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帝国内部的衰败
罗马帝国农村地区勤劳、勇敢、坚强的自耕农阶层已不复当年，即使是在最贤明的皇帝统治时期，他们也没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意大利繁荣发展的根基是自耕农阶层，罗马权力的基石也是以自耕农阶层为主体的罗马军团。罗马走向衰落并最终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耕农阶层的逐渐消亡。
在第二个百年和平时期，罗马帝国进一步发展，政府体系更加完善，城市建筑更加宏伟精致，教育事业也更上一步台阶，社会广泛传播着各种形式的文明。然而这些发展只停留在表面，罗马帝国真正的现实是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这种腐败由暗到明，越来越猖獗。这种腐败带来的最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就是，在共和时期结束时本就衰退明显的农业愈显颓势。
即使政府向土地所有者收取重税，但富人和权贵仍然牢牢掌握着帝国大部分的土地。由国家和少数人集中管理土地的制度从东方引进罗马帝国，并对当地的土地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小亚细亚传到希腊，罗马人将这种由波斯人确立的土地管理制度放在迦太基以南的非洲行省推行。到了尼禄时代，六大庄园共占有了非洲行省一半的土地，这些土地分别掌握在六个大地主手中。这种庞大的庄园被称作Villa（封地）。摧毁意大利自耕农阶层的正是这种大庄园制度，随后这种制度在各行省蔓延开，意大利最终被分成了一个个封地，高卢、不列颠、西班牙等所有的罗马行省相继出现了封地，最终，自耕农阶层彻底消亡。除此之外，土地的贫瘠也是帝国农业衰败的一个原因。
许多自耕农都难以与大封地主抗衡，同时他们也无力承担沉重的税赋，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弃土地，被迫走上一条对他们而言唯一的出路——成为富有的封地领主的隶农。罗马帝国法律规定，隶农及其子孙后代都附属于他们所耕种的土地。这意味着，如果封地的领主改变了，他们的主人就变成了新的领主。虽然隶农不等于奴隶，但他们享受的自由并不多。因为被附着在封地上，他们已然失去了改善生活的希望，不再像早期的自耕农那样勤劳耕种了。当然，除了原来的自耕农，很多蛮人也成为帝国边疆的隶农。
如今，隶农取代奴隶受到各大封地的剥削。而且，随着战争的结束，奴隶的主要来源方式没有了，于是奴隶的数量在封地上逐渐减少。同时，因为法律加强了对他们的保护，奴隶的处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他们不再担心受到种种残酷的虐待和折磨。我们据此了解到，帝国中的自由人数量随着奴隶自由政策的实施而越来越多，他们在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同时，有这样一部分农民，他们虽然无力与封地地主对抗，但也不愿成为隶农，于是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土地，踏上城市道路以寻求新的出路。由于土地长期不施肥，加之连续耕种耗尽了地力，土地越发贫瘠，到最后几乎长不出庄稼了。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到处都是荒芜的田地。帝国产出的粮食总量越来越少，逐渐在各地供不应求，尤其是罗马等人口密集的城市，粮食短缺现象更为严重，粮价飞速上涨。
为了缓解粮食的供不应求，罗马皇帝下令，只要有人愿意耕种，国家就会分配他土地，但这并没有成功鼓励农民回到田地，使耕地有所增加。即使是在最贤明仁爱的皇帝统治时期，帝国也没能使农村地区勤劳、勇敢、坚强的自耕农阶层恢复到昔日的水平。意大利繁荣的根基是自耕农阶层，罗马权力的基石也是以他们为主体的罗马军团。自耕农阶层的消亡是罗马走向衰败并且最终灭亡的众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
农村中的大家庭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而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结婚成家的人不多了，帝国人口因此不断减少。城市生活的堕落之风也彻底摧毁了昔日独立自主、勤劳勇敢的自耕农，他们不再要求自己自力更生，反而希望自己成为城市贫民大军中的一员，等着政府发放的免费粮食、酒和肉。他们将本应在乡间辛勤劳作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了观看战车比赛之中，在拥挤的人群中为血腥的角斗和野蛮的竞技表演欢呼喝彩。尽管在第二个百年和平的宽松统治时期，很多富贵家庭迁居罗马，但罗马城里最多的仍然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不从事生产，完全依靠政府的救济度日。而政府的钱，却是从为生活辛苦挣扎的耕地农民那征收而来的。当时，所有主要城市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因此在表面上，帝国各大城市正繁荣兴旺，但深入到城市之中却明了它们的辉煌已在走向陨落。人们明白他们现在能依靠的只有罗马，城市公民已经完全丧失了公共责任意识。帝国政府除了处理分内之事，甚至还需要帮助行省解决地方事务。以前那种相邻城邦间的良性竞争已随风而去，各城市的统治者不再关心公共生活，他们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更可悲的是，罗马政府开始将财政负担转嫁到各城市的统治者身上，以致后来很难找到一个领导人愿意承担统治者的责任与义务了。公民身份，这个曾被视为一份荣耀、曾为社区培养优秀公民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在希腊化时期就已经开始败落的这一身份，如今正慢慢消失，并永远地退出了古代世界这一舞台。
与城市和人口一起衰败的还有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商业发展。乡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导致了消费能力的大大降低。因此，销售城市商品的乡村市场不断减少，城市的工业阶层再也卖不出自己的产品了。逐渐，城市工业迅速萧条，工商业阶层中的失业人口不断增加，他们也随之加入到了城市贫民行列之中。因为铸币用的贵金属严重短缺，城市商业也产生了连锁反应。
贵金属供不应求的原因很多，比如：地中海周围的金矿银矿等似乎已被开采完了；流通过程中对于贵金属的损耗、运输过程中的丢失、私人收藏、大量的钱币购买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品以及把贵金属当作礼物送给日耳曼蛮人等。政府没有足够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但为了满足交易的需求，皇帝们不得已只能将别的金属混在贵金属中来铸造较为便宜的合金钱币。我们从欧洲各博物馆收藏的罗马钱币上可以看出区别：奥古斯都时期的钱币是纯银的，但马可·奥里略时期钱币就是用含银25%的合金铸成的。罗马政府的钱币在马可·奥里略之后即位的两代皇帝后，价值继续降低，最后成为含银量仅5%的合金钱币。帝国有一种常用的小银币，名叫登纳利乌斯。它在奥古斯都时代价值20分，但到了100年后的马可·奥里略时代结束时仅价值半分。
随着帝国财政危机的日益严重，政府近乎瘫痪，马可·奥里略也难以筹资维持军队的正常运转，帝国军队因而迅速衰落。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一支军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由于很难在征税过程中收到钱币，政府不得不允许纳税人用谷物和农产品代替税款。于是，帝国建立起像古埃及时期的巨大粮仓和仓库来取代了金库。相应的，军队的费用也由粮食来支付。而在边疆地区，士兵则只能分到土地而得不到其他的东西。但是，没有耕种的土地是体现不出其价值的。于是，政府允许驻扎边疆的战士结婚成家，并同家人一起生活在边疆。由于边疆士兵不再集中住宿并进行常规训练，相反，他们仅偶尔被召集在一起进行军事训练或驱赶入侵蛮人，很快，他们不再束缚在军队的严明纪律中，成为一支并没有太强战斗力的民兵队伍。这些人被政府称作Limitanei（边疆居民）。
在马可·奥里略统治时期，因为一位行省总督发动的一次叛乱，皇帝意识到军队在意大利的重要性并在此地维持了一支常规军队。但这支常规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小，而且这支罗马军队中的罗马公民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蛮人部落的人，主要是日耳曼人和巴尔干北部的土著，其中数伊利里亚人最多。因此到了后来，政府不得已只好同意军队按照蛮人熟悉的方式作战。这样一来，军队组织的严明纪律便消失了，因而以其为基础的军事力量也不复存在了。这些来自蒙昧地区的士兵拥有近乎兽性的残忍和鲁莽，罗马人见后十分害怕他们，因而这些士兵成为罗马皇帝的依靠。但罗马的国家组织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完善，这是军队迅速堕落的重要原因。罗马统治者一直没有对继承人的问题做出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没有形成选择新皇帝方式的约定成俗。因此军队很快认识到，当皇帝去世后，他们就手握拥立新皇帝的机会。但拥立皇帝上位之后，他们并不尊重新皇帝，一旦皇帝打算管理制约军队，军队就会废掉他拥立新皇帝。于是，野蛮、残忍的雇佣军最终把持了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威。
随着时间的不断向前发展，拥有同罗马、意大利同等的地位成为各行省的共识。早在共和时期，很多外族人都已经来到了半岛，比如贺拉斯，他就出身于被释放的奴隶家庭。随后，意大利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外族人，连图拉真和哈德里安都是西班牙人，别的行省也出过罗马帝国皇帝。公元212年，帝国所有行省的全部自由人都被赋予了公民权。在消除了地位差别之后，各行省竞争领导权的机会更多了。
九十三、百年革命
一场持续百年的革命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开始了，罗马在这个充满革命、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的恐怖时期中遭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
一场百年革命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拉开了序幕，它摧毁了帝国早期建立的文明。马可·奥里略去世后，公元180年，灾难爆发。马克那品德败坏的儿子康茂德被人谋杀（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尼禄），那些拥兵自重、窥伺皇位的人开始了新一轮的相互斗争。在这场厮杀中，粗鲁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和他的士兵最终取得了胜利（公元193年至公元211年）。他在军队堕落的过程中意识到边疆军队严守边疆的重要性。于是，出身低下的军事指挥官被他提拔担任政府要职。军队和政府的权力都因此落到了一群粗鲁无知的外族军人手中。但不可否认，塞维鲁斯的确拥有出色的才能，他甚至打败了东方的安息人，收复了美索不达米亚。为此，一座庆祝这场战争胜利的凯旋门在罗马广场上修建了起来。这座极其粗糙的凯旋门标志着意大利文化的落寞。这座凯旋门上浮雕的艺术创作者根本不能与他们的前辈相提并论，他们祖父辈在图拉真功德柱上雕刻的那些精致完美的作品是他们瞠乎其后的。
公元212年，塞维鲁斯的儿子卡拉古拉赋予帝国所有自由人以公民权。公元235年，随着塞维鲁斯王朝的结束，国家陷入了大混乱之中。为争夺地中海世界的皇位，各行省的蛮人军队纷纷拥立各自的皇帝并为此连年混战。一个皇帝被杀了，新的皇帝又登基了。不可想象的是，在康茂德遇刺后的90年内，蛮人军队领袖中竟有80人成为罗马皇帝。公元248年，还有一个皇帝仅在位一天就被推翻下台了。这位一日皇帝举办了纪念古罗马成立一千年的庆典，极具讽刺意义。
大多数上台的皇帝都好像那自封为总统的墨西哥土匪。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的最高权威被军人皇帝夺来夺去，帝国内部毫无秩序可言。这个期间，动乱、劫掠和谋杀随处发生，无论何时何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本已不景气的各行各业在大家对皇位的不断争夺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之中更加落寞了，再加上越来越糟糕的国家事务，帝国破产将至。古代文明在毫无秩序的公元3世纪几乎被完全破坏掉。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到达了思想和科学知识的高峰，但在灾难般的公元3世纪中遭到了无情的践踏，科学知识和思想最终败给了愚昧和迷信。
北方蛮族看到作为帝国基石的罗马军队变得摇摇欲坠，知道罗马帝国已日暮途穷。东方一个强悍的日耳曼部落——高斯人的舰队从黑海驶进了地中海。然而，并不是只有高斯人在地中海沿岸城市进行大肆劫掠，另一伙强盗从巴尔干半岛向南推进，对地中海地区同样进行了打击。他们摧毁了希腊和伯罗奔尼撒等城市，雅典也没能逃过此劫。蛮人入侵了意大利，占领了高卢和西班牙，有的甚至还跨越海洋进攻非洲。高卢一座座城市被焚毁。伴随帝国城市被烈火吞没的，是蛮人首领发出的阵阵野兽般狂笑声。他们站在一旁，观看着那些精美的建筑被吞噬。
帝国的人们已从一座座城市的覆灭中明白帝国已无力再保护他们了。于是，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自救，高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上独立道路的。在那个混乱的时期，高卢人一直统治着高卢地区，他们驱逐了蛮人，一步步重建被摧毁的家园。他们不再兴建大型建筑，取而代之的是布局紧凑、环环相扣的城市建筑，他们还在城市周围修筑了高大的护城城墙。而搭建这些城墙的砖块，是人们从被焚烧的建筑废墟中扒拉下来的。因而在这之中，考古发掘者看到了罗马城市宏伟建筑的地基，这些建筑是曾经那些规模更大、被蛮人破坏的城市的组成部分。
此时，波斯人也在东方爆发了新的危机。他们的爱国情绪唤醒着他们渴望恢复民族辉煌的决心。领袖萨珊国王结束了安息的统治（公元226年），建立起了新王朝，它今后由贤明的波斯国王统治。成功夺取肥沃新月之后，他们在巴比伦北边不远的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建立了自己的国度。就这样，在这片几乎被人忘却的废墟上，一个新的东方帝国崛起了。一些独具希腊风格的精美而气派的波斯建筑开始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竖起。波斯艺术和工艺品得到了世人的注意而名扬于世，琐罗亚斯德教也开始复兴。这一切都标志着古伊朗族——曾创立琐罗亚斯德教和波斯大帝国——的伟大复兴。萨珊王朝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比之前的安息更为强大，以至于在波斯人眼中，这个世界除了他们国家，就只剩下罗马帝国了。东西方再次形成了对立——罗马在西方称霸，而新波斯在东方称雄。
塞维鲁斯王朝末期，新波斯帝国崛起了，成为罗马在东方的强劲对手。因此，帝国不但要面临北方的入侵，还有了来自东方的威胁。但相对幸运的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领土，出现了如高卢一样的领土割据者，它们让罗马在这一块地方免受了外敌入侵。一位在东方的总督以巴尔米拉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他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守卫了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疆。在他去世后，他的遗孀——美丽的季诺碧亚——继承他的工作，成为巴尔米拉的女王，统治着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地区。这个王国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波斯与帝国之间的缓冲带，让罗马帝国在短期内避免了新波斯的入侵。
此时，季诺碧亚的巴尔米拉王国坐落在东地中海，而精明强干的元老德特里克利斯统治着西地中海地区的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地区。罗马帝国眼看就要四分五裂了，由此我们可知罗马帝国内部的混乱已然达到极致。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士兵出身的帝国皇帝奥勒良（公元270年至公元275）挺身而出，率军打败了季诺碧亚，还使其成为俘虏，重夺了巴尔米拉地区的领导权。他随即又对高卢征战，击败了德特里克利斯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并让季诺碧亚、德特里克利斯和其他俘虏游街示众作为这个庆典活动的一部分，这些都让罗马人重拾了部分信心。奥勒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罗马的秩序和安全。为了有效抵御蛮人入侵、保卫罗马，他还在这座伟大的城市周围修建了高大的城墙。这座城墙保存至今，通过它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时期罗马局势的危急。直到马克·奥里略去世100年后，公元284年，罗马才在皇帝戴克里先的统治下恢复了长期和平。
罗马称霸地中海长达400年，我们可以将这段长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奥古斯都建国开始经历的两个百年和平时期，以及这两百年前后各自的一个百年革命时期。因此，这段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该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算起，至奥古斯都建立帝国时结束之间的第一个百年革命时期（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30年）；随着奥古斯都统治的开始，罗马历史的第二个阶段——两个百年和平时期——直到马可·奥里略时代才结束（公元前30年至公元170年）；最后一个阶段则是第二个百年革命时期（公元180年至公元284年），从马可·奥里略的英明统治开始，直到戴克里先的专制统治才得以结束。由此可见，在罗马帝国长达400年的统治过程中，专制成为核心词语，从苏拉和凯撒开始，经过不同程度的个人专制，最终以彻底的专制统治结束。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蛮人是如何推翻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阶段的。此后，复兴的东方强国征服了蛮族在此的统治。
九十四、东方式的专制统治
拥有无限权力的东方式专制君主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他们的统治下，欧洲完全丧失了自由，独立自主的生活在曾享有自由的罗马公民面前仅剩下回忆了。
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公元284年至公元305年），也就是从第二个百年革命时期到公元3世纪，世界已经完全颠覆了，它不再是三个世纪前由奥古斯都和元老院共同统治时的那个世界了。在这个时期，元老院本身被降级成为了城市议会（或元老会），它的权力仅剩对罗马城市的政治管理权而再无其他权力了，罗马元老院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罗马帝国的皇帝拥有无限权力，就像埃及君主式皇帝一样，成为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军事化和东方化充斥着帝国政府的方方面面。此时的罗马皇帝为自己的仪表做了精心的装饰，头戴王冠，佩以缀满珍珠宝石的缓带，足踏脚凳，端坐在皇座上。帝国还规定，觐见皇上的人无论何时都要行跪拜礼。
最近的考古发现证明，新波斯王朝的萨珊国王的装束给了罗马皇帝一定启发，并从他那学来了这种奢华的装束。两代罗马皇帝都对这个东方新帝国十分了解，他们从这个豪华的东方宫廷引进了皇袍、宫廷标志及宫廷习俗等。在东方宗教的影响下，就如我们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流传中看到的一样，罗马人开始形成了皇帝是神圣的这一观念。这可以说明，自600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开始的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皇帝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在人们眼中是古老的东方太阳神，甚至被称作“万能的太阳”。每年的12月25日，这一天大概是太阳到达南回归线并开始往北走的日期，被指定为皇帝的诞辰日。但是，即使官方在崇拜皇帝，各行省的居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继续信仰自己的神，只是作为忠诚的帝国公民，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官方举行的崇奉皇帝的仪式。这标志着早期罗马人坚持几世纪的争取民主的斗争结束在了东方专制之中。
图277 巴尔米拉的罗马士兵在中幼发拉底河杜拉要塞祭拜他们的城市保护神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罗马军队到达的东部最远的地方就是杜拉要塞。图中偏左的地方有一个举着一面罗马国旗或军旗的旗手。在军旗的右侧，是指挥官，同时也是护民官尤利乌斯·泰伦狄乌斯带领着一队罗马士兵。他带领着他的部队正在举行祭拜仪式，而此刻他正在香炉上焚香。军旗的左侧，是巴尔米拉的三大神（图左上部）和两位命运女神（图左底部），巴尔米拉女神居左，而杜拉城女神居右。这几位神的头上都有类似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圣像一样的金色光环。这说明这些是由早期基督教画家参照叙利亚异教神庙中的艺术品制作的。罗马士兵是巴尔米拉人，他们的职责是幼发拉底河畔的杜拉城堡这个沙漠地区的中心守卫罗马帝国的边界。随后，罗马建起了了驻防地，具体位于巴尔米拉以东140英里、喀布尔河口以下35英里的地方。这是古代杜拉要塞神庙壁画中的一幅，是芝加哥大学考古队于公元1920年发现的。
戴克里先为了更有效地与东方的劲敌新波斯一较高下，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小亚细亚的尼科美底亚。因此，他对于西方城市信息的接收和管理总是不够及时。也许共和时期设立两位执政官给了戴克里先一定的启发，戴克里先按照惯例在任命了一位新的皇帝，住在意大利的重要城市——波谷的米兰，专门处理西方事务，以弥补他本人因在东方而无暇管理西方城市的缺陷。设立两位执政官，无论是在共和时期还是如今，本意都不是为了分裂帝国。但是，戴克里先的这一举措带来的后果却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罗马最终分裂成为了东西两部分。现在的罗马就好像过去西方的凯撒和东方的庞培以及西方的屋大维和东方的安东尼一样。
为避免皇帝去世后因没有最高首领而爆发内战，戴克里先规定了皇权交接的顺序。他和另一位在西方的皇帝都自称奥古斯都，他们分别任命两名名叫凯撒的助手。于是，罗马帝国就会同时有两个奥古斯都和两个凯撒，这两位助理皇帝类似于如今的副总统一职。根据戴克里先的规定，每当奥古斯都或皇帝去世或离开皇位，他的凯撒可以立即继承皇位弥补空缺，成为新的奥古斯都，然后他作为奥古斯都可以再任命一位凯撒。这样的规定表明了帝国政治的不成熟，显然不可能被长期执行下去。
在这期间，帝国形成了等级严明的官僚体系。整个帝国被划分成四个大区，每个大区有一位长官。每个大区由12个行省组成的主教管区组成，主要由主教管理，主教下属于大区长官。因此，大区长官管理主教，而主教主要管理各行省的总督。而在行省总督下面，众多的地方官员掌管着行省事务，他们也被分成不同的级别。因此，这一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包括最低级的官员、各级地方官员、行省总督、主教、大区长官以及皇帝。
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建立，于戴克里先开始，最终由他的继承人完成。这个体系里有无数级别不同的官员，大大加重了帝国的财政负担。政府和庞大的帝国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正常的运作，同时，东方式的奢华皇宫以及宫内的廷员和奴仆也要大量的资金来维持，在这方面，因为皇帝由一个变成了四个，花在皇宫里的钱更多了。此外，为城市贫民提供“食物和竞技表演”也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这样，自马可·奥里略时代以来，帝国税收不断恶化，公民被越来越重的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到了最后，就连他们用的每一件家具都要纳税了。
政府征收不到足够的钱币，只能从公民那征收谷物和其他农产品来代替钱币。这种原始的税收制度在几千年前的东方实行过，这也就表明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又退化回去了。各城市决定让富人承包本地区的征税，因为他们有能力用自己的钱来弥补税款征收不足的缺口。但他们为了从中捞到大量好处，想尽一切办法从普通公民家里搜刮财富，使得普通公民倾家荡产了，这之中就包括大量破产的商人。
这些倾家荡产的人很多都选择逃离了故乡，他们有的沦为当街乞讨的流浪汉，有的成为谋人财、害人命的强盗。作为帝国发展基石的农民阶级本就已经被摧毁，而且还一直没有恢复他们的地位。如今雪上加霜的是，罗马又失去了富有进取心的成功商人等中产阶级。戴克里先不愿重蹈昔日罗马的覆辙，他拼尽全力维持这些阶级的存在。他颁布相关法令禁止人们荒废土地、放弃职业。社团、行会、工会等昔日自发在各行各业建立起来的组织逐渐成为了强制性组织：如果人们要从事某种职业，必须加入相应的组织团体；而如果加入进这一团体，则永不能离开这一行业。
就这样，欧洲人长期努力争取到的自由在东方式的专制统治下逐渐丧失了，曾经被赋予自由的罗马公民再也过不上独立自主的生活了。皇帝的意志等于法律，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是公民从事各种职业的报酬和购买商品的价格都充斥着皇帝的命令和政府的种种规定。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皇帝手下的各级官员监督着。他们尤其会监督着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粮食交易商、屠夫和面包师，以保证他们能够坚守岗位。国家为了维持稳定，甚至强制要求家中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罗马政府试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如果他们不能够按照国家的意志行事，则会受到政府的强制性干涉。
在这个已走上毁灭道路的帝国之中，罗马政府似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机器，每个公民都是维持这个机器继续艰难运转的齿轮，他们的负担越来越大，自由越来越少。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站在政府规定的位置，在国家不停地驱使下为帝国服务，可是最终他们的劳动成果却依然不能为自己所有而要被国家全部夺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公民若能勉强养活自己已算幸事了。就这样，罗马帝国的公民成为了几千年前尼罗河畔的农民，皇帝是法老，帝国倒退变成了古埃及。
百年革命就在戴克里先的绝对专制中结束了，罗马人的艺术和文学成就，就像罗马的商业一样，被完全摧毁了，古代文明的发展就这样被戴克里先的统治截断了去路。但尽管如此，罗马帝国还是保留下了部分的文明遗产，它们一直留传了几百年。也就是在这片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现代欧洲国家建立并发展起来了。从此，这些伟大的文明遗产被快要崩溃的罗马继续有意无意地维护着，并最终展现在了现在的人们面前。
九十五、帝国的分裂——基督教的胜利
古老的东地中海文明的胜利和东西方彻底分裂的标志，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了巴尔干半岛东端。从前仅代表赢弱和地位低下者的基督教，如今发展成为了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宗教组织。基督教政治家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具感召力的人物。
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意大利已然失去了它曾经的优越地位，它不再高于其他行省，反而成为了纳税行省中的一员。罗马皇帝被各路的威胁逼到了帝国的东北角，这些威胁包括多瑙河下游如潮水般涌来的日耳曼蛮人和日益崛起的新波斯。在刚过去的百年革命中，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士兵作为罗马军队中最为优秀的军团，曾服务过好几代皇帝。但如今，出身于巴尔干行省的普通士兵皇帝对罗马没有一丝感情，他不再认为罗马应该是身为皇帝理所应当的居住地，反而将权力的中心转向巴尔干半岛地区。这样做仅是因为人们对巴尔干半岛产生了兴趣，而并不意味着人们重拾了对东方的尊重。其实早在哈德里安时代，人们就表现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兴趣，哈德里安就曾斥巨资兴建雅典。戴克里先去世后，他的几位继承人为争夺皇位相互竞争、大打出手，但最后的胜者名叫君士坦丁大帝。他迁到巴尔干半岛东部，建立起了新的皇宫。
是否具备远见卓识是衡量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条件之一，而君士坦丁大帝，从他对都城的选择上就能够看出来他是具备如此条件的人。在古希腊的拜占庭（图278），这个坐落在可以远眺欧亚两大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城市，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横跨两洲的帝国统治中心可谓是极其英明之举。为了让这座新都城看起来像曾经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那样闪耀，皇帝搜集了很多其他城市的纪念品（图279），将它们装饰在他的豪华皇宫之中。到公元330年，这座新都城已处处充满气魄，让人们不再质疑它作为地中海帝国都城地位的不足。而这座都城也拥有了新的名字，为了表明都城的创建者，它被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
图278 欧亚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站在海峡的欧洲一侧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如果就这样向东眺望，能够看到亚洲海岸。连接小亚细亚中部高地的是在远处的一座座山丘。君士坦丁堡就位于南边（图片右侧）的海岸上。在北边（图片左侧）有一座大桥，似乎是大流士大帝首次入侵欧洲、征服西亚时修建的。图中的城塔和城墙在1453年的时候，是土耳其穿越亚洲、攻打君士坦丁堡时修建的要塞。这里长期作为亚欧之间的商业和军事纽带。
图279 君士坦丁堡的古代纪念碑
竖立在最前面的这座方尖碑（高约100英尺）本位于埃及底比斯，是图特摩斯立的，后来被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乌斯搬到了如今的地方。右侧的螺旋柱本是希腊德尔斐城青铜三脚祭鼎的底座，原来的青铜鼎本是他们为纪念对波斯人的普拉提亚战争胜利而打造的，底座上还刻着加入这场战争的31座希腊城市名称。在拜占庭这个希腊城市成为东罗马的都城时，这些在古代东方和希腊兴盛时期建造的纪念物被搬到了这里，放在了赛马跑道上进行装饰。方尖碑后方的大清真寺则表明在土耳其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于1453年攻占了这座城市，取得了胜利。
古老的东地中海文明赢得最终的胜利和东西方彻底分裂的标志是罗马帝国的国都在迁到巴尔干半岛东端了。从此之后，罗马帝国成为了两部分。当然，这次分裂不是突然爆发的，在君士坦丁堡修建完工后，又经过了一代人才最终分裂完成。而在这之前，罗马帝国都保持着名义上的统一。君士坦丁堡结束了罗马和帝国西地中海世界的命运。在一个时期内，君士坦丁巩固了戴克里先在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但它依然在最终逐渐走向衰落。此时的罗马公民已经没有权利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了，公民也无权选举行政管理者了。当然，凡事都有例外，罗马军队就曾拥立他们的指挥官坐上皇位。但是，在公民之中，像罗马和希腊共和时期那样有能力处理政府的事务的人已经完全消失了。
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各地基督教教堂也不断扩大影响力，它们越来越需要有才能的领导人。只有拥有非凡才能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才能够合理有效的管理好这些基督教区。通过在教堂集会上论辩，这些实力非凡的人才凸显了自己的优势，赢得了社会大众的声誉，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基督教教堂成为政治家表现自己真才实学的绝佳场所。这些教堂政治家，在古老的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责任感彻底消失之后，成为最具感召力的人物。
教堂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壮大，它有了越来越多的事务需要教堂官员处理，他们再也无暇顾及教堂外的事情而成为了专职的教堂管理者。这样的专职人员被称作牧师，而教堂里的其他非专职人员则叫世俗人。后来，人们用长老，presbyters，来称呼那些管理乡村小教堂的老人。“长老”一词的希腊语意就是“老人”，而如今的pries一词就是由这个词语衍生而来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位牧师掌管着其所在城市的全部教堂，这位牧师就被称作“主教”。随着一些大城市主教的号召力越来越大，他们最终可能成为大主教或主教头领，这样，行省周围城市的主教也可能受到大主教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教堂组织体系与罗马帝国政府的组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教堂组织模仿帝国政府搭建自己的组织体系，甚至还借用diocese（主教管区）等词语来使用。于是，这个曾经代表着赢弱和地位低下的基督教组织，如今变得强大到完全有实力与政府抗衡了。
罗马政府逐渐开始意识到，迫害基督教从如今的格局看来是不明智的举动，这只会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且，这时的皇帝已经被百年革命的长期动乱扰乱了心绪而无暇顾及其他。戴克里先之后，凯撒·迦勒略登上皇位，他拨清了帝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危机，也了解到如今的政府已没有实力与基督教对抗。公元311年，迦勒略颁布法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在帝国的合法地位，基督教徒就此获得了和其他信仰古老宗教的教徒相同的法律地位。直到君士坦丁时代，这项法令也一直沿用。在他的召集下，第一次罗马世界基督教大会在小亚细亚东北部的尼西亚召开了。
但法律对基督教身份的确认以及相关法律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就彻底赢得了胜利。后来，君士坦丁的儿子和侄子们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他的一个儿子登基为王后不久，君士坦丁的侄子朱立安便成功地推翻了这个皇上，并最终登上皇位（公元361年至公元363年）。自第二个百年和平时期以来，朱立安是最具领导力的皇帝。他既是皇帝，还是哲人，这与马可·奥里略有些类似。在位期间，因为希望能够恢复古希腊的宗教和文明，他大力指责基督教，努力控制并阻止基督教继续发展壮大。同时，朱立安还是一位英勇的军队将领。他率军战胜了西方的日耳曼蛮人，但后来他却在东方对抗新波斯的过程中战死沙场。因为他对基督教的扼制，基督徒们称其为Apostate（背教者）。他是最后一位反对基督教的罗马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