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印欧民族的扩散
北方草原上的古代牧民们四处飘荡，后来的几千年中，他们不断地涌入了欧洲和西亚。这些来自北方的牧民是白色人种中的一支，被称为“印欧人”。
我们都知道，南方游牧民族来自阿拉伯沙漠，他们源源不断地从沙漠边缘的草原向城镇迁徙，并最终在城镇定居下来。北方也有一片与南方草原类似的草原。这片草原自地势低平的多瑙河流域向东延伸，沿着黑海北岸，经由南俄罗斯，直至亚洲北部与黑海东岸。这片草原上四处飘散着古代的游牧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北方牧民们就像南方闪米特人涌入肥沃新月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了欧洲和西亚。
这些来自北方的游牧民被称为印欧人，他们是庞大的白色人种中的一支，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的祖先来自欧洲，因此这些印欧族牧民也称得上是美国人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想要寻找一块宜居之地，然后结束他们四处游荡，居无定所的生活。于是，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一开始，他们选择了各不相同的迁徙路线；后来，他们开辟了一条迁徙的主线，这条主线是从东方的印度边界向西，穿越整个欧洲然后到达大西洋。他们就是通过这条主线到达并定居在今天欧洲人生活的地方。南方闪米特民族也有一条类似的迁徙主线，他们是从东方的巴比伦尼亚穿越腓尼基和希伯来，然后向西延伸至迦勒底和地中海西部的腓尼基闪族人定居的地方。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将要追溯的古代世界史，就是围绕这条源自南方草原的闪米特迁徙线，与源自北方草原的、在南方与更古老的闪米特文明相遇的印欧线之间的斗争而展开的。在亚洲到大西洋之间的广大区域内，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就像两支正在对峙的军队，他们在地中海地区保持着敌对的状态（图121）。闪米特迁徙线的左翼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右翼则是波斯与迦勒底之间的斗争，波斯赢得了胜利。
在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印欧人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中央和两翼地区都被印欧人征服，印欧人还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绝对统治者。在战胜了闪米特族之后，印欧族系的各个成员之间又开始了争夺统治权的拉锯战。统治权逐渐从北方线的东端转向西端，从波斯人手中转向希腊人，最后到了罗马人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印欧人离开北方草原之前的时期。至今，研究者仍然不能确定最初的印欧游牧民居住地点。有证据显示，印欧人的祖先们可能最初居住在黑海东部和东北部广阔的大草原上。他们最初是一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语言。现代欧洲的文明居民的语言，包括英语[1]在内，就是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印欧民族在迁徙之前仍然处于石器时代。虽然铜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学会使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在分散开来四处迁徙的时间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他们分成为许多个部落，各个部落逐水草而居，放牧牛羊。他们在当时已经拥有了牛、绵羊等家畜，其中最主要的是马。而直到汉谟拉比时代，东方开化民族才知道了马。这些早期的印欧人不仅把马当作坐骑，还用它来拉二轮马车。一些已经定居下来的部落开始种植谷物，主要是种植大麦。他们在耕地时，把轭套在公牛上然后用牛来拉犁。他们没有文字，因此社会单位非常小，但是他们仍然是古代世界天赋很高、想象力丰富的民族。
图121 闪米特系与印欧系的分布示意图
实际上，虽然两个族系的分布有时会有所交叉，例如在西西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各行其是的。在地理上，埃及属于南方，它与闪米特系的关系很密切，但是由于埃及人从未在南方草原上居住，因此图中没有体现这一点。在西方，这两大族系在地中海的大部分区域相互对立；在东方，他们又沿着肥沃新月的边缘地带相互对峙。在这幅图中，赫梯人被列入了印欧民族，这并不是以最初的血缘关系划分，而是以语言归类的。
在分散的过程中，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语言与风俗习惯之间的地理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源于同一种语言的英语与美语之间的差别，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源于同一族系的部落之间的巨大差别了。一开始，印欧语系的两个部落相遇时还能够相互理解，但是随着双方语言差异的增大，后来两个部落相遇时，已经无法理解对方的表达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关于祖先的共同记忆也逐渐模糊起来。直到最近，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才被重新发现。现代欧洲的各种语言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发展而来的。如果我们从西方的英国出发，向东穿越整个欧洲，抵达北印度，我们能在沿途的不同语言中听到不止一个相同的单词。于是，“印欧语系”这一词语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比较下面几个单词：
这些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者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经从西方穿越多瑙河流域到达了巴尔干半岛，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进入了意大利，我们对石器时代的欧洲游牧民族的迁徙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祖先们一边放牧牛羊，一边在草原上四处漂泊，他们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分散开来。下面，我们会讲到他们在地中海的征服活动。在此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印欧语系广大的东部分支，以及他们在向南推进时与闪米特语系的右翼发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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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使用印欧语的民族并不一定有印欧人的血统，而一些继承了印欧人血缘的民族却丢失了原来的语言而接受了其他的语言。语言和血缘之间的交错与融合频频发生在人类历史上。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断言印欧人与更为古老的欧洲居民之间的融合使得他们失去了自身的特性。我们对印欧人的身体类型了解甚少，但是根据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印欧人的迁徙过程中，继承了纯正的印欧血统的人身上所具备的包括语言在内的大量天赋与才能也被分散了。
十九、雅利安民族琐罗亚斯德
来到黑海东岸的草原上并在此定居下来的印欧语系东翼部落就成为雅利安民族。琐罗亚斯德是第一位伟大的宗教创始人，在他创立宗教后一直到公元前700年，他所创立的宗教是肥沃新月山区的米底人最为重视的宗教。
印欧语系最东端的部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离开祖居地，前往黑海东部广博的无树草原上放牧，这是人们公认的史实。在那里，这个印欧部落的牧民们被称为雅利安人[1]，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著述和遗迹，但是他们后代人的信仰提示我们，雅利安人已经拥有了较为高级的宗教。这种宗教主张人们“善思，笃行”，并且非常重视火，这种宗教的教士们被称为“播火者”。
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雅利安人分散成为两支。东部的一支向南迁徙直到印度。我们能通过他们的梵文“维达斯”圣书，感受到雅利安人作为一个整体的那个时代的脉动。圣书中还有许多关于雅利安人在黑海东部的故乡的线索。
另一支保留了“雅利安”这个称呼，它就是后来的伊朗。离开故乡后，这支雅利安人向西部和南部推进，进入了肥沃新月旁的山区，成为后来的伊朗人。其中，两支最为强大的部落分别是米底和波斯[2]。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米底人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下曾经从北部山区退到了尼尼微。最后，闪米特系右翼被向南推进的印欧系东翼击败，肥沃新月落入了这支印欧系东翼的手中。
公元前600年，亚述帝国灭亡后，米底人在底格里斯河东部的山区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伊朗帝国。伊朗帝国从波斯人居住的波斯湾沿山脉向西北扩张，直到黑海地区。这时，印欧系东翼边缘已经完全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止。米底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尼布甲尼撒和他住在巴比伦的后继者们紧张地关注着，这些迦勒底人掌握着来自南方草原的闪米特族的统治权力，他们威胁着幼发拉底河。后来，来自北方草原的印欧族夺走了他们的权力。在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强大攻势面前，迦勒底人无奈退缩了。我们现在正在追溯历史上规模巨大的一次种族变迁过程。新的波斯东方统治者是我们的远亲，5000年前在遥远的亚洲内陆草原上放牧的印欧初民就是我们的共同的祖先。
这些伊朗人信仰的宗教是从远古的雅利安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东部山区某地，一个名叫琐罗亚斯德的伊朗人正在努力地探索生命的奥秘，他试图找到一种信仰，以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他观察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随处可见的几乎没有休止的斗争，他认为这些都是善恶之间的斗争。他将神圣的善神称为“玛兹达”或“胡拉玛达”，意为“智慧之神”。胡拉玛达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助手，这些助手就组成了一个善的群体，其中，最伟大的是名为“密特拉”的光明神。与善的群体相对的就是恶的群体，这个恶的群体以罪恶之神“阿里曼”为首。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撒旦就是由阿里曼这个罪恶之神演变而来的。
源于生命自身斗争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人类最高级的宗教之一，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支强大力量。它告诫人们，在选择人生道路时，是应该把灵魂交给善神和光明神，还是让自己沦为罪恶神与黑暗神的奴隶。琐罗亚斯德教认为，无论选择何种道路，都要经过末日审判，这是亚洲最早与末日审判有关的宗教信仰。琐罗亚斯德还坚信，正因为有善神和光明神的存在，古雅利安人才对火如此崇拜，因此，他在宗教中保留了古代的“播火者”传教士。
琐罗亚斯德一直在努力向伊朗人宣传他的新宗教，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回报。这位伟大的先知只留下了一组赞美诗，诗中体现了他对自己宗教寄予的极大希望，以及他对世事的担忧。传说琐罗亚斯德曾经奇迹般地治愈了一位伊朗国王的跛马，这位伊朗国王与所有的伊朗人一样天性爱马，于是他皈依了琐罗亚斯德所创建的新宗教。
直到这位伟大的先知临死之际，人们才接受了他的新宗教。此后一直到公元前700年，他的宗教一直是肥沃新月山区的米底人最为重视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是第一位伟大的宗教创始人。
那时的伊朗人还没有文字，因此琐罗亚斯德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上面提到的赞美诗与他传教的故事都是通过早期基督教的《阿维斯塔》这本书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波斯人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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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初的雅利安人并没有给他们的大部落群体整体命名，用“雅利安”来称呼初民是不对的，“雅利安”（后来的“伊朗”和“伊朗人”就是由其衍生出来的）只是一个部落群的名称，是初民的一个分支，他们在分散之后，过个几个世纪才来到黑海东部定居。当人们用雅利安来称呼欧洲的印欧人或是说我们是雅利安的后代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雅利安人是印欧初民的东方后代，我们则是印欧初民的西方后代，雅利安只能算是我们的远亲，而不是我们的祖先。
[2] 他们用辽阔的伊朗平原来命名自己的部落。伊朗高原从扎格罗斯山脉向东，一直绵延到印度洋。在希腊和罗马时代，这片地区被称为“雅利安那”。“伊朗”一词明显源于“雅利安”。
二十、居鲁士与波斯帝国
居鲁士在尼尼微失陷后的60年内统治着一个小王国。他利用亲属关系联合了几个波斯部落，并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征服了从小亚细亚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并最终称霸了整个东方世界。
波斯人是伊朗人中的一支，他们是琐罗亚斯德教的虔诚信徒，我们正是通过他们了解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在公元前612年尼尼微沦陷时，波斯人早已经在扎格罗斯山的东南端，波斯湾的北部地区定居了很长时间。波斯湾沿岸的生存条件不比沙漠好多少，但山区中的山谷土壤肥沃，非常宜居。这片山区中一块大约400英里长的地带被波斯人占领，波斯人在此建立了农业社会，他们是山地野蛮民族，但是已经形成了简单的社会制度。他们没有文字，没有文学，也没有艺术，但对于祖先，他们却心怀最深切的缅怀。他们常常在劳作之余聚在一起，回忆他们的祖先雅利安人，以及为他们创造了宗教的古代先知的故事。
在波斯人中，有一个名叫安闪的部落，他们定居在埃兰山区，并在此创建了一个小王国。在尼尼微失陷后的60年内，这个王国统治在一个名叫居鲁士的波斯人手中。他利用亲属关系成功与其他几个波斯部落联合，并形成了一个国家。然后居鲁士迅速开始反抗米底人的统治。他率领农民士兵攻打米底，并在三年后成功征服了米底地区。居鲁士的超凡气魄与独特经历吸引了所有西方对手的注意力。
图122 波斯士兵
虽然这些正在执勤的王宫卫兵们手中持有长矛，但从他们背上的箭囊大小可以推测，他们的主要职责仍然是弓箭手。在伊苏斯战争中，国王身边的卫兵也要拉弓射箭。在这幅图中，王宫卫兵们身上的华美长袍是用绚丽的釉砖镶嵌而成的，这是源自波斯的一种装饰宫殿墙壁的艺术。
这个崛起不久的征服者与他的农民士兵爆发了一种所向披靡的强大能量，他们的军队主要由弓箭手组成，因为波斯农民都是出色的弓箭手。这些弓箭手们在距敌人很远的地方用强弩发起攻击，他们射出的箭如疾风骤雨一般，让敌人无力阻挡，基本上不需要再近距离作战。波斯的弓箭手两翼还有骑兵，这些骑兵们正等着敌军被弓箭手克制之后再投入战斗，彻底歼灭敌人。这是波斯人从亚述人那里学来的战术。弓箭手一度是东方战斗力最强的战士（图122）。为了对抗居鲁士，巴比伦尼亚（迦勒底）、埃及、小亚细亚西部克雷兹王统治下的吕底亚与希腊的斯巴达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的目标就是抵御在东方天空如新星般升起的居鲁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居鲁士待时而动，先发制人。他首先对联盟的领头人吕底亚的克雷兹发起了攻击。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蒂斯，国王克雷兹也沦为了他的俘虏。随后，居鲁士进一步占领了小亚细亚的南部海岸。在五年的时间内，这个埃兰山区的波斯王国不断发展壮大，征服了从小亚细亚到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并最终称霸了整个东方世界。
图123 记录着居鲁士攻占巴比伦的筒形黏土书（公元前539年）
这部黏土书上记录着居鲁士占领巴比伦的过程：“在没有进行任何战斗与拼杀的情况下，巴比伦神马杜克就让居鲁士进入了自己的城市巴比伦；他为巴比伦去除了灾难，把对自己不敬的迦勒底国王那波尼德送到了居鲁士的手中。”巴比伦迦勒底国王那波尼德与教士们不合，因此巴比伦被教士们送给了居鲁士。
居鲁士再次将目光转向东方，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年轻的摄政王伯沙撒率领的迦勒底军队。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基督教世界，伯沙撒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虽然巴比伦拥有尼布甲尼撒修建的高大而坚固的城墙，但它还是在公元前539年被波斯军队攻入，并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
在73年间，也就是仅仅两代人的时间内，始于尼尼微陷落的北方草原与南方草原之间的斗争，以印欧人彻底战胜东方闪米特人告终了。大约在10年后的一次与东北部伊朗游牧民族的战斗中，居鲁士战死沙场（公元前528年），他的遗体就葬在帕萨尔加德的一座巨大坟墓里，居鲁士就是在那里创建了波斯帝都，现在，那里还长眠着历史上的首位具有印欧血统的强大征服者。
现在，西亚所有国家都落入了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中，但居鲁士王国仍在对外扩张。公元前525年，居鲁士的儿子——冈比希斯在居鲁士死后第三年征服了埃及。冈比希斯的这一次征服让波斯王国最终成为波斯帝国。所有的东方文明古国都成为波斯帝国的领地，帝国的范围从尼罗河三角洲、整个地中海东端再到爱琴海，并以此为西部边界，向东几乎到达了印度。从击败米底人开始算起，居鲁士只花了25年的时间就完成这一强大的征服。当然，居鲁士的这次征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亚述帝国曾经的基础上完成的。现在，波斯人开始从自己征服的那些伟大文明中汲取更多营养，以加强自己的实力。
二十一、波斯帝国的文明（大约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330年）
波斯帝国创造了国家高度组织化的最早典型——行省制。波斯帝国还在海洋上扩张自己的势力，并成为海上霸主。它不断地吸收各种东方文明，并将它们与帝国的生活相融合。
波斯人在进入巴比伦后发现，这是一座前所未有的伟大城市。尼布甲尼撒在两河之间修筑的巨大防御工事，以及在遥远的巴比伦平原上都能望见的华丽宫殿与神庙建筑，都让这座城市更加宏伟壮观。此外，巴比伦还是西亚的商贸中心与早期东方世界的最大市场。现在，波斯国王已经统治了尼罗河畔的那些伟大城市，我们之前已经看过那些巨型石碑了。很快，波斯人就会受到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文明带来的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这时，巴比伦繁盛商业区里的阿拉米商人使用的语言——阿拉米语已经成为整个肥沃新月的通用语言。各种商业文件都是用笔和墨水在莎草纸上用阿拉米语书写而成的。人们已经不再使用那种刻在黏土板上的楔形文字了。波斯官吏也要用阿拉米语来管理商贸和收税。阿拉米语已经在波斯帝国的西半部普及开来。即使远至尼罗河和小亚细亚，波斯官吏发送的官方文件也是用这种通行的商业语言写成的。
波斯国王同时采用了阿拉米语和古波斯语这两种语言。阿拉米字母还被大量运用在波斯的书面语中，就像罗马字母被运用在英语中一样。这时，波斯抄写员们可能受到了阿拉米字母的启发，他们发明了一套由39个楔形符号组成的新字母表，用来在黏土板上写波斯文。巨型纪念碑上就出现了这种文字（图124）。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的波斯人终于在进入肥沃新月后开始用文字来书写他们的历史，那些巨大的纪念碑就是留存至今的早期波斯文献。
波斯帝国的领土从印度洋绵延至爱琴海（相当于美国东部到西部的距离），还包括从印度洋到黑海的沙漠。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与管理体系，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此前，没有一个统治者尝试过建立这样的体系，因此，单凭居鲁士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庞大的政治工程的。这个宏达的历史任务一直从居鲁士到大流士（公元前521年到公元前485年）才最终完成，大流士时代的波斯组织管理体系是古代东方，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伟大成就。虽然被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仍然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大流士的统治基本上保证了公平、慈善与理智。在大流士的统治体系中，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所有人都要服从于他。贝西斯敦的铭文上记录着大流士的一段话：“胡拉玛达神的慈悲在上，这些土地全部听命于我；我发出的命令，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我们可以发现，个人集权式是这一统治体系的核心，这个史无前例的巨大帝国就是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来治理的，这成为后人们难忘的范例。
图124 大流士的胜利纪念碑——贝西斯敦悬崖上的亚洲“罗塞塔”石头
作为留存至今亚洲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座纪念碑让人印象深刻。纪念碑由浮雕（A）和三种铭文（B、C、D）四个部分组成。B是一块高12英尺的巨大铭文，它被分为了几个纵列，上面记载的是发生于大流士即位典礼后的一场大规模叛乱，大流士击败了所有敌人，平息了这场叛乱。铭文是用波斯人发明的由39个字母组成的新楔形文字写成的。C和D是波斯语铭文（B）的巴比伦尼亚语译文，因此C和D的内容与B相同；只是铭文C是用上百个楔形符号组成的巴比伦尼亚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D也是使用的楔形文字，但它使用的是苏撒地区的苏西安语。这座纪念碑上的铭文由东方最重要的三种语言写成，它公开向世人宣扬国王的辉煌战绩。这座纪念碑被国王安放在贝西斯敦悬崖上，悬崖高300英尺，上面可以俯瞰主要大道。在巴比伦和普拉提亚之间往来的商旅们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块25英尺高、50英尺宽的纪念碑。这样的高度是很危险的，但亨利·罗林森爵士不顾生命危险，攀上悬崖将纪念碑上的三种楔形铭文全部复制了下来（1835年至1847年）。通过复制下来的铭文，罗林森爵士成功破译了古巴比伦尼亚的楔形文字。现代历史学家们通过这座雄伟的纪念碑再现了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已经失传的语言和历史。这座纪念碑对西亚的历史意义就如同罗塞塔石头对埃及的历史意义一样重要。
大流士没有新的征服计划，他希望努力维持并发展自己的帝国，让自己成为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国王。他把帝国的征服地划分成为20个“行省”，行省的最高长官是总督，总督由波斯君主——国王直接任命。这类似于迦勒底、亚述和埃及的统治体系，但波斯帝国进一步完善了这种体系。波斯帝国是最早用划分行省的方式来实现国家高度组织化的，这种体制被称为行省制。各个行省要按时纳贡并为国王的军队提供兵源，除此之外，各行省享有高度的地方事务自治权。国王还直接派官吏到各个行省，以监督和预防行省总督或人民发动反抗波斯政府统治的叛乱。人们按照古老的埃及风俗将这些官吏们称为“国王的耳朵”或“国王的眼睛”。这些官员们要及时向国王汇报各个行省内可能发生的叛乱。这些制度都建立在亚述帝国统治体制的基础之上。
帝国将农业用地划分成了一个个的大领地，有权势的贵族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享有这些大土地，而小土地的所有者很少。土地上的大部分产物都要用来向帝国纳贡。用实物纳贡是东方自古以来的传统；而在西方，那里主要居住着吕底亚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移民，他们在公元前600年前一直在使用金属铸币，因此他们就用金属铸币来纳贡。包括埃及、巴比伦尼亚和波斯在内的东部地区各国直到很久以后才采用了这种更为便利的方式。大流士自己也开始铸造金币，他还允许各行省的总督们铸造银币，这两种货币的比率是13∶1，即金币的价值是银币的13倍。于是，东方终于引进了国家发行金属货币的方式，它将带来巨大的商业便利。
大流士不愧为一个有大智慧的政治家，他预见了海洋的重要性并努力将波斯向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深处内陆腹地，与海洋之间隔着一片大沙漠的民族而言，控制海洋不是易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流士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这些努力大概可以与德国皇帝创建强大的海军所做出的努力相媲美。大流士与威廉皇帝不同，他只能雇佣外国的水手。大流士曾经雇用了一个名叫西拉克斯的地中海水手，西拉克斯非常善于航行，他先被大流士派去考察通往印度河的航线，然后又接到命令沿着亚洲海岸从印度河出海口向西航行到苏伊士地峡。西拉克斯是至今发现的首位沿着亚洲南海岸航行的西方水手，而当时（大约公元前500年），亚洲南海岸还很少有人知晓。
大流士还疏通了淤塞已久的古埃及运河，使这条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再度畅通起来。大流士建立的巨大石碑的碎片就曾出现在这条古老的航线上，我们在这些碎片上可以看到关于大流士修复运河的描述。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条连接埃及的尼罗河与波斯湾延展出来的大海（红海）的运河是我下令开凿的，现在，如我所愿，船只可以从埃及经由运河航行到波斯。”此外，大流士还希望波斯的南方海岸参与到当时印度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不断增长的商业贸易中去，但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在当时的波斯，小土地所有者非常少，自然也不会有积极进取的小商人，于是商业贸易也就缺少最有力的推动者。
图125 位于波斯波利斯附近的居鲁士墓
这是波斯最古老的建筑，可能是由居鲁士主持修建的。柱廊环绕在主建筑的周围，这幅图的左侧是这些柱廊的遗迹。当亚历山大大帝来这里参观时，居鲁士已经在这里葬了两百多年了。当时，墓穴中的皇家陪葬品已经被洗劫一空，亚历山大下令把居鲁士的遗骨放回原处，并将墓室封闭了起来。现在，这座居鲁士墓里已经空无一物了。
不同于亚述人的残暴统治，大流士对腓尼基人的城市采用的是相对仁慈的政策，他也因此成功创建了一支强大的腓尼基舰队。就是依靠这支舰队，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才能在地中海地区发动战争与运输物资。厉害的波斯国王取得了亚述帝王们未能取得的辉煌功绩，在他的带领下，波斯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
波斯帝国的境内遍布着大路网，帝国依靠大路网来维持交通，这些大路对波斯帝国的作用就像如今铁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作用一样，只是规模有所不同。在大路网的基础上，波斯帝国还建立了比亚述帝国更为完善的邮政系统。那时，把苏撒的商品运往爱琴海所需的时间几乎与我们现在环绕世界一周的时间一样长，但是那时的邮政使者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传递着商品和信件。这些大路的作用还可以通过一个事例来说明，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家禽——鸡，在当时的地中海还非常陌生，人们根本没听过这种东西。直到波斯人通过这些大路把鸡从它的故乡印度运到爱琴海后，欧洲人才开始了解并饲养这种家禽。此外，大流士还引进了埃及历法，按照这种历法，每年有12个月，每个月有30天。5个世纪之后，这种历法被尤利乌斯·凯撒引进了罗马。被征服民族的科学引起了大流士的浓厚兴趣，他在埃及创建了一所医校，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校，同时也是最早的专科学校。
图126 位于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的大门和阶梯
波斯王宫的入口就是这幅图中的巨大平台，它的高度相当于美国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宏伟的宫殿原来就建在平台的上面，平台的外侧就是皇城。
波斯君王主要居住在苏撒古城埃兰，这座古城坐落在扎格罗斯山区中，它也是波斯的首都。巴比伦尼亚平原气候温暖，于是，在每年的寒冷季节，波斯君主会迁到巴比伦城中，居住在以前的迦勒底王宫中。早期的波斯国王们始终坚持在自己的故乡居住，居鲁士曾经在帕萨尔加德附近建立宫殿，而他正是在这里将米底人击退的；大流士也曾在波斯波利斯建立一座豪华宫殿，距居鲁士王宫大约40英里。这些建筑的废墟旁就坐落着居鲁士、大流士和薛西斯等波斯皇帝的陵墓，它们静静地矗立在旁，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图127）。
图127 早期的波斯国王陵墓
在居鲁士和冈比希斯过后，自大流士开始的历代波斯国王都在这个悬崖上为自己开掘墓穴。这里距波斯波利斯的王宫大约为6英里。波斯最早的六位国王中，已经有五位的陵墓被发现了。他们分别是大流士一世（左起第三个）、薛西斯（最远处的一个）、大流士二世（左起第一个）和阿塔薛西斯一世（左起第二个）的陵墓。埃及的征服者——国王冈比希斯的墓穴至今还未发现。而阿乞迈尼德世系（大流士世系）的最后三位国王的墓穴被开凿在波斯里斯王宫后面的山崖上。他们分别是阿塔薛西斯二世、阿塔薛西斯三世和大流士三世。国王在祭火坛前向胡拉玛达神祈祷的像被雕在每个墓前的柱廊上。与居鲁士的墓一样，这些陵墓也早已被洗劫一空，墓里只留下了曾经埋葬过大流士、薛西斯等国王及其家人的大石棺。
波斯的建筑师们不断地向被帝国征服的东方古老民族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许多不同的艺术形式融合起来。他们模仿巴比伦尼亚的样式建立了波斯宫殿下面的巨型平台；他们还从亚述和西方学来了装饰在宫殿大门上的双翼公牛；王宫正面和宽敞的大厅中的柱廊（亚洲最早的柱廊）是从两千多年前的尼罗河畔借鉴而来的；王宫门口的门楣虽然可以看作是亚洲式的拱门，但它仍然是源于埃及的设计；镶嵌在宫殿墙壁上的绚丽瓷砖也是从尼罗河经由亚述和西方才传到波斯的。波斯的建筑师们用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装饰自己的帝国，并将其融入了帝国的生活。
二十二、对波斯文件与楔形文字的破译
通过对西亚楔形铭文的破译，我们终于理解了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城市废墟向我们展现的，两河流域历史上的三部伟大篇章。这是几乎已经被世界遗忘的关于西亚民族2500多年的历史。
对于现代人而言，波斯人在肥沃新月与东方文明的融合与吸收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意义。正是通过波斯人用楔形文字写下的文件，我们才能够破译西亚的楔形铭文。如果他们没有留下这些文件，现代的学者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那些黏土板，我们对巴比伦和亚述历史的研究将永远止步于没有休止的争论之中。
当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语言被阿拉米语取代之后，人们不再用古代楔形文字来书写黏土板或做其他记录。大约在两千年前，最后一位懂楔形文字的人也死去了。从此，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历史被尘封在两河沿岸的城市废墟之下。
1800年，一些欧洲旅行者在波斯王宫的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楔形铭文，他们将这些铭文做成复制品带回了欧洲。研究发现，这些铭文中并没有包含很多楔形符号的种类，因此铭文的破译似乎没有那么困难。1802年，一位名叫戈罗特芬德的德国教师在这些波斯铭文中辨认出了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姓名以及其他一些单词和名称。后来，这位德国教师译出了两个短篇楔形铭文（图128），这是近代人第一次破译出波斯铭文，这个领域的有关学者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这两篇铭文的篇幅实在太短，只涉及了波斯字母表上的几个楔形符号，而绝大多数的波斯铭文仍然是神秘而无法理解的。这时，波斯楔形字母表上所有其他符号的音调被一些欧洲学者发现了。同时，亨利·罗林森爵士——一位杰出的英国军官在驻扎波斯时搜集了很多波斯铭文，这在欧洲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位英国军官搜集到的铭文中就包括著名的大流士贝西斯敦铭文。1847年，罗林森发表了一套包括39个语音符号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字母表，以及贝西斯敦铭文上的波斯语部分的完整译文。这说明他已经完全破译了古波斯楔形文字。我们要说明的是，居住在东方的罗林森对欧洲学者的研究毫不知情，因此他是在完全独立并且没有借鉴的情况下完成的破译，这让他的成果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图128 第一次被破译的两篇古代波斯铭文
在铭文中，插在两个相邻单词之间的倾斜的楔形是分隔符。图中插入的阿拉伯数字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单词，因此除1以外的阿拉伯数字都标在分隔符指示的新单词的前面。戈罗特芬德发现，在同一篇铭文中，有一个单词出现了很多次，图E中2、4、5、6就是同一个单词。F中也出现了四次（2、4、5、7）这个单词。由于这些铭文发现于波斯国王的画像上，因此戈罗特芬德推测这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单词可能是波斯语中的“国王”一词；又因为这个单词每次都出现在第二位，因此它前面的单词很有可能就是国王的名字。于是，两个符号就可以组成一个词组，例如“大流士国王”。戈罗特芬德还发现，在后来的波斯文件中，这些波斯国王头衔的字符是已知的。于是，他尝试推测这些单词的排列顺序和实际意义：
1 2 3 4
某位波斯国王的名字 国王 伟大的 国王
5 6 7 8
国王们的 国王的 某位波斯国王的未知名字 儿子
6、7、8连起来就意味“某某国王之子”，然后，戈罗特芬德把已知波斯国王的姓名加了进去，他根据名字的长度推测出，E中的第一位国王很有可能就是大流士，F中的第一位可能是薛西斯。
图129 薛西斯在古波斯楔形文字中的名字
这是图128F中的第一个单词，戈罗特芬德推测它是薛西斯在古波斯楔形文字中的姓名。我们所说的“薛西斯”在古波斯语中读为“克沙亚尔沙”，就如同“查尔斯”是古代“卡洛斯”的简略形式一样。因此，图中的七个符号应该分别读作：Kh—sha—y—a—r—sh—a。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戈罗特芬德读出了这些符号的音调。同时，他还在波斯语“国王”这个单词中发现了其他一些符号，然后他由此推出了古代波斯语中“国王”的发音。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首先在纸上画出“国王”这个单词的前面三个符号，然后将这三个符号与“薛西斯”对比，我们会发现，“国王”中的前三个符号与“薛西斯”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七个符号是一样的。我们把“薛西斯”中的第1、2、7个符号排成一行，就得到了Kh—sha—a。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古波斯语中的“国王”一词是以Kh—sha—a开头的，如果我们将它与现代波斯国王的头衔“shah”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戈罗特芬德对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译方式是正确的。
现在，学者们可以对古波斯铭文进行解读了，他们在破译现存波斯铭文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对著名的贝西斯敦铭文的破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幸存至今的波斯铭文很少。学者们破译古代波斯楔形文字的最终目的是破解古巴比伦尼亚楔形文字。
学者们发现，贝西斯敦纪念碑上的铭文C中的楔形符号与巴比伦尼亚发现的黏土板和石碑上的楔形符号是一样的。就在这时，巴黎和伦敦的博物馆中收到了从尼尼微和萨尔贡王宫中发现的巨大雪花石膏雕版，雕版上的铭文与贝西斯敦纪念碑上的铭文C也是一样的。于是学者们推测，破译贝西斯敦的铭文C是关键，只要能够解读铭文C，就能够解读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所有古代文件，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伟大时代。
许多证据表明，贝西斯敦铭文C是罗林森已经破译出来的波斯文的巴比伦尼亚文，因此贝西斯敦铭文可能是我们破译古巴比伦尼亚语的突破口，就像罗塞塔石碑是破译古埃及语的桥梁一样。贝西斯敦铭文很有可能会成为西亚的罗塞塔石碑。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进行对比：
罗塞塔石碑中包含：
1.学者将埃及语铭文与2进行比较并成功破译；
2.学者已经理解的希腊文
贝西斯敦铭文包含：
1.学者将巴比伦尼亚楔形铭文与2比较，并以此为突破口进行破译；
2.已经被罗林森破译的波斯文
学者们发现，破译巴比伦尼亚楔形铭文的难度远远超过波斯文，因为波斯楔形文字只有40个符号，而目前已经发现的巴比伦尼亚符号就有500多个。最终，罗林森完成了这项艰巨工作，他在1850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在第二年发表了贝西斯敦铭文上的巴比伦尼亚语部分的全部译文。
此后，我们才开始理解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城市废墟向我们展现的两河流域的三大历史篇章，那是几乎已经被世界遗忘的西亚民族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城市废墟的考古发掘出了大量文字文献，于是，研究黏土板和石板上的楔形文件的学者也相继出现，我们称这些潜心研究的学者们为亚述学家。这是一门新学科，这门学科的创立以及对古代西亚历史的研究都要感谢波斯国王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文件。
二十三、波斯帝国的统治波斯宗教的影响
贝西斯敦铭文中记载着大流士的这样一段话：“我以及我的家人既不是邪恶者，也不是说谎者，更不是暴君，因此，我得到了胡拉玛达神的帮助。我依据正义的原则进行统治。”
波斯帝国的统治为整个东方世界带来了近200年的和平与繁荣（一直到公元前330年）。但是当居鲁士和大流士的时代过去之后，波斯国王们的力量已经远不如他们的祖先了。他们自己贪图享乐，却将大部分的统治职责推给行省总督和其他官吏，帝国进入了腐化而软弱的统治时期，最终走向了衰亡。
后来的世界，尤其是希腊世界将波斯统治者视为野蛮凶狠的东方暴君，但这只是人们的偏见。早期的波斯皇帝们始终以公正对待各民族为己任。贝西斯敦铭文中记载着大流士的这样一段话：“我以及我的家人既不是邪恶者，也不是说谎者，更不是暴君，因此，我得到了胡拉玛达神的帮助。我依据正义的原则进行统治。”这段话说明，作为古代世界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具有比之前任何一个东方国家更为公正仁慈的统治。
通过对大流士其他话语的记录，我们发现，波斯统治者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忠实信徒，也是该教教义的践行者。随着波斯统治者的扩张，这一伟大的宗教传遍了整个西亚，尤其是小亚细亚。在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中胡拉玛达神的助手密特拉神变成了光明神，并最终演变成为太阳神，后来其光辉甚至掩盖了胡拉玛达神。密特拉神还经由小亚细亚传到了欧洲，我们会在后面了解到，在罗马帝国，对伟大的波斯神的信仰无处不在，这种信仰成为基督教的一个危险劲敌。
波斯帝国的宗教也与其他方面一样，冲破了民族界限，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纷争时代。在这个时代，为了争取波斯国教地位，东方各个主要宗教相互斗争，其中，希伯来人的宗教最值得一提。当波斯王族与东方贵族们逐渐衰落时，波斯帝国的一个西方属国——毫不起眼的希伯来王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个小王国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甚至比同期世界上所有强大帝国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
波斯波利斯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