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蜀彝陵之役，刘备应打运动战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则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个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40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卢粥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锽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上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读至此批注：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
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在毛泽东看来，土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便，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欲胜吴军的办法，是“打运动战”，从吴军防守较弱的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使吴军分兵，然后各个击破。很明显，这个设想，同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从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纷纷上书说，刘备就要被抓住了，赶快再进军吧。孙权拿不定主意，就间陆逊。陆逊等人则认为，北边的曹丕已经结合了不少军队，表面上是要来帮助我们打刘备，其实别有所图，我们应谨慎从事，以撤兵回防吴国内地为好。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领容易骄傲，士兵容易懒惰。如果沿长江逆流而上去攻刘备，没有回旋余地，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况且刘备老于兵道，在四川建立蜀国已经牢固了，他退往白帝城，只是因为曹仁率军在靠近蜀国的南郡，担心两面受敌而已，并不是真怕东吴一方。东吴再连兵西进，转守为攻，到那时，主客异势，东吴必不利。读至此，毛泽东批道：“何评有理。”
诸葛亮的战略失误
喜读《三国演义》的人，总是为蜀汉的败亡而惋借。
那么，蜀汉之败，源出于何事呢？毛泽东认为，祸根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就种下了。
苏洵曾写过一篇《项籍论》，文中谈到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力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正是前面那句“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的话，引出毛泽东对诸葛亮经营西蜀的战略规划的评论，认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在他看来，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告诉他：“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百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章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
后来刘备基本上是按此战略来经营的。这个战略的弊端，是使本来兵力有限的刘备又分散兵力。毛泽东的批语是颇有史家见地的。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这是毛泽东说的“二分兵力”。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以攻为守、勉强维持罢了。
史载，诸葛亮也不是以军机见长的人，街亭之战，是一个例子，《资治通鉴》记叙：“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大破之。”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初战，亮宜印临阵。”
在毛泽东看来，此次战役诸葛亮自己呆在后方只管调兵遣将，是街亭之败的一个重要潜因。接下来，史家叙述：“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邻迫之，邻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弯乱发，飞矢中邻右膝而卒。”毛泽东批注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意思是诸葛亮吸取了街亭之战不在前线而招致失败的教训，由此肯定了诸葛亮“不贰过”的作风。
危急之时即转守为攻之机会
朱全忠和李克用，分别为唐王朝封的梁王和晋王，事实上是当时军阀割剧中两股最大的势力。唐光化三年（900年），朱全忠控制整个河北诸镇后，试图一鼓作气攻取河东 （即今山西一带）晋王李克用所占领的地方。
据《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武皇纪》记载，天复元年（901年）一月，朱全忠派张存敬攻占了晋、绛两州（即今山西临汾市、新蜂县），又迫降了河中节度使王坷 （李克用之婿）。四月，朱全忠又发六路大军，分进合击晋阳。面对强大攻势，李克用的一些部下不战自降，使朱全忠的主力氏叔琮部顺利进占泽、潞两州 （今山西晋城县和长治市），出石会关（今山西榆社县西）逼近了晋阳。与此同时，由马岭 （今山西昔阳县东南）南下的张归厚部到达辽州（今山西左权县），并迫降辽州刺史张鄂，由井烃西进的白奉国部也攻拔承天 （今山西平定县东）。于是，几路大军，合围晋阳城下，李克用汲汲可危。
毛泽东读至此批注：“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李克用是少数民族，属沙陀部。在毛泽东看来，危急中也包含着“转守为攻”的机遇，就看你能不能作出判断和选择。李克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率精兵强将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兵的极大恐慌。加上敌军粮草供应不济，士卒多患病，五月，朱全忠不得不下令撤军。李克用又派精兵追去掩杀，“杀戮万什”。
攻者愚，守者智
董璋和孟知祥都是后唐将领，分别为东川和西川节度使，对朝廷都有二心，曾互相联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朝廷夺取董璋官爵，杀了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并派兵攻讨东川，没有成功，遂用怀柔政策，让东川和西川各自保境安民。孟知祥派人向董璋建议，两人连表向朝廷称谢。董璋认为，对朝廷都有二心，可偏偏是自己的儿子被杀，定是孟知祥背叛了自己取得朝廷的信任，于是在长兴三年 （932年）离开东川去攻打孟知祥的西川，结果大败而归。毛泽东读至此，很注意书中引用的一个注，即孟知祥手下的赵季良对董璋离开自己所占之地，奔袭西川的分析，认为这是扬短避长，必然失败。毛泽东在《旧五代史》卷六十二读到这件事情的始末，批注说：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李贤等在《后汉书》卷一○一《皇甫嵩传》的一条注文中，引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关于奇正，毛泽东的概括是：“正，原则性。奇，灵活性。”
大家知道，毛泽东熟读《孙子兵法》，他的军事思想同《孙子兵法》颇有瓜葛。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认为熟读兵书就一定能保证战而胜之。《新五代史》卷二十二《刘仁赡传》说刘“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毛泽东读此批注：“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该书卷二十二《刘赡传》叙后梁战将刘赡统兵与晋王李存勖 （即后来的后唐庄宗）对峙，因对方过强，刘赡不肯出而应战，后梁未帝却促其出战。于是李存勖便对部下说：“刘赡学六韬，喜欢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接着设下计谋，假装退兵。刘赡果然来追，被敌兵夹击而败。毛泽东认为，刘赡之败，大拘于兵法，反而被对方摸透了底牌，于是批注道：“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读这两篇传记的批语，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赡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
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最后打败了蒋介石的庞大军队。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得更具体：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战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当然，毛泽东认为“兵书多坏事”，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照着书本打仗。他并不反对读兵书，而是反对读多了消化不了而拘泥于书本。关于兵书，他提倡读那些有实用价值的，简明扼要的，在1965年1月下旬同谷牧、余秋里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戚继光在他的兵书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争中能用的东西。”戚继光（1528—1588年），明朝军事家，抗倭将领，毕生有40余年在军中度过。练兵、用兵很讲求实战效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他的两本以军事训练为主的兵书。在《纪效新书》“序言”中，戚继光说：“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该书反复以实战经验为主，陈述结合东南沿海实际进行练兵的重要方法。
十四 “五帝三皇神圣事”———评说历代帝王
在毛泽东心目中，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作为革命家，他不相信这些，反感之极。作为历史家，他孜孜不倦地阅读、体会。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更乐于从中寻求历史演变的成败得失。于是，就有了关于历代帝王的评说。
1.“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商纣王帝辛
商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昏淫无道的暴君典型，直观的依据是：商朝在他手里亡了国。
毛泽东不这样看。
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时，他顺势发挥：“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 ‘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年2月25日在济南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说：“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为商纣王平反，当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有名的翻案文章，较早见于郭沫若的《驳<说儒>》。毛泽东是赞同他的观点的。
郭沫若认为，帝辛（商纣王）“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严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像商纣王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的重见了天日。”“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 （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商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 ‘前徒倒戈’。那并不是商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 （1937年7月）上面，后收入作者于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年和1957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50年代便读过了。稍后，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 《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 （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后者说：“今商纣王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通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惮暴虐于百姓，以好轨于商国。”这显然是为了师出有名攻击对手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褪都漂了起来。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 《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已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
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方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
2.“老粗出人物”——汉高祖刘邦
刘邦以一平民百姓，在秦未起义群雄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几百年的王朝基业，这在中国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上，算是第一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里，也多次强调他出身“微细”，还对他早年在沛县乡里颇有些无赖气的行径作了铺叙。如“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对“廷中吏无所不押侮，好酒及色”等。另一方面，又“仁而爱人，喜施（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些，大抵是刘邦出身“细微”而又有不凡的意气抱负的“老粗”本色。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人物的出身和生平遭际，对刘邦这样的起于草泽的开国皇帝，尤其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刘邦的成功，与他出身下层很有关系。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这个评论，显与毛泽东一贯主张的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观点是一路。
在古代社会，出身与文化程度时常一致，高贵者文化高，平贱者文化低。由此，毛泽东谈到卑贱者胜过高贵者的时候，总是与他的另一个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熟悉的：文化低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
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
“老粗出人物”，“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话题。后来他又重申过自己的这个主张。
刘邦似乎并无一技之长，但他却有过人的胆魄和组织才能。《高祖本纪》说到刘邦等刚起事时，老百姓杀了沛县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他说：“天下方扰，诸侯井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 （力）薄，不能完父兄子弟。”这自然是谦虚之辞。司马迁接着叙述，一同起事的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也就是说，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高的知识分子，看重身家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要被秦朝绝种灭族，故总是把刘邦放在首领的位置，把他推到前台。这里可看出刘邦这位老粗同一般知识分子的差别，相信毛泽东读《高祖本纪》对这段描述是感兴趣的。这样，知识分子们如萧何、曹参、张良、陈平以及郦食其等，”只能归附于刘邦这位老粗，为其所用。后来他当了皇帝，也曾自我总结道：“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说的“用”，就是肯于纳谏，善于选择。这也是毛泽东特别称赞的地方。他读《史记》很注意刘邦从谏如流的一些事例。前面引的那段话说到的，一是听张良劝说，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此事详载《留侯世家》。一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此事详载《项羽本纪》。一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人都关中长安，此事详载《刘敬列传》。
最体现刘邦的老粗本色而又善于纳谏的，大概要算《史记·郦主陆贾列传》里的一段记载了。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讲民主集中制时，毛泽东几乎是把这个故事复述了一遍，来教育人们。他说：
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有这么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打败项羽，自然“不是偶然的”。
3.败于不肯纳谏——楚霸王项羽
项羽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农民大起义中，以暴风骤雨的声势摧毁了强大的秦帝国，当时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已经覆灭了；楚军的主力已经被击破，主将项梁战死；赵国被围困，即将破灭。形势在逆转，秦王朝声势复振，起义进入生死存亡阶段。项羽在这时候成为主帅，完成了陈胜吴广所不能够完成的事业，以他过人的才气，激励士卒，抱着决死的心情，到底击溃了秦军的主力。司马迁也指出了这点，说他“遂将五诸侯灭秦”。灭秦以后，项羽为西楚霸王，刘邦被他封为汉王，随即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败刘胜。
《项羽本纪》是司马迁《史记》里写得最有声色的一篇。
毛泽东特别喜欢读这篇传记。晚年瞩人印成大字本给他看，同时给几位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
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这封信作为正式批示，于1963年1月由不少中央领导郑重传阅。
项羽的失败，是发人深思的。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曾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
项羽除了在战略上发生一些失误外，一个重要教训是不能知人、用人，不肯纳谏，从而在鸿门宴不杀刘邦反而放跑了他，应该乘胜夺取汉甬道的时候，反而放弃了。这些，都是他手下谋士范曾极力主张的。毛泽东当然不是就史论史。他讲项羽失败教训，是针对那些缺乏民主作风的党的干部。
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得很明白：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个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曾，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曾的话。……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戮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从此以后，“西楚霸王”便成为党内批评作风不民主的代名词了。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军事力量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优势状态，可最后终归失败。其失败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对其失败原因的看法，我们着重叙述了不肯纳谏，不善用人这个方面。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纳谏和用人呢？这和他性格上的弱点自然有关。在毛泽东看来，崇尚“沽名”，就是项羽主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也说项羽有“妇人之仁”，《史记·项羽本纪》多有记叙。而他不肯纳谏的几个事例，恰恰反映出他的“沽名”和“妇人之仁”的性格。
项羽率部经过苦战，击败秦军主力”，比刘邦后入关，两军发生冲突。可项羽“为人不忍”，为避免负“不义”之名，没有以40万对10万的军事优势去消灭刘邦，甚至在鸿门宴上莫名其妙地阻止了部下诛杀刘邦之举。许多学者注释毛泽东“不可沽名学霸王”诗句，多以这件事来说明项羽的“沽名”所在。
毛泽东认为尤不可学的是，项羽对诡计多端的敌人姑息宽容的缺点。在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两军在荣阳相持，本来，楚军已经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竟同意了。后来，战事几经反复，楚军逐渐失去了优势，“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合约签订后，项羽就解除了戒备，引兵回到了东边，可刘邦却背约出击，打了过来，终于在该下彻底击败了项羽。1949年4月毛泽东写“不可沽名学霸玉”的时候，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便曾提出划江而治，维持类似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形势的谈判方案。了解这一背景，或许能增进对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含义的理解。
此外，《史记·项羽本纪》还记叙，楚汉长久相持不下，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百姓的日子难过。项羽便对刘邦说：“几年来，天下旬匈，主灵涂碳，都是因为我们两个为了争天下的缘故。现在我愿意和你单打独斗，一决雌雄，不要再苦煞黎民百姓了。”所谓项羽“沽名”，大体也是指他不忍天下匈匈受昔，从而希望歇兵罢战的心理状态，这就不能不影响他的决策。一向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两种，并主张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求得和平的毛泽东，在读 《项羽本纪》的时候，自然是不会赞成这种观点的。
项羽失败了，仍不失为本色男儿、堂堂英雄。毛泽东坚信这点。青年时代，他憧憬过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在延安的时候，他说项羽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宁肯自杀，也不投降，很有气节，远比汪精卫、张国煮之类好，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同的。但他并不持完全否定态度，觉得这悲剧结局中还多少体现了一些个性风采。毛泽东 1948年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还把项羽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论说：“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 ‘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洁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民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4.“儒学冶国”的衰国之君一汲元帝刘奭
据《汉书》卷九《元帝纪》载：汉元帝作太子时，柔仁好儒。见父亲汉宣帝用法严酷，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宽饶等只是说了点风谅话就获罪而诛，便对父亲说：“‘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懦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 ‘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元帝刘爽（公元前76—前33），在位16年。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 《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开始衰败以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是反感。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毛泽东强调：“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宣帝 ‘持刑太深’，主张起用懦生。宣帝生气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 ‘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 （帝）平（帝），更是腐败。”
几天后，毛泽东在召见吴冷西等人时，又重提他4日10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里回忆：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泽东召胡乔木和他到卧室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对吴冷西说，中央正式决定调他到《人民日报》作总编辑，并仍然兼任新华社社长。由于涉及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的工作，故毛泽东重提他4月10日同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他从领导的任务一是决策，一是用人讲起，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他称赞刘邦会用人。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接着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这两次谈话，毛泽东都批评了《人民日报》的工作，说不是政治家办报，是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些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班固的《汉书》，对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的评价很高，对汉元帝则不以为然，言下之意，汉元帝以“书生”方式治国，而用“王霸之术”的刘邦、刘彻之类才算得上是政治家的。
10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小范围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这个评论，当是从《后汉书》所记的内容面言，因西汉从高祖到武帝这段时期，建国立基，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景象不凡。东汉光武刘秀、乃为“中兴之帝”，经历一番征杀，遂承续汉家基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不喜式微败落而好蓬勃进取的读史兴趣。
5.“这个菜要翻”，不能贴他的“大字报”——魏武帝曹操
曹操一开始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同时代便有人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特别是随着《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把曹操视为“旷世好雄”的观点被更多的人接受。卢粥的《三国志集解》就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里，毛泽东圈画批注得较多，对曹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帝纪》里说到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这个政策对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 《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正文，及裴松之、卢弼的注释，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武帝纪》叙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接着，裴松之在注释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里面说自己辗转征战，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朽、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引述后却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曹操在令中说：他曾告诉妻妾，自己死后，她们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无叛汉之心。卢粥在注里说这是“好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欺人之语”，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粥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不乏偏见的卢粥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
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称衡”。此为近之。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卢弼先人为主视曹操为好雄，自然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曹操的这个自白。所以毛泽东不同意他的注文。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称衡》一诗。称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称衡大骂。戏曲舞台上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 《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称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
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同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公正评价，作了更明确的论述，他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9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伯赞的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其中说到：“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又说：“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人民日报》发表翦怕赞的文章时，加了个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建国后基本上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依据是他参加镇压黄中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未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中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 《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好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剪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奢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好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很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井同意郭沫若、曹怕赞的观点。感情的、道德的评价，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