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四个坏典型：“无行”的郭象，“庸人”王建，“笑里藏刀”的李义府，“能伸而不能屈”的刘幽求
郭象（252—312年）是西晋有名的哲学家，清淡派人物。其《庄子注》是在向秀的《庄子注》基础上增改而成，在阐扬老、庄道家思想方面，有些见解。但据《晋书》卷五十《郭象传》载，他开始以清高扬名，以清淡自娱，最后还是“任职当权”，势倾内外，一改淡泊功名之素论。可见说的和做的不一。再就是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其本传载，向秀死时，其子尚幼，郭象以自己的特殊身分把向秀的《庄子注》遗稿要过来，略加补充，便以自己的名义传布于世。毛泽东读《郭象传》，在旁边批注：“郭象无行。”
王建是北魏初年武帝拓跋硅手下将领，初为左大夫，后迁散骑常侍，为冀、青二州刺史，封真定公。东晋太无二十年（395年），王建随拓跋珪在参合陂 （今山西大同市东南）大破后燕慕容宝的军队。开始，拓跋珪想留下有用的人，遣返数万俘虏。王建则坚决反对，认为是纵敌养患，应全部杀掉。拓跋珪采纳了这个建议，全部坑死，可不久又后悔了。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一贯反对屠杀俘虏。在《北史》卷二十《王建传》说到这件事情的旁边，毛泽东批注道：“王建庸人，不懂政治。”后来，拓跋珪又在中山城打败慕容宝，慕容宝弃城逃跑了。待天明北魏军队准备进城时，仍受到后燕败军余部的反抗，拓跋珪令人招降，这些人都说：“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就是说，我们投降了，害怕你们像在参合之役中屠杀俘虏一样屠杀我们，因此，我们抵抗，或许还能保全一时的性命。“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这是怪罪当初王建坑杀俘虏的建议。的确，坑杀俘虏，是王建的建议在政治策略上的重大失败。
李义府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先后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右相，权倾一世。《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载，李义府借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百僚畏之，无敢言其过者。”加之为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颇为百官痛恨。后因罪流放巂州。毛泽东对这样的人，极其鄙薄。他在《李义府传》说“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被忌阴贼。……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 ‘李猫’”一段旁批道：“笑里藏刀李义府。”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早年拜间中尉时，仅以刺史没有礼貌待他，便“弃官而归”，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如本传载，先天元年（712年），唐玄宗初即位时，迁其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唐玄宗的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才被重新起用。开元初年，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又因“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恚而卒”。
毛泽东读《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时，在其篇首处分别批注：“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这显然是批评他处理个人名位时，心胸过于狭窄，同时也不懂致仕的进退之道。
十六 在书斋里
1.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十分喜欢屈原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 （次年并入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在《讲堂录》的后面有十几页是手抄屈原两部代表作《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自己对各节内容的概括。
以屈原作品为主集成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座浪漫主义创作高峰。1957年，毛泽东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研究著作，收集了50余种给他。1959年和1961年，又两次要《楚辞》，其中包括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这段时期里，毛泽东较为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讲话中多次谈到宋玉的《风赋》和《登徒子好色赋》。
毛泽东喜欢楚骚，自然与他的文学欣赏情趣有关，但他对屈原的推崇，对《楚辞》的评价和运用，却是多方面的。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周世刽等人时，有人谈起屈原与屈瑕 （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屈原为其后裔）的关系，毛泽东评论说：《楚辞》虽是古董，但却是历史，有读的价值。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这些谈话都是推崇屈原作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内容。
毛泽东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大量谈话中，还说过这样的话：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离骚》这样的好的文学作品。这段评论又把屈原的生活遭遇同他的作品的思想价值联系了起来。
毛泽东最着重的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批判性和战斗性。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便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期间，他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合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此外，毛译东又特地印发了汉代枚乘的《七发》全文。8月16日又在会议上逐段讲解了这部作品。在讲解中，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七发》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的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没有批判色彩的为文造情或形式主义的作品，毛泽东读起来是没有兴味的。因枚乘《七发》的成功，引来一批仿作，使“七”体繁兴，但毛泽东认为“没有一篇好的”。诸如《昭明文选》所收的曹植《七君》、张协《七命》，由于“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便索然无味了”。
屈原不仅因其创作而不朽，还因其独立不羁的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为后人敬爱。对此，毛泽东也是很注重的。1954年10月，在会见外宾时，他引用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向这位异邦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性评价的，大概要算是他晚年写的以《屈原》为题的一首七绝了：
屈于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第二句是对屈原作品的战斗性的描述，第三句寓其人格的高洁并感叹其遭谗受讥的处境，最后一句无疑是对屈原生命结局中光亮一闪的赞美和高扬。
2.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同文艺界人士有不少交往。一次，诗人徐迟向他请教怎样作诗，并请他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驰毫聚墨，写下“诗言志”相赠。建国后，《诗.385刊》创刊时诸毛泽东题词，他写的也是这三个字。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最基本的诗歌观念，由此形成了他阅读和体会古代诗人诗作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传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1959年7月4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与王任重、刘建勋、梅白三人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事，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发挥说：要虚心体察，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肯定了这一传统，认为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读诗，也要从诗中体味诗人的胸怀与情操。
《诗经》，是中国诗史上第一座高峰，相传为孔子编订，历代注家不绝如缕。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是“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嫁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王的。毛泽东这段评论，有一点值得注意：孔子怦《诗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司马迁认为是“抒愤懑”，毛泽东则发挥为“反对统治者”，并认为老百姓也是“圣贤”。这也自成一家之言。
心里有气，才写诗，这并非毛泽东偶尔道出的一个文学创作观念，在他看来，不独诗歌如此，所有文化现象及精神创造皆然。1958年10月15日在天津视察的谈话中，他就说过：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日》，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 《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
罗隐是晚唐很有才气的诗人，因写《谗书》触犯权贵，一生不得志。毛泽东藏书中有两本罗隐的集子：《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据统计，毛泽东亲手在上面目划过的涛作便有91首。其中《嘲钟陵妓云英》云：“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毛泽东同情作者自比妓女的遭际，在旁批注：“十上不中第”，即罗隐十次考进士十次落考。更使毛泽东同情的是，罗隐不仅仅是一个有才气的诗人，他以英雄自喻的抱负也非一般的书生之论。毛泽东从《通鉴纪事本末》第220卷中读到罗隐在一次战争中向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献策一事，便十分赏识地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王勃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他读王勃的作品，更了解他的生世遭际和创作行迹。在《初唐四杰集》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旁，毛泽东写了1000多字的批注，并在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他说王勃“为文尚骈，但是初唐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7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并认为杜甫称赞“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
毛泽东的评论还没有结束。他从王勃的早夭及其出众的才华和出色的文学成就进一步引发开去，联想起文学史上同类作家的命运，说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这一由此及彼的发挥，事实上牵出了王勃的命运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普遍意义，毛泽东诗文批评的价值取向也展露无遗。
3.诗人们的矛盾
毛泽东读诗评诗，常常习惯于从作品中挖掘作者内心的矛盾。这也是知人论世的重要途径。
这个习惯，在青年时代写的 《讲堂录》笔记中即有体现。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原为晚明进士，是重要文学社团复社的魁首之一，著名的《圆圆曲》即其所作。毛泽东说他的作品“雄于一时”。清兵进关以后，吴伟业屈节为臣。他的两个好友苍雪、王瀚皆避清为僧，对吴伟业事清行径颇不以为然，劝他保持晚节或出世为僧。吴伟业的心情是痛苦而复杂的。他写了20多首以《杂感》、《扬州》为题的七律，感慨兴亡，关心时事，苍凉激楚，还有歌颂抗清英雄的作品，但他自己毕竟又大节不终。在 《赠愿云（即王瀚）师》中，他说自己“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又说“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渐负青山约”。足见其矛盾而惭愧之情。青年毛泽东读吴伟业诗，感到他“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渐者然，其意常于往来诗中见之”。那么，吴伟业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吴伟业的家境和社会环境：“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
毛泽东爱读山水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也注重谢灵运其人。在《南史》列传九中，他仔细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记载。作为豪族子弟，谢灵运自幼袭封康乐公，政治上“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但终未被宋室委以军国要职，于是“常怀愤怨”、纵情山水。后被告谋反，“遂有逆志”，被杀。正是基于对诗人生平处境及志向的了解，毛泽东在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这首山水诗的经典之作里，看出了谢灵运潜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写下独具见识的批注：“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接着，又引用《宋书·谢灵运传》中记载的谢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被逮捕时写下的四句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说这是“造反的檄文”。虽寥寥百字，但对谢灵运创作心理的刻划却入木三分。
如果说毛泽东对谢灵运的内心矛盾是采用客观分析的态度，那么，他对王勃的评价，则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尽管这二人都是郁郁不得志而发为诗文。毛泽东谙熟王勃的人生遭际，在读《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写的批注中说：王勃“作过英（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英王的斗鸡写了一篇檄某王斗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他推崇王勃的才华和文风，称其“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他读《新唐书·王勃传》，在“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诸句下，用红铅笔画下着重线，表明对其构思过程和创作才华的注重。毛泽东更同情王勃的命运，并把他的命运同为文气质联系起来，说“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处，还有牢骚满腹一方。”毛泽东喜爱的《秋日登腾王阁饯别序》，便集中体现了王勃为文的风格，即光昌流丽与牢骚满腹的糅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阁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怀才不遇、遭际危艰的苦闷，跃然纸上。
4.不废婉约，宜读 《文选》
毛泽东对人说过，他对古代诗文的欣赏情趣是“不废婉约，偏于豪放”。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有人提到：有人说，轻音乐是抒情的，重音乐是战斗的，毛泽东立即插话：“那战士就没有抒情？诗、词也是一样，在同一朝代，如宋朝，有柳永、李清照一派，也有辛弃疾、苏东坡、陆游一派，柳李的词就讲爱情。”这可视为毛泽东不废婉约的一个注脚。他阅读并圈画柳永、李清照、秦观的一些爱情词，也是大家所知道的。
婉约风格，扩而言之，也包括一些清淡、柔丽、自然的作品。1948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途经五台山，顺道游览了塔院寺等寺庙。挂在大白塔上的风铃叮作响，引起他的注意。便同寺庙方丈谈到：在这深山老林中的古老的寺庙里，听到这优美的响声，真是别有一种风味，令人神往。古代一些写景抒情有根强艺术性的柔美诗文，也是毛泽东所喜读的，恰如他艺术体验中的“风铃”。
1949年5月，进北平之初，毛泽东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5月1日，他赴柳亚子所住的颐和园晤淡。尔后，两位现代杰出的旧体诗人在一起，泛舟昆明湖上，其兴会所在，不言而喻。分手时，二人又相约，5月5日，由田家英接柳亚子赴毛泽东家宴。这天赴宴的，还有朱德。临别，毛泽东书写谢灵运、薛道衡和苏轼的名句赠给柳亚子：“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并特意注明：“1949年5月5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念。”
《古诗源》收谢灵运诗24首，毛泽东作了圈划的就有22首，在编者注释中，评论谢灵运诗歌“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以及“别绪低徊”、“触景自得”等处，毛泽东都画着曲线和圈。其“池塘生春草”即《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说起来历，还有一段佳话，常为人们所道及。谢灵运很喜爱他的族弟谢惠连，说每看到他便觉神智俊爽，“辄得佳句”。一天他梦见谢惠连，醒来得“池塘主春草”的诗句，自己说是“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以后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所说的“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即援引这一故事。金人元好问在他的《论诗绝句》中曾有“池塘春草谢家春”之句，也是拿“若有神助”的这句话和宋代诗人陈师道的“闭门觅句”相对比，强调作诗应该是自然流露而不是苦觅硬造。薛道衙则因在《昔昔盐》一诗中写出“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诗句而受到隋炀帝杨广的嫉妒，杨广后来借故把他杀掉了，杀他时还悻悻他说：“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毛泽东与柳亚子“论及”这些名句，想必也会涉及其背后的佳活，文墨情趣，不难想见。
此外，在毛泽东读过的一本《注解唐诗三百首》上面，也留有对唐代最著名的山水诗人孟浩然、韦应物作品的好评价。他推崇孟浩然的《早寒有怀》、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后一首作品直露出“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的钟情自然的疏淡旨趣。
毛泽东读清新淡约之诗，特别认真，断非随意翻阅。1961年11月6日这天，为查找明代高启咏梅花的一首诗，他给田家英写了三封信。
早晨6点，他请田家英替他找宋人林逋 （和靖）的诗文集。8点半，又写道：“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干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速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不久，又写信说：“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很快查清，该诗为明代高启的 《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甫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景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在这天用人们熟悉的草体书写了全诗，在右起，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又书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一直推崇高启之诗。1957年1月同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在1957年前后，他还书写过高启的七律《吊岳王庙》。高启的《梅花》大体就是给毛泽东留下好印象的作品。那么，1961年他为什么仿佛记得是宋初林逋作的呢？这与林道的诗风有关。林通隐居西湖，终身不仕，以赏梅养鹤为娱，人称“梅妻鹤子”。其诗大都反映其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尤以咏梅著称，风格幽静淡远，艺术性很高。其《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最为人称道。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中便有这两句。上述高启之诗，便明显化用了林诗的意境，且都是咏梅。
除清丽婉约的诗歌以外，毛泽东对一些纯粹写景言情的辞赋散文也很感兴趣，这类作品，《文选》收纳颇多。这部诗文选集是毛泽东青年时代起就特别熟读的作品之一。
《文选》是我国现有编选最早的诗文总集，它选录了先秦到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 （501—531年）主持编选，故称《昭明文选》。他在序里说编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即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则不收。萧统有意识地把文学作品同学术著作。疏奏应用之文区别开来，反映了当时对文学特征和范围的认识日趋明确，是有相当贡献的。
这就使 《昭明文选》成为有代表性的诗文总集，收录很多辞藻华美的文章，后人学习前代作品都要经过《昭明文选》阶段，《昭明文选》对唐以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之世的学者，几乎人手一编，甚至流传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除《韩昌黎诗文全集》外，古代诗文集中读得最热的便是 《昭明文选》了。许多篇章，他都可以背诵。据罗章龙在他的回忆录《椿园栽记》中说，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衡山，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曾给罗章龙写了封信，主要记述景观名胜的见闻。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接着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文风与木玄虚的《海赋》格调相仿。《海赋》便收在《昭明文选》李善注本（下同）卷十二。建国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都多次要过《昭明文选》来读。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也有《昭明文选》。毛泽东批注过的版本，现存的便有三种。在一部李善注解本的封面上，他用刚劲的笔触写了“好文宜读”四个大字。对其中的诗、赋部分，做了很多圈画。在毛泽东主前，卧室里有两本用大字排印的江淹的《根赋》、《别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 《雪赋》，以及庚信的《枯树赋》，封面上都有红铅笔画的大圈。这是他晚年嘱咐印制的，病重时经常读，有时还背诵。
我们且介绍几篇《昭明文选》里的作品，看看毛泽东是怎样阅读和运用的。
1939年7月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三个法宝》的讲演中，毛泽东颇为欣赏地谈到：南朝梁代的文学家江淹（444—505年），做了很多好文章，有篇叫《别赋》，里面有很好的话，但是是伤感流泪的话。最为人们所熟记的有“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多么伤心流泪，文笔很好。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写，改一下，作为“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这篇《别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六。毛泽东评改的四句，乃赋中名句，以美好的春色衬托别离的愁绪。毛泽东把“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改为“送君延安，快如之何”，去掉了古代文人低沉的离愁别绪，转为快乐地送别同志们从后方到前方去工作。《别赋》开头两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也是很有名的。毛泽东在其他场合也引用过。
西晋平蜀后，征蜀中名士李密（224287年）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紧逼。李密便上《陈情事表》以达辞因。该表感情诚挚，语言质朴而精美。如：“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了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诈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该表收入《昭明文选》卷三十七。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引用《陈情表》中“茕茕子立，形影相吊”的话，来形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尴尬处境，说“没有人去理他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1960年5月2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他同舒同讨论先秦齐国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的事情，为了印证他的观点，便随口背起谢庄（421—466年）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柑。悄焉疚怀，不恰中夜。迺清兰路，肃桂宛。腾吹寒山，饵盖秋阪……”接着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谢庄的《月赋》收在《昭明文选》卷十三。
《昭明文选》卷五十三收有三国时魏国李康的《运命论》，其中有这样一段：“夫忠直之迁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毛泽东比较欣赏这段话，时常引用。1975年6月7日接见外宾时，毛泽东说起：“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接着，他又引用《运命论》的话解释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别人骂不好。”这个解释。很反映毛泽东的个性。外宾对《运命论》中的这几句话很感兴趣，毛泽东又随手用铅笔把这句话写了出来。
《昭明文选》卷十六还收了江淹另一篇有名的《恨赋》。1975年夏，毛泽东让芦获为他读这篇赋。当读到“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时，为解释其中的“溢”字，毛泽东又将《西厢记》中的一段有“溢”字的原文背了出来。
《昭明文选》里的文章，光昌华丽，也有不少骄文。清代许橙（字叔夏，生卒年不详）子道光年间专门编选了一本《六朝文絮》，绝大多数是南北朝的骄文大家的名篇。许梿认为，六朝骄文的缺点是繁冗，于是，他选文的标准是“析词尚简”，注重构思精练和修辞简洁的骄文精品。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要过这部书来读。如1957年10月20日给林克的信里，便请他“找一部《六朝文絮》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1959年10月23日赴外地前要带走的书目中，也有《六朝文絜》。庾信（513—581年）是有名的辞赋家。早年是南朝梁代的东官讲读，侯景之乱时任建康令。后奉命出使西魏，便滞留北朝，后又仕北周。他的《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等，都是六朝骄文的代表作。毛泽东对他的作品读得很熟，1949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大概他知道语文学家符定一有一个口头禅：“你认得几个字？”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把庚信《谢滕王责马启》中的一段顺口念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运连影。”接着凤趣地间道：“他（厦信）总能认几个字吧？”1951年，他还吟诵厦信的《枯树赋》来表达他听到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时的心情。
5.引诗证史
毛泽东是诗人，又是史家。在他的读书生活中，诗与史常常结合起来，互为印证。在读史的时候，他常常想到诗，以诗注史、证史。
《南史》卷二十二《工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病笃，已置棺材，不久却病愈，活到90多岁，“因此而言天道来易知也”。对这种宿命论思想，毛泽东以曹操的《龟虽寿》批注道：“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恰之福，可得永年。”
诗、史结合，在毛泽东那里并不是简单的联想，往往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一些历史事件和观点的看法，即解诗与解史相融。1957年夏天，毛泽东曾和一位老先生讨论南宋初年高宗、秦桧的投降政策，他认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接着说：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岳飞一引注）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俊的《泌园春》所说：“何须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又评论道：这一点连赵构自己也承认了的，他说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征明（在诗中）独排众议。毛泽东的引证，使人感到，似乎诗词比“御断”的“正史”能更大胆和准确地揭示历史的真实性，文征明是明代人，以贡生为翰林院待诏。毛泽东随口念起的，是他看到宋高宗信托岳飞时所赐的手诏石刻所作的《满江红》中的句子。该作是关于岳飞风波亭冤狱的有名的翻案文字，认为高宗南渡主和，“自怕中原复”，“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区区秦桧，只不过是投其贪恋帝位之“欲”而已。
毛泽东引诗论史所表达的观念，时常与他的情感立场相关。他读谷应泰撰的《明史纪事本末》，在卷四十五叙述农民起义领袖赵风子、刘七事迹的末尾空白处，写了这样的批注：“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接着引用相传黄巢在起义失败后所写的《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说赵、刘的下落，“得毋像黄巢么？”毛泽东对黄巢的这首诗相当熟悉且感兴趣。罗荣桓元帅逝世时，他曾将这首诗的首句用入自己的悼念诗里。
上面是由史而诗。反过来，就读诗本身来说，毛泽东对评判历史事件、阐发历史规律的咏史诗也是较为注重的。如李商隐写安史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马鬼》，写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生》，写齐后主亡国前醉生梦死的《北齐二首》，写隋炀帝淫怯无度不听谏言的《隋宫》，写唐文宗时“甘露之变”的《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等，毛泽东都圈画过三至五遍。对罗隐驳西施丧吴之说，提出“越国亡来又是谁”的《西施》，写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焚书坑》、《秦帝》，颂西晋大将王浚的《王浚墓》，毛泽东也是一路圈点，精读有加。他还对刘禹锡赞刘备而贬后主刘禅的《蜀先主庙》做了批语，六次圈画刘禹锡的《乌衣巷》，该诗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句写尽豪族的兴衰，借古讽今，意味深长。
咏史诗不仅引发毛泽东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思考，而且他还时常习惯于结合现实中的问题来阐发一些咏史诗包含的道理。大家知道，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曾引用白居易 《放言五首》之三，来说明一个人的错误的发展是有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要有一个过程。该诗后四句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早在1939年5月30日于延安的一次讲演中，毛泽东就引用过这首诗，并发挥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杰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白居易这首诗说的就是“盖棺论定”，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功罪是非，在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里，毛泽东对这首诗用红线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对此诗的注重。
6.还是旧的民歌好
1925年毛泽东在故乡休养期间，在农村组织农民运动。他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由，依靠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原来的族校设备，开办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夜校还用当地民谣撰写识字课本。湖南韶山陈列馆至今保存着这样两首：“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祖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金花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日望，明日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看来，毛泽东对民歌的注重，一开始便是同他的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
在1926年主持广州农讲所期间，毛泽东又让学员们收集和记录各地的民歌，并读了其中大量的作品。这次活动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加深了他对民歌的赏识，后来他多次谈到收集民歌的事情。1938年4月在延安“鲁艺”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时，毛泽东说：农民不懂胡适的“八不主义”，但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里让同学搜集歌谣，其中有许多极好的东西。
对《古诗源》里收集的汉乐府民歌，毛泽东阅读并圈画的不少，记得很熟。如相传为一个叫苏伯玉的妻子写的《盘中诗》，便对它有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还是圈画在不同的版本上，可见其“三复四温”，有的还径直在天头上批注“熟读”字样，并批送给别人阅读。诗中写道：“山树多，鸟呜悲。泉水深，鲤鱼肥。空仓雀，常苦饥。吏人妇，会夫希。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心中悲。北上堂，四入阶。急机绞，杼声催。长叹息，当语谁。结君带，长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当治。妾有行，宜知之。”正是这些质朴而不矫情的悲诉，扣动着一位现代伟大革命家的心扉。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下苦功夫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著。1936年底到1937年他在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唯物论课程》中读到“否定同时是肯定， ‘死灭，同时是保存”诸语，他立刻批上“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的民歌。这是支散曲，见于明人陈所闻编的《南宫词记》，曲牌为《锁南枝》，全文为：“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毛泽东认为，这首曲子说明“一刀两断……不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否定观，既是扬弃，又是肯定，保存和融合。
上面这首民间散曲的意思，在此前文人之作中也有反映。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颁有件艳事：他有位贤良的妻子，叫管道升，眷画墨竹、兰、梅，亦工山水、佛像，诗词歌赋也造诣很深，本来是女子中魁首。但赵盂颁却异想天开，要纳妾，又不便开口，便填首词，给管夫人看，其中有：“岂不闻王学士有机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越女无过分。”还安慰她：“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知道后，自然很不高兴，可又不便发作。为了劝阻丈夫，也填了一首《我依词》：“我依两个，忒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它来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其间啊那其间，我身子里也有了你，你身子里也有了我。”赵孟頫读后，颇为惭愧，随即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其问各党在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道：“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中国有句古语： ‘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这么大的世界性会议，这么庄严的论题，毛泽东却讲得如此通俗、风趣，引起满场笑声、掌声。于是，一致同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大同，存小异，互相支援，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战。
毛泽东喜欢民歌，在一定程度上同他的文化创造和发展观念有联系。因为民歌大多是底层劳动者的创作并反映着他们的生活内容。他坚信：“‘卞和献璞，两刚其足’， ‘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呜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与此相应，基于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决定其创作力的观点，毛泽东对作者的学历、学问在创作中的地位作用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多次强调，古代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多不是进士出身。他排列了许多作家、诗人来印证他的这一观点，有一次还把杜甫算了进去。在读 《新唐书·卢纶传》时，还从卢纶命运的记载联想到他所属的“大历十才子”的共同出身，批注说，“十子只钱起为进士”。他时常津津乐道历史上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识字的人的诗歌创作。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同人讲起：梁武帝时的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还有梁朝大将军曹景宗，打了仗回来做诗：“出师儿女悲，归来前鼓竞；借间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斜律金《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1964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两桌客，特意把陈永贵、邢燕子这些劳动模范安排自己身边，同他们讨论“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的问题。
从艺术角度看，毛泽东在考虑诗歌的发展时，更是特别注重从民歌中汲取养分，1957年1月14日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时，他明确提出：中国侍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
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谈起：在广东农讲所的时候，发动学生写民歌，几百学生，各省都有。从这些民歌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些民歌后来失掉了，非常可惜。由此，他希望各地方要注意收集反映广大人民创造热情的民歌。“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又指示工作人员把各地报上来的“跃进民歌”收集起来给他看。
1958年的民歌运动，事实上是经济“大跃进”在文化上的反映。许多是粗制滥造、沦为标语口号的东西。即使由郭沫若、周扬精心编选出来的 《红旗歌谣》里，可读之作也不多。毛泽东读后曾对周扬说：水份大多，还是旧的民歌好。于是，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对其弊端作了分析。他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毛泽东并未因此丧失对民歌的信心。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主持广州农讲所时发动学生写民歌的事情，认为“从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论诗的信中，仍然坚信：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本人在1963年写的《八连颂》，是不是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呢？“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做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中别具一格。大白话，句子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明显的民歌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