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材料上，毛泽东又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各同志写下了以下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这里不仅是在同赫鲁晓夫进行争论，更重要的是，在上庐山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都去过东欧，都经过苏联，彭德怀还同赫鲁晓夫碰过面。“党内反对派和怀疑派”云云，每一个与会者心里都很清楚，说的是谁。
毛泽东当时这个判断的明显失误，是把当时国内外的议论搅在了一起。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国外是从根本上嘲笑，国内则是有批评和议论其带来的不好的实际效果，无论后来人们怎样说这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谁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而这里面，对“三面红旗”的具体议论，程度也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对大跃进说得多些，对人民公社相应少些，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为它只是个口号性质的，且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个口号字面上并没有什么可议论之处，也没有人对它说三道四。1959年7月23日，就在彭德怀开始受到批判时，周恩来找他谈过一次话，彭还说：1070万吨钢，脑子热了一下，他 （指毛泽东）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
可毛泽东把国内外、党内外的议论都视为一体，甚至看成是有联系相互配合的。8月11日在庐山会议上，他就毫不隐讳他说：“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
1959年9月1日，在给臧克家和徐迟两位《诗刊》的正副主编回信时，主动把自己新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录上呈正，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从整个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情况来看，这是没有先例的，由此可见他当时迫切“回击”彼他认为是错误思潮的各种言论的心情。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到：“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的激愤之情，已然是溢于言表了。本来，这两首诗写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前。从诗的情调来看，确也没有反映因大跃进的失误所带来的沉重局面和沉重心情，写景抒怀，都是一派明朗，甚至还畅想着“桃花园里可耕田”呢。
可是，成熟的政治家，真正在作决策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这两首诗，当时并没有发表。大概是后来觉得这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吧，用它们来“回答”“错误思潮”有些勉强。
就在庐山会议的最后阶段，北京送来一份毛泽东和列宁有关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语录，题目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说：“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枪。”
庐山会议在“乒乒乓乓的枪炮声”中结束了。
在毛泽东看来，这无疑是不怕鬼的人们在现实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
但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
1960年，饥饿的岁月来到了。
越是困难，越激发他的意志，越坚定他的信心，越涌出挑战的渴望。
在不同场合，他反复申明他的主张。
1960年3月7日.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他说：对他们也要证明，他们不相信总路线，不相信大跃进，不相信人民公社，也难怪，因为现在还没有充分证明。再有多少年，大概总得10年，他们可以相信的。用这种路线去工作，赶上了英国，他们看看，还不错呀，赶上了英国，也许那个时候他们就服了。
5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非洲外宾。他说：我们高兴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又说：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觉得我们不行，他们西方世界才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怎么不行呢？我不相信。他们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白种人并不都是坏人。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们认为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高兴的一面看不见，你说美国人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中国有一句俗话：他们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他们，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在战略上讲。在战术上讲呢？我们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重视它，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5.“我也六十多了，就是不怕鬼”
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了。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这年春天既已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六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序言。
其中说到：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是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谕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
正像编选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一样，这篇序言无疑是很像样的不必借桑就可骂槐的政论文章。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点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
何其芳到的时候，已有两位同志在那里，同毛泽东谈农村政策问题。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 《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接着，毛泽东又举《聊斋志异》里一篇《妖术》为例，说：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妖术》写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夫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门出去和他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谋害的。
说完，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最后，毛泽东又向何其芳等人谈到他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据何其芳回忆，这两首诗当时没有公开过，他是后来读到的。
这是两首什么样的诗呢？
从至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来看，具有“反修”主题的作品，是从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开始的，以后有《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等。很明显，这些作品都写于1961年1月同何其芳谈话之后，所以他不可能当时就看到。从“近体诗”的概念上讲，是指律诗、绝句，不是词。何其芳说他后来看到的，肯定也不是后来公开的这些作品。
毛泽东是诗人，也是政治家。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他都愿意公开，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
反苏忆昔闹群至，今日重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
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
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
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槁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冶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 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他说：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印己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诅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这段增写的话里，体会到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乐观的，尽管也说到“世界上的妖魔鬼怪还多得很”，“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
毛泽东感到乐观，有两个特殊背景。
一个是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被毛泽东称为“不怕鬼的声明”。《声明》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发展阶段、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革命、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国际共运等问题。其中又一次“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 ‘理论’的集中表现”，说南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会议的召开和《声明》的一致通过，使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11个月的中苏两党矛盾缓和了下来，出现了改善的转机。会议结束之日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苏联，苏方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都表示愿意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关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还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在1961年8月以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毛泽东觉得让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一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但是，《声明》这个重要文件，毕竟是矛盾双方相互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作一定妥协的产物，事后仍然可以自作解释而强调某一侧面。不久，随着1961年10月苏共22大的召开，中苏两党矛盾重新加剧，进一步牵动国际共运的分裂，中苏两党走上了相互指责对方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纷争之路。
于是，毛泽东在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里，不无所指的告诉人们：“一从大地起风雷……只缘妖雾又重来。”
使毛泽东当时感到有些乐观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 《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里增写的话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这个会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重要的成果是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大概就是他在增写的话中所说的“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加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丈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人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然后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作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 ‘鬼’。当着他们还是 ‘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芙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日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 《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8页第1、第2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经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不仅是以读者的身份介入，而且实实在在地是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概括出这样几点： （一）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因此他对这本书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并多次向外宾推荐。
例如，1962年1月3日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毛泽东高兴他说起：“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不怕池田 （即池田勇人，时任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 《不怕鬼的故事》。”说着面向陪同的廖承志，吩咐道：“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1月14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 《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
毛泽东对自己的打鬼比喻，很为欣赏，认为这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未来的大事，免不了挂在嘴边。1961年12月5日接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郑重提出：世界上的鬼，有三种……不破除对这三个鬼的迷信，革命就没有希望。
编选古代鬼怪故事，竟如此奇妙而恰当地同现实斗争融合一体，这种充满“幻想同一性”的政治艺术，在其他政治家、革命家身上恐怕是相当罕见的，然而对于具有博大的诗人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的毛泽东来说，却是那样的合乎情理，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迸发和高扬人定胜鬼的精神，正是他那有着超凡魅力的自信和意志所在。
但是，当我们的评价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精神价值走向历史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对国际国内矛盾在判断上的某些失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这就使毛泽东的不怕鬼进而打鬼的比托，并不完全妥当，特别是把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不同看法的同志纳入“鬼”的范围，更是明显的判断错误。打鬼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便转化成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十 另一个世界的“我”
毛泽东是位诗人。
西方人以他们的习惯方式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并不夸张。诗歌创作贯串了他的一生。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分正编和副编收入了他1915年到1966年写的67首作品。此外，已经披露并可证实是毛泽东创作的，还有在50至60年代写的一些“读报诗”，1973年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等诸多首，如果再算上他改写的前人诗作，那么时间还可以前伸至1911年春写的《七绝·孩儿立志出乡关》。
说毛泽东是诗人，不单是因为他行有余力地写出了一些很有艺术性的诗作，还由于他无论是在戎马控偬的征战途中，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国事活动中，都乐于抽空读诗、品诗、评诗，在古代诗词歌赋方面，有几近职业化的欣赏情趣和艺术修养。他时常在汪洋恣肆的诗海里游弋。《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渊源流长的延伸路程上的山峦奇峰，曲径直道，他都有极大的兴趣登觅寻视。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探险”中，我们多少会感觉到毛泽东内心世界的另一个“我”。
1.政治雄才与诗国骄子
作为诗人，毛泽东被文化人接受并备加推崇，是从1945年赴重庆谈判，以一首《沁园春·雪》搅动山城文化风云开始的。
文化人感受和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诗人毛泽东呢？
我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一书里，曾作过这样的论述：
“一首《沁园春·雪》在抗战胜利后的那段极为复杂的日子里。使大后方的文化人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那古今独步的胸襟气魄，使此前对毛泽东知之甚浅的人们体会到，他绝非是他们先前以为的，也是国民党御用报刊宣传的那种草莽英雄形象，他的才思文采使人大为震惊。相形之下，那位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 ‘委员长’，倒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当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的最高领袖并肩而立或握手相谈等人拍照时，‘略输文采’的那一方分明在人格魅力上败了下来，人们也由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显然，人们接受的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或者说，文化人不是纯粹从诗的角度来选择了毛泽东。
诗，是个媒体，是个信息，像煽动的政治翅膀，让人们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冲击，那是毛泽东各种角色混合一体的人格力量挥发出来的穿透力。
的确，他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发起了遍布全国的暴动；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作诗，只是他诸多角色中的一种。其诗风的根本源泉，来自他的丰厚实践。于是，政暇赋诗，妙句拈来着眼高拨。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作为诗人，毛泽东是集军事家的机敏气魄、政治家的胆识圆通、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于一身的诗人。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中国诗史上的独特之处。
历史上，也有不少著名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们有的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或者是文学家。但几乎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在这几个方面同时达到令人叹服的境地。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或缺文采，或欠武功的历史人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当毛泽东以新时代、新阶级的代言人来审视他们的时候，是相当自信的，尽管被审视的人物也不愧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为建功立业竟相折腰，并确实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贡献的“英雄”。你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轻轻几笔，便把这些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古代帝王们荡过去了。
其中，秦皇、汉武确实缺少文字意义上的“风骚”。唐太宗倒也作过诗，《全唐诗》便收有他的十几首作品，但没有一首传诵之作。宋大祖弄了两首《咏月》、《咏初日》，则为抒发个人春风得意之情，鲜有艺术份量。历代帝王中，南唐李后主算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才华的一位，作为一代词家，颇为后人称道。但严格说来，他算不得政治家，只是坐享父业，既无开疆拓土的寸功，连守住既成基业也不能。对此，毛泽东似乎向他投去不屑的一瞥。在195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不以为然他说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曹操是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也不愧为开一代诗风（建安风骨）的大家，从而使毛泽东对他格外看重，对他的政治功业、军事成就和诗歌风格，颇为津津乐道，有过很好的评价。譬如，他对子女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依然是“俱往矣”的感受，依然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且不说曹操的功业不好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相比，就诗歌创作风格来说，钟峰《诗品》评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他确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但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排遣，其“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空落，其“烈士暮年”、“何以解忧”的愁绪，在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批判精神，“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挑战气概，“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不屈意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信念面前，多少显得有些沉郁，少些昂扬奋发。
再看看毛泽东与古代的“纯粹诗人”的差异。
“诗人之父”屈原早年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但不久即被谗去国，终其一生未能在政治上施展其才能抱负。他的确不愧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诗人，但因政治上的无所建树，意志难伸，或思去国远游而又狐死首丘，最后难排忧前投水殉志。豪放派开山之祖苏轼，以一首 《念奴娇·赤壁怀古》倾倒多少风流人物。词人不愧为大手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大江壮流图。你看，岸石错乱，直插云端，波涛如惊，狂奔咆啸，雪团似的浪花，上下翻滚。那场面，那气氛，仿佛就是赤壁大战在进行，众多英雄人物在运兵。然而，词人在进行了一番“故国神游”之后，最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沉重感慨。那意思是：江山依旧，人事无情，自己虽有周瑜那样的风流才华，却没有那样的机会以展雄图。词人的坎坷一生，词中无不处处打上深深的印记。尽管历代评家对这首词甚为欣赏，把它当作豪放派词的代表作，说它意境高远，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然而读后在产生美感的同时，总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凉和愁苦梗在心间，不管词中的景物写得何等壮阔，读者的情绪却并不能真正豪放起来，辛弃疾是历代诗人中最有政治和军事才干的人物之一。“壮岁旌旗拥万夫”，青年时代便驰骋疆场，成为北方沦陷区抗击金兵的重要首领。率众南归后，仍志在北伐，收复中原。但到头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终其一生，“族旗未卷头先白”，理想成为泡影。面对这些古代诗家的佼佼者，柳亚子在步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的和词中，便有这样的评论比较：“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抵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稼情着意雕。”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有些见地的。当然，屈原也好，苏轼也好，辛弃疾也好，他们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们个人无力与一个朝廷政府的命运相抗衡，他们作为擅长舞文弄墨的诗人，自非能与纵横摔阉于王霸之术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于是，他们报国无门，心中委屈，在诗同中露露自己胸中的郁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险恶的环境可以窒息吞噬一个人，也可以锻炼造就一个人，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万难的征途，也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位非凡的领袖和卓有建树的诗人。他本人的人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多次经历过困难与危险，压抑和苦闷，但他始终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对待人生的坎坷，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革命事业。他写的诗词，都总是力图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与鼓舞，这或许正是毛泽东与一般诗人的不同之处，也是其作品的魅力之所在。一位作家在读了毛泽东的诗词后，曾谈到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同志一身兼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这几个特点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前几个伟大作为条件，他不可能写出光辉夺目的革命诗篇。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修养兼有天赋的过人才华，所以能写出光彩夺目的诗词。”确实，毛泽东的诗词不同于任何文人笔下的作品，也不隶属于文坛上哪一个流派。它是一个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的抒情言志，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把豪放派的词加以发扬光大的产物。
既然人们称他为“诗人”，谨慎的毛泽东也就时时遵循诗人的职业要求，就像他一心一意要打好仗、革好命、建好国、治好政一样，他也认认真真、孜孜不倦地要作好诗。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作品也是相当谦虚的，并非首首满意。许多诗稿他不同意发表，就包含有觉得艺术上还要进一步修炼的意思。即使一些打算或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也时常觉得不尽完善。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他说自己刚写就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 ‘云横九派浮黄鹤’。”1965年7月21日在给陈毅的那封著名的论诗的信中，他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1966年6月，他在“西方山洞”居住时，韶山有关部门因为没有他1959年回韶山写的《七律·到韶山》手稿，请他再书写一次，他拒绝了，并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不书写算了。”指出这些，恰恰说明，毛泽东是尊重艺术规律的，他具有注重审美创造的诗人本色。并不是任何一个写出了“诗歌”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诗人。毛泽东之成为诗人，不仅是因为他写诗，更重要的是他懂诗，具有真正的有别于政治家的诗人本色。他写诗通常不是为了应酬排遣，而是把它当作一件严肃真诚的事情来做；他懂诗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挟裹着职业诗人的钻研精神。对待写诗，毛泽东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曾有一段自白：“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充满诗情且生活丰厚的人来说，挥洒几笔，形之于笔端，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写的诗要有诗的形式、诗的味道、诗的意境。特别是讲求严格的旧体诗。1957年夏天，接见对词学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他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槁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厌，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陈毅呈送他修改的12首诗在“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时，又特别强调，“律诗要讲平厌，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975年，他又对陪伴自己谈书的工作人员谈到：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毛泽东自己便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在毛泽东的藏书中，便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还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分别为清版木刻和石印本，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圈画和断句。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始终抱着严谨负责的态度。作品发表后，他虚心听取意见，凡有修改建议，不管是来自名人还是无名之人，只要合理，他便采纳。更多的时候，在作品发表前他主动向人请教。这方面的例子较多。譬如：1959年夏写完《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后，9月7日，他写信给胡乔木，嘱他送郭沫若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62年发表1929年至1931年写的《词六首》前，他于4月24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修改，更是翻来复去，付出了大量心血，从1963年3月到1973年冬天，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由吴旭君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
如此营构诗意，使我们感到，毛泽东之成为诗人，绝不是靠他的身份和威望来获取的，尽管我们不难见到一些因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威望而轻而易举地脐身“诗人”行列的情况。可以说，毛泽东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身份来直接介入词墨交往。由于他的诗名，常有人请他改诗。1965年修改陈毅诗作的那封信中，他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于是，“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这是大家熟悉的。此外，同年9月修改胡乔木的27首词时，曾先后写有这样两段话：“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又说：“‘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这些，都是诗歌创作中的平等对话。
关于对毛泽东诗词的评论，他自己一般很少发表意见。这也是他对如何写旧体诗的基本主张之一。他多次说过，写诗不能靠注解，作者自己不宜多注解。
建国后，对毛泽东诗词的解释出现一种情况，即任意拔高，试图从中找出些微言大义。1959年4月，《诗刊》社邀请几十位诗人和评论家举行座谈会，同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而兼诗人的陈毅到会发表了意见。他特别强调：“艺术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接着谈到：“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 ‘更喜氓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句，完全是说这支军队得救了，将要胜利到达陕北了。”这就是说，诗歌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更不是一本政治论文、整风文件、经典著作”。即使是政治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例外，因为文学之为文学，就不能摆脱其共性的要求。毛泽东诗词首先是文学，官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只有在文学的规范内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阐发。只有这样来理解和评价毛泽东诗词，才可能合乎作者本意。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简单图解毛泽东的诗词，未必是真正尊重其作品的价值，未必有利于理解诗人毛泽东的独特之处。
关于解诗，毛泽东深知其难。因此，关于他的诗歌的评论、理解，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他一般都取豁达态度。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黑手”指谁，因有人释为农民，有人释为反动派。毛泽东回答指反动派。郭沫若又问：要不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统一解释的书，毛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1973年接见杨振宁的谈话中，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说：“《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作的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一些诗也都不懂了。”这一随兴之论，倒也见出他对古人说的“诗无达估”深有体会。
2.诗雄与雄诗
历代诗家大都推崇“雄”的诗风，以“雄”为美。写诗缘情言志，情志不同而风格相异。“雄”的心声用激昂的语言，磅礴的气势表现出来，易生出使人感发兴起的审美效益。作为诗歌风格的范畴的“雄”，自有与其他范畴如“清”、“婉”等不同的特色。何为“雄”？至大至刚之谓也。“雄”是壮美的一种。它是创作主体人格的、道德的、精神的雄壮气质与表现客体的生命的雄壮之力的融合。
毛泽东是一代诗雄。
在他对历代诗人诗作的品评和选择中，最能投合满足其欣赏趣味的，是那些气势沉雄，豪拔、慷慨、悲壮一类诗人诗作。“雄”是他那宽阔奔涌的审美体验河流的厚实河床。作为欣赏者的毛泽东和作为创作者的毛泽东，是互相印证。互为一体的。1962年，他说自己写《浪淘沙·北戴河》一词的缘由，是因为李煜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没有豪放的，故特意用《浪淘沙》的词牌写一首豪迈的词。这大概算是毛泽东从具体作品对传统婉约意境的有意改造，来透露自己诗风的“雄”的品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