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后，另一位日本人村崇（Shonzui）又慕名到中国研习著名的陶器。返国后即在肥前（Hizen）之有田（Arita）设厂制造。然而，他感到苦恼，因为在其本国的土质中极难找到像中国那样适用的黏土来制造一个好杯；其制品据说主要成分乃是他的工匠的骨头。尽管如此，他的回回青陶器（Mohammedan blue）却是极其优异，即连18世纪之中国陶匠仍争相仿效并冒名外销。其作品迄今仍被誉为日本伟大画师的杰作（陶器上带画）。约在1605年，朝鲜名匠李三牌（Risampei），在有田地区之泉山发现储量极多的陶石，此后肥前就成为日本制陶工业的中心。同时，在有田，著名的酒井田柿右卫（Kakiemon）从一个中国商船船长处学会了涂瓷釉术之后，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其名字几成为他那上过釉外观精美之瓷器的别名。在伊万里（Imari）的港口，荷兰的商人运载了很多肥前制品到欧洲，仅1664年一年之间就运走了44943件。而此光辉的伊万里烧（Imari-Yaki）变成了欧洲最风行的东西，并且鼓舞了凯泽（Aebregt de Keiser）在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的工厂中开创了荷兰制陶业的黄金时代。
同时日本茶道的兴起也刺激制陶业的进一步发展。1578年织田信长在茶道大师千利休的提示下，向居于京都的一家朝鲜人订购了大量的茶杯与茶具。几年之后，丰臣秀吉以一个金图章相赠以示酬谢，使得该家陶器乐烧（Raku-Yaki）几乎成为茶道的必备珍品。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未果，却带回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些是艺术家。1596年岛津义弘（Shimazu Yoshihiro）带给萨摩藩（Satsuma）100多个朝鲜技术人员，其中包括17个陶工。这些人员以及其后继者使得色彩华丽的日本陶器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良好声誉，更使意大利的一个城镇以陶器（faience）命名。日本陶器艺术的最伟大名家是京都的野村仁清（Ninsei），他不仅首创釉陶，而且精益求精，因此其制品广被收藏家所珍视，也使其商标更容易被冒用。由于他的努力制作，该装饰精美的陶器在京城里产量达到惊人的程度，在京都的某些地区，每一个二流的家庭都变成一个小陶器制造厂。声望稍逊于仁清的是乾山（Kenzan），他是画家光淋之兄。
在制陶业的历史中经常有引人的传奇出现，后藤方次郎（Goto Saijiro）怎样设法把制瓷术自肥前带到加贺？在九谷村的附近发现了一层适合于制造陶器的石床，该省封建地主决意在此地区设立一个瓷器工厂，因此后藤被派到肥前去研究烧炼与设计等制陶方法。可是制陶术是极保密而不轻易外传的，因此有一段时间后藤颇感苦恼。最后他假扮仆人到一陶工家充任贱役。3年后他的主人允许他到制陶厂去，后藤就这样在那里工作了4年多。其后他舍妻离子逃回加贺，尽将所学报告其主人。此后（1664年）九谷的陶器取得主流地位，而九谷烧（Kutani-Yaki）被誉为日本最好的陶器。
在18世纪肥前制陶业之所以能保持领导地位，乃系平户（Hirado）的封建地主对其工厂工人仁慈照顾的结果。有一个世纪的时间（1750－1843年）平户的茶道用陶瓷器，曾执日本瓷业之牛耳。至19世纪善五郎（Zengoro Hozen）借仿制精致而超过原平户制品，遂将制陶领导地位带到京都。19世纪后半叶，日本将从中国进口一直维持粗糙原状的陶器，发展景泰蓝加釉，随后在制陶业上获得世界的领袖地位。在同时期，因别地的制品品质低劣，更由于欧洲对日本陶器的需要量日增，导致一种投合外国人喜爱的装饰夸张的式样，遂影响到制造的技巧，也削弱了此种艺术的传统价值。此地也如同他处一般，该项工业的发展一度蒙上了阴影。大量生产取代了品质鉴赏，大量消耗也取代了区别爱好。也许在发明达到兴盛阶段，以及社会组织与经验已经散播休闲的观念与创造的乐趣时，咒骂也许会变成祝福；工业的发展也许毫不吝惜地赋予大多数人类以舒适生活，而工作者付出较少时间于机器操作之后，也许会再变成一个艺人，借着个人喜好的风格，将机器生产变成人格与艺术的作品。
绘画
日本绘画较诸本书前面所述各种题目，更须通于此道者才能了解，虽则日本绘画为行家所惮于评述，但望本节因揭发一般论述的讹误，而使读者对日本文化的本质略窥其全貌。1200年来，日本画派错综复杂，大部分佳作或年久湮没，或散失于私家收藏。12留传下来的仅存硕果，不论就画貌、笔法、风格与材料而言，都与西画大异其趣，西方人士难以鉴赏评断。
日本绘画的画笔，与中国一样，就是书法上用的毛笔，好像希腊文里书法与绘画均源同一系一般。绘画属于图像艺术，这种现象大致决定了东方绘画从材料的应用到色彩以及线条方面的特性。材料简单：仅具备墨水、毛笔及宣纸或丝布就够了。而画工艰深：绘者将画纸（或丝布）平铺地面后踞伏其上工作，并须熟谙71种不同的笔法。早期，佛教精神注入日本绘画时，多表现在壁画上，大部分皆如印度南方的阿旃陀和土耳其的形式。享誉颇高的现存绘画，几乎全是挂轴画或卷轴画，这些轴画并不是展列在画廊里——当时的日本也没有画廊，而是供作绘画持有人及其友朋的私人品赏；或是作为寺庙、宫殿、居室的装饰。作品当中，绝少人物的肖像画，一般多为大自然的素描、战争的景象，或是对禽兽、仕女的嘲讽。
这些绘画充满诗的意境，绝少强调事物的形体；蕴涵哲理，而不表现实像。当时日本画家并不属于写实主义者，很少描仿实物的外貌，他们蔑视光线、阴影，嘲笑西方绘画对远物的配景布置。北斋满含哲理的口吻说：“在日本的绘画中，形式与色彩不是用来表现画物的轮廓。但是欧洲的绘画则不然，意念与轮廓都要讲究。”日本的艺术家着重于表达感受而非物体的描绘。日本的诗系表现作者由其臆想所产生的美，并激发读者的欣赏与共鸣。画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以其神韵与气势见重，而漠视画物的结构与线条，他们以为只要传神写意，那就是属于写实主义的了。
很可能是朝鲜把绘画传到这个万世一系的帝国来的。日本的《信史》因为从7世纪才开始，在此以前，法隆寺中生动彩色的壁画，一般被解释为朝鲜画家的杰作，因为这幅完美无瑕的伟构，无史可推证其为当时日本人的作品。留华返国的僧人弘法大师（Kobo Daishi）及传教大师（Dengyo Daishi），是绘画发展的另一个推动力量。806年，弘法大师回国，带来绘画、雕刻、文学与孝道，以其妙笔，绘制了日本最早的作品。佛教的思想刺激日本艺术的发展，如它以前对中国的影响一样。禅宗的冥想，糅合原有的哲理与诗的意境，使得绘画中的色彩与构图开创了另一新局面。当时的日本艺术品经常出现阿弥陀佛像，如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壁画和图画常常画上十字架或天使报佳音的画像一样。1017年，惠心源信（Yeishin Sozu）因为绘画阿弥陀佛的出世与修炼成佛经过，而成为日本画史上最伟大的宗教绘画家。与此同时的巨势金刚（Kose no Kanaoka）在日本画界展开了脱离宗教色彩的运动，他的画描绘花卉、飞鸟、走兽，而不以神佛、僧侣为题材。
巨势的作品属于中国画的风格，走着纯粹中国画的路线。9世纪以后，约有500年之久，日本与中国断绝来往，这是其历史上第一次的孤立时代。其间，它自行发展了独特的画风，以本国的山水、景物为描绘的对象。大约在1150年前后，在天皇与贵族们的主持下，在京都设立了一所国立绘画学校，对于外国绘画的精神与格调予以抨击，京畿的豪门巨宅都绘饰着花卉和日本的山水。这所学校由于有许多大师，因而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如大和流、和流画，到了13世纪末，则名为土佐画派，系以土佐权之守而命名。他们画风一脉相承，譬如在描述爱情与战争的卷画上，完全采取本国的作风，其气势与外观，笔法的变化与精神，迥异于中国的绘画。1010年，高义以巨幅的着色画绘述源治故事。鸟羽僧正（Toba Sojo）以自我嘲讽的方式，借猿猴与蟾蛙为题材，描绘着当时社会的弊象。藤原尊信（Fujiwara Takanobu）在12世纪末叶，以其如椽大笔，绘出赖朝等人栩栩如生的巨幅肖像，在当时的中国绘画中，是没有此类肖像的。其子藤原信实（Fujiwara Nobuzane）耐心地为36位诗人画肖像。13世纪小管（Kasuga）之子惠恩（Keion）等人生动的轴画作品，应当列为世界图像画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代表本土精神的画风，以后却又逐渐转回传统的面貌与风格，日本的美术受到中国宋代盛起的文风影响与滋润，模仿之风不可阻遏。日本的画家几乎根本没有去过华夏中土，却毕其一生摹绘中国的人物与山水。张传士（Cho Densu）画了十六罗汉，此幅作品留存至今，现陈列于华府平民画廊。周文（Shubun）生长于中国，迁居日本时，以其记忆与想象绘作中国的山水。
在这个日本的绘画二度浸淫于中国画风的时代里，产生了日本图像画艺术上最伟大的人物。相国寺（Sokoku ji）的画家雪舟，是一名禅派僧人，求学于足利义满将军所创办的一所美术学校，他年少时，其技艺即令乡人惊异。有一项神奇的传说是这样的：他因顽皮，被人缚绑在柱子上，他用自己的脚趾随地画了一只老鼠，因其栩栩如生，此鼠居然咬断绳索，使他得以脱逸而去。他渴望目睹中国明代画家的一手作品，在获得高级僧侣及幕府将军的首肯后，渡海来华。来华后正逢中国画在走下坡，他大失所望。所幸在另一方面，他亲自尝历了这个伟大国家多彩多姿的生活与文化，满怀着兴奋，将无数的意念带回到他的国土。据传说，他起程赋归时，中国有许多文士及王公都伴送他登船，临行向他洒送白色纸片，表示期望他继续作画，否则，他得将这些纸片一一送回。就因有这么一段故事，他才取笔名为雪舟。抵达日本时，义政将军以王子之礼款待，并厚赐赏赉食禄，他一概婉谢，告退隐居在长州的故乡，开始挥洒笔墨，笔法精微遒逸，对中国山水景物及生活实况的绘画，件件皆是不朽伟构。其布局之宏远变异，其意念与画法之新颖生趣，线条之雄浑有力，几为中国画所罕有，而为日本画师所绝无。雪舟晚年时，日本的画家纷纷登门趋谒，以示尊崇。今日，日本收藏家收有他的作品则如获至宝，如同欧美人士拥有达·芬奇的作品一样地欢欣。有这样一则传说：一位怀有雪舟作品的收藏家，身陷大火，无法逃生而自知必死，用利剑剖开腹部，把无价之宝的雪舟的轴画塞入其中，火劫过后，这具烧焦的尸首里，那幅轴画依然完美无损。
足利与德川幕府的御用画家延续着中国画的画风。幕府朝廷的官用画家承受敕命，负责教导年轻的画家从事绘饰宫殿的工作。此一时代，寺庙几乎受到忽视，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艺术脱离宗教而世俗化。15世纪末叶，狩野正信（Kano Masanobu）受到足利幕府的赞助，在京都设立了一所世俗化的绘画学校，他致力于维护存在于日本艺术中的古典格调及其中国的传统。他的儿子狩野元信（Kano Motonobu）循着此一方向而努力，其成就仅次于雪舟。一则有关他的故事，说明了集中心智与欲望是成就天才的关键。狩野元信奉命画鹤，有人发觉他一连几个晚上，举止行动简直像是一只鹤，因为他每晚模仿鹤的栖止行动状，以便于翌日得以挥笔作画。他是一个每天晚上怀着一觉醒来就非成名不可的欲望而上床就寝的人。狩野元信的孙子狩野永德（Kano Yeitoku）虽是狩野家族的后裔，却摆脱了先辈局促的古典主义，在丰臣秀吉的支持下，另创一种华丽的画风。狩野探幽（Kano Tanyu）将绘画学校自京都迁往江户，他供职于德川幕府中，曾为德川家康在日光的祖坟藻饰绘画。此后，狩野的绘画时代逐渐失去了当代的绘画精神与冲劲，而宣告结束。日本迈入另一个崭新的时代。
《洛中洛外图卷》（江户时代）（局部）。古代日本首都平安京简称“洛阳”，京都市街洛中及洛外的名胜古迹、节令活动和生活场景，一览无遗地呈现在此画面上。
约在1660年，以光悦——光淋（Koyetsu-Korin）画派为首的一批新画家开始登上日本画坛。新的画家对哲理与风格感到彷徨，也感到中国画的形式与雪舟、狩野画派的主题显得保守与破落，他们转而以本国的山水为作画的题材和灵感。光悦是当时具有多种才华而普受钦羡的伟大人物，他是杰出的书法家、绘画家，以及金属、陶瓷与木器的图案设计家，如同欧洲的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一样，他发明了更为精美的印刷术。在一个村子里，他纠合所有的艺匠，在其指导下，发展各种不同的艺术。德川时代的画家当中，唯一能与光悦相匹敌的是光淋。他以草木花卉为题材，画笔惊人，妙笔挥洒，将鸢尾树的叶子绘于丝布上，极其生动活泼。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具有纯粹彻底的日本画风，而在韵味与旨趣上，他是最典型的日本画家。13
就最严格的含义所指的日本绘画，其绘画史上的最后一个画派是由18世纪的圆山应举（Maruyami Okyo）在京都所创立的。应举是一介平民，受到有关欧洲绘画知识的刺激，决心抛弃古老风格中的那种衰微的理想主义与印象主义，而想把日常生活中各种简单的景物作具体的描绘。他很喜欢画禽兽，身边摆满写生用的禽兽标本。他画了一张野猪的画展示给猎户观看，结果猎人都说是一只死野猪。失望之余，他奋然习作不懈，直至人人说所画的野猪不是死的而是睡着的为止。当时京都的贵族们一文不名，他只好将作品出售给中产阶级。客户群的定位决定了，他所画的题材平易通俗。应举甚至画了京都的美女，使那些老画家们震惊不已，应举依然我行我素，坚持他那反传统的作风。森狙山（Mori Sosen）接受了应举自然主义画风的引导，每日与禽兽为伍，与之共同生活，以便能画得惟妙惟肖，终于成为日本以猿猴与麋鹿为题材的最伟大的画家。到1795年应举逝世以前，写实派就已经主宰了日本画坛，这个完全通俗化的画风，普遍引起了日本与全世界的注意。
版画
日本艺术的许多形式在本国地位不高，如果想以其中某种形式而将日本的艺术传入西方，使人人广泛地知晓并且产生影响，那简直是历史上的笑话。雕刻的艺术，随佛教传入日本，500年之后，大约是18世纪的中叶，这种艺术就表现在书籍的插图中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里。古老的题材与方法已丧失了新奇与有趣的特性，因为人们一向被灌输了一些佛教的圣僧、中国的哲人、呆然作冥思状的禽兽、单调毫无生气的花卉等教条，而逐渐崛起的新兴阶级认为艺术应该反映他们周遭的事与物，于是迎合这种看法与需求的艺术家就应运而生。由于作画需要漫长的时间与昂贵的费用，同时，画成之后也只有一幅可供欣赏，因此新的艺术家就利用雕刻的技术来达成艺术上的目的。他们为了符合庶民顾客的需要，将绘画镌刻在木头上，通过版模，印行了无数廉价的印刷品。早期的这些印刷品是用手工着色的。1740年左右，有三种模版，一种是不着色的，一种是略着玫瑰色的，第三种却是全绿的。印制时，每张纸依次从这三种模版上过一遍。终于在1764年，春信（Harunobu）首创了多色画的印刷术，为北斋（Hokusai）与广重（Hiroshige）生动的素描写生画铺路，给予当时毫无文化生气、寻求新奇的欧美人士以一种启发与刺激，也因此诞生了浮世绘（Ukiyoye）派的“现世之画”。
在日本，首先将毫无官衔的庶民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的，并不是这些新派的画家。17世纪的早期岩佐又兵卫（Iwasa Matabei）在一套有6幅版画的屏风上，雕绘了庶民生活中仕女孩童悠然不受拘束的闲态，而令武士贵族阶级们震惊不已。这幅雕画屏风曾于1900年，由日本政府遴送巴黎展览。当时在航程中投了保险1.5万美元。1660年左右，菱川诸信（Hishikawa Moronobu），一名京都的服装设计师，最先创设了模版的版画，也首先印刷书籍中的插图，后来印制的巨幅版画散播民间，有如今日的图画明信片。1687年，大阪剧院的海报设计家杜留久处元（Toru Kujomoto）迁居江户，教导浮世绘派的人，告诉他们如果印刷当红演员的画像，必将获利更多。而后，这一派新兴的艺术家更进一步从舞台扩展到吉原（Yoshiwara）的妓院，使无数羸弱的国色天香尝获到永恒不灭的滋味——为她们作版画印刷。裸露的乳房与光滑的肢体，带着娇羞作态状，毫无顾忌地迈入一向以宗教、哲学为圣地的日本绘画。
屏风上的江户时代风月场所。
18世纪中叶，这种蓬勃发展的艺术杰作纷纷问世。春信借用许多版模印制了12到15种颜色的印刷品，并对他自己在舞台上所印制的早期画品，颇多自责。而以典型的日本风味绘印了属于年轻人的欢乐、优美的世界。清长（Kiyonaga）在这一派里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的巅峰，将色彩与线条轮廓注入了当时尚未创立的贵妇人物画。写乐（Sharaku）献身于版画印刷仅有两年，他绘印了47个浪人的肖像。他有许多画尖酸刻薄地讥讽舞台上的明星，这短暂的两年使他登峰造极。歌麿是才华横溢的天才，专精于线画与图案。穷其一生，从昆虫乃至娼妓，无不雕镂刻绘。他有半生时光是在吉原消磨掉的，沉湎于声色之乐及工作之中，后来，在1804年因镌刻了丰臣秀吉将军及其5名妾姬的画而获罪，饱尝了一年的铁窗滋味。歌麿厌倦常人那种拘谨的态度，因此，在他为高尚有礼的妇女写生作画时，故意把她们画得像鬼魂般纤细，偏着的头，细长而歪斜的眼睛，拉长的脸庞，加上一幅神秘怪异的身躯，飘飞的杂色的长袍。这种颓唐堕落的嗜好，使得高尚的艺术风格增加了古怪矫饰的特性，而导致浮世绘派的腐化衰败。此后，尚有两位最闻名的大师，使这一派的生命苟延了半个世纪。
自称为“有绘画狂热症的老人”的北斋，享寿90年，却为自己大器之晚成与生命的短暂而哀伤：
当我6岁的时候，有一股要描绘各种不同事物的奇怪念头，终日缠绕着我。等到15岁那年，我已描绘出许多可以出版的作品，但无一件是我满意的。
绘画在我70岁时才真正开始。现在已到75岁了，对于大自然的鉴赏力与日俱增。我盼望80岁时，对自然景物的直觉有所心得，以便能于90岁时有更大的发展，等到百岁我即可宣告我的直觉完完全全是属于艺术家的眼光。能否让我过百十岁年月呢？我渴望真正的领悟能从我的画笔中充分流露大自然的美……我请求那些与我同样长寿的人们，届时可知我是否履行诺言。（此论作于75岁，以前名为北斋，现已改称为“有绘画狂热症的老人”。）
北斋跟大部分的浮世绘派的艺术家一样，出生于艺匠世家，父亲为造镜匠。早年曾拜艺术家春草（Shunso）为师，在其家中当学徒。后来因作品别出心裁，遭师驱逐，只好回家过着贫困坎坷的生活。无法靠绘画为生，以叫卖食物与历书度日。不久，房子又惨遭焚毁，他只能吟《牧歌》一首以抒伤怀，意为：“眼看他，楼焚了，回顾落花，依然自我。”他89岁那年始为死神所光顾，万般无奈地离此人世。曾说：“若上天再假我十年，我终能成一大画师。”
他死后留下3万幅画，分装500大卷。他生前醉心于大自然的艺术生涯，一再地描绘他所喜爱的名山、泉石、溪流、小桥、瀑布与大海。北斋所画的《高士山川六景》问世后，他兴犹未尽，如佛教传说中所描述的高僧一般，14又回到这座“神圣之山”的山麓，完成了《富士山百景》的名画。在《诗人的画像》的丛画中，其题材返回到日本艺术中较崇高的那一部分，其中有幅李白在庐山飞瀑与山壑之间的画。而在1812年，他开始发行有15卷之多，名为“漫画”的画册，是一部细腻刻画庶民实际生活细节的画本，幽默中带有讥讽，诙谐中透露其鄙俗。大笔挥洒，随心所欲而不着雕饰，每月作画十数件，将日本庶民的每一部分巨细靡遗地描述出来。因其画笔的扰乱及画意的通俗，北斋颇为当时日本画界与评家所歧视，如同美国评论家之鄙视惠特曼一般。在他死后，邻人才从其陋室中的作品里，发现了他这位伟大神奇的人物，如惠斯勒身后被追认为西班牙自委拉斯开兹以后最伟大的画家一般。
《神奈川巨浪》（葛饰北斋），《富士山三十六景》之一。
在西方不甚闻名，而在东方颇受尊崇的是浮世绘派最后期的伟大人物安藤广重（Hiroshige）。数以万计的印刷物显示出他的画作中，日本的风景画较诸北斋的作品更加忠实，而其艺术上的才华，几使他跃为日本最伟大的风景画家。北斋在面临大自然时，不是在描绘景色，而是依据其个人的想象，在勾绘虚空的幻景；而广重热爱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景象，并对它们作忠实的描绘，其所描绘的景物与轮廓之逼真使旅人游客激赏不已。1830年前后，他开始起程沿东海道而行，这条海道亦即日后京都与东京的通道。他和诗人骚客一样，不急于赶路，而怡情陶醉于沿途的景色。当他走完这段旅程后，聚集沿途所见景物的印象，完成他著名的杰作——《东海道五十三胜景》（1834年）。他嗜绘雨景与夜色的各种形貌，在这方面唯一能超越他的，是惠斯勒的夜景画。广重热爱富士山，为它画了《三十六景》；他也同样热爱故乡东京，谢世前不久完成了《江户百景》的伟构。他享年不如北斋长久，但其画作在内容上闪烁着更为智识的光辉：
我将画笔掷留在阿祖玛（Azuma）起程前往神圣的极乐西方，
去探访彼界那闻名的景色。
日本的艺术与文明
西方工业文明不断冲击日本精巧微妙的古文化，日本的印刷术可称为这个文化最后一个阶段的代表。同样，在东方勤朴风气的浸润下，今日西方人心中存在的这种讽世的悲观主义就是西方文明注定要灭亡的一种前兆。因为1853年以前的日本，无害于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傲慢地去欣赏中古日本的优美。而工商业强盛并且赫赫武力的日本，很难使人发觉其诱人之处、可爱之处。我们了解到古老的日本有着相当多的残酷性，农人穷苦，工人遭受欺压，妇女就是奴隶，在饥荒歉收的岁月被迫卖淫；生命廉贱如草芥，对于百姓而言没有法律而只有武士阶级的利剑。同时期，在欧洲，男人相当凶酷，妇女只是附属的阶级。农人穷苦，工人遭受欺凌，生活艰难，有思想者极危险。因而没有法律，而只有地主或国王的意志。
然而，正如我们可以发现古老欧洲的可爱一样，因为在当时贫穷、冒险与迷茫里，人们将雕绘优美的无数砖石，砌筑成座座教堂，或前仆后继为争取思想的权利而殉难，或不断为正义而奋斗以创建人民的自由，而成为传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同样，我们敬重蕴藏在武士阶级狂啸之外的那股英勇，这股英勇给予日本一种超乎人力与财富之上的力量。在懒散的僧尼之外，我们体会到佛教的诗，认识到它给予诗和艺术一种无穷的刺激。除去凶恶的吆喝，甚或强者对弱者的粗暴，我们也看到了温文尔雅的礼节，最宜人的礼仪，以及对大自然的美的虔诚。在对妇女的奴役之外，我们也见到了她们的优美、温柔和无与伦比的高雅。在东方家族的专横里，我们也听到他们庭院里孩童的欢乐嬉戏之声。
日本诗的简洁格式及其难以言传的含意，我们并不深加感赏。然而也正是这种诗，和中国的诗一样，带来了现代的自由诗体与写象诗派。日本的哲学家缺乏创造力，历史学家欠缺高度的公正心，我们期望他们的著作不要变成国家军事和外交力量的附属物。事实上，在日本能够具有此项独立守正者凤毛麟角。日本于是很聪明地从事美的创造，而不是真理的追求。她所赖以生存的土地不甚稳固，使得日本无法建造雄伟的建筑。她所筑建的房舍“就审美的观点言，可说是最完整的”。在制造小巧的物品的优美与精致可爱上，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日本相匹敌。如日本的女性和服、折扇与阳伞、茶碗与玩具、“印笼”（一种药罐）与“根付”（一种装烟草用具）、华丽的漆器与精致的木雕，其匠艺皆可称独步于世。现代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比得上日本人在装饰方面的精妙细致，在风格上的优雅稳健。事实上，日本的陶瓷作品，与中国宋、明陶瓷相比，颇为逊色。但是除中国的陶瓷器优于日本陶瓷作品外，日本的陶瓷是凌驾现代欧洲各国之上的。虽然日本的绘画缺少中国画的笔力与深度，虽然日本的印刷最差的仅代表一种张贴的艺术，最好的只不过糅合优美与线条来表现世界上琐细事物的虚幻与浮沉，可是日本画自有其风格，而不同于中国的绘画，日本的印刷术不同于日本的水彩画，其印刷术革新了19世纪的图画艺术，并且促进、推动了数以百计的实验，创造了其新颖的形式与面貌。1860年以后，日本重开贸易的时代里，那些印刷品大量涌入欧洲，深刻地影响了莫奈、德加、惠斯勒，结束了欧洲绘画从达·芬奇到米勒的“褐色”时代。日本来的印刷品为欧洲画家的画布注入了新的光辉，鼓舞了欧洲的画家：画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气息而不是只作一名摄影师而已。惠斯勒曾大言不惭地说：“美的故事已经在富士山下编造完成——内容包括（希腊雅典）帕特农神殿的大理石雕饰、飞禽的刺绣、北斋的扇等。”
古代日本在北斋死后4年宣告结束。在锁国时代的享乐升平里，古代日本忘却了一个国家为免于遭受奴役必须怀有世界般广大的胸襟。当日本在雕饰“印笼”、藻绘折扇的时候，欧洲正建立一种为东方所懵然不知的科学；这种经年累月在实验室研究发展出来的科学，深深地改变了世界的潮流，为欧洲带来了工商企业，制造出来的日常用品虽然并不华美，但是比起亚洲匠人用手工制作的，大为低廉。随即这些廉价的商品占有了亚洲的市场，使那些处于手工业阶段、宁静闲逸的国家的经济受到冲击，并且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生活。而更恶劣的是，科学制造了炸药、兵舰与枪炮，较诸英勇的日本武士的利剑，杀戮更甚。对于神出鬼没的炮弹，武士的英勇有何用处？
西方的枪炮猛然震醒了熟睡中的日本，使它从教训中跃然崛起，接受科学、工业与战事，用战争与贸易击败所有的对手。不到两个世代的工夫，日本俨然成为当世最具侵略性的国家，这应是现代史上最令人惊异的一页了。
1 片假名（Katakana）减少了音节符号成直线字体，其在报刊、告示及近代日本说明性的记号上广被使用。
2 印刷也同写作一般，从中国传入，属于佛教徒的特殊技能；世上最古老的现存印刷品为770年日本称德天皇（Shotoku Tenno）的敕令，这是由佛教徒做的木板印刷。1596年由朝鲜传入活字印刷。及至1858年，欧洲势力东渐后，日本才流传使用几千字组成的印刷。甚至今日日本报纸的印刷，仍需要几千个字型相同的活用字体。日本的活用印刷术为当代最引人注意的印刷形式之一。
3 由于生命的短暂，作者无法将亚瑟·威利所译的《源氏物语》4卷，全部阅读。
4 紫式部对普通百姓家庭生活情况亦极了解，远在10世纪，她曾借书中人物马之守对女性接受教育提出呼吁：“热心的主妇，不管容貌如何，整天忙碌于整理家务。夫君在外界经历多少事情，但他们总不能对陌生人吐露，于是他们向枕边人细诉，盖唯有妻子能给予同情与谅解，并共担福祸。但常常当其夫君谈及政治事务时，她们却一无所知，毫无兴趣，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妇女应被该给予适当的教育，以增广见识。”
5 此为当时日本妇女所喜好。——译者注
6 15世纪英国之道德剧中之主角，就叫Everyman（每一个人）。——译者注
7 狂言是随附于能乐而发展的一种戏剧。——译者注
8 丰臣秀吉手下的诸将军，在协助秀吉夺取政权后，有时似乎更满足于得到精致陶瓷器的艺术品作为报偿而非土地与财产等的收益。
9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与西班牙托利多城盛产刀剑。——译者注
10 或许日本的伟大政治家兼艺术家圣德太子与雕刻艺术的成就有关系，因他曾铸凿子，并刻了许多木雕像。弘法大师（Kobo Daishi）不仅是雕刻家，也是画家，更是日本的学者与圣人。北斋更是多才多艺，能同时以双手、双足及嘴挥动5支笔作画。运庆（Unkei）为许多僧侣及其本人雕塑了好多甚具性格的半身像，并雕刻了阎王地府的鬼神，相貌古怪，用之以逐鬼灵。他的父亲康庆、儿子湛庆及学生们均为雕刻名家，协助他把日本木雕艺术推至高境界。
11 敏郎（Toshiro）是白左卫门的别字，烧（Yaki）意指陶瓷器。
12 狩野学派的最佳珍藏可能在1923年的大地震里损毁。
13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获赠一幅光淋的屏画，勒杜克斯（Ledoux）称赞它是获准运出日本的这类画派作品中的伟大杰作之一。
14 北斋曾被放逐，但却眷怀故旧，每日驾舟渡海以瞻仰富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