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风格由多种因素组成，从而使之具有某些侧重点和连续性。毛泽东诗格之雄亦然。我们大致可概括出以下几个特征。
雄浑。
《念奴娇·昆仑》和《浪淘沙·北戴河》为其代表。
长征路上的毛泽东描绘横跨西北三省的昆仑山时，他避开俗笔，舍弃一般的形状描写，只赋予其人格，突出其神韵，开篇“横空出世”，虽只四字，却是神来之笔，传达出昆仑山横亘天际，昂首世外，超脱人衰的不凡气概。接下“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两句，一个“莽”字，不仅勾勒出山的身躯，而且转提出它的浑莽无涯的行为能力：“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接下来，我们如同听到一位屹立苍穹的巨人对昆仑山说话了，昆仑山也被当作了有生命的东西。诗人就是这样通过一种新奇的想象来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崇高理想：把高寒积雪的昆仑山裁为三截，分置世界各洲，使环球凉热均等。
当毛泽东在大海里搏击风浪时，他所见的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写浑莽无涯的水天合一境象，实以衬托雄浑宽阔的胸际和人格。这是夏日的一天，大雨滂沦，幽燕茫茫，浪涌滔滔，可秦皇岛外的点点渔船依然出没在茫茫的海天之中。作者的视线一直在追踪着它们，深情地凝望着，凝望着，终于情不自禁地问道：“那些打鱼船究竟驶向何处去了呢？”这是一幅海天风雨壮阔图。诗人心潮逐浪，兴奋不已，不由浮想联翩，思接千载，一下想起了在此留下遗迹的魏武帝曹操。想当年曹操曾驰骋中原，雄视八方，真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他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呢？历史跨越了一千多年，一年一度的秋风又吹临大地，如今的中国大地却真正换了人间。巨大的空间，悠长的时间，融为了一体。这雄浑壮阔的大海，这滔中雄视的诗人，这诗人无涯无际的情怀，给读者带来多少想象啊！
这两首作品，诗思是雄壮浑厚的，表现诗思的形象也雄阔浑成，由此造出的意境，则如古人所说，“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雄深。
《菩萨蛮·黄鹤楼》和《忆秦娥·娄山关》为其代表。
前者以“茫茫九派”、“沉沉一线”两句，一下子托出“中国”“南北”大革命失败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接着造出“烟雨莽苍苍”这种已然是令人压抑、难识其容的浑暗景象，再用“龟蛇锁大江”一句猛然顿住，把人们的心情收缩至一个静态的仿佛是没有回旋余地的物象上面。出路何在？作者“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下子又打开了在压抑中藏伏的奔腾激昂的思绪。全诗在起伏中抒发了作者的担忧与思索。正如作者后来在自注中所说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关于《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后来也有一个自注，他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于是，他在向娄山关进发的途中所见，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是一个西风劲吹的寒冷早晨，天空挂着一钩残月，一群大雁嘎嘎叫着从天空中掠过。路面铺满一层白霜。接下来两句，人人都说其中“碎”和“咽”字用得好。马蹄在结了霜冻的山路上踏出急促、细碎、杂沓的响声。“咽”，原指声音窒塞，此指军号声在清晨寒风中抖动不畅，时断时续，犹如气咽难喧。在这幅画面里，没有明亮的色彩，没有响亮的音响。读后忍不住掩卷深思，真切体会到作者在自注中说的“沉郁”心情。然而，尽管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诗人仍矢志“而今迈步从头越”，雄心脱怀而出。但作者也不盲目乐观，深知前面并非一派光昌流丽，鸟语花香，而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归入顿挫，从而深化了悲壮搏击的意境。
这两首诗气氛悲壮，格调顿挫，境界深沉，体现出思考深广，感情郁积的凝重之美，即古人说的“沉雄”一路。
雄放。
有两个字，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颇便于我们体会雄放的意蕴。一个是“万”字，一个是“飞”字。一个托出景象的数量博大，一个托出景象的姿态流急。诸如：“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万类霜天竟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寥廓江天万里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飞起玉龙三百万”，“百万雄师过大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在《毛泽东诗词集》所收67首作品中，便有24首32次用了“万”字。有人说，“万”字是一个最有力量的汉字。所谓最有力量，大体是指这个字包含有“大”、“阔”、“无穷”的意思。毛泽东诗词中的“万”字，有时是实指，有时是虚指，但都体现了主体的宽阔胸怀与客体的雄壮浩荡的融合，情感思绪奔放得很开，再说“飞”字。你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一桥飞架南北”；“一山飞峙大江边”；“乱云飞渡仍从容”……67首诗词中，有21首22次用了“飞”字，表现出诗人飞动的气魄，飞扬的豪情，飞闪的风采。此外，与“飞”相类，毛泽东诗词中频频出现的字还有“卷”、“翻”。“跃”等等。
从艺术上讲，“万”和“飞”，一为规模，一为过程；一为体，一为势，最易造出扩展的意境和雄放的气势，从而显现出作者发想超旷、变化多端、开拓直逼的构思——“刺破青天锷未残”；烘托出落笔天纵、通达奇畅、奔腾飞动的境象——“天兵怒气冲霄汉”！
雄丽。
在古今诗坛上，有些人的诗雄而不丽，有些人的诗则丽而不雄，把二者结合起来，又雄又丽，成为一种华美的风格，如冠盖辉煌，如旌旗飞动。这便是一种创造。请看毛泽东的描绘：“战地黄花分外香”；“谁持彩练当空舞”；“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歌人动地诗”；“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些，表面看来，都是各种景象的美好描绘，但实际上却有人格和社会的内蕴，指示着诗人特殊的审美追求——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胜似春光；只有弹洞村壁才把江山装点得格外好看；只有孤悬危崖、傲霜斗雪的花枝才配得上说俏，这就是在冲突中求和谐，在紧张中求舒缓，在阔大中求流丽，在奇崛中求艳美。平淡无奇，小巧玲珑，温柔素雅的恬静之类，似乎并不投合诗人的意志情怀，他要在“险峰”中索取“无限风光”，他要在“漫天雪”里享受梅花般的“欢喜”。因而，所谓雄丽，便是一种“劲美”。
有人说，崇高感是由崇高的事物引起的，有人说崇高只能在人们的心情里去寻找。事实上，它来自主观与客观的交融。但艺术风格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格的一种表现来说，主观居于主导的方面。所以朗格诺斯在《论崇高》中说：“雄伟的风格乃是重大思想之自然结果，崇高的谈吐往往出自胸襟旷达、志气远大的人。”我国古人也说：“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毛泽东那崇高美好的思想，跳动不已的壮心，刚健宏大的气魄，强烈深厚的激情，很容易碰上雄伟的对应物象，并自然倾泄，因而写出雄诗并形成壮美的风格，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写诗靠形象思维。细细体会毛泽东作品上述诸种“雄”的品格，不难发现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描绘视角——俯瞰，一个多次出现并最能体现作者情怀的主体形象——鲲鹏。其实，二者是互为一体的，只有凌空展翅翱翔的鲲鹏，才有俯瞰人间城郭的视野胸怀。正是由于有鲲鹏的视野和胸怀，毛泽东的诗词所展示的景象才是雄浑的、雄深的、雄放的、雄丽的，其气势才是博大的、豪拔的、壮烈的、飞动的、开阔的。鲲鹏，犹如一个精灵，跳宕于毛泽东诗笔画下的空间；博大无垠的空阔世界，任我驰骋；风云变幻的宇宙气象，助我搏击。这是鲲鹏所期望的物象，这是诗人所期望的意境。
毛泽东的创作，有四首诗直接写到鲲鹏。最早是1918年的《送纵字一郎东行》。然后是1930年7月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63年的《七律·吊罗荣恒同志》，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
3.一个火辣辣、威逼逼的“我”
诗言志。毛泽东的作品，写景、咏物、抒情、喻理，都为言志。都是极力烘托一个主人公形象，都始终凸现着一个火辣辣、威逼逼的字眼，那就是“我”。这是个大写的“人”。
这个“我”，有非凡的社会抱负。
抱负即理想。毛泽东的抱负，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越来越远大，越来越崇高，也越来越具有群体性的内涵。由“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霹雳一声暴动”到“分田分地真忙”，再到“何时缚住苍龙？”从“敢叫日月换新天”，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从“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正是以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激励自己的，对理想的执著，常常转化为不可遏止的诗情。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他的晚年，由于在寻求实现其理想的途径方式上陷入了迷误，或者说是空想，大大脱离中国的实际，因而，有的诗句，虽也可读，但与现实生活则不甚协调。如：“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个“我”，有非凡的英雄气质。
初到陕北，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胜仗。消息传来，毛泽东欣然命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伟哉！良将！很容易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长坂坡大战中的喝断当阳桥的张飞，和在百万军中如出入于无人之境的赵子龙。在此诗境的背后，实际上可以让读者感觉到一位既善统兵，又善用将的统帅形象。“敌军围困万干重，我自岿然不动”，“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表现他是干军万马的统帅和战无不胜的军事家。“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更显出他在“沧海横流”的国际斗争中的“英雄本色”！他既领导了新中国的创建，又领导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懂政治，懂军事，懂文、史、哲等等，而且都达到很高造诣。这便是独特的领袖魅力和气质。这些都高度地浓缩到、反映到毛泽东的人格理想和诗文意气当中，即文武兼备。一方面，当他读到历史上战功赫赫的名将事迹时，赞美之辞，径直倾下。有时候，对才华横溢的文臣、也禁不住赋诗夸赞，并以将帅之风喻之：“少年倜傥廊庙才……胸罗文章兵百万”（贾谊）；“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这个“我”，有非凡的生命意识。
时间，作为宇宙的一种存在形式，作为人的生命的延续现象，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无差别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与时间的运行取一致的态度，觉得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都是与时间同步前进，同步发展的，代表着历史本来的方向。由此，他没有伤时心态，而是坚毅、牢实地把握现在——“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容、自信地面向未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时间观中最突出、最富个性的特征，是不断超越光阴流逝的进取精神和打破时间限阈的奔突状态。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的人生态度，赢得了青春不老的生命形式：“踏遍青山人未老”。诗人毛泽东为什么有如此自信、放达的生命意识和时间观念？因为他把自己奋斗的一生融进了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并在实现自己的抱负过程中重铸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劝人们：“莫叹韶华容易逝”，特别自信地宣称：“卅年仍到赫曦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太急的时间意识，过于紧迫的生命感，使毛泽东晚年试图超越时间、扩大生命内涵的时候，也违反了社会历史运行的本来规律。
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个“我”，不是抽象的“人”，不是个体的“我”。诗词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是由自然景物的变化，或某种生活的遭遇、社会事件的触动所引发的。毛泽东固然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但如果他不亲自经历和领导现代中国这场充满惊涛骇浪的社会变革运动，不把自己的诗人气质融人到亿万人民的群体事业之中，他的作品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呢？——不外单纯文人的歌唱而已。
的确，毛泽东的诗词完全可视为一部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性质的自传。但这个自传，与其说是个人的，勿宁说是革命群体的。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请他谈个人经历时，便获得这样的感受：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关系集体命运盛衰的客观史料了。
这种体会用来评价毛泽东一生的侍词，多少也适用。他的大多数诗同都同他参与其中的现代中国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有联系，这是他创作的基本动因和描绘的基本题材。诸如大革命的局势，红军的每一次战役，长征的挫折和胜利，解放军攻克南京，建国后某一运动的展开，以及建设一座大桥或消灭某一地区的瘟疫等等，对于这些事件，在回忆录里可能要用整章的篇幅来记叙，而毛泽东的个人反映则只需写成一首诗，他把个人感情和诗人气质完全投入人民的事业当中。按通常的文学观念，一个人用特定的形式和生动的语言把他生活中某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表达出来就是诗，而能够激动毛泽东的心情的，就是这些群众性的事件，他通过传统形式把充满诗意的想象和注重群体实践的理性思考彻底地融合了起来。他本人也在诗歌里出现，但只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转变者和感受者。这些事件在他的诗歌中之所以有重大意义，似乎是因为它们体现了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的作品为什么总是体现出那种非凡的社会抱负，非凡的英雄气质，非凡的生命意识，非凡的斗争情怀，非凡的意志力量。他在群体事业中消隐了有局限的“自我”，同时获得了无限的“大我”。
凸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我”！
十一 孔夫子乎？秦始皇乎？
“秦始皇”和“孔夫子”，虽然是两个遥远的历史人物，但由于他们各自的历史贡献和行事主张及风格，在几千年中国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已经符号化了，而象征着两个盘根错节的“情结”，仿佛交替使用的文武之道。
毛泽东亦然。他经常对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透露出他的选择。
他说，他从小就读孔夫子的书，当时“背得，可是不懂”。
他说：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我是赞成秦始皇的。
他说：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孔夫子是革命党，他到哪里，哪里就造反。
他说：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康。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他说：要采用孔子的教学方法。
……
晚年，扬法抑儒，褒秦贬孔是毛泽东的评价基调，但说起他一生的文化性格和行事风范，却不是那样泾渭分明。
1.苦读“圣贤书”。“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和旧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毛泽东从偏僻的乡村来到长沙读书的时候，立志一心苦读圣贤书。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给他的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头即说：“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这是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谈学问的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方法等。然后又很感慨他说：经史子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我国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可以想见，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也感到遍读这77种书是难以办到的。
那时，毛泽东的人格理想，是孔子塑造的圣贤先知；他的社会理想，是儒家的大同圣域。
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充满激情地表白：“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 ‘百世可知’，盂子之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以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信中提出的救世良方，是君子以慈悲之心援救小人，就可以“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什么是“圣域”呢？其条件与境界如何？“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青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所理想的世界，还是本于康有为所解释的儒家大同说。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懦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 《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历史进化观。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前往上海，这时他已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到了延安，他号召全党展开理论学习竞赛，特别叮嘱：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都要继承。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陈怕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写了三篇长文。其 《孔子的哲学思想》，发表于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上面，全文1.2万余字。正式发表前，毛泽东读过三次，十分重视，在1939年2月间分别写信给陈伯达和张闻天，——提出修改意见。
在信中，毛泽东分别提出：“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长处应该说到”；“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过犹不及’是两条战争的方法”；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194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剥削阶级当作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原信中还说：“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指“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引注），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又批注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是革命党。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
这里说的，是郭沫若 《十批判书》中的一个观点。书中说：“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于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 《非儒篇》（《墨子》）者，共七项。”
1958军11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毛泽东最欣赏的，是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功绩。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恐怕孔子是第一人。他收学生，不问贵贱，“有教无类”，用《论语》载孔子自己的话说，只要主动交来一束干肉，“吾未尝无海焉”，即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样，许多能凑得出一点干腊肉的贫贱子弟都可以到他这里来接受教育了，事实上，他的学生，也是出身贫贱的多。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
1944年3月，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就是孔夫子的文化，比如送先生一块猪肉才能上学，这是孔夫子说的，这片猪肉究竟有几斤几十斤，不得而知。总之，这件事是从孔夫子开始的，这是在孔夫子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教育掌握在巫神手里，后来和官府结合，掌握在官府手里，老百姓没有自由送子弟进学的情形。老百姓自己送学生进学，还是从孔夫子开始的。我看孔夫子的这种办法是民办学校，他的学生有三千，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有，程度不齐；大学部有七十二个，所谓七十二贤人，其他都是小学中学。当然这三千弟子也是多少年学生的总数，但程度不齐也是事实。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教育方法尤有可取之处：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现在学校形成一个工厂，将来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我看又要回复到孔老夫子的方法了。孔老夫子的方法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同样一个性质的问题，他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讲，比如他和子路讲是一个方法，和另外一个人讲又另外一个方法，子路这个人急得很，他就用适合子路的心情来教授。
孔子有几千名弟子，诚如毛泽东所说：“程度不齐也是事实。”孔子的办法便是因材施教。毛泽东所举教育子路的实例，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子路问：“听到就千起来吗？”孔子说：“有爸爸哥哥活着，不能这样。”冉有问：“听到就于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孔子说，他们两人间的同一个问题，而您的答复却相反，我有些糊涂，大胆来问问。孔子回答：“冉有平日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鼓励他进取；子路的胆量有两个人的大，勇于作为，所以我压压他，让他谨慎一些。”这个例子很生动，孔子的不同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毛泽东用它来说明，边区各学校的教育，“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也算妥贴。
60年代以后，毛泽东反孔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是，1964年2月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还是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他说：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毛泽东一生，从孔儒那里到底吸收了什么，是很值得思考的。可以肯定的是，孔夫子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绝不只是他晚年所反复鄙薄的那一面——虚伪、复古等等。
他早年从“修身”到“济世”的圣贤志向，他宁肯轻视物质生活也要满足精神愉悦和追求的执著；他强调思想路线和文化教育的极端重要；他循循善诱做人的工作的作风；他早年和晚年一度构想的大同理想；他对仁、智、勇“三达德”的人格的追求和新的解释；他只承认“四个伟大”中的一个“伟大”——“导师”（教师），等等，是不是多少可以视为某些“孔夫子情结”的积淀呢？
他的思想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似乎并不亚于孔夫子在传统中国的地位。
如果说，他在“五四”时的反孔，只是追随一种“时流”，那么，可以说他晚年的反孔，原因不全在于“孔夫子”本身如何如何“反动”；他晚年的称颂秦始皇，也不全在于秦始皇如何如何“伟大”，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为了打鬼，借助钟旭”吧！
2.讲秦始皇，林彪插话自讨没趣
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感孔夫子的呢？
这不好说。在延安的时候，第一次高级干部整风，是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即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 （王道），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霸道）。看来，对儒法各持的王霸之术，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是兼容并收 （当然，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钢铁般的政治纪律同儒法两家的主张及做法不好完全等同）。
大概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的评价重心发生了转移。
1958年5月8日下午5点。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人们屏息聆听着毛泽东那不拘一格的新颖讲话——破除迷信。
说着说着，毛泽东岔开了话题：范文澜同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嗜古非今者杀全家”，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看来，秦始皇引起毛泽东兴趣的，除了他的功业外，他敢于否定传统，敢于蔑视被人们当作神圣不可犯的“先王”，也是一个方面。其实，要干点前人没有干过的事，就不能太尊重陈规，这是必然之事。这时的毛泽东恰恰觉得他和他领导的党正干着空前的事业。
一旁的林彪，在这种场合本来是很少即兴说话的，前段时期，他主要是在养病。但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竟忍不住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对“焚书坑儒”这个话题很敏感。建国后，不少民主人士曾就此话题暗示过共产党的一些做法。毛泽东反复同他们表白过自己的立场。他甚至对章士钊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秦始皇的声誉在历史上一直不大好，毛泽东要重新评价他了。
在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前，2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便就如何评价秦始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旨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却不乏深意。
林彪可能没有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则，以他的性格，是会好好地“想一想”，不会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冒然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
毛泽东瞟了林彪一眼。他就是这样的性格，认准了的，你越反对，他越坚持，特别是他的威望开始达到顶峰的时候。接着，索性把话挑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与人辩论过，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也说得林彪一脸尴尬。
林彪是固执的。这个不起眼的插曲，为后来他儿子主持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个提法，埋下了一个伏笔。
3.“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
或许是爱屋及乌吧，毛泽东对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出过大力的李斯评价也很高，乃至不愿意视他为出于孔儒门下，为他的老师苟子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称——“儒家的左派”。
战国未年，楚国上蔡人李斯投奔秦国。他原为苟子的学生，入秦后任为客卿。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利用建造溉渠离间在秦国做事的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 （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人，不必限于本上。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材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驱才资敌。
毛泽东时常读这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卒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不统一。由称赞李斯的文章进而指出那时各诸侯国内部统一程度很低的情况，大概是为了肯定李斯所主张的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由此可知，毛泽东称道李斯进而及子荀子，是与他晚年扬法抑儒、批孔扬秦的思想倾向有关联的。在1965年6月13日接见胡志明的谈话中，他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明确，他说：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率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是“儒家的左派”，这是很有意思的评断。毛泽东从哲学观、阶级立场对荀子和孔孟思想作了区分，苟子的学生李斯从儒家的左派而变为法家，便合乎逻辑了。秦始皇用李斯，而法家是办实事的，这是毛泽东推崇李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门中还有一些能干的人，未必“只说空话”。冯梦龙纂辑的《智囊》中，专设一条详叙了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
具体过程是，田常想在齐国作乱，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调部队去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孔子马上派子贡去齐国说服田常。子贡见田常后说了一番攻打弱小的鲁国即使胜了也不利于加强田常的势力，只有去攻打强盛的吴国又不能取胜时，才能孤立齐国君主，使自己独掌大权的道理。于是田常答应子贡攻鲁部队按兵不动，等子贡去说服吴国救鲁伐齐，然后去迎战吴国。子贡去南方见吴王，利用吴王称霸的野心，又说了番救鲁伐齐有大利大名可图的道理，还诱惑道，若胜了齐国后乘势攻打晋国，吴国便没有对手了。吴王心动，但表示先讨伐完了有图强报复之心的越国之后才动手。子贡又自告奋勇表示去说服越国派兵随吴王一同去打齐国，吴王答应了。子贡去见越王，告诉他吴王担心越王报复要来讨伐越国，现在越国力量还小，为消除吴王的怀疑必须派兵随吴王攻齐。如果攻齐失败，折损吴兵，有利于越国；如果胜了，再让晋国会同诸侯攻打驻齐的吴国精锐，越军也趁机攻打吴国本上，必胜无疑，越王赞赏不已。这样，吴国发动九郡兵力去讨伐齐国了。子贡又到晋国，告诉晋国国君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吴军在打败了齐军后，果然又移兵攻打晋国军队，结果吴国军队大败，越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渡江袭击吴国，杀了吴王夫差，三年后越国在东方称霸。冯楚龙在叙述了这个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成功的外交故事后，感慨道：子贡所为。“真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毛泽东读《智囊》，对这段记述很有感触，在旁边批注：“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这个批注，表明了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圣贤作风的评价。所谓“儒术伪耳”，大概是指作为孔门高足的子贡，为了鲁国的利益，四处游说、挑拨，这本身就违反了乐道修身以维系周礼的儒家宗旨。孟轲被称为“亚圣”，他游说于列国诸侯之间，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也跑到秦始皇那里去了。叔孙通是秦未汉初的大儒，先为项羽部属，后归附刘邦，汉朝建立，他与儒生们共立朝仪。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人的所为，其实也是纵横家。可见，真正要做点事情，靠“儒术”一套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晚年，对儒家的圣贤之说，很不感兴趣。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殷浩与桓温不和，殷浩率军北伐失败，又不听众人劝阻，复图再举北伐。王羲之写信给他，说道：“《传》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疑乎？”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那？！”
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孔夫子越来越反感，对秦始皇的功业越来越称赞。1964年，他经常谈到对两人的评价。
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4.反对孔大子的书，我“都注意看”对孔夫子，学术界向来有不同评价。“文革”前夕，毛泽东越来越悉心地关注起反对孔夫子的论著。
1965年第4期《哲学研究》发表了赵纪彬的《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是其著作《释一二》初稿的第三章，约二万字。文章对《论语·子路》里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
文章提出：“在孔门内部，‘先进’的颜回与子贡是一个对立面，‘后进’的有若与樊迟亦是一个对立面。樊迟与子贡同近于变革派别，……均为春秋末期的进步思潮在孔门内部的反映。”认为，“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不能利用调和来避免，凡调和矛盾者必陷于自相矛盾；孔子当过渡时期因反对变革而调和矛盾，其自相矛盾亦必更为露骨。正因如此，孔门遂亦不能不成为矛盾集合体。”结论是：“凡此史实证明：孔子从‘和而不同，的‘君子’维新立场出发，力求将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一以贯之’，而历史辩证法的铁则，却使孔子的 ‘从周’愿望彻底破产。”
《哲学研究》是毛泽东经常阅读的学术杂志之一。他1965年12月在《哲学研究》上读到赵纪彬的这篇文章，在文内作者名下划了双杠，在文章题目上面写道：“孔门充满矛盾。”看来是同意文章观点的。如果联系当时对杨献珍“合二为一”观点的批判，赵纪彬文章提出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来解决……凡调和矛盾必陷入自相矛盾”；在哲学观点上，也是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的。
这期 《哲学研究》的扉页上，毛泽东还写有“1965年《哲学研究》第2期”、“赵纪彬，《论语新探》”等字样。前者指的是赵纪彬发表在《哲学研究》196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这是其 《释一二》初稿的第二章，第4期上赵文标题的注中提到了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记下来，也可能是表示有兴趣找来第2期《哲学研究》读一下这篇文章，也可能是表示因读第4期的这篇文章而联想到读过的第2期上的文章。《论语新探》是赵纪彬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专著，初版时怕“有碍销路”，改题为《古代懦家哲学批判》，195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时，特恢复《论语新探》原名。该书影响较大，曾由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出版。分“历史证件”、“儒学究元”上、下两部，10余万字。作者在书中强调：“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西周维新路线，维护氏族遗制、调和春秋矛盾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先秦孔墨显学的对立，即为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维新与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派别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由此可见，赵纪彬发表在1964年第5期《哲学研究》上《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的观点，同他此前的《论语新探》一脉相承，对孔夫子持学术批判态度。
毛泽东读过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并且是在1965年12月读《哲学研究》上的这篇文章之前读的。在同年10月8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日本人写的基本粒子的对话文章时，毛泽东还顺便让康生去研究一下《论语新探》这本书。
不久，毛泽东发动的旨在彻底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思想方法上讲，这场运动同孔儒显然是南辕北辙。于是，毛译东厌孔、批孔、反孔的情绪也愈益强烈，对一些批判孔儒的论著也就更有兴趣了。
1968年10月在一次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表白：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于这两位的书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