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
希腊分裂成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完全对立，斯巴达是传统的象征，代表的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雅典是一个先进文化的使者，它代表的是民众，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权利。两大城邦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结成了很好的情感同盟，但在如今这无法和解的矛盾和分歧中，这个同盟破裂了。
迎接雅典人归来的是变得满目疮痍的雅典城，他们在逐渐感受到自己为希腊奉献了太多的同时，也体会到了自己所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这般景象让他们回想起了雅典卫城的凄凉。曾经危难当头，斯巴达的援助不太及时，雅典人只能自己站起来对抗敌人，并最终战胜了历史悠久的东方强国，这让雅典人有了世界唯我独尊的感觉。于是，他们不再去纠结过往的种种，而是饱含期望地注视未来，一个更加强大、繁荣的新雅典就要崛起了。
然而，斯巴达却没有这些感性的想法。斯巴达人的身份都是从军士兵，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只有军事训练。国家中的男性都是军人，他们享用国家提供的公共午餐，以15人为单位进行分组，每天大家都一起享用午餐。每个斯巴达公民都有义务提供这种公共午餐给军人，他们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公民权。公民不需要耕种，耕种是奴隶要做的事，而他们平时的唯一任务就是军事训练。于是，整个国家就类似一部被军事操控的机器。
士兵公民总共大约几千人，规模并不大。但斯巴达的公民组成了小规模的贵族阶层，这让他们与拉科尼亚半岛其他无选举权的人相比变得与众不同了。因此，我们定义斯巴达的统治为有限的僭主统治。军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战争做准备，他们没有商业活动，也没有兴趣开展艺术和工业事业。他们固执而自满，完全相信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们没有在城市修筑围墙（图186）以提高防御等级。当时的斯巴达都不能被定义为一座真正的城市，它仅仅由一些分散的村庄组成，整个城市没有足够的公共设施，也没有修建一座纪念性建筑来说明其城市的属性。他们建立了类似军事俱乐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生活中没有田地和耕种，而耕种都是由奴隶完成的。奴隶隶属于这些组织，但他们没有选举权，他们的一切劳作成果都会被这些军事组织剥夺。在战争期间，斯巴达的两位国王都成为了军事指挥官。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斯巴达人的特点，他们缺乏感情，束缚在军事组织的盔甲之中被禁锢了想象力，因此，他们只能茫然失措地面对着这个深受希腊文明影响的世界。他们也渴望希腊成为军事强国，但同时自己又不愿担负对外扩张的重任。于是，希腊分裂成为斯巴达和雅典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完全对立，斯巴达是传统的象征，代表的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雅典是一个先进文化的使者，它代表的是民众，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权利。两大城邦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结成了很好的情感同盟（这极有可能统一古希腊为一个国家），但在如今这无法和解的矛盾和分歧中，这个同盟破裂了。两大城邦内部斗争了一个世纪，结果让希腊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如今，为了推动雅典的进一步发展，雅典开始执行扩张政策，塞米斯托克利斯站出来成为关键人物。他认为，雅典要想成功，是不能复制斯巴达的建设理念的。为了在新雅典城筑起了一道牢固的城墙，他成功地设计迷惑了本不赞同修建的斯巴达人。同时，他还加强了雅典港口——比利埃弗斯要塞的防御等级。而塞米托斯克利斯还有一个伟大创举，那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希腊联合舰队在驱逐波斯人、斯巴达人退出指挥之后，摇身变为强大的雅典舰队，成为爱琴海的主人。
四十九、民主的胜利——雅典帝国崛起
雅典的法律由公民大会制定并颁布，这意味着平民掌握了实权。同其他古代国家相比，雅典拥有更多的智慧公民。
雅典人同爱琴岛以及亚洲的希腊城邦结成了一个长期防御同盟，以防止亚洲的希腊城遭波斯报复。于是，同盟中富有的城邦提供战船，其他城邦则每年需要缴纳一笔贡金，由雅典负责征收。雅典的职责除此之外，就是指挥联合舰队。为了更合理有效地管理同盟、处理关系大局等事务，雅典委任亚里斯泰迪兹掌管如征收贡金和调度重大事项等事宜。亚里斯泰迪兹是一位正直无私的爱国公民，因此他被众人称呼为“公正的人”。他曾遭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曾因失败地反对塞米斯托克利斯发展海军的计划，而遭到流放惩罚；到后来，在萨拉米斯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中，他又因战绩显赫而名扬四方。虽然他曾与塞米斯托克利斯的理念相左，但如今却愿意抛下成见，积极地支持新组建的防御同盟并为之竭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了保护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他甚至花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从此，联盟以提洛同盟举世闻名（公元前478年至公元前477年）。萨拉米斯战役之后的第三年，提洛联盟建立。就这样，由众城邦组成的联盟依附于雅典的帝国指日可待。然而，随着雅典的逐渐强大，斯巴达人开始变得忌恨和猜忌雅典了。
联盟舰队在奇蒙的率领下，成功地将波斯人彻底赶出希腊海域。奇蒙的父亲是马拉松英雄米尔提阿得斯。但奇蒙却引发了雅典内部的政治分歧。他想要与斯巴达结成同盟而忽视了雅典统治希腊的重要性。奇蒙的支持者都是保守派，如贵族、富人以及思想保守者，但雅典的进步人士却反对保守落后，他们选择站在塞米斯托克利斯一边，支持向斯巴达开战。
因为没有获得公民大会的一致支持，塞米斯托克利斯遭到流放。后来，他又因被判叛国罪（公元前472年至公元前471年）而逃亡他乡。他曾将雅典从波斯人手中解救出来，但他的下半生却在服务波斯国王中度过。作为雅典历史上功不可没的政治家，他遗憾地没能亲眼见证雅典的崛起——成为一个帝国的灵魂。
图187 两种风格的希腊建筑：多立克（A和B）与爱奥尼亚（C和D）
德尔斐雅典人的宝库就是多立克建筑，在这一建筑之中收藏着献给阿波罗神的各种祭品。建筑物左侧的地基上摆放的就是马拉松战役的战利品。建筑物上方的墙壁上刻着阿波罗颂歌，颂歌标有音符，成为迄今为止保存最久远的歌谱之一。D中壮丽的爱奥尼亚建筑是一件复制品，复制的是为纪念雅典卫城之战胜利的神庙。从中可以看出，爱奥尼亚相比多立克建筑，有更修长的廊柱，更为坚固的房顶，更精美的设计。从A到C能够细致地看出两种风格的不同。
在西方海域一直徘徊的波斯海军最终被奇蒙击退（公元前468年），他无比光荣地返回了雅典。后来，斯巴达爆发叛乱，奇蒙在斯巴达的请求下调派雅典军队支援斯巴达。但奇蒙没有料到斯巴达人会过河拆桥。斯巴达人在叛乱尚未平息之时，非常无礼地要求雅典撤军。而这一无礼要求让奇蒙对斯巴达的友好政策变得苍白而可笑。雅典人不可容忍，在公元前461年通过投票流放了奇蒙。
奇蒙被流放，标志着平民反对贵族统治的胜利。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沾沾自喜而停止斗争的脚步，他们进而开始攻击长老会，这是一个完全由贵族统治的组织。长老会也叫阿利奥勃古斯，名字起源于他们常在市场附近的阿利奥勃古斯山上开会。通过新法律，平民限制了阿利奥勃古斯的政治权力，导致他们只能够审判谋杀案和处理国家宗教问题。同时，根据当时的需要，为了管理剩下的绝大多数政府事务，一个500人的小议会诞生了。他们以50人为单位，共分成10组，每组每年有近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来行使权利。此外，梭伦建立的公民陪审法庭的人数规模也越来越大，到最后竟扩展到了6000人。根据陪审法官的数量501人，他们被分成更小的陪审法庭。这些陪审法庭的权责与如今处理各种案件的法庭类似。为了生计，贫穷的公民没有办法参加陪审，因为他们需要依靠手中的农活养家糊口。于是，平民颁布法律，支付报酬给从事陪审的人员以满足贫民的需求。就这样，公民法庭的权利越来越大，到最后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法庭在公民大会的协助下，开始制定和颁布法律。至此，平民才真正地掌握了实权。
除此之外，担任官职的公民阶层进一步放开，所有的公民都有资格出任执政官，而不再仅仅是由没有任何财产的劳动阶层才有资格担任了。只是，曾经由选举产生高层官员的方式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在全体合格的公民之中抽签决定高层官员。这样的直接影响是，如今轮流坐庄的国家官员，其号召力大减。当然，让更多的公民承担国家公务，这对于他们自身而言就是一种实践教育，对于他们的人生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因此，雅典和其他古代国家相比，拥有了更多的智慧公民。
当然，执政官（strategus）是唯一不能抽签确定的官员，因为身处的这一职位对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会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发展方向，所以一般由既有能力又有威望的公民担任。克里斯蒂尼建立了10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一位指挥官负责，共10名。他们不仅要带兵作战，还要掌管政府、国家财库、帝国事务以及外交事务。首席执政官，或称总统，作为国家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因此，只有接受了军事训练的贵族才有可能成为有权有势的人；只有为国家规划出合理的发展蓝图、走上普尼克斯山说服公民大会的雄辩演说家才能够被大众接受（图188）。
图188 普尼克斯——雅典公民大会所在地
正前方位置是一个讲坛，有三层台阶。左边的山坡上（当时可能是平地）是当时聆听公民大会演讲的雅典公民坐的地方。他们坐的地方曾有半圆形的围墙，右端与图中的直围墙相连。这就是一个露天议会大厅，在这里，公民直接选举政府官员，而不是选举公民代表。常常在这里演讲的塞米斯托克利斯、伯里克利等伟大的雅典领袖深深影响着这里的公民。从普尼克斯山向东眺望可以看见卫城和帕特农神庙。阿利奥勃古斯山就在这幅图的左侧附近。
奇蒙被流放之后，伯里克利继任了他的位置。他是一位风度翩翩、智慧过人的雅典青年，也是贵族克里斯蒂尼的后代。他同塞米斯托克利斯一样，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雅典帝国。伯里克利是代表先进文明的领袖，在他的努力下，平民权利不断扩大。于是，他的出现就像是平民的强心剂，也正因得到平民的支持，他得以连任执政官，成为雅典真正的首领。换言之，从公元前460年开始，伯里克利一直是雅典真正的政治“寡头”，直到30年后他的突然逝世。
五十、金钱决定的胜负——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战争成败的关键是否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相比其他城邦，商业的繁荣让雅典拥有了更多的优势，斯巴达人因此再次加深了内心的忌恨和恐惧。
希腊在希波战争胜利之中成为商贸领袖，它的地位就像公元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英国在世界商贸上的领头羊地位一般。此后的一段时间，希腊商业的发展势头一直迅猛。科林斯城与雅典相邻的阿提卡的门户埃吉那岛很快就发展成为了希腊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与此同时，港口小城比利埃弗斯也一并发展起来了。这座小城在塞米斯托克利斯的指挥下建成了雅典的港口，这在如今完美地体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因为腓尼基的商业伴随着腓尼基人在东西方的失败而开始衰败了，他们的货物大多都从腓尼基商贸中转移到了希腊人手中，所以兴盛繁忙的港口码头上停靠着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商船。阿提卡自己生产的粮食已经开始供不应求，因此他们必须进口粮食。因此，在港口中看到并排停泊着载满鱼和谷物的黑海商船、埃及大船以及叙拉古商船并不稀奇。码头上还堆放着雅典作坊生产的大量商品，它们正被一队队大汗淋漓的搬运夫装上船，准备运往地中海各港口。海岸线上随风飘扬的旗帜、忙碌的船坞、忙而不乱的码头，来回忙碌的供人共同构成了希腊港口的繁荣而喧闹的场景。
但是，希腊航海业的迅猛发展并不意味着希腊的船只体积也扩展得也很快。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们口中的大船也就是指250吨至300吨的船只。它们只能在海岸线附近的海域小心安全地行驶，鲜少船员能够驾驭希腊船只驶进冬季风大浪高的深海。当时的海上贸易是一项极具危险性与挑战性的事业，因为它们既没有罗盘、航海图，也没有灯塔，而且还有可能碰上海盗打劫，这些甚至会对船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而且，由于希腊人还未发明油漆，同时他们也不舍得使用成本过高的、埃及人用融化的蜂蜡制成的油漆，于是，船只在海水的腐蚀下，使用周期都较短。
当然，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海上贸易较为危险的同时，也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利润。只要商船能够顺利抵达黑海北岸或者海盗常出没的亚德里亚海岸，他们就能够以极高的价格卖掉船上的货物。这样的高价，让商人在扣除所有的成本费用之后，依然能够保证获得接近货物进价两倍的利润。正因如此诱人，很多人甘愿选择借贷来冒险。当时的借贷利率大约在10%—12%之间，远低于梭伦时期的借贷利率。制造业的回报率也相当高，有时高达30%。
而这时，我们不能以现代的眼光来评判衡量雅典当时的经济成果。因为在当时，一万元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而如果有人拥有两倍于此的财富，则可称得上是富豪。当时各个工种都能够通过努力赚到或多或少的工资。工人的工资每天在6分—10分钱不等，而熟练的工匠工资每天能达到20分。希腊军人通过武装之后帮助外国国王打仗，每月能挣5元。然而脑力劳动者，如建筑师，每日的工资也仅比熟练工多一点，在20分—30分左右。这样换算下来，修一门教学周期长达数年的修辞学课程的学费也仅需要60元—80元。
在波希战争结束的30年间，在雅典获得公民身份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雅典很快就涌进了3万移民在此定居。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人口增至10万，阿提卡的人口更多，有近20万。这其中，作为社会最廉价的劳动力，奴隶有8万左右人口。
雅典的货币量随着贸易额的增大而不断增大。这意味着雅典需要更多的贵金属来铸造新币，而充足的贡银和阿提卡的银矿很好地确保了雅典新币发行的稳定性。在地中海世界的市场上，雅典的银币成为第一货币，除此之外，波斯的金条（约相当于5美元）也大量涌入市场。但这很快就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货币的大量增加会直接导致货币贬值这一真理无论在何时都会如此。于是，在市场上，物价不断升高，相同数量的钱再也不能买到过去等量的物品了。同梭伦时期相比，小麦的价格贵了一倍，而羊的价格则贵了近五倍。以如今的眼光来分析，当时的生活水平是有限的。富裕人家每天的生活费都不超过20分，如果有人拥有价值200美元的家具，则他会被看作是在挥霍浪费金钱。
在政府的运行过程之中，钱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在从前的农牧业国家之中，公职人员为国家无偿服务是合理而且可行的。但如今，随着货币、商贸的出现和工场数量的激增，继续让公民无偿为国家服务显然变得难以实施了，因为大多数雅典公民都需要用前一天的工资去市场购买家庭第二天所需要的食品。这么算下来，陪审法官和500人议会议员每人加在一起的全年的工资总共需要10万美元。而这并不是政府资金运营的全部，当他们开始修建精美气魄的大理石神庙的时候，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政府资金，这些即使放在如今，也是一笔巨额开支。当然，举办各种活动也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如各种神庙的献祭、宴会和庆祝活动等。
毫无疑问，政府在财政资金上的最大开支依然是在军事方面。无论是武装士兵（士兵无法自己武装自己）还是供养士兵，都需要国家筹资予以支持。而在这之中，花费军费最多的板块是与战舰有关的经费支出。战舰无论从使用前的制造、装备，还是到投入使用之后的维修、保养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除去战舰本身的费用，以一艘三排桨战船为例，每艘战船需要配备200名水手和桨手，每人每天的工资是半个德拉克马（约10美分），这样算下来，每月政府需要支付工资共600美元，而一支200艘这一级别的战舰组成的舰队每月仅工资方面就需要政府支付12万美金。
同样的，国家在行政管理和安全防御方面的投入和运营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于雅典而言，即使阿提卡的银矿能够提供足够的贵金属来帮助国家发行新币，但政府仍然需要征税来缓解国家在货币方面的强烈需求。然而，获胜执政的民主派只是在国库紧张或战争时期才予以征税，平时并没有设立固定的税收项目。当然，充实国库的方法除了税收之外，还有一部分在于比利埃弗斯港征收的进出口关税。雅典的关税要求并不高，除了特殊的战争费用外，不超过进出口产品价值1%的关税率是常态。我们还记得，在前文提到雅典帝国各属国会向雅典进贡，但即使这样，帝国的总收入还不足75万美元，还比不上伯里克利时期的帝国收入。
即使希腊诸国的集资和消费能力在如今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是其他各国不可比拟的。斯巴达由于缺少商业竞争意识，以保守而古老的传统方式生活，导致其在财力方面与希腊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斯巴达使用的货币依然是铁币而不是银币。虽然斯巴达自身的常规军可以直接投入战争而无需花费国家财产，但一旦需要统率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联合军队，斯巴达则需要资金维持军队的正常运营，可当时他们的全部资金，也仅仅只能维持军队不到三周的供给。如果要保证庞大舰队的正常运营，所需资金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这正是斯巴达及其盟国所欠缺的。战争的胜败开始由国家的资金是否雄厚而决定了。因此，雅典在资金上的优势，因其商业的繁荣发展而将其他城邦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同样，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斯巴达人会恐惧和忌恨雅典的逐渐繁荣了。
伯里克利在感受到支持他的公民都希望惩罚斯巴达之后，预感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于是他开始着手加强雅典的防御等级。他成功说服人们筑起了两道长墙，这样就将雅典城与比利埃弗斯港的防卫要塞连接了起来。由此形成的两道围墙护卫的大道也能够从雅典直通港口了。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伯里克利成为雅典领袖后不久（公元前459年至公元前446年）。战争共持续了15年，战局扑朔迷离，双方一直难分胜负。阿提卡门户之外的埃吉那岛商业发展蒸蒸日上，这惹得竞争对手雅典商人的不满。最终，在雅典的长期围剿中，埃吉那岛沦陷。雅典的另一个商业竞争对手，同样也是斯巴达的盟友科林斯，被伯里克利的雅典舰队用同样的方式围剿，使得科林斯商人再也无法进行海上贸易了。
与此同时，反对波斯的叛乱在埃及爆发。雅典派出一支由2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前去支援埃及。从这时起，雅典一面与斯巴达作战，一面协助埃及抗击波斯。最终，身在埃及的雅典舰队全军覆没，从此雅典海军就陷入了萎靡不振的泥潭。提洛岛上提洛同盟的银库随时可能遭到波斯的袭击。出于安全考虑，伯里克利将银库从提洛岛转移到雅典，至此，雅典正式成为雅典帝国的首都。
雅典和斯巴达最终同意维持30年的和平，至此，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双方的精疲力竭之中结束。雅典在和平再次到来之时只得到了埃吉那岛，当然优卑亚岛也属于雅典。但在这场战争之中，伯里克利在海上的军事领导才能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同时，雅典也同波斯重修旧好，从马拉松战役开始算起，两国维系了长达40年的和平共处。但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争霸并没有因此结束，双方很快就拉开了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帷幕，这场斗争持续时间更长，精力损耗更大。当然，在介绍这场战争之前，我们需要简单回忆一下伯里克利时期稳步向前、不断繁荣昌盛的新雅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