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呢？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林克回忆：“毛泽东还谈到茁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未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辩，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获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曹操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要为曹操翻案，并非是一意标新立异，而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曹操毕竟是功大于过，毛泽东也不讳言曹操的失误。1966年3月，在杭州的小型会议上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500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 ‘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武帝纪》里记叙，建安八年，曹操曾下令说：“《司马法》‘将军死馁’，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毛泽东读此批道：曹操亲率大军攻吴，招致“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这就明确指出赤壁之败，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也未自贬。可见他也是能说到的未必就做得到。
6.登墓“可谓奇矣”——南朝宋明帝刘或
南朝宋孝武帝死后，其子刘子业即位，世称废帝。这是个无道的昏君，滥杀将相大臣、皇帝国戚，任用奸佞。湘东王刘或是他的叔父，经常受到他的侮辱，被他叫做“猪王”。后刘或在一些人的协助下，杀了应帝，于建康被拥立为帝，是为明帝。
这时，宋孝武帝的另一个儿子刘子勋在浔阳称帝，从而形成了建康与浔阳两个朝廷对峙的局面。
对立一开始，各州郡太守、刺史都纷纷响应刘子勋，刘或派往各处傲说服工作的人，也反过来宣布拥立刘子勋，原来曾宣布支持刘或的人也纷纷归附了刘子勋。真是众叛亲离，史载：“京都无百里地”，“四方贡计，皆归浔阳”。
《通鉴纪事本末》中《废帝之乱》一节，记述了刘或在极端孤立的形势下转而征服天下的过程。毛泽东在这节标题《废帝之乱》四个字旁，用粗重的黑铅笔，密密地加了旁圈，又在天头上批注：
刘或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
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
王道隆、刘励、沈攸之、黄回、吴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
于全胜，可谓奇矣。
刘或依靠一批多谋多策、英勇善战的将相，在政治上分化瓦解对方，在军事上打击对方，终于掌握了全局，确立了自己的正统地位。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记叙，对战争的发展变化，人物的活动，政治谋略和策略，都详细作了圈画、批注。
7.其做法“蕴藏大乱”——隋文帝杨坚
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541—604年）是隋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位23年，被其子杨广 （即隋炀帝）所杀。《隋书》里的《高祖本纪》，对他的性格和治国之道作了概括：
“上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
毛泽东特别注意其中所述“好为小数，不达大体”及不学无术，执法苛峻等内容，批注道：这些做法“蕴藏大乱”。似乎觉得隋朝短命，不只是败在昏庸的隋炀帝之手。算是一史家之言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读史，很注重体会国家兴衰成废之道。
在一本李延寿的《北史》中，也留有毛泽东对隋文帝的一些做法的批语。该书卷十一《隋本纪》载，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春，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甫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之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之事。隋文帝的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的蠢事。
8.“遇事无断制”——唐高祖李渊
在隋末起义的群雄中，李渊不失为一代人杰。在一本《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说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诸语旁，毛泽东则批道：“遇事无断制”。这大概是从李渊“宽仁容众”的性格特点，想到他在整个起兵过程和平定诸雄的战争中，主要依赖他的儿子李世民等，包括起兵反隋这一重大决策，也是李世民的主意；乃至最后不能制衡诸子，导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其兄长，自己也被迫退位，去做清闲的太上皇。比较起来，开国之功，李渊确在其子李世民之下远甚，故《旧唐书》作者在《高祖本纪》里也发议论说：“不有圣子，王业殆哉！”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是很称赞的。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就谈到：“唐太宗（李世民）、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二千宫女等。”这个论述，也是把李世民的胸怀谋略，置于李渊之上的。
9.自古以来最能打仗的人——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很欣赏的一代雄主。
《智囊》“孙膑”一条，叙孙膑到齐国住在田忌家里，在田忌同齐国公子比骑射时，他给田忌出主意，让他用最差的马与对方的最好的马比赛，以最好的马同对方的中等的马比赛，以中等的马与对方最差的马比赛。结果田忌二胜一负赢了这场比赛。这种制胜之法被后人称为“驷马法”。
作者在说完这件事后，又引唐太宗李世民自述的“用兵之要”：“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
读至此，毛泽东十分有兴趣地批注道：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
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显然，毛泽东对李世民的用兵之道十分赞同，并对他的“以弱当强，以强当弱”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其要旨在以少数兵力佯攻敌大军，再以优势兵力聚敌兵围而歼之。这个观点，也是毛泽东从自己的军事指挥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对李世民、朱元璋的军事指挥才能做了高度评价。这二人都是横刀立马，南征北战，从战乱中打出一统天下的封建帝王。关于李世民军事指挥特征，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毛泽东还看重李世民的工作方法。
据《旧唐书·李百药传》记载，李百药在贞观二年任礼部侍郎时，朝廷讨论封建诸侯，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封建论》中的一段文字，概括了李世民临朝执政的四个特点，即：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之后，和大臣们推心置腹讨论是非；闲暇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经典。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一一加以圈点，并批注说：“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
当然，毛泽东也注意总结李世民的一些失误。
李世民手下有一勇将叫盛彦师，别人不敢迎战李密时，曾自告奋勇率几千人在熊耳山甫侧伏击李密，并斩杀之，遂以功封葛国公，拜武卫将军。后在讨伐叛乱的徐圆朗时，战败被擒，徐圆朗让他写信劝降其军，他在信中只字不提劝降之事，反而表达了“誓之以死”的气节，徐圆朗也不得不钦佩他，因而也没有杀他。
待徐圆朗被讨平后，盛彦师竟被李世民赐死。毛泽东在 《旧唐书·盛彦师传》的开篇处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新唐书》的批语中，还批评了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地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他又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谋杀争权的政治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他封武则天为皇后，自己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当自李治始。毛泽东在《李恪传》上批注说：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懵一时。
10.狡猾过于曹操——后梁太祖朱温
在《旧五代史》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中，毛泽东曾写了这样的批语：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唐代末年，社会动乱，至唐僖宗已达顶点。特别是在王仙之、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唐王朝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之途。曾为黄巢部将的朱温 （852—912），于唐中和二年（882年）叛变投降唐王朝，赐名全忠，次年，为宣武节度使。这时，藩镇割据之势已完全不可控制，同东汉末的情况很相似，军阀们纷纷占领土地，进行混战，朱温到宣武镇任节度使时，只有所部数百人，四面都是割据的强藩。所以，毛泽东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朱温勇于作战，又长于谋略，从弱小的地位逐渐变成强大，先后攻破秦宗权、时溥、朱王宣、朱瑾、刘仁恭、王师范等军阀，并把势力最大的军阀李克用压制在河东一带。到唐天佑二年，拥有中原关东广大地区，成为唯一强大的军阀，旋即建立了后梁王朝。
11.“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庄宗李存勖
朱温建立的后梁王朝，是被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灭掉的。被唐朝封为晋王的李克用父子，用了 16年的时间与梁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其中反反复复，有胜有败。李克用死后，李存勋整顿军纪，训练士卒，作战时亲自冲锋陷阵，终于迫使梁末帝自杀。李存勖自立为帝，是为庄宗，国号唐。《通鉴纪事本末》中《后唐灭梁》一节，详述其间的几次重大战役。毛泽东读得十分认真，有不少圈画、批注。
公元913年，梁军大势已去，犹作垂死搏斗，分几路大军来争夺李存勖占领的郓州。这时李存勖军粮匮乏，有人向他建议撤军议和，李存勖听后说：“如此，吾无葬地矣。”很不高兴。毛在此批注：“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通鉴纪事本末》作者说：李存勖一即帝位，便宜入大梁，“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毛泽东对这些评价，十分重视，逐一加了旁圈，有的在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
该书又载，李存勋进攻大梁之前，把夫人、儿子都送往后方宫里，诀别说：“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这种破釜沉舟的壮气，毛泽东很赏识，逐字旁圈，在天头上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这是很高的评价。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给田家英写了这样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索要的，是清代诗人严遂成写的《三垂冈》。
三垂冈之战，是李存勖在其父李克用病死后，嗣位晋王之初发生的一场战役。唐天佑五年（908），李存勖率军埋伏在山西上党附近的三垂冈下，乘天有大雾，攻破后梁拥占的夹城，斩万余人，俘获对方将领数百人，《旧五代史·庄宗纪》接着叙述道：“梁祖闻其败也，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猪犬耳。初，唐龙纪元年，帝 （李存勖）才五岁，从武皇 （李克用）校猎于三垂冈，冈上有玄宗祠庙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凄苦。武皇引满，捋须指帝曰： ‘老夫壮心未已，二十年后，此子必战于此’”。毛泽东很可能就是读到这段叙述，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严遂成的《三垂冈》一诗，从而写信给田家英让他查一下，并凭记忆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歌颂李克用父子”的诗读过几十年之后尚还记得，足见毛泽东对后唐这两位开国皇帝的赏识。晚年，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心情恰如“鼓角灯前老泪多”，看来是期望着“风云帐下奇儿在”。
12.“此人不知兵”——宋太宗赵光义
宋初，经常受到契丹（辽）和西夏的侵扰。宋太宗赵灵一即位，便于979年亲率大军讨伐契丹。这是宋辽间的第一次大仗。据《宋史·太宗本纪》记载，起初，宋太宗所到之处，沿途刺史、节度使纷纷来降。毛泽东却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结果，宋军在平定北汉之后，没有得到适当休息，又去攻打幽州。久攻不下，部队过于疲劳，宋太宗又不了解敌情，指挥部署不当，陷于契丹的两军夹攻包围之中。终于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归。所以，毛泽东认为宋太宗“不知兵”，并又批注说：“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总不省。”
13.知识分子型的皇帝“没有出息”——南朝陈后主、隋炀帝、南唐李后主、北宋徽宗
上面这几个人，都是亡国之君，碰巧的是，他们或喜好歌舞，或擅长文章，或能诗会画，好“文”而不善治政治军，属于“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们很反感，经常“敲打示众。”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
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书生办报”说：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很明显，毛泽东反感知识分子型的帝王，同他的“老粗出人物”的主张，是互为补充的。
毛泽东在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中称：“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其实，他读史，却是把这些帝王之事顶当真来读的，他的口味是，欣赏那些马上得天下，于乱世之中建赫赫武功的雄才大略者。这是不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本人的胸怀志趣呢？
十五 出将人相——喜欢和鄙薄的“干部”典型
作为一党一国的权力和精神领袖，知人、用人，是毛泽东的必备素质。这方面，他有高超而独特的操作艺术，也很关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出将，坐镇一方，统辖一地，怎样执行中央王朝的政策？
入相，辅佐君王，周旋群臣，怎样协调局面，在朝廷里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
也就是说，怎样使自己成为能臣干将，而又善始善终，是出将入相者面临的人生大课题。
怎样调动并让这些能臣干将各得其所，发挥他们的作用，也是最高统帅所面临的大课题。
毛泽东曾谈到两个例子。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谈话中批评一些领导在工作中做出重要决策时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大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
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矫诏”—引注），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怎样处理上下级或同级关系，怎样处理权力和义务的关系，干部怎样具备好的素质，是毛泽东一再“唠叨”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现实太敏感，于是他经常借史为镜，让干部们多照照，也吐吐他的期望和评价标准。
1.两个好典型：“多谋善断”的郭嘉，“劳谦”仁厚的韦睿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三国时曹操的谋士郭嘉（170—207年）了。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把《三国志·郭嘉传》推荐给领导干部们阅读，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后经荀或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策谋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我们的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在4月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的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
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想他，说这个人在，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就是郑州以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着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在河北冀东追袁尚时，郭嘉又出一计，他说：他不防备，我们轻装远袭，可以得胜。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他说出两句“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即指陈云而言 （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随即向他们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1959年为什么反复谈到郭嘉呢？
这与总结和解决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具体到干部作风上，就是要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做工作。一方面，要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到群众中去调查，听取各种意见。这就是“多谋”，是一种民主作风。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失时机地作出判断与选择，这就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需要胆略和魄力。这就是“善断”，是集中制。
这个想法，毛泽东曾直通通道来：“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得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反过来说，当初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是不是正好缺少了郭嘉这样的“谋臣”呢？毛泽东是在倾吐心中的遗憾？还是在表达一种热切的期望？
韦睿（442—520年）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 （506年）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很爱读《南史·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有25处之多。
《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有一段概括：“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眼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很赞赏，批注说：“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
那么，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哪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往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先说第一点。
史家记叙韦睿督兵攻北魏小岘城时，韦睿环城巡视，魏城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睿欲击之，部下劝阻说：我们轻装前来，待回去披甲整装再来迎战。韦睿却说：魏城中只有2000余人，只能闭门坚守，这次无故出来几百人，定是骁勇善战之辈，我们如果能打败他们，城内魏兵便没有信心了，其城自拔。部下有些迟疑，韦睿便指着手里的令节说：朝廷把它交给我，不是装饰用的，我说的话不可违抗。于是部众听命进兵，魏军果然大败弃城。在这段叙述旁，毛泽东批注说：“躬自调查研究”，“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决心”。
接着，史家又叙韦睿率军攻合肥，久未能下，韦睿又环城察看，决定先攻合肥东西两个小城，此时魏国派兵五万来援救，形成敌众我寡之势。部下要求增兵再战，或退守巢湖。韦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接着又令取来自己的旗帜树于阵前，以示无退兵之志。又亲自坐在板车上阵督战。夜间又张灯达曙，处理军务。终于攻破合肥。缴获一切，自己无所私占。读至此，毛泽东两次批注：“以少击众”，“将在前线”等等。
当史家叙韦睿会同曹景宗救钟离一事时，毛泽东又批注说：“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再说第二点。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
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所获军兵，无所私焉。”毛泽东又逐字旁圈，批道：“不贪财。”韦睿能团结部下，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他亲自调解，晓以利害，避免了不利后果。毛泽东于此处批道：“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宜，设立法度那一段，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批道：“劳谦君子。”
在本传末尾，李延寿补叙了韦睿的几则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重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韦睿传》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毛泽东也批道：“韦放有父风。”
2.两个不成大器的“主公”：“多端寡要”的袁绍，“虚有其表”的刘表
乱世之中，群雄逐鹿，常常出现拥立一方土地的“诸候”，其部下习惯于称之为“主公”。有的“主公”后来成了皇帝，有的“主公”后来则身败名裂。这自然取决于他们的胸怀志向、个性见识、才干智慧。
汉末的袁绍和刘表，属于后一类。
在毛泽东心目中，袁绍是一个志大才疏、办事拿不住要点，得计迟、见事迟的典型。
1959年，他推荐郭嘉的多谋善断时，常顺带着袁绍，并非偶然。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但时间不长，便在官渡之战中大败于曹操。他的失败，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关。对此，《三国志》里的《袁绍传》、《郭嘉传》及《武帝纪》都有所描述和评论。
例如， 《武帝纪》载：“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余万，将进军攻许。诸将以为不可敌，公 （曹操）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有一次，曹操准备向东边去攻打刘备，他手下将领都说：“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曹操说：“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也劝曹操攻刘备，“遂东击备，破之，生擒其将夏侯博。”
毛泽东读《三国志》，也很注意作者对袁绍特点的描写。1959年3月2日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接着说：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同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书生办报”，又扯到袁绍：“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又说：“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庐山会议期间，7月17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周惠谈话，又说：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其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从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二是见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 《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袁绍一下子后悔了，要曹操把天子送到鄄城来，靠近自己，以便打天子旗号收附各路诸侯，结果被曹操拒绝了。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给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与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田丰却说，主公若出军胜利，我可能会保住命，如今打败了，我的死期也到了。果然，袁绍回来后，对人讲，我不听田丰的建议打了败仗，如今被他嘲笑，接着杀了田丰。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点，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就在 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郭嘉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毛泽东不只是在谈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作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在1964年10月修改陈伯达在某座谈会上的讲稿时，他提出：“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作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着，或者还要坏。”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不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导艺术和风格吗？
郭嘉的多谋善断与袁绍的多端寡要，也正是映照干部素质的两面历史镜子。
刘表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如今的湖北、湖南。在军阀混战中持观望态度。所据地区受破坏较少，中原人前来避难者甚多，其中就有诸葛亮等一批高人。但他无进取有为平定天下之志。这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毛泽东读 《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写的批注，都是贬语。
《刘表传》开头记述：“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椽为北军中侯。”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虚有其表。”
荆州是刘表的根据地。本传叙述了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示之以和”，骗来这些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上曲线，在夭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里说，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子董卓旧部、袁绍、曹操这三大势力之间。他手下的治中邓义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记载的刘表回答邓义的话：“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对峙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干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刘琮被迫投降了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