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西方文明的进化图景
在东半球的西北部，欧洲、西南亚和非洲北部就构成了四分之一个地球表面，正是这四分之一部分孕育出了人类的高级文明。
现在，我们要更广泛地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并在地理位置上锁定我们所继承的文化的发源地。它位于乌拉尔山西边广博的亚洲大陆上。我们可以在地图上一眼看到乌拉尔山脉，它是亚洲的西部边界之一，靠近并平行于格林尼治东第60条子午线。这条子午线一直向南延伸至印度洋，而人类文明就发源于这条子午线以西与北纬20度以北之间的区域。这两条线通过形成东部边界和南部边界围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地带，在东半球的西北部，整个欧洲、西南亚和北部非洲就构成了四分之一个地球表面。而这四分之一部分孕育出了人类的高级文明。
这片区域西起大西洋，东至亚洲高地，南北是平地，中央是高原带。在高原带以南，位于东部盆地上的地中海恰好将位于北非的南部平地的中间地区与高原带分开。我们在考察古埃及时就了解到了，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宽阔的地中海水域阻挡了冰川时期由高地下滑的冰川对南部平地中段的危害。然而，位于地中海以东的南部平地上的亚洲地区却与高原邻接，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就位于这片区域。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因而在历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但它毗邻北部冰雪皑皑的高原地带，冰川高地对这片区域上的史前文明造成了严重的阻碍。
自冰川时期以来，西北半球的气候逐渐稳定，各地开始形成独特的对比鲜明的气候特征。非洲（撒哈拉地区）南部平地上的大部分地区常年少雨；地中海地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地中海气候”；北部的高原带与平地夏季温暖，冬季寒冷，全年潮湿多雨。于是，这里的气候从南到北越来越湿润，形成了各式各样特征鲜明的气候。
从石器时代开始，在西北半球活跃的一直以白人为主，也正是这些白人的努力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在文明的不断发展下，白人的体格特征也在随之变化。蒙古人和黑人是两支差别明显的种族，他们居住在与西半球毗邻的地区。蒙古人居住在西北半球的东部，偏僻的亚洲高原上。他们的头发像金属丝一样又硬又直，头圆肤黄，脸上几乎没有毛须。后来，他们走出了亚洲高地，开始四处游居。但是直到西北半球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他们才到达那里，并且在到达那里很长时间之后，他们自己的文明才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西北半球的南部，撒哈拉沙漠将非洲黑人和白人分隔开来。撒哈拉沙漠占据了一大片南部的平地，在它的阻隔下，同时又因为北部的白种人无法适应热带的气候，于是黑人的世界逐渐封闭起来，与外隔绝。于是，黑人的早期文明因为缺乏外来的刺激而长期停滞不前。
白种人由多个不同的支系组成，他们共同统治着西北半球。北部平地上居住着金发长脸的北欧日耳曼民族；中部高原地带盘踞着圆脸的阿尔卑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南部平地上还有黑发长脸的地中海民族。有着棕褐色肤色的埃及人也属于地中海民族，他们与闪米特人以及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的大多数民族是同宗。由于语言的不同，他们长期被称为“雅利安人”，但这与种族并无关联。从石器时代一直繁衍至今的欧洲人也是白人的一种。我们刚才所说的三支白种人，在冰川的威胁下，迁徙到了没有冰川的地方。他们定居在西北半球，成了现代欧洲人的祖先。
我们已经发现，亚洲文明起源于西部，准确而言，是西南部的顶端与地中海地区的最东端。许多人认为中国文明发源的时间可以和西亚以及埃及文明相提并论的认识是错误的，中国本土的编年史和对上古时期的划分是缺乏根据的。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金属粒和金属屑根本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因此，中国文明开化的时间至少要比埃及晚三千余年。在文字方面，中国也没有发现公元前15世纪以前的汉语言文字，这意味着汉字的出现至少比埃及文字晚2500年。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中国历史学家都不会赞同，华夏文明早于西亚和埃及文明这种说法。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从古至今，中国的文明都是辉煌灿烂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中国对于西北半球而言是遥远的，因此中国文明与西方的主流文明无法进行直接的接触与交流。印度也是如此，印度文明的出现与发展比中国文明更晚。但在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文明还是印度文明，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公元前1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给东方文明和希腊文明创造了接触的机会。最终，东方的艺术传入了西方。
东经60度穿过了亚洲的最西端。这里四面环海，北部是里海和黑海，西部是地中海和红海，东南部是波斯湾和印度洋。在冰川期的尾声，这片地区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要大上许多。与现在相比，那时的波斯湾向北多延伸出约550英里，水域涵盖了后来的整个巴比伦和部分亚述地区。波斯湾的北岸沿着高原带的南端形成了一块高地，与埃及的低平地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初，严寒的冰川期阻碍了这里史前文明的发展，后来，冰川随高原带南部的斜坡推移，直至南部平地，这与埃及明显不同，因为埃及有地中海作为屏障，阻挡冰川的侵袭。冰川期结束后，冰雪融化带来的洪流又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灾难。我们现在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在洪水的冲击下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在冰川的影响下，美索不达米亚人在石器时代人类的后冰川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重要的地位。那时，巴比伦平原还没有出现。后来，高原带上的冰雪融水挟裹着土壤向下涌，不断地扩展了波斯湾北岸的边缘陆地。后冰川水流从高地上带来的土壤不断在波斯湾的北部淤积，形成了一个冲积平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巴比伦尼亚。埃及人从未受到过冰川的侵袭，而西亚陆地的形成却完全依靠冰川的消融，因此，西亚文明的发展比埃及文明晚许多。
尽管相比埃及文明，西亚文明的发展要晚很多，但巴比伦平原上的西亚文明同样也是在各个大陆间彼此交流、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苏伊士地峡是连接非洲和欧洲大陆的桥梁，它的两侧就形成了埃及巴比伦文化的核心。在这个文化中心，农业和畜牧业是基础，地球上最早的文明就是在这里孕育和发展出来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都是文明中心，当时的其他地区还处在野蛮愚昧的石器时代。新大陆的情况与这里相似。在整个地球上，这两个地区在没有外物的帮助下自主地从石器时代过渡到了拥有农业、金属及文字的开化时代，它们分别是旧大陆和新大陆。在旧大陆上，埃及-巴比伦的文化中心位于连接着非洲和亚欧大陆的苏伊士地峡两侧，同样，新大陆文明的发源地也位于连接南北美洲的桥梁两端。几个干练的美洲史学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考察与研究，他们认定，在西半球各个大陆的连接处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化中心，两边的大陆文化在这里交融并逐渐向南北扩散。即使在新大陆被发现后，殖民时代开始时，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还在继续。在对新大陆文化中心进行研究时，我们当然要接受文化融合的观点。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文化融合在旧大陆的文化中心地区已经持续了上千年。但是在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以及人们的习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这个事实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在教育和思想上，尤其是在大众对文明进化的观念中，文化融合论的学说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十、肥沃新月的冲突与融合
西亚的历史就是一部无休无止的斗争史。为了争夺绿洲，来自北部的山地人和来自沙漠的游牧民族争斗不休。这种为了生存之地的斗争到现在仍然在继续。
西亚是东经60度经线穿过的亚洲大陆西边突出的部分，这里是西亚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西亚是一片自然形成的月牙状的边缘地带，位于南部平地与北部高原带之间，南部是广袤的沙漠，北部是连绵的群山。这里土壤肥沃，适宜耕种。西亚向南而开，中央是北部阿拉伯，西面是地中海的东南角，东部是波斯湾的北端。如果我们将这块大陆看作一支军队，那么这支军队的中央主力背靠着北部山岭，西翼向地中海的东海岸延伸，东翼则延伸至波斯湾。也就是说，这支大军的中央主力军在亚述，西翼在巴勒斯坦，东翼到了巴比伦。我们将这一片半圆地区称为肥沃新月。
肥沃新月还被看作沙漠湾的沙岸。人们从北部山上向下望，可以将沙漠湾尽收眼底。沙漠湾当然不是海湾，而是一大片的沙漠荒地。这片地区一直向北延伸到地中海东北部的阿拉伯沙漠的北部地区，横跨了五百多英里。实际上，沙漠湾是石灰石高原，地势非常高。因此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无法对其形成自然灌溉，但这两条河在这片高原上切出了两条地峡。不过，北部沙漠湾的广大地区在冬天降雨的滋润下会长出一些稀疏的绿草，然后在春天形成绿洲。西亚的历史就是一部无休无止的斗争史。为了争夺绿洲，来自北部的山地人和来自沙漠的游牧民族争斗不休。这种为了生存之地的斗争到现在仍然在继续。
实际上，这片沙漠并不利于人类的繁衍，因为阿拉伯境内没有河流，所谓的雨季也只存在于冬季中期，并只能持续几周。沙漠中的人是白种人中的一支，他们也是从上古时期的白人那里繁衍下来的。他们被称为闪米特人。闪米特人由许多不同的部落组成，但没有出现将各个部落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在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中发现，他们之中有的叫苏人，有的叫西米诺尔人，还有的叫易洛魁人。同样，闪米特人也是由各种不同的部落和群体组合而成的。其中，我们对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最为熟悉，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他们的后代。他们在体形上与地中海民族更为接近。长时间以来，他们游荡在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地方，寻找适合放牧的草地。这些人被称为游牧部落。他们的生活方式直到绵羊和山羊的驯养出现后才发生改变。在很长时间以前，这些游牧者过着四处迁徙、动荡不安的日子。当春天的绿草枯萎之后，游牧者就不断向沙海的北部沙岸迁徙。如果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他们会逐渐从沙漠中的游牧生活过渡为定居的农民生活。但这种迁徙形成了巨大的移民潮，这些游牧部落占据了肥沃的沙岸，大量人口从沙漠涌进城市，完全超出了城市的负荷能力。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千年。《圣经》中描写的希伯来人从沙漠涌入巴勒斯坦的情景就是来自那时的移民运动。此外，我们可能还会联想到阿拉伯人在皈依穆罕默德后对这里的侵犯。那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入侵，阿拉伯人直逼欧洲，甚至即将包围地中海地区。闪米特人在过上了城镇生活后就开始向外侵略，开辟殖民地。他们的殖民地向西跨越了地中海，进入了北非境内，直抵南西班牙和大西洋。但是直到几个世纪后，他们的殖民战线才开始自东向西慢慢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先从沙漠中说起。
沙漠广袤无垠，找不到明确的边界。沙漠边缘的平原就像空气一样，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资源，谁先找到草地，谁就可以拥有这片草地。在沙漠部落中，没有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因而也就不存在富人与穷人的区别。他们没有法律意识，只相信“血亲复仇”，他们经常跋山涉水去劫掠。当他们看到相邻部落的羊群在草地上吃草时，他们的内心被嫉妒与欲望充斥着，眼中是劫掠者一般的狂热目光。他们知道只有杀了这些孤独的牧羊人，才能得到他们的羊群。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他们的亲人会付出相应的惨痛代价。他们害怕的不是国家，而是为家人报仇的邻人的家庭成员。这就是那时的人们约定俗成的“血亲复仇”。这种习俗的功用与法律类似，影响力非常大。在游牧条件下，国家这种形式不可能出现，同时也不可能产生文字和记录，更不可能出现工业。于是，沙漠的游民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直到今天，阿拉伯政府仍然无力控制在荒野中游牧的阿拉伯人，就像我们的政府难以控制肆无忌惮的西部牛仔一样。
这些游牧部落带着牧群在肥沃新月上四处飘荡，直到在棕榈丛中发现了一座城市。他们进入了城市，极大地引起了城里人的兴趣。城里的居民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些牧人们，仿佛他们是一群有意思的动物。于是，牧人们开始在城里做搬运工，他们在市场中出入，为城里人运送武器、器皿和服饰等物品。游牧者不需要这些物品，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怎样将货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他们形成了为定居的群落运输货物的运输队，后来，他们开始自己发展商业，他们无所畏惧的精神征服了整个沙漠。他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巴比伦尼亚之间往来，成为古代社会最伟大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的后裔希伯来人仍然以经商头脑闻名于世。
游牧者来自荒凉的旷野，那里广袤却寂寥的环境造就了他们的孤僻性格。在游牧者的想象中，沙漠里充满了看不见的神秘动物。这些动物无处不在，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每一个山头与每一眼泉水都是他们的蛰伏之处。在游牧者的心中，这些动物就是神。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用咒语控制这些神，让它们无法伤害自己，也让他们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于是就出现了最早的祷告。对于游牧者而言，在这个万千世界里，每一个小角落都有一位神灵，这位神灵只负责掌管这一处地方，而没有其他的权力。例如，掌管着某一处泉水的神灵就不能再掌管另一处的泉水。同时，神灵掌管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某个地区被另一个部落占领了，那么这个地区也会被新部落的神灵接管。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神，他们相信部落神会跟着自己走南闯北，无论是在哪片草地，神灵都与他们同在并分享着他们的收获。
这些沙漠上的游牧民族对于神灵的思想还非常粗陋，他们有着非常残忍的宗教习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来取悦饥饿之神。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形成了正义感和是非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善待自己的同伴，当然，这一切在他们眼中也是神的旨意。但最终，这种情感还是演变成为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于是，闪米特人成为文明世界中的宗教领头人。
图81 冬季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
冬季，这里的降雨很少，幼发拉底河的水位急速下降，河床露出。夏季，降水增加，再加上东部山区流入的冰雪融水，幼发拉底河水位暴涨，泛滥成灾，淹没了巴比伦尼亚平原。图中的右边是德国考古探险队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巴比伦的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17年。
公元前3000年，闪米特人就从沙漠迁移至肥沃新月的巴勒斯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仅仅五百年后，他们就已经创造出了被围墙环绕的城池。巴勒斯坦希伯来人的先辈们来到了一个叫作迦南的部落；在他们北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叫作亚摩利人的强大部落；而北叙利亚则盘踞着腓尼基人，他们同样在定居前过着四处漂泊迁徙的生活。公元前2000年前，这些闪米特人的定居部落并没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明显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古代文明开始于埃及和巴比伦。但是闪米特人定居在地中海东岸，是连接着埃及和巴比伦的重要通道。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闪米特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两个国家，并因此快速发展自己的文明。腓尼基人是地中海民族中的一支，我们会在介绍东部地中海历史时讲述他们的故事。
现在，我们来探索一下肥沃新月东部的游牧人的生活。这一片区域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以下统称两河）的下游（见图81）。两河发源于北部高地，穿过肥沃新月，一路南下，再穿过沙漠北湾最终入海。亚洲的最早文明就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就像我们在尼罗河上看到的那样，两河流域孕育的西亚文明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在两河低处河谷的河口附近发现，两河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最早的是巴比伦尼亚时期。在这个时期，两河各自南下，然后在距离波斯湾大约160或170英里处开始向对方靠近[1]，然后在沙漠中汇流，一起流入下游平原——巴比伦平原。巴比伦平原位于肥沃新月的东部，由河水冲击而成，土壤肥沃。一千多年间，这里一直是一个小型村庄，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微不足道，直到巴比伦城的兴起。这片平原在那时被称为希纳尔，巴比伦这个名称是直到公元前2000年才出现的，这就像凯撒大帝时期的高卢被称为法国一样，容易让人们误解。
希纳尔平原并不辽阔，宽不超过40英里，耕地面积不超过8000平方英里，与新泽西州或威尔士的面积[2]相当。希纳尔平原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总体而言，这里的降水量非常少，有的年份甚至只有三英寸，因此这里非常需要农田灌溉的设施。希纳尔平原保持肥沃的首要条件就是合理的灌溉设施。古希纳尔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农业。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高地人和游牧人在这块平原上的斗争从未停止，下面，我们就从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出发，去探索直到公元前2000年才结束的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古代人的世界。
* * *
[1] 这里指的是古巴比伦和亚述时代。从早期巴比伦至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不断在波斯湾淤积，使得如今的波斯湾短了150至160英里。
[2] 现在大部分关于巴比伦尼亚耕地面积的地图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古代的巴比伦要远远小于现在的巴比伦。它们也没有注意到，巴比伦尼亚并不包括北面的美索不达米亚，那时的美索不达米亚是一片沙漠，只有它的北部，尤其是巴里克浦和喀布尔河的上游是可以耕种的。而历史类的地图册把沙漠划分在幼发拉底河的右岸，而且还不包括美索不达米亚，这使得人们脑海中的巴比伦尼亚的可耕地面积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面积。
十一、苏美尔人及其与闪米特人的冲突
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古巴比伦城的遗迹与泥板上的古老文字来追述古代的城市生活了。在肥沃新月，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只不过是游牧人与高地人之间众多斗争中的一种而已。
北部高地人并不是闪米特人，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他们与阿拉伯沙漠中的游牧闪米特人之间的联系。但是从外貌上而言，他们属于白人。这些北部高地人有着高原地带人种的常见特征——呈圆形的头部。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他们的族系。我们可以在一些残存的石刻上看到，他们的脸部很干净，穿着粗毛制成的裙子。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间有一些苏美尔人。那时的高地人还处于使用石器的阶段，但其中的苏美尔人很早就开始经由东部和北部的山口进入两河流域了。这些苏美尔人中的一部分可能在底格里斯河的河岸定居了下来，一部分甚至到了北边的亚述，还有一部分则抵达了冲积扇平原。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就开始开垦两河河口的沼泽地了。希纳尔平原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他们占领，这片区域后来被称为苏美尔。
由于底格里斯河河岸太高，不利于饮水灌溉，于是苏美尔人选择了幼发拉底河。他们沿着幼发拉底河的河岸盖起了一间又一间的低矮泥屋。在这里定居的苏美尔人学会了利用堤坝控制洪水，掌握了通过开渠引河水灌溉的方式，还学会了种植和收割成片的作物（图82）。这时，他们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和小麦并把它们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这与埃及是完全一致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用埃及的名称来命名破开的麦粒。那时的苏美尔人已经有了家畜，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饲养牛羊（包括山羊和绵羊）。那时，他们的牛拉着犁，驴拖着车，生活过得充实而滋润。这里还首次出现了运载重物的轮子[1]，但他们还没有发现可以运输物品的动物——马。通过与上游地区，可能是尼罗河谷的交往，他们拥有了金属。那时的他们还没有掌握将铜和锡熔合，制成更为坚硬的青铜的方式，但是他们的工匠学会了打制黄铜器皿。
图82 古巴比伦人的播种机[仿克莱]
两头牛拉着播种机，旁边有一个农夫在赶牛并引导方向。在播种机的后面站着的是操作者，他扶着播种机的两个把手，操纵着播种机前行。播种机在移动的时候，会在土地上犁出较浅的垄沟。播种机上面有一根直立的管子（a），管子的上面还有一个漏斗（b），有一个专门的农夫负责在旁边往漏斗里撒种子，种子从管子中漏下，然后就落入了垄沟中。这幅图是在一个小石印上发现的。
出于贸易和行政管理的记录需要，苏美尔人学会了用粗制的草图做记录。一开始，他们用扁平的椭圆形或圆形黏土片和苇尖做成最原始的“纸笔”。这种黏土做的记录在太阳暴晒过后会变硬，在经过炉火的充分烘烤后，这种黏土会变成不易磨损的记录泥板（图83）。我们至今还能在泥板上看到一些原始文字（图84）。这一点也与埃及非常相似。他们用芦苇制成的尖笔在泥土上记录图形，他们首先将芦苇斜着切断，形成一个尖尖的形状，然后将苇秆劈开，尖笔就完成了。但是这些图形并不是用芦苇尖刻画在泥土上的，而是印在上面的。他们把苇秆的一端先压在黏土板上，然后把有尖的那一端也压进去，然后泥土上就会出现一条线，并形成一个三角。因为黏土板上的三角形与楔子很相似，于是这里的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我们会发现，苏美尔人曾经记录的每一幅图形都是由楔形线组成的。例如，在他们的文字中，“星星”用符号表示，而代表“脚”的意思。（见图84，V栏第三图及I栏第三图）。在使用过程中，这些楔形线构成的图形越来越复杂，而随着书写速度的加快，楔形文字就变得越来越潦草而难以辨认。于是，后来的楔形文字与先前图形的相似特征逐渐模糊，甚至慢慢地消失了。
图83 早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泥板（公元前28世纪）
这块泥板是早期苏美尔城邦国家时期，即将进入萨尔贡一世时的作品。泥板上的记录是那时的商业账目，其中的圆圈、半圆以及其他圆弧符号代表着各个数字。这些符号都是通过苇尖笔的上圆端在泥板上印出来的。这时图中的符号已经是由一系列的楔形线组成的了。
这时，文字由图形阶段逐渐向语音阶段过渡。最后，苏美尔文字一共包括了三百五十多个符号，每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或单词[2]。也就是说，每个符号代表一组音素。苏美尔文字体系中从未出现过字母表，因此，我们可以在该体系中找到像kar和ban这样的音节符号，但是找不到k、r、b、n这样的字母符号，而只有这些字母符号才能组成音节。由此，我们不能像讨论埃及文明时一样，为苏美尔文字总结出一个字母表。
图84 早期的巴比伦符号及其图像原形[主要源于巴吞]
第一列是最早的形式；第二列是开始与原图形分离，出现楔形线的形式；第三列是最晚的完全由楔形线组成的形式，这时已经完全看不到原图形的痕迹了。例如，第一列的原形V、VI和Ⅷ的特征还能在第二列中看到，但已经无法在第三列中看见了。
我们可以在这些泥板上的记录中发现，苏美尔的抄写员们通过按月记录来计算时间，每当新月出现时，他们就开始一轮新的记录，满12个月即合为一年。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这种方式合计的12个月实际上是不满一年的，于是，当发现距离年末还差一个月时，他们会在记录里再额外加上一个月。这种记录方式既不便捷也不精确。后来，这种日历被犹太人和波斯人继承下来，并被东方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们沿用至今。与埃及人一样，苏美尔人也通过当年的重大事件而不是时间顺序来纪年。
苏美尔人的数字系统使用的不是十进制，而是六十进制。于是，他们的大数字是由许多个六十组成的，这与我们用二十计数很类似。如今，我们对于圆周的分割（六乘以六十度）以及对于时、分、秒的计量也是沿用的六十进制。苏美尔人最主要的重量单位是米纳，一米纳等于六十个谢克尔。我们的磅就相当于当时的米纳，只是我们引进这种计量单位后给它换了一个名字。
巴比伦人在希纳尔平原的中央建了一座高塔。这座塔高300多英尺，底部周长300英尺。由于巴比伦没有石头，因此他们使用砖块建城了这座塔，烧制而成的砖块砌成的表面可以抵御风雨的侵蚀。这座高塔整体上呈现正方体形，塔身由下往上不断地小范围地变窄。塔前有三段阶梯，大约有150英尺，十分高大，三段阶梯在高塔的入口汇合，而入口几乎是建在塔前部的半腰处。塔的顶部是一个方形庙宇，庙宇的前面是一个露天的厅堂，后面是供奉神灵的地方。这种建在塔顶的庙宇被人们称为塔庙。这里的第一座塔庙是尼普尔的塔庙，它是恩利尔神的祭坛。恩利尔是苏美尔至高无上的大气神，因此，对于苏美尔人来说，这座塔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苏美尔部落都崇敬塔庙。在进入巴比伦尼亚平原之前，苏美尔人是住在山里的，他们对于山里的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因此，他们在进入平原之后，还试图用山的样子来建造圣坛，并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于大气神的虔诚与崇拜。就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尼普尔的第一座塔庙建起来了。后来，其他的城市也接受了这种思想，于是塔庙就开始出现在整个巴比伦尼亚平原上。至今，关于巴比伦塔的神话故事还在希伯来人之间流传。宏伟的巴比伦塔代表了一种新的建筑观念，为建筑艺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的教堂尖塔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塔庙的周围有一系列的附属建筑，包括贮藏室和神庙事务的办公室等。为了让神庙免受干扰，塔庙及其附属建筑被四周的围墙与城市隔离开来。这座神庙由僧侣管理。这些僧侣们特别富有，他们掌管着塔庙的土地和财产，还有一些抄写员给他们做助手。国王或者城市的统治者也出身于僧侣，他们的地位比僧侣要高，人们称他们为“帕泰西”。帕泰西既要负责神庙事务，又要治理城市社区，因此非常忙碌。
图85 柯底威绘制的通天塔复原图（以最新的发现为蓝本绘制的）
巴比伦塔的遗迹现在已经很难寻觅，因此，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型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古阿舒尔城被发掘出来后，人们认为巴比伦塔很有可能是四面被斜面环绕的方形的梯式建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比伦泥板被发现，人们开始了解了通天塔（至少是巴比伦城塔庙）的确切尺寸。柯底威是巴比伦的发掘者，他还发现了马杜克神庙的正方形地基以及塔庙三段阶梯的底部。柯底威教授在新发现的基础上，结合了乌莱率领的英美探险队在乌尔塔庙前发现的类似的三段台阶，绘制了一幅新的复原图。柯底威教授在1925年去世了，他的代理人同意在本书中发表这幅图。巴比伦城的马杜克神庙侧宽300英尺，高300英尺，体积为92立方米。这可能就是早期塔庙，尤其是尼普尔的塔庙所特有的神圣尺寸。
农民们常常来到神庙，在祭坛上奉上自己的供品。这些供品包括山羊和装着几支棕榈树枝的水罐，这样的水罐是土地繁荣的象征。农民们的祈求大多与土地相关，他们祈求河水上涨，润泽土地，也祈求土地肥沃，永葆丰收。后来，这种装着棕榈树枝的罐子演变成为“生命之树”。这种象征符号时常出现在希纳尔地区的遗迹中。朝圣者向土地神、空气神、天空神和海神祭拜，他们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免受洪水的危害，也祈求风调雨顺，年年丰收。这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告诉他们，神灵们曾经放任河水泛滥，吞噬他们的土地，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于是他们形成了洪水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被后来的希伯来人继承了下来。
图86 巴比伦尼亚的丧葬风俗
这里的人们死后的棺材就是两个开口对接的大陶罐。有时，死者被葬在用土坯垒成的简陋墓室的底部。那时的人们死后不会埋进坟场，而是埋在家里的庭院地下或房间的地板下。所以，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巴比伦尼亚的坟墓，随葬品更是少见。在少数的墓穴内也有一些陪葬的陶罐或铜罐，有时还能发现一些金银或珍珠母制成的装饰品以及一些武器和工具。
在宗教方面，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点：苏美尔人的丧葬方式与埃及人非常不同。苏美尔人死后就埋葬在城里，甚至就埋在自己的庭院里，或房间的地板下（图86）。苏美尔的死者没有自己的墓穴，也没有棺材，更不存在大量的能带去另一个世界的陪葬品。对于苏美尔人来说，死后的世界是地下的一个黑暗而肮脏的地方。无论高低贵贱，人们死后，都要去到那个混沌的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埃及人非常重视墓葬，坟墓内通常伴有考究的随葬品。因此对于古埃及的历史研究而言，埃及的墓葬意义重大。然而，我们无法在巴比伦找到这样的陪葬品。
塔庙的围墙外面就是市民的房屋，这些民房从塔庙的围墙外往四周延展开去。民房大多为长方形的建筑，建筑材料是晒制的砖块（图87）。每座房子的北边都建有一个庭院，庭院的南侧建有一间主屋，主屋可以通向各个房间。这个城镇最初只有几百英尺宽，后来不断扩张。大部分城镇都建在人工堆成的山包上（图88），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
晒制的砖块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主要建筑材料，而且在今天的东方仍然被许多普通民房用来垒墙。但是用这种砖砌成的墙面不能抵挡风雨的侵蚀，大部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倒塌。因此，每次暴雨侵袭，总会有古屋被摧倒。即使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房屋坍塌后的应对办法就是把倒掉的房子铲平，然后在原来的地方盖一间同样的房屋。这种方式持续几千年，耶稣就曾经在寓言中描述过这种房屋坍塌的情景（《马太福音》七，27）。许多年后，坍塌的房屋把村庄垒成了一个大型垃圾堆，而垃圾堆的上面就建着城镇。
图87 早期的巴比伦房屋的复原图
早期巴比伦城镇的规模很小，城镇中的房屋大多用土坯建成，装饰也比较简单，例如垂直的嵌板和墙顶上的齿状边沿等等。与埃及不同的是，巴比伦房屋使用的是拱形门洞，虽然埃及人也知道拱顶的制作方式，但他们更偏向于平顶的门洞。
图88 古巴比伦尼亚，尼普尔城的房屋废墟形成的山包
前面的空地曾经是一个大庭院或者广场，如今长着一些零落的沙漠灌木。过去人们常常来到这里交易，卸货或者进行其他的公共活动。远处的山包下面是尼普尔神庙的主要建筑，它占据着神庙的南部，最高点以下是以前的神庙峰。只有一些位置较低的一部分神庙在山包下幸存了下来。大约在5000年前，这些山包下面的建筑中，官员和书吏们在忙碌地应对城中所有的事务。在图89中的庙峰顶上可以俯瞰整个神庙区。
至今，这些古代的人造沙包上还保存着许多东方古代城镇的遗迹。在那些古老的国家，这种山包随处可见，它存在于特洛伊、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利哥、哈密吉多顿或美吉多，以及埃及的安利芬坦。同样，它也遍布如今的巴比伦尼亚。这些山包早已经被遗弃，只剩下一片荒凉。我们可以在图88中看到它们现在的模样。
图89 对古尼普尔城遗迹的挖掘
在1889年到1990年之间，费城大学探险队先后三次对古尼普尔城进行发掘。这幅图描绘的就是正在进行挖掘工作的情形。曾经用来垒墙的土坯被不断挖出，由当地的民工用箩筐运往远处的土堆。曾经被掩埋的建筑残余逐渐显露出来。在挖掘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一些泥板和陶制或石质的器物。古巴比伦尼亚的记录和古物得以重见天日了。不同的地层埋着不同的古物，最古老的在最底层，年代较近的则埋在相对较浅的地层。这幅图是从图88中最高的山包顶上看到的情景。我们可以在废土被运走的那一部分看到广阔的地平线，由此可以想象，昔日的巴比伦平原是多么的平坦。此前，保存在欧洲的巴比伦尼亚与亚述的古代文物只占了一个展柜，面积只有几平方英尺。而1840年以后，考古队挖掘出了大量的古文物，将更为真实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那个时代，泥板随处可见。人们用泥板来记录家务、写信、记账、开具收据、写便条等等。房屋倒塌时，将泥板压在了下面，于是现在的山包中还埋着许多泥板。大部分掩埋在庙宇或公共建筑中的文件记录着政府的重要事务；而发现于统治者的住宅或办公室的泥板大多记录着战争或征服他国的战绩。有时，统治者会将自己建造的建筑物、获得的胜利以及其他辉煌的成就刻在泥板上，然后埋在某处建筑的地基下面，让后来的统治者们去发现。山包里除了文字记录外还埋着许多家用物品和雕刻艺术品。这些建筑物的废墟已经不能像埃及遗迹一样向我们展现那段古老的历史，但是，这些山包仍然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大型文物仓库，在这个仓库里寄存着古巴比伦的伟大文明。下面就让我们来追溯这一段历史。
图90 苏美尔城国王的银制花瓶
这是早期巴比伦尼亚最精美的金属制品。花瓶表面的两条宽形雕饰带代表着早期苏美尔的装饰艺术。在花瓶下面那条饰带上，一只狮头鹰抓着两头狮子的背脊，而两头狮子分别咬着一只羱羊。这是一种对称的动物构图，并且图中是正在掠食的动物，这是公元前3000年前苏美尔艺术的一个独特创造。在这里，鹰和雄狮是苏美尔拉嘎什城邦王国或者武器的象征。后来，这种对称的动物构图传到了欧洲，并一直流传下来。在今天的国王或者国家的纹章和武器上仍然有这样的装饰。在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欧洲国家，鹰的形象仍然频繁出现在武器上。5000年前的拉嘎什鹰流传到了美国，就成为“美国鹰”。
掩埋在山包最底层的是苏美尔人的石雕作品。这些作品大约创造于公元前3000年，他们那时刚刚开始进行石雕创作，因此作品还显得比较粗陋。后来，随着个人图章成为日常交往活动中的必要信物印记，石刻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在石头上雕刻图章（图91）到在石头上绘制小型的图案，雕刻艺术迅速地发展起来。人们将擅长雕刻的工匠称为宝石工，很快，早期苏美尔的宝石工就成为古代东方世界的这一行业内技艺最高超的工匠。这些宝石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装饰艺术，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看到这种工艺。苏美尔人不仅创造了石刻艺术，他们还能在金属制品上进行雕刻，他们雕饰了许多精美的金属制品（图90）。
曾经喧闹繁华的古巴比伦城如今沉寂在沙丘之下。我们只能依靠残存的遗迹与泥板上的古老文字来追述那遥远时代的城市生活了。在最早的泥板上，我们发现了一个自由民阶级，这个阶级居住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土地，用大量奴隶来为他们耕种，还与沙漠中的商队和河上的船只进行自由交易。他们就这样过着自由闲适的生活。官吏和僧侣的地位比自由民高，他们是城里的贵族阶级。这些贵族拥有城市周围几英里的土地，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个社会，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城邦。因此，这一地区最早的文明阶段被称为苏美尔城邦时代。由于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所掌握的最早的巴比伦文献的确切日期[3]，因此这一时代的起始日期也没能得到确认。但是那些巴比伦早期文献告诉我们，苏美尔城邦时代有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32世纪。我们所有的文献都来自巴比伦尼亚历史上最早的城邦之一——乌尔。乌尔曾经有一个名叫安尼帕达的国王，乌尔城外的一间郊区庙宇中立有一块安尼帕达时代的石碑，这块石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世纪，那上面的碑文是至今发现的亚洲最早的皇家记录。城邦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7或28世纪，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
图91 早期苏美尔的圆筒印章
早期的苏美尔人不是直接在泥板文件上签名，而是用小型的石头滚柱和滚筒来签章。滚柱和滚筒上刻有图案和主人的名字，主人只需要把这样的圆柱印章在松软的泥板上滚动，图案和名字就印在泥板文件上了，这与签名的作用是一样的。人们在巴比伦尼亚废墟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石滚印章。在对这些印章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巴比伦艺术大约经历了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00之间共2500年的兴衰历程。这幅图的左边是石滚印的一端，右边是石滚的一面。
图92 率领部队方阵的苏美尔城邦国王（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
这幅图的右边是国王，国王的脸部已经脱落了。在这幅图中，国王走在方阵的最前面，他的身后跟着一队士兵。在古代亚洲战场上，士兵们组成的这种被称为“方阵”的作战单位是战争史上的首创。此前的许多个世纪，古代人的战斗一直是散漫而不规范的，而要将兵力集中起来组成方阵，就必须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并制定严明的纪律。这时候的埃及还没有出现这种阵法，也没有严格的训练。图中的苏美尔士兵没有带弓箭，他们手握长矛，头戴盔帽（可能是皮革制成的），一字排开，向前行进。他们的手中还挽着高大的盾牌，几乎能挡住他们的全部身体，这无疑增强了他们的防御能力。图中的士兵们正从敌人的尸体上踏过，这说明他们正在消灭敌人。这幅图是刻在石头上面的，我们可以发现，那时的巴比伦尼亚和苏美尔的雕刻艺术还比较粗糙，而此时的埃及正处于金字塔时代，肖像雕刻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时的众多城邦中，苏美尔城邦处于领先地位。南部的许多城邦联合成了一个城邦群，他们占据了苏美尔地区。这些城邦群沿幼发拉底河分布，因此后来掩埋着城邦废墟的山包形成了一条蜿蜒的曲线。虽然城邦贵族不断地压榨人民，并对其收取重税，实行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但是统治者（帕泰西）的历史功绩并不能因此被抹杀。城市中的许多事务，尤其是战争和水利灌溉都要仰仗帕泰西的统一管理。灌渠和堤坝需要不断地维护和修缮，这种护理一旦中断，灌溉系统就会受损，水源因此被切断，农田就无法得到灌溉，因此农民也无法播种，更不可能收获。这种情况下，整个城邦就会面临饥饿的威胁。在战争方面，我们可以在墓穴中的绘画上发现，大部分城市的统治者会亲自率领军队上战场，那个时代的许多城市统治者都相当英勇果敢。战士们在统治者的率领下，斗气昂扬。他们头戴帽盔，身着盔甲，一手持枪，一手挽盾，排着方阵，无比威风地向敌军方位前进（图92）。尼罗河畔孕育了最早的高度发达的和平艺术，而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高度发达的战争艺术。一旦他们发现邻邦试图侵占他们的土地，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他们也会迅速采取行动，自发地聚集在帕泰西旁边，发誓要随他冲锋陷阵，坚决抵抗侵略者，直到把敌人赶出自己的领地。城邦之间的领土争端从未停止，因此，在公元前28世纪前的几百年里，苏美尔的早期历史就是一部城邦斗争史。
虽然苏美尔各城邦之间领土争端不断，但在特殊时期，各个城邦也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外敌。沙漠中的闪米特游牧部落很早就在苏美尔北部一个名叫阿卡德的地区定居了下来。因此，巴比伦尼亚最早的闪米特人被称为阿卡德人。克伊斯是阿卡德最古老的城市，它位于两河最靠近的地方，是古代从两河通往东部山区的重要通道。克伊斯是第一座培育了一系列皇族和王朝的城市，因此在巴比伦尼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早的阿卡德人是沙漠中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不懂得战术战略，也不会制定作战计划，但是他们面对的苏美尔人却具备十分高超的战争能力。在战争中，阿卡德人运用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他们因为害怕近距离作战，所以练就了一身高超的射箭本领。一旦敌军靠得太近而不能射箭，他们就会散开队形，与敌方肉搏，但是他们的队形非常散漫薄弱，根本不是苏美尔严密方阵的对手，因此常常战败。在那时的希纳尔平原上，北部是半定居的阿卡德闪米特游牧民族，南面是来自高地的苏美尔人，这两个民族之间水火不容，经常展开斗争。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发生在肥沃新月上的游牧人和高地人之间的斗争中的一种，这里还存在着大量其他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