶梯也是用大理石铺设的；正殿非常广大，“宴会时，可容纳一大群的人”。马可·波罗对于楼阁的设计、精美透明的窗子、各种不同颜色的屋瓦，都赞美不已。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富裕的城市、这么雄壮的国王。
无疑，这位年轻的威尼斯人曾学中国语文；也许，他从官方历史学家那里，去认识忽必烈和他的祖先如何征服中国。由于西北边区渐渐干燥变成沙漠地带，蒙古人无法再向西北扩展，遂被迫向南侵略，以获取新地方；他们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好战，直到几乎整个亚洲和部分的欧洲陷于他们的铁蹄之下，他们才罢手。历史上传说，他们那位激烈如火的领袖成吉思汗，出生时掌中有一块凝血。13岁时，他开始一统蒙古各部落，恐怖的是他统一的手段。他把囚犯钉成木头人，或砍成肉酱，或放入锅里煮，或活生生地剥皮。当他接到中国皇帝宋宁宗的招降书时，他嗤之以鼻，立即下令挥军越过1200英里的戈壁大沙漠，进入中国的西部省份。中国90个城市被破坏，遂使这些剽悍的骑兵可以在夜间，在一片荒废的地区纵横驰骋，通行无阻。这位“世界之王”（Emperor of Mankind）蹂躏中国北方达5年之久。由于星相出现不吉祥的征兆，他移师返乡，在途中病殁。
他的继承人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继续东征西讨。中国由于几百年一直致力于文化，忽略了军事，遂在个人的英雄主义和国家的屈辱下灭亡。
久宁府的首长，曾奋勇抵抗蒙古兵，直到所有的老弱被残杀，所有的壮丁倒下来，只剩下妇孺守卫。然后，他放火烧掉整个城，自己就在他的衙门里活活地被烧死。忽必烈的部队横扫整个中国，使得宋朝退却到广州一地。陆秀夫负帝蹈海，双双殉国，宋亡。据说，有成千上万的人宁可蹈海而死，也不愿屈服于蒙古。忽必烈对于这位宋朝最后的皇帝，予以国葬，并定国号为元。蒙古人统治中国不到100年。
忽必烈自己并不是个没有教养的蛮人。关于这一点，只有一个显明的例外，这倒不是指他那不忠义的外交政策，而是他对于爱国文人文天祥不当的处理。文天祥忠心耿耿于宋朝，拒绝承认忽必烈的统治。他虽被囚3年，但终不屈服。他的那首《正气歌》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最后，忽必烈召他入宫，问他：“你要什么？”文天祥答道：“我受宋朝皇帝的恩赐，作为一个朝臣，我不能侍候两个君王。我只要求一死。”忽必烈答应了他。当他等待刽子手执刑时，他把脸朝向南面，表示宋朝皇帝仍然在位，统治中国。
虽然如此，忽必烈却承认中国文化优美进步，而把蒙古的习俗融入中国文化之中。由于事实的需要，他废除了科举制度，因为这种制度会带给他一个十足的中国官僚政治；他把高官显位都让蒙古人来担任，并一度推行蒙古字母。但他和绝大部分蒙古族接受中华文化，不久即被同化成中国人。他准许各种宗教相存并立，并以基督教为安抚和统治的工具。他修浚天津到杭州的大运河，修筑道路，建立迅捷的邮政。他建立更大的公家仓库，储存多余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并对遭受旱灾、风灾和虫害的农家，免征田赋。他设立国家抚养年老长者、孤儿和残疾人的制度。他竭力保护教育、文学和艺术。他修改历法，重开国家学术研究院。每天，政府官员必带着2万条船载的米和稷去分配给穷人家。2忽必烈重建北京为一新国都，其雄伟以及人口之众，外邦异客无不叹为观止。他盖起了堂皇的宫殿，其建筑艺术之辉煌，远超任何一朝代。
“现在这一切的情形，都被梅塞尔·波罗（Messer Polo）碰上了。”马可·波罗说。他与忽必烈变得非常亲密，他极风趣地描述这位帝王的玩乐情形。他指出，这位帝王除有4位皇后外，还有许多宫女，这些从蒙古挑选来的宫女，在帝王的眼中似乎是最美丽的女人了。马可·波罗说，每两年，选美的官员就被派到蒙古地区，根据帝王严格规定的标准，甄选100位年轻的美女：
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被召到皇帝的面前，他要举行一项新的测验，由一组不同的测验官来主持，初选选出30到40名，然后再作复选……这项复选的工作分别委于宫廷中的老宫女来做，她们的责任是在夜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地观察这些入选的还有没有未被发现的缺点，看看她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很静谧，没有鼾声，呼吸时有没有香气，身体各部有没有瑕疵。经过这场严格的检查后，被留下来的是正选。然后她们被分成五组，每一组待在皇帝的内庭三天三夜，做一些应做的事，皇帝高兴时就与她们玩乐。一组结束再换另一组，直到每一组都轮过为止。然后，再重新由第一组开始。
在中国待了20年之后，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及叔父三人，与忽必烈派遣至波斯的特使团结伴同行返国，在最少危险和最省费用的条件下，他们返回故乡。忽必烈汗还托他们带一封致教皇的私函。这位帝王对他们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航海绕过马来半岛，到印度和波斯，再经陆路到黑海的特拉布宗（Trabzon），最后，再航行到威尼斯，共费了3年。当他们抵达欧洲后，始知忽必烈和教皇两人均已作古。马可·波罗自己则由于他那种固执的个性，而活到了70岁。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朋友为了使他的灵魂超脱，请求他撤回他书中所说的一些显然是夸张的故事，但他坚决回答道：“我所说的还不及我所看的一半。”在他死后不久，在威尼斯的嘉年华会里，一位新出现的喜剧人物立即受到广大的欢迎。这个人物打扮得像一个小丑，用他那吹牛的动作取悦观众。他的名字就叫“百万家私的马可”。
明朝与清朝
不到400年，中国又进入一个鼎盛时代。元朝很快就衰落，它在欧洲和西亚的力量的没落，以及在中国本土的腐化，使得它元气大减。一个领土如此广大而只虚有其表的大国，在山脉、沙漠和海的分割下，要想保持一统，只有在铁路、电讯和印刷发达的时代才能够做得到。蒙古人在武功方面胜于行政，故在忽必烈汗之后，又被迫恢复科举制度，擢用中国人入主朝廷。蒙古人虽然征服了中国，但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或思想并没有改变，只是把新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介绍进中国文学。再一次，中国人与他们的征服者通婚，并同化了他们，最终又征服了他们。1368年，一位当过和尚的中国人起义，胜利进入北京，遂自封为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明太祖。30年后，一位贤明的君王登上宝座，在这位贤能的永乐帝的统治下，中国又繁荣了起来，艺术尤其达于高峰。但明朝还是在内乱和外患的交加下灭亡了。就在中国内部纷争不息的时候，一群新的征服者翻过了万里长城，攻陷北京。
《观榜图》（明 仇英）。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用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主要确定有关应考者是不是一个君子，而不是看他是否拥有专业知识。
《榜葛剌进麒麟图》（明 朱瞻基），中国常以中央大国自居，对外交往采藩属国或外国使臣入朝贡献方物的朝贡制度。
满族人定居于现代所称的中国东北已达几百年之久。当他们的武力伸展到北部的黑龙江之后，即向南进攻中国的国都。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思宗见大势已去，遂召集家人，向他们举杯敬酒之后，下令皇后自尽，3而他也在他的袍上写下最后一封诏书后，用腰带自缢。他的诏书是这样：
朕自登基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也。
满族人入主中国后，以国礼隆重埋葬了他，建立清朝。
这些满族人也很快被同化成中国人，顺治之后康熙即位，这位清朝的第三位皇帝，使得中国达到空前未有的繁荣、和平和开明。康熙7岁登基，13岁掌握政权。无疑，这是清朝领土最广大、武功最强盛、国家最富庶的时代。他用智慧和正义理国，其政绩堪与他同时代的奥朗则布和路易十四世相媲美。他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喜欢户外运动，但对文学艺术，也下工夫。他到全国各地巡视，遇有弊端，随即改正，并改革过时刑法。他生活俭朴，撙节国家开支，以造福人民为荣。在他大力的鼓励下，加上他个人的涵养和兴趣，中国的文学绽放出了灿烂的火花，陶瓷艺术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容许各种宗教，跟耶稣会教士学拉丁文，准许欧洲的商人在各港口做生意。他在位61年（1661－1722年），当他晚年时，他留下了这几句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
《康熙帝读书像轴》。17世纪末，清朝皇帝巧妙地运用怀柔政策，像历代皇帝一样用孔孟之道教育臣民，提倡学习儒家经典，受到中国文人学者的拥戴。
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和接触的增加，这些问题在精明的乾隆时代益加严重。乾隆曾写过3.4万首诗；其中一首《茶》，伏尔泰极为欣赏，他曾向“这位令人激赏的中国帝王致意”。法国的传教士曾为他画像，在这幅画像下题有这么几行不算高明的像赞：
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同时又是他王国内最卓越的文学家，他终日孜孜于政事，并普获人民的赞扬与崇拜。
他统治中国达60年（1736－1796年），85岁时，他曾让位，但一年后，他又继续执政，直到1799年去世为止。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这令人想起了康熙临终前的那段预言。英国因为在中国贩卖鸦片而激怒了乾隆。为了此事，英国在1792年派遣一个由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的特使团，来到中国与乾隆协商签署一个商务协定。这个特使团曾向他解释与英国贸易的种种利益，并且向他保证在协定中可以让中国皇帝的地位与英王相等。乾隆回书予英王乔治三世：
……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邦共享太平之福……
从这些骄傲的语气中，我们看出中国企图避开工业革命。但这个革命终究避免不了，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同时，我们也要看看构成这个奇特而有益的文化中的那些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内容，然而，这个文化似乎注定要遭到这个革命的破坏。
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情景。18世纪末以后，封闭、缓慢发展的中国开始面临西方的挑战。
人民与语言4
中国的人口众多，据估计，公元前28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到200年，已增一倍达2800万；726年，达4150万；1644年，达8900万；1743年，达1.5亿；1919年，达3.3亿。14世纪有一位欧洲的游客数出中国有“200个城市比威尼斯大”。中国的人口调查是根据一项登记的法律条文，该条文规定每一住家的门上必须订有一块门牌，门牌上写着全家人的名字。但我们无法确知这些门牌的准确性，甚至对于这项说法我们也无可稽考。
中国人的身材不一致，南方的比较矮弱，北方的比较高大；就整体来说，中国人是整个亚洲中最强壮的民族。他们显示出充沛的精力，除了对疾病的抵抗较差外，在忍受困难和痛苦方面有极大的勇气，他们也有很强的适应性，故不论在什么地区，他们都能繁荣起来。
中国人虽然算不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但确是人类中最具智慧的一种。有些贫民在我们看来实在相当不雅，有些罪犯看来好像电影里的讽刺画，但绝大部分人的相貌是低低的眼睑下隐藏着一份安静的神态，以及那种文明古国之风。微斜的双眼，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深邃，那黄色的皮肤在阳光底下变成了棕褐色。农家的妇女，其身体之壮不亚于男人；至于富家的千金，都打扮得很标致，施粉墨，涂胭脂，画眉毛，并使自己像柳条或新月那样地苗条。男女头发都显得粗糙，没有卷曲的现象。妇女把头发挽成一个髻，通常还插花。在清朝初叶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强迫汉人采行满人的习俗，男人须把头发的前半部剃光，把剩下的后一半的头发，结成一条长长的辫子。不久，这种发型反而成了正统，大家竞相引以为自豪。胡子虽然不多，但他们经常刮，理发店就是靠这个生意兴旺。
中国人通常是理光头；在冬天，男人戴帽檐向上翘的绒帽或皮帽；在夏天，他们戴精编的圆锥形竹帽，帽子的顶上系有一个彩色的球，并有丝䍁。至于妇女，大多系有丝或棉带，再插上金属薄片或小宝石或人造花。鞋子通常是厚布做的，因为地板往往都是凉的砖或泥地，中国人在脚底下都垫有一块小的毛毯。约在李后主的时候，朝廷开始流行裹小脚，女孩子在7岁的时候就被迫裹脚，等到少女的时候，那双脚就变成了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可以婀娜多姿，取悦男人。谈论女人的脚被视为最粗野无礼的言语，看女人的脚也被视为最可耻的行为；在女人面前，甚至连鞋这个字也不能提。除了蒙古人和满族人外，中国妇女不分阶级都裹脚。后来竟发展成为一种以脚大小来决定其婚姻的方式。康熙虽曾下令禁止，但无效。今天，它已被解除，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收获。
男人穿裤子和长袍，衣服几乎都是蓝色的。到了冬天，在裤上还加绑腿，再添加长袍，有时穿上十来件。中国人在整个冬天，日夜都穿这么多，只有随着春天的来到，才一件件地卸去。长袍的尺寸不一，有的到腰部，有的到膝盖，有的到脚跟，直到颈部都扣得很紧；没有口袋，只有宽长的袖子；中国人不说一个人的口袋“装”（pocketed）东西，而说“套”（sleeved）东西。衬衣和内衣都很贴身，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至于女人，与男人一样穿裤子，因为她们惯于做男人的工作，甚至比男人做得多；城市里的妇女，则多穿裙子。在城市，丝织品几乎与棉织品一样地普遍。她们不系腰带，不着胸罩。一般来说，中国人的衣着要比现代西方人的打扮，来得较合用、方便、有益健康。没有什么款式会困扰中国妇女的生活方式；所有都市的人穿得都一样，而且几乎世世代代穿的款式都一样；其质料可能会不同，但样式则不改；中国各阶层的人都确知其长服与款式必将延续不变。
中国的语言文字不同于世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比他们的衣着更奇特。中国没有字母，不要拼字，没有文法，也没有词类；这个世界最古老、最优秀、人口最众多的国家，竟然没有这些困扰西方年轻人学习语文的麻烦东西，这实在令人惊奇。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的文字也有语尾变化、动词变化、格、数、时态和语气，但当我们一追溯到它的产生时，这些性质已不存在。每一个字可以做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这视它的上下文和语调而定。因为中国的语言只有400到800个单音语，而这些单音语必须要表现4万个字，那么每一个语有4到9个音调。因此，根据其音调的不同，其意义也就有所不同。由于表现的形态和上下文可以增加这些音调，可以使每一个音调有好几种用法；所以，一音可以代表69个字中的任何一个，Shi可以代表59个字，Ku可以代表29个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一开始就这样地复杂，这样地精微，这样地简洁。
中国的文字甚至比口语更奇特。从河南掘出的商朝古物显示，上面所刻的文字，本质上与今天所用的一样。所以，除了那一部分到现在仍说古埃及语的埃及土人科普特（Copt）外，中国人应算是说世界最古老语言的民族，而且中国的语言也是分布最广的一种语言。我们从老子的一段话推知，中国人最早是用结绳来传播音讯。后来，也许因为道士要画符，陶工要在陶器上做记号，而导致了象形文字的发展。这些象形文字就是那600个符号的原来的形式，这些记号就是今日中国书写的基本单字。其中大约有214个部首，它们是构成几乎现在所有单字的元素。现在的单字已变成极端复杂的符号，这是由于原先的象形文字再加上其他的形式，以便能特定地表示意义，通常是用声音来表示。不仅是每一个单字有它自己的符号，即便每一个概念，也有它自己的符号；有一个符号代表一匹马，另外一个符号则表示“一匹腹部有白色的棕色马”，另外一个则表示“一匹前额有白点的马”。有些单字非常简单，在一条直线上有条曲线（即太阳在地平线上的意思），表示“早晨”的意思，日和月并起来表示“明”，口和鸟并起来，表示“鸣”，宀下面加女，表示“安”……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原始的文字，经过极端的保护，才一直沿用到今天。它的缺点显然多于优点。据说，中国人要花10年到50年才能熟谙这4万个单字。但当我们了解到这些字不是字母，而是意思（idea），且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精于运用这4万个意思，或甚至这4万个单字，我们认为我们用时间来与字数相较，实在是不公平、不正确。我们认为要精通这4万个意思是需要花50年的。在实际应用上，一般中国人都能运用3000到4000个字，他们可以从这些字的部首，很快就学会应用。这种文字——只表现意思，不表现声音——最显明的好处是，韩国人、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样，很容易了解其意义，因而汉字成为远东地区的一种国际文字。中国方言之多，使得彼此都不能互通声息，而其文字则全国上下统一，每一个的念法各地不一。
中国这种一统文字的好处不但可从空间看出，亦可从时间获得明证。中国文字历经几千年，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从文字而分出的口语，则达百种以上。两千年前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中国文学，虽然我们不能确知这些古代的作家怎么读、怎么说这些文字，但到今天，只要识字的人都可以看得懂。虽然有不断创新和变迁的方言，但中国文字持久不变，保存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对于保守主义也产生了极大的保护力量；古老的思想仍然在舞台出现，雕塑了青年人的心。中国文字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在变化和成长中保持的统一，深邃的保守主义，以及举世无双的连续性。
这种书写的系统乃是一种极高智慧的成就。在几百个部首加上1500个显著的符号，即可包罗整个世界的事物、活动和性质，在它们的完整形式下，它们可以代表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的所有思想。我们可不要以为我们那种千变万化的语文，会优于这种显然是原始形式的文字。17世纪的莱布尼茨和现代的罗斯（Sir Donald Ross）都曾梦想有这么一种文字符号的系统，这种系统能独立于口语中，超越了国家、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分歧，因此，能在不同的民族中，表现相同的思想，走上互相了解的途径。但是，这种如此精确的符号语言，已历经了几千年，并有全世界1/4以上的人民正在使用。总之，这种东方的文字是合乎逻辑的、值得发扬的：世界上其他各国应当一起来学中国语文。
实际的生活情况
农业方面
经过最后分析，可以说中国各种的文学、精微的思想和奢侈的生活，均得之于那肥沃的农田。说得恰当一点，是得之于人民的辛劳，因为农田必须靠人民的勤奋耕耘，才能成为良田。早期的中国人一定与丛林、野兽、昆虫、干旱、水灾、硝石和冰霜等天然的障碍，斗争了几百年之后，始把这块广大的荒野，变成肥沃的土壤。而且，这种奋斗必须始终不懈。否则，森林砍伐之后必留下一块荒芜之地；几年的怠忽，不加整理，必又是草木丛生。这种奋斗是艰苦而危险的，而且野蛮人随时都有可能侵入，把那些辛辛苦苦栽培成长的作物破坏掉。为了保护这些作物，农民不敢独居，都是群居在一起，并把他们的村庄用一道围墙围住，他们集体出外耕作，并经常在田里过夜，以保护作物。
他们耕作的方法虽然简单，但与今天的确没有多大的差别。有时他们用犁耕——最初用木头做，后改为石做，最后用铁做。但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还是很有耐心地用锄头来翻土。他们利用任何天然的废物来做肥料，即使人狗等的粪便也舍不得丢掉。在很早以前，他们就开凿许多的河渠，引水灌溉稻田；他们甚至在数英里长的岩石地带开凿很深的河渠，或为引导那易于泛滥的河流，或为改道河水，以灌溉干燥的平原。不用轮耕或人工肥料，也常常不用牛马等动物耕作，中国的大半土地每年都有两到三次收获，他们对土地的利用，实非任何民族所可比拟。
中国主要的农作物是稻米，其次为麦子。稻米可做酒和主食，但农民绝少饮酒。他们最主要的饮料是产量仅次于稻米的茶。茶叶最初用来做药，但后来渐被用做饮料，到了唐朝，茶叶已经作为外销品，并成为作诗不可或缺的东西。至15世纪，所有远东地区的国家都普遍喝起茶来；好茶者开始寻找各种新的茶，还举行品茶比赛，以决定哪种茶最好。其次的农作物是菜类、豆类、豆芽、蒜头和洋葱等的副食以及各种不同的浆果和水果。最缺乏的是肉类，牛只是用来耕作，作为肉用的只限于猪和家禽。有一大部分的人靠捕鱼为生。
米、米粉、面条、一些菜类和鱼，便是穷人家吃的东西；小康之家再加上一些猪肉和鸡肉，富人家对鸭肉有特别的嗜好；在北京，最丰盛的晚餐里必有几道鸭肉做的菜。牛乳和鸡蛋都很少，豆浆代替牛乳和奶油。做菜已成为一种艺术，他们利用每一种东西；他们采摘野菜、海菜和燕窝做可口的汤；比较讲究的菜是由鲨鱼鱼翅、鱼肠、蝗虫、蚱蜢、蛴螬、蚕、马、骡、老鼠、蛇、猫和狗肉等调制。中国人讲究吃，有钱人家一餐40道菜并不算稀奇，一餐需花3到4小时。
穷人家一天两餐也不至于花这么多的时间。农民靠着他们的辛劳，一生仍免不了要遭到饥饿的威胁。一些强豪囤积大批财物，国家的钱财都集中在这些人的手中。偶尔，如在秦始皇时代，土地是按人口分配，但人类自然不平等的现象立即使得财富又集中到少数人的身上。大多数的农民都有土地，但因为人口的增长比土地的开发快，使得农民分到的土地越来越少。
中国的农民面对灾害，以非凡的毅力去忍受。他们有一句格言：“在这短暂的人生中，一个人所需要的只是一顶帽子和一碗饭。”他们非常勤劳，但不讲求效率，他们不喜欢机器的那种嘈杂、危险和速度。他们没有什么周末和礼拜天，但节日倒不少。像农历年、元宵节都可以让农民休息几天，并有唱戏演剧的活动，给这终年单调的生活里，平添一点光彩。当冬天消逝，在春雨沐浴之下，大地的冰雪融化了之后，农民再荷锄走出家门，去经营他们那小小的田园，唱着那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希望之歌。
商业方面
在西方，18世纪以前，谈不上有什么工业。然而，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现，中国的家庭里早有忙碌的手工业，城镇上的商业也极为鼎盛。最主要的工业是纺织业和养蚕业，这两种工业都是由妇女在自己家里和附近的茅舍操作。中国的丝织业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有了。5中国人用新摘下的桑叶养蚕，其结果令人惊叹：一磅的蚕子（约70万只），经过42天的饲养后，重达9500磅。
然后，把成蚕放于一小小间的稻草篷内，这些蚕就围在篷上吐茧。把这些茧放入水中煮，然后抽出丝来，再经过处理和编织，变成上等社会所用的各种丝织品，如缀锦、刺绣品和织锦缎等等。6而养蚕人和织丝者则穿棉织布衣。
甚至在公元前几百年，在城镇上，这种家庭工业已催生出了商店。早在公元前300年，就产生了一个乡村劳动阶级，把各家的老板组织成一个工业的行会。这种工商业的成长，给镇上带来了众多的人口，就工业上来说，忽必烈时代的中国与18世纪的欧洲相似。马可·波罗写道：“中国每一个行业都有1000家的工厂，每家的工人有10、15或20个不等，有几家甚至有40个工人……比较富有的老板是不必亲自动手的，相反，他们会装出一副文雅而自豪的姿态。”这些行会与我们立法的工业社会一样，规定不准竞争，并统一工资、价格和工作时间；有许多都严格限制生产以维持产品的价格；也许他们这种易于满足的传统方法，必须负起阻碍中国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责任之一，这些障碍的机构直到今天才被破除。
这些行会曾发挥不少作用，以致那一度极其傲岸的西方人，也屈于国家的管制之下。这些行会自己订定法律，而且很公平地执行法律；它们经过由双方代表组成的仲裁会委员来调停劳资双方的争执，偶尔以停工来处理；它们通常是一个自治和自制的组织，提供了一条介乎今日的自由竞争和集权政策之间相调和的中庸之道。行会的组成不仅限于商人、制造商、工人，即使较低级的如理发师、苦力和厨子也都有他们的行会；甚至连乞丐也联合组成兄弟会，他们也有法规来约束会员。有一小部分城镇里的劳动者是奴隶，他们大部分是做一些家务，通常他们是替主人服务一段岁月或一辈子。在饥荒的年代，女孩子和孤儿只要几块现金就被卖出去了，做父亲的随时可以把他的女儿卖去做奴婢。但这种奴隶制度，不像希腊和罗马那么严重；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自由的劳动者或行会的会员，大多数的农民都有田地，他们大部分过着村社的独立自治生活，不受国家控制。
农作物的运送是靠人背；甚至人的运输，大部分是靠着由苦力（coolie）7抬的轿子。大而重的篮筐或桶子，摆在扁担的两边，用肩膀挑起。马车有时是用驴子拖，但大部分还是用人拉。人力的便宜反而阻碍了用动物或机器来运输的发展；这种原始的运输方法，也阻碍了道路的改良。当欧洲人在中国建筑第一条铁路时（1876年）——由上海到吴淞的一条10英里长的铁路——人民起而反对，他们认为这些铁路将冒犯土地神；后来终因反对者激烈，政府被迫把这条铁路、机车和车厢抛到海里。在秦始皇和忽必烈时代就有国道，这些国有道路用石子铺成，但今日只留下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市道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遮住太阳，故狭窄如巷，只有8英尺宽而已。桥梁则不计其数，有的非常壮丽，像北京颐和园的大理石桥。不管通商或旅途，水路几与陆路一样地方便；总计2.5万英里的运河，就当作铁路用；那条从天津到杭州长650英里的大运河，始于3世纪的吴王夫差时代，至元忽必烈时竣工，其工程之浩大仅次于万里长城。帆船和舢板往来穿梭其间，不但提供廉价的货物运输，也给几百万穷人家提供住所。
中国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谈生意很有耐心。中国人的哲学和官场都轻视商贾，汉朝尤其重农轻商，对商贾课以重税，并禁止他们乘用舟车，也不准他们穿着丝织衣物。上流社会的人都留长指甲，就像西方的仕女喜穿法国的高跟鞋，以显示他们不是劳动阶级。中国人习惯把学者、教师和官员列为最上等人，农民列为第二等，工匠列为第三等，商贾列为最后一等；因为中国人认为商贾只是借着交易别人劳动的成果，而从中取利，故应视为最末等。然而，他们功劳最大，他们把中国的货物带到亚洲各个角落，为政府赚来不少外汇。虽然他们在国内的贸易受到重税的阻挠，在国外的贸易受到陆上的土匪和海上的海盗的破坏，但是他们还是找到了出路，他们从海上绕过马来半岛，或从陆上经过土耳其，把他们的货物带到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远到罗马。丝、茶、瓷器、纸、桃子、杏子、火药和纸牌是他们主要的输出品；苜蓿、玻璃、胡萝卜、花生、烟草和鸦片是主要的输入品。
借着古代的信用制度和钱币的铸造，贸易大为方便。商人彼此贷款都行高利贷，利息为3分6厘，虽然这个并没有希腊和罗马那么高。开钱庄的人也是很冒险的，他们要负担钱财损失的风险，而且只有在放款的时候才能取利；中国有一句谚语：“大规模的抢劫先对钱庄下手。”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壳、刀器和丝织品；最早的金属货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在秦朝，政府规定以金为买卖估价的标准。但是，以铜和锡的合金所铸造的比较小的钱币，却渐渐地取代了金币。8当汉武帝所铸造的一种银锡合金的钱币因被人模仿伪造而取消之后，政府改用1英尺长的皮条作为钱币，这是日后纸币的滥觞。大约在807年，由于铜币的供应如今天的黄金一样，赶不上大宗货物贸易的需要，唐宪宗遂下令将所有的铜币归国所有储藏，改兑成名叫“飞钱”的公债。唐宪宗的这一措施，就如1933年的美国，渡过了财政上的一大难关。
当这一难关渡过之后，这种措施立即停止。但木版印刷的发明诱使政府应用这种新的技术去制造钱币。大约在935年，当时四川省首先印造纸币；970年，朝廷在国都长安开始正式发行纸币。宋朝的时候，政府疯狂地大量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膨胀，毁了不少的产业。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国库这样描写道：“这位皇帝的制币厂设于北京城，其铸造方法确达于完美境界，你可能会说他有炼金术的秘诀，你是对的。因为他会随着这个潮流而制造他的纸钱。”他继续发行纸币，而他的人民也继续嘲笑他这种措施，他们讥讽由桑树的皮所印刷出的纸币，竟被人们视为与黄金具有相等的价值。这就是纸币泛滥的来源。自此，它渐渐地威胁到世界的经济生活。
发明与科学
中国人精于发明，而不善于利用发明出来的东西。火药好像是在唐朝发明的，但是当时严禁使用火药放烟火。直到1161年的宋朝，火药才做成开花弹，正式用于战争上。9阿拉伯人因与中国通商，而认识了制造火药最主要的成分——硝石，他们称硝石为“中国雪”；他们把制造火药的方法带了回去，后来把火药用于军事上。而西方第一位提到火药的人是培根，他可能是从阿拉伯的书本得悉，或从一位中亚细亚的游客鲁布鲁克（De Rubruguis）那里学来的。
指南针在更早以前发明。根据中国历史学家所言，指南针是成王时代（公元前1115——前1078年）的周公发明的，当时是用来指引某些外来的使节回到他们的邦国。据说，周公曾送给这个使节团5部装有“向南指的针”的指南车。中国人很可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磁石，当时只是用来测定建造庙宇的方位而已。关于指南针的记录，最早见于5世纪的一部历史书《宋书》，该书作者认为指南针是由天文学家张衡发明的。不过，他只是把中国古代所用的罗盘加以改造而已。关于指南针用于航海，最早的记录见于12世纪初叶，该记录认为把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是外国人，也许是阿拉伯人，他们航行于苏门答腊与广州之间。10欧洲人最早提到指南针的是在普罗温斯（Guyot de Provins）的一首诗中，是时约为1190年。
尽管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纸、丝、印刷术和瓷器，但我们还不能认定中国人是一个工业上善于发明的民族。尽管他们在艺术上有创作的天才，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艺术形式，而且达到其他民族、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完美境界。但在1912年以前，他们仍然满足于古代的经济方式，嘲笑那种可以增加效率、节省人力的办法。虽然他们是世上第一个使用煤炭做燃料的民族，虽然他们早于公元前122年即少量地开采煤矿，但他们并没有发明什么机器来节省人力，以致至今仍有大部分的矿产资源未开采。虽然他们早知道如何制造玻璃，但他们宁愿自西方输入这些东西。他们不曾制造手表、时钟或螺丝钉，他们只有很粗糙的钉子。自汉初到满清末年的这2000年间，中国的工业生活在实质上一点也没变，这和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黄金时代伯里克利到18世纪末叶的工业革命这2000多年间欧洲的情形一样。
在举止方面，中国比较喜欢彬彬有礼的传统规矩和学问，而不欣赏刺激的、变化的科学和财阀政治。在中国对世界所贡献出的许多伟大的文化中，物质技术生活的贡献最弱。中国在公元前200年，就有很出色的农业和养蚕业的著作；在地理学方面，也有杰出的论述。东汉时期的刘徽，曾写了一本论三角与几何的书，他是第一位提出负数理论的数学家。祖冲之能算出π的值，精确到小数点第6位；他改良“指南车”，并实验过自动船。张衡在132年发明了地震仪，11但中国的物理学大都在神秘的风水和阴阳五行中打转。12孔子时代的天文学已经能精确地算出日食、月食，订定中国历法——一日分12辰，一年分12月，以新月为每月的开始；每年并有一次闰月以符合季节和太阳的旋转周期。中国人的生活与天象有极密切关系，中国的节日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订定的，其社会的道德秩序也是依据星象而订。
中国的医学很奇特。中国的医学早在历史记载以前就存在，而且早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就有许多杰出的医生。早在周朝，每年都举行医生资格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决定通过的人的薪金。公元前400年，中国有一位帝王曾下令仔细解剖研究40位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但在理论的探讨上得不到结果，也就停止了解剖。在2世纪，张仲景有关营养学和发烧方面的论著，被视为这方面的经典达1000年之久。3世纪，华佗写了一部有关外科的书，他发明一种作为麻醉剂的酒，以便开刀手术之用，但可惜得很，他的这一配方已失传了。大约在3世纪，王叔和曾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有关脉搏的书。在6世纪初，陶弘景曾详细地介绍中国730种药；7世纪，赵元亨曾介绍一些妇科和小儿科的病。医学大典这类的书在唐朝已有不少，医学的专门著作在宋朝也屡见不鲜。宋朝设有医科大学，但其主要的课程着重于临床实验这方面。药物的种类繁多；在300年前，每一家药房平均每天可以卖出1000钱的药。诊断非常仔细；光发烧这种病症就列有上万种，脉搏的症状则分有24种。中国人也使用种痘的方法治疗天花，这也许是学自印度；在公共卫生、预防药物、卫生学和外科学等方面，并没有多大进步。地下水道和排水系统都是原始的，或几乎根本没有。有些城镇连最基本的卫生措施都没有——获取清洁的水和除去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