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魂》
作者：陈晋【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毛泽东一生中最突出、最微妙的几个点，以新鲜翔实的史料和极精彩笔法，勾画出毛泽东独具特色的个性和心灵历程。
作者简介：
陈 晋，1958年10月生，籍贯四川省简阳市。研究员。1975年高中毕业后赴湖北襄阳县插队。1978年至1982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1983年至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后供职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1986年分配到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主任。
目录
一 毛泽东眼里的“毛泽东”
二 在逆境中
三 不摸枪的统帅
四 心灵的旗帜
五 为什么喜欢游泳？
六 为什么喜欢孙悟空和 《水浒传》？
七 永远的漫游家
八 读书与治国
九 不怕“鬼”的背后
十 另一个世界的“我”
十一 孔夫子乎？秦始皇乎？
十二 出入佛道
十三 经济天下——在历史的对话中
十四 “五帝三皇神圣事”———评说历代帝王
十五 出将人相——喜欢和鄙薄的“干部”典型
十六 在书斋里
十七 苍凉唱大风
附：“毛泽东之魂”答问录
后记
一 毛泽东眼里的“毛泽东”
谈论领袖人物的性格，挖掘他的内心世界，当然要依据他的所言所行，借助他做事做人的外在表现及其客观效果。有距离，可以客观些，但也常常难免隔雾看花。有时候，如果从他们自我解剖的话里话外来分析，可能会弥补隔雾看花的不足。而成就了大业，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伟大非凡的人物，一生的历程从来都曲折起伏。在他们艰难跋涉或顺达开怀的时候，常常伴随有灵魂的独自漫语，伴随着真诚的自我解剖。此类反思心迹，多少是他们得以成功并且伟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助力。
一个人在自己的坎坎坷坷的经历中，怎么会没有灵魂的独白、情感的波涛和真实的反思呢？没有这些而让人尊重的伟人，还真没见过。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带着人们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遗憾，毛泽东也撇20年了。
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
可话又说回来，伟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时未免谦逊，有时未免责己过严，有时则是出于微妙的政治需要……
于是，毛泽东眼里的那个毛泽东，自然就是打引号的了。
1.青年财忧：“性不好束缚”。表面“意强”、实际“意弱”
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里，最早谈论自己，分析自己性格的，是1915年8月写的一篇日记。他为这篇日记起了个一目了然、近似严酷的题目，叫《自讼》，好像是自我控告一般。这篇日记是用文言写的，翻成白话，毛泽东说的意思是：
有一天，来了位客人，告诉我：知不知道一种野生的袍瓜，它的枝叶粗蔓，像杂草一样，人们都不注意它，可到秋天的时候却能长出累累硕果；相反，那些花园里的杜丹，在春天里争艳斗妍，雍容华贵，很惹人喜爱，可一旦秋至凉归，便花谢叶枯，随风飘散，一无所留。你这个莘莘学子毛泽东，在做人方面，对这两种东西，愿意效法哪一种呢？
我回答说：我愿意效法能巨下果实的匏瓜。
不料来客却说：你是这样说的，你实际上并不这样做。我看你刚刚有了点本事，就急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而且还喜欢招朋引类，号召别人。在作风上，有张扬浮嚣之气，没有沉静淡泊之心，外强中干，爱沾沾自喜。这样下去，难道不是在学牡丹的样子吗？那是不会有成果作为的呀！可你却说愿意学饱瓜，岂不是诡辩？岂不是在糟踏你看重的匏瓜吗？
我听了这位客人的责问，真是无言回答，羞愧得汗都出来了，出气都难受，非常沮丧，只得狼狈而退。
这篇日记里把自己“骂”得够痛快淋漓的了。不知道是真有人这样当面同他深谈进而责问过他，还是为了自省，在沉思中想象着并以文学的笔法来解剖自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这些缺点，如“浮嚣之气”，多少是存在的，他不会无端地这样妄自菲薄，这样严酷地审视自我，哪怕是在文学的想象里面。
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把这篇日记毫无保留地抄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堪称“师兄”并交往甚深的好友萧子升。一个浅显的道理，足可说明青年毛泽东的这个“自讼”是真诚的：愿意在朋友面前表露自己当时的性格弱点，无疑比只在日记里解剖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诚实。
这事发生在1915年，毛泽东进一师读书的第二年。那时，他22岁。这期间他好像是在集中地反省自己。
7月间，他在一封信里，曾流露出对学校的不满，认为自己“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由此，产生了退学的念头，11月间，他又向大不了自己几岁的老师黎锦熙倾吐心声，说自己入学以来，由于“性不好束缚”，始终觉得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大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
看来，初人长沙这所有名的学校，毛泽东还不大“合群”。可能他内心的某些想法曾对他信任并尊敬的良师益友、湘潭同乡黎锦熙倾吐过，9月间，黎去北京谋职前，曾反复叮嘱他注意循规而学，谨慎从事。可仅两个月时间，尽管毛泽东“孳孳不敢叛”，但这种自我压抑，无疑更使他难以忍受，实在受不了学校的这种气氛，在这里感到简直是浪费时间，才坦率地写了这封信。
他不满意这所学校的原因，大致是：
1.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受到什么规矩的束缚，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面前，觉得意志不自由；
2.教学程度不如自己期望的高；
3.相互往来的“俦侣”也不好，甚至“大恶”。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看人评人相当苛刻，也就显得卓而下群，乃至“孤芳自赏”。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写了一个征友的启事，张贴各校，有五六个人来应征。在这封信中，他告诉黎锦熙，这是近日唯一一件让他稍觉快慰的事情。再一件事，也是在这封信中透露的：“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也就是要退学另谋他处学习。
可能是由于其他人的劝阻，毛泽东终究没有退学。不久，他当了学生会干部，干得兢兢业业，煞是认真，做了许多让师生们都说好的事情，慢慢也不再想退学的事了。
再后来，他一心扎入救世济民的大道理的探寻之中。他觉得世上有一些人，四处说大话，滔滔不绝，一般人都把他们当“贤者”看，把他们说的话当真理来奉行。读了一些书，对照纷坛世事，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给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都是枝微未节，没说到根本处。他觉得根本的药方是找到一种叫“大本大源”的东西。由此，反观自己，他于1917年8月给黎锦熙写信，再次坦露心迹，说自己近年言行，“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下决心“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想想，自己快要毕业了，可还没有得到真理，还没有确立未来的志向，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采取什么主张，都“茫乎未定”。毕业以后干什么呢？他告诉黎锦熙，去教书，去办事都是下策，“自思读书为上”。
其实，他毕业后，并没有时间去读书，组织新民学会的各种活动以集合群体，创办 《湘江评论》投入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干预湖南政局，开设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建党的事情了。
真是忙得够呛。毛泽东似乎天生不图清静和“独善其身”。搞这些社会活动，人事间兔不了有一些争论，常有不痛快的时候。就在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门槛内外，不大愿意迁就于他人的毛泽东，再一次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一些弱点。
正好，新民学会一个叫罗学赞的，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到人们待人处事，常常出现四种错误，一是感情用事；一是看问题以偏概全；一是不考虑事物问的因果联系，把现象当作结局；一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事实。
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6日，写了封回信，作了一番自我解剖：
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
感情用事、因人废言这些性格缺点，都难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向上进步的团体中，应当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
几天后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在给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信里，他提出，新民学会的成员所应该有的人格特点是：第一要有“互助互勉”之心；第二是诚恳，不圆滑；第三是光明开朗；第囚是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
这个时候，在长沙的两个重要的新民学会成员彭璜和易礼容之间闹起了矛盾，彭磺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说到不愿意与恶人共事，这大概是对易礼容的怨忿之词。也说到要“征服”易礼容等。此外，还说自己和毛泽东相交，常常觉得毛泽东意志太强，不免引起要“反抗”的想法，云云。
1921年：月28日深夜，在外奔波一天的毛泽东为调解彭璜和易札容之间的矛盾，写了封长信。指出了彭璜身上的性格缺点，咆说到自己。他说自己这两年多来，几乎把过去的修养都破坏了，“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
然后，一一指出了彭璜的十个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已。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论人喜苛评”的毛泽东也承认，以上性格缺点，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他自己“一概都有”。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自己说话办事，态度还算明朗爽快，能够择善而从。但感情用事，自视很高，责人严，虚荣骄气等等，则概莫能免。
最后，毛泽东向朋友但陈了自己过去“不好意思向人公开”的一个“最大缺点”——“意弱”。
这大概是对彭磺说毛泽东平日做事意志太强，有时强得难免刚愎自用、强加于人的一个解释。毛泽东的解释是：“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意弱的表现。”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强悍执拗乃至咄咄逼人的待人处事方式，来掩饰自己意志脆弱和不大自信的一面。
毛泽东当然也不是无端地糟践自己，一味以贬损自己来安慰彭璃，让他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和劝说。虽然不免有讲究劝说方式这个成分在内，但太看不起自己，决非毛泽东所为或所愿为。所以，他在信里也肯定了自己做人处事的优点：“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为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这又见出他的自信，并使自我解剖更全面得体，进而真实了。
正是明明白白地带着这些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总想做点事情干出经国大业的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这新生的一群人身上，当然都同毛泽东一样，还连挂着那个催产的时代母体的脐带……
2.红军时期：谈陈独秀和自己。力什么向斯诺敞开心扉？
从1921年建党到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谈论自己、分析自己的言论不多。
这大概是因为：东奔西跑，事务繁杂，且千变万化，没有沉下来反思自己的环境；无论是革命的道路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曲折起伏，处于实干应急之中，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无需多谈自己；也可能是有不少解剖自己的言论，但战事频仍，没有保留下来。
不过，在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有一处说到自己的材料，尽管并非专为解剖自己。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就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系统地谈了自己的历史。其间的跨度，正好十年。为表述方便，我们把这十年称之为“红军时期”。
先说第一个材料。
那是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谈到农民问题，毛泽东说：当我（1927年1月）来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立场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夭，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这段话表明：1.在1927年1月以前，他对中央的决策虽不同意，但对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主要是农民间题）还没有明确坚定的意见；2.在湖南从事的农民运动的调查，对他形成自己的观点，起了关键作用；3.在当时，他对中央的“领袖同志”还是很信任的，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他没有坚持己见。
这里说的“领袖同志”，自然就是引导毛泽东走进共产党队伍的陈独秀。
若干年后，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谈起陈独秀，说他那时的日子则“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
矛盾中的陈独秀，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是主张二次革命的。在大革命后期国共分手在即且势所必然的情况下，陈独秀往右拐了，毛泽东则向左拐了。一度是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的导师的陈独秀落伍了，“学生”毛泽东前进了。毛泽东的上级、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陈独秀被历史抛弃了，毛泽东被历史选择了。
可是，后来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并没有完全鄙薄和否定陈独秀，他一生都对陈独秀怀着感情，并把陈放在自己的成长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来肯定和叙述。
那是10年后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第一次向世界但诚敞开自己的心扉的时候。
他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对我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说的是1920年的事情。
此后，1942年整风时期，1945年党的七大，以至到1962年和70年代，他都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将来写党史，还要说到他的。尽管建国后到“文革”期间的党史里，陈独秀几乎完全是一个反面角色，可毛泽东不管这些。
且回到他第一次叙述自己历史的情况上来。
在山沟里，向一个外国记者如此详细回述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据斯诺后来说，刚开始的几天，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在捉迷藏，闪闪烁烁的，总是深入不下去。聪明的斯诺无疑会感觉到，毛泽东是在通过绕圈子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历史告诉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会不会滥用自己的信任来歪曲或误传自己的话？
斯诺急了。终于，有一天径直问毛泽东：“如果你想结束内战。首先得让全国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多年来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了解你们是活生主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毛泽东又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可他心里并不是没有在盘算。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人本来是回避谈论个人的事情的。斯诺的浓厚兴趣和使毛泽东也感兴趣的提问，还有那一脸真诚，不会不使他动心。更重要的是，这位来自西方的年轻记者，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媒介，通过他，可以向世界，更是向中国发表谈话。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也是头一次碰上。因为一个明显的道理是：过去实际上被剥夺了向圭中国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斯诺一旦用英文发表出来，尽管国民党新闻机构万般阻挡，也会传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耳朵里。被称为土匪的共产党人，何尝不急于想让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和追求呢？再说，斯诺还告诉他，外问传说毛泽东已经得肺结核病死了。
结果，又一天晚上，斯诺拿出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一个“清单”，在毛泽东还拿不定主意是否为澄清关于他个人问题的一些流言蜚语而花费时间的时候，斯诺用起了激将法：
“你不是说过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和卡菜尔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
毛泽东又拿起清单细看了一遍，终于提议：“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吗？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此后连续几个晚上，毛泽东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根据自己准备的提纲开讲了。斯诺觉得，毛泽东给他说的，“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
毛泽东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不作虚饰。小时候的情况不用说了。说到他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以及世界观转变前后，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他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以及胡适、陈独秀一度成为他的偶像；还有，说到在中央苏区时的沉浮等，都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让人觉得是一个活生生的带着露水珠的毛泽东。
让斯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开始还都是个人的历史，讲到参加革命以后，便是党的历史，红军的历史了。
毛泽东不能不这样。本来，向外国记者谈个人历史，在党内就已是破天荒的事了。他首开此举，不光是对国内外有一种宣传上的需要，对在党内刚刚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来说，恐怕也是件很有益处的事情。那时，他还不是名正言顺的“第一把手”，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问题还在于，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张闻天，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到底持什么态度，是否认可，都是未定之数。因此，说早期历史，个性化点倒也无妨，一旦自己的经历融到整个革命事业以后，过多地宣传自己显然不大合适。
毛泽东谈自己的时候，没有要把自己树立为权威的意思。斯诺1939年重返陕北采访毛泽东后，在《为亚洲而战》一书里，曾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过比较。他说：“毛和蒋之间有着突出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点。两人都有坚强的意志。毛为了自己的事业，大概可以同蒋一样地无情。……蒋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似乎时常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之上，以保持中国关于权贵的传统。毛则一点也不神秘。他并不声称自己是永远不犯错误的。我听到过他承认犯了错误，而且他并不因为改变自己的主意而感到羞耻。”
毛泽东或许没有明确说过他自己用什么方式来领导他的人民和军队，但有一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即他在处理自己和“下面的人”的关系时，绝不愿通过有意表露威严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时刻提醒自己，要靠自己的政策正确与否，当然还有难以掩饰的那种人格魄力，来确立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在这种时候，他和普通老百姓及一般干部之间的亲密交往，不仅不丝毫损碍他的权威，相反，是大大地相得益彰。
他和人民的交往，使1944年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惊叹：“如果有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事，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如果包瑞德先生知道这样一件事——
当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不仅没有去审查严办，反而从中反省出自己的征粮政策给老百姓压的负担可能太重了，从而发动一场大生产运动来解决粮食问题，——他或许会为自己的感慨找到答案。
再说，那时还只偏据一隅之地，人员、政情都还不十分复杂，毛泽东的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喜欢“下层”，也是他天然般的性格内容。对他的这种优势，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也就自觉地这样做了。
3.延安整风前后：面对夸赞。“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领袖，并为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最终认可，是1938年10月，在延安以东12里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
全民抗战爆发后，比毛泽东小11岁的王明从莫斯科飞了回来。他当时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迎着凛冽的寒风，毛泽东穿着灰布棉袄围着陕北老百姓常用的毛巾，率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欢迎王明、康生等人走下飞机。在机场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说“喜从天降”，称他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回来之初，毛泽东对王明礼遇有加，在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层的合影中，居中者往往是王明，一脸气字轩昂，而毛泽东则偏立一旁。可王明的思维方式和志大才疏的毛病仍然没有改变。
胡乔木曾说：“王明刚回国时，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得不可一世。对王明这种表现，毛主席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多说话，但还是坚持了他原来的主张。”为了统一思想，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意思是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而这时，他几乎是党内最高领导层中唯一没有到过苏联的人。
半年后，毛泽东的老同学萧三也从莫斯科回来了。1939年4月29日晚上，他请萧三、邓发、邓小平到杨家岭住处吃饭。饭后，邓发和邓小平走了，他却特意留下老同学叙旧。谈起20年前他们一起到天津大沽口看海的情形，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菜仙岛是可能的，……我八岁时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一周后，毛泽东又专程到“鲁艺”去看望萧三。萧三说他在苏联用俄文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再增补修改。假如毛泽东不反对“翻古”，请再能详细谈谈。毛泽东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是有趣的，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成一部小说，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斯诺花了我四个晚上，以后我再也不愿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毛泽东又说：“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反对萧三写他的传记，不过，他要求自己只是这部书里的“引线”，重要的是反映主人公生活的时代。但毛泽东后来并没有专门花时间同萧三谈自己的经历。
1941年4月，当过孙中山的卫士长，时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西北边区行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的续范亭，到延安治病疗养，他本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明志后，身体更坏。在延安，他多次同毛泽东交谈，视毛泽东为良师益友。1942年3月问，他写了一篇漫谈毛泽东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找不到了。同时还写了一首诗歌颂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曾解释说：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的哪一个人好呢？有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那么，彼得大帝就是苍海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觉得不够全面，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
续范亭先是把文章和诗寄给毛泽东，接着又写了封信，请毛泽东同意他公开发表。
毛泽东于1942年5月14日回信表示：“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被毛泽东当作“修省录”的“漫谈文章”，不知写的是什么，想来对毛泽东是褒赞有加的，最终是没有发表。被毛泽东当作“座右铭”的诗，却留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不自高”，是续范亭对毛泽东最深的印象，这也大体反映毛泽东当时以谨慎态度对待自己的实际情况。
就在拒绝续范亭发表文章和诗歌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做了一番自我解剖，他以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化过程为例，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地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就让那些正在被要求改造思想的文艺家们意识到：哦，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如此……距离一下就近了。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0岁生日。此前，中共党内一些同志便酝酿给他祝寿。为党内一些德高望重和功勋著卓的人祝寿，在延安是常事。譬如，朱德、刘伯承、徐特立等人生日时，延安都举行了一些活动，发表一些文章，毛泽东或题词，或写信，以示庆祝。搞这些，无疑是想发挥政治宣传效应，扩大远在山区和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毛泽东50寿辰，是个整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祝祝寿未尝不可。可毛泽东拒绝了。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说的理由是：“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不过，经过整风运动，延安对毛泽东的宣传，以及毛泽东对待这些宣传的态度，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变化。
1944年6月至7月，延安迎来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外记者访问团。其中有个叫赵超构的，是《新民报》的主笔，建国后毛泽东和他有过不浅的来往。同年10月，赵氏在其出版的《延安一月》一书中记载：
“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 ‘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地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魄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 ‘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这些感觉，对信仰毛泽东并久居如此氛围的人来说，可能不会像赵氏那样强烈，可对“走马观花”只一月的“客人”来说，却是异常的新鲜，故记得很深。唯其如此，描绘言辞可能有意无意之间有“扩大”、“强化”成分，但相信赵氏决无任何恶意，所说也大体合于实际。毛泽东是读了这本书的，建国后，他还同人谈起它，称赞赵超构作为记者看问题很敏感很准。
和赵超构一道来延安的，还有一个叫根舍·斯但因的英国记者。他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里的记述，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那是毛泽东对自己成为当然领袖的自信源泉。
一见面，斯但因便荷刻乃至不免粗率地问：“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毛泽东回答得很简洁：“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的确，在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毛泽东对自己的领导，是得心应手了，他也觉得是得心应手了。
也就是赵超构在延安的时候，7月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文章发表前，不会不给毛泽东审看。这是用中文发表的属于毛泽东传记的第一部正儿八经的作品。如果把它和斯诺记录的毛泽东在1936年的自述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一个是毛泽东的“自述”和外国记者的“平视”，一个是第三人称的“描述”和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人们对他的“仰视”。
4.40到50年代：“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个人的最高评价，大概要算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里面。
这是1945年“七大”的事。
在此之前，主要是1942年整风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毛泽东主义”。如1942年7月1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 《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如果是延安的报刊，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毛泽东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得不重视起来。1943年4月他在给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可在当时，毛泽东的个人表态是一回事，党内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实希望井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时候了。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长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不同意叫“主义”，而接受“思想”的说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不敢和他们并列，再说那时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还没有成熟。但把自己当作马列的学生这种心理，他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文革”当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为“顶峰”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思想理论上同马克思和列宁并列。
建国前，一些人还是习惯用惯常的“主义”的说法，凡是经历过“五四”的人，多会觉得，提“主义”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五四”时期动不动就说某种“主义”的事太寻常了。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不如“毛泽东主义”气派和响亮，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足以显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理论贡献，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革命老人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第三天，毛泽东径直写信给吴玉章，再次明确地表示：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 ‘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 ‘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在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毛泽东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从40年代到1956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诸项事业，蒸蒸日上，党心，民心，奋发顺畅。毛泽东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时候。这个“最”，当然不同于后来的盲目崇拜，而是有着科学的态度在里面的。这个科学的态度，首先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的科学态度。
建国初，各个领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法规，在其大原则处，免不了要提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表态，有人统计，说有十多次。我们且举几个例子。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把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把草稿里“这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几字删去；又把草稿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随后，还在草稿上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初，政务院副总理兼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有关情况，写了封信给彭真。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特别对彭真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这年5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肖克，把报送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几个条令草案，送给毛泽东，同时还附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示说：“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如内务条令11页）。”
1954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给毛泽东送上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特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第二条开头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同月，当时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怕承，写了个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了一个对毕业证章制度的说明，其中提到：“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看后批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 ‘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如此这般，一再审改，还真是不胜其繁。干脆，发一个标准的文件。
于是，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 ‘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 ‘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这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这个通知下发以后，有的省委对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发来电报询问，说“毛泽东同志”几个字是不是“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又专门复电解释，说并没有印错，“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 ‘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循着这个思路，一直到1956年召开“八大”，毛泽东都是不同意过分提“毛泽东思想”的，甚至包括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有人捕风捉影，把它同刘少奇在“七大”上的报告进行对照，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反映出中共党内领导层的微妙关系，甚至断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从“八大”就开始了。如果明了毛泽东此前的一贯思路，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三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