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读韩说柳
毛泽东有很深的古文造诣。这与他青年时代的严格训练有关。1912年6月在长沙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国文教员便曾在他的一篇题为《商秧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上面写下这样的评语：“逆折而入，笔力挺拔”，“义法亦骎骎入古”。
青年毛泽东学习古文，一个最重要的对象就是韩愈的散文。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改变了六朝以来骄四俪六的形式主义和为文造情的淫靡风气。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特意从；日书店买回一套20多册的《韩昌黎全集》，还将国文教员袁仲谦批注过的韩愈文集善本借来校正其中的讹错。其 《讲堂录》后面部分便主要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的韩愈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议》、《谏臣论》、《复志赋》、《感二乌赋》、《闲已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对这种反复研读、细心揣摩韩文的情况，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用字。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行文跌宕，很得韩愈笔意。
建国后，毛泽东也读韩文，1965年8月10日，他便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在言及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一段旁，毛泽东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此流传，厥功伟哉”。看来是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一件不小的事情。
清代文学家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部书。里面收的多是唐来八大家的散文，其中有一篇韩愈的《与崔群书》。韩愈在这封信中提出：“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桓无以自存，不贤者气满自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把人划分为贤与不贤两类，进而感叹贤者不得相遇的艰难处境。这倒是古代知识分子历久不衰的经常性话题。韩愈替知识分子发了点牢骚。
但毛泽东不同意他的说法，在一旁批注道：“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似乎觉得，韩愈在这篇文章中划分贤与不贤多少的杠杠太抽象宽泛了些。推崇劳动人民，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贤明，是毛泽东一贯的立场。韩愈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大抵主要是就历代谋求致仕的知识分子来说的，在毛泽东看来，就广大的劳动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是“贤者多，不肖者少”。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他又提出：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文学史家刘大杰聊天时，毛泽东还说到柳宗元，认为他的文章的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刘大杰问：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回答：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
他更推崇的，是同柳宗元关系密切的刘禹锡，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毛泽东都给以较高的评价。当刘大杰问刘禹锡可否算作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他明确回答说：“可以。”
这个时候，毛泽东正在详细阅读章士刽近100万字的《柳文指要》书稿，该书分上下两部。上为“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疏笺等几个方面。下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及其散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章士钊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革新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包括柳宗元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在韩愈与柳宗元的对比中，论述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可谓“解柳全书”。
毛泽东对阅读这部鸿篇巨制兴致很高。他不仅从头到尾读完一遍，还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把这部书推荐给康生看的时候指出：你无事时可继续看去，颇有新意和引人发喷之处。在仔细阅读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认真地把书槁中的错别字改掉，对一些不恰当之处，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韩柳古文运动“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沤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形特显其长。”毛泽东删掉了其中“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小言，合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这段话高度评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文学和社会意义。此外，毛泽东还从政治角度评价这部书，“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对于“跋”中原有的“以奉教于巨人长德”，“所受长者督教”等用语，毛泽东均谦逊地分别将它们改成“以示一二友人”、“所受友人督教”等。
章士钊在80多岁高龄时完成了这部《柳文指要》。毛泽东一开始就支持它的公开出版，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诚然，由于作者不甚懂得唯物史观，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的信中，毛泽东直率地指出，这部书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例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办事补正”。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颇不协调，章士刽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检讨自己的《柳文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的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读信时在这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在他看来，对柳宗元进行学术研究还是需要的，不能一笔抹煞。1970年毛泽东又问及《柳文指要》的事情，有关部门才决定将书稿发排铅印，并使其于1971年得以出版。1971年8月14日，章士制以91岁高龄续写《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的确，毛泽东对柳宗元一直较推崇。他1973年在一首诗中说自己“熟读唐人《封建论》”，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就思想倾向角度看，毛泽东是扬柳抑韩。但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未忽视。在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文章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文学史家刘大杰 1975年写信给毛泽东，提出韩愈思想确有矛盾。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同意刘大杰的意见，指出对韩愈的评价以“一分为二为宜”。从文学创作角度看，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说韩愈把话说尽，不留余地，还挪榆地称韩愈的文章只有两篇是好的，一篇是《送穷文》等等，但毛泽东也不是一概否定。在1965年给陈毅的那封信中，他就提出：“韩愈以文为诗，有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大过。”
8.“杂书”有益
除反复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著外，毛泽东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
1937年1月31日，他专门给李克农一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 （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是指近人蔡东藩所著的流传甚广的历代通俗演义小说。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告诉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还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23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谈到学习安排时，毛泽东又特地叮嘱：“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批注过的笔记小说就有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的《智囊》等。他生前要的最后一部书，就是他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宋代洪迈写的《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
毛泽东读这类作品，体现出浓厚的史家兴趣和史家识见。他很注意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角度来看待作品的内容。譬如，《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描写“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他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与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钱凤进屋，王敦屏去左右，两人商量逆节谋反之事，却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知道若被他们发现他听到了这一机密，必无活理，于是把唾沫抹在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二入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于是撩开床帐，见王羲之吐唾纵横，相信他确实熟睡，王羲之的性命才由此保全。毛泽东读至此，批注道：“此事有误，待查。”
《明人百家小说》“田居乙记”中有三段关于为仕之道的叙述。一则说魏公子牟远行，穰侯来送他并请教致仕之道。他说：“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毛泽东批注说：“有理。”一则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人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乃治，治乃行。”毛泽东认为这个看法“有唯物论思想”。一则说孙叔敖遇狐丘大人，狐丘大人对他说，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即爵高人妒，官大生恶，禄厚人怨。意在劝他激流勇退，孙叔敖则回答说：“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加益博。可以免于患乎？”毛泽东则认为这种表白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在演义小说中，据《左传》编写的《东周列国志》是比较接近史实的一部作品。50年代未60年代初，毛泽东曾仔细读过。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提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阅读 《东周列国志》正是“庐山会议”之后不久，他开始从理论上总结此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就不难体会，他作为政治领袖和中国革命导师的独特视野，对他领悟和评价这部小说有多么明显的影响。所谓“颠覆”一说，纯属个性化的术语。但毛泽东把历史剧变时代的权力更造，视为社会经济剧烈变化所引发的上层建筑斗争，并由此评论作品的特点，逻辑上是清楚的。
1960年，有人送给他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的故事编绘的小人书。此前他是不看小人书的，这次却看了，井由此引起又读了一遍《东周列国志》小说和《左传》。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说：“《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的一个作家。那上边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可让你们的秘书去找这本小人书。”
明代的冯梦龙，以编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而称名于世。他在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改编、整理的同时，还纂集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说。《智囊》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编集明代以前的经史子传、野史丛谈、演义传说中的有关智慧的故事近2000则，分门别类，按以评语。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他的搜罗选取之中。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且寓意丰富，发人深思。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在上面的批注较其他文学作品都多。
卷三《上智部·通简》记叙：汉代的朱博本是武官，后来作了冀州刺史，在巡视部属时，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说要告状，一个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这位从事是要试探自己的本事，便让从事出去宣布：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他那些属于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人管辖部门找从事处理。这些安排，使四五百人顷刻散去，都没有想到朱博应变能力这样强。后来朱博慢慢打听，果然是这位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于是“博杀此吏”。毛泽东读这则故事的批注是：“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接下来，《智囊》又叙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轻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受了贿赂，没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找借口召见尚方禁，避开左右，故意间他脸上的伤疤怎样来的。尚方禁明白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着说：“我想为你洗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方禁惊喜道：“万死不辞。”此后，尚方禁经常破获盗贼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毛泽东读后批注：“使人改过自效。”
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讲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毛泽东读后批注说：“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在读了赵国将领赵奢领兵救韩攻秦，巧用敌探，大败秦军的故事后，又批注道：“老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
清代有个人叫梁晋竹，写了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作《秋雨庵随笔》，在书中记述了一些文学故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以及一些论学考证。毛泽东爱读明清笔记，此书即为其中一部。他曾在一部成都昌福公司印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上作有批语。该书卷四《昆明池对联》一文引了大观楼那幅长联，毛泽东批注说，“此阮元改文，非尽原文。”
1972年9月，周世刽旅居北京，时间久了，不免思乡。谁料毛泽东于1972年9月4日赠书一套，书名即是这本《两般秋雨庵随笔》。书共八册，线装本。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 （惇）元兄消遣。并署上“毛泽东”三个字。毛泽东送给周世刽读的，尚不知是哪种版本。周彦瑜、吴美潮是周世刽的女儿、女婿，他们在《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中还说，毛泽东赠书给周世刽时，同时还附了一封信，“惇元兄：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9.史学一家青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好读史书，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备齐不易，尽读更难。怎么办呢？毛泽东最为讲求读史方法。譬如，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便谈到两种方法。一为“择书”。所择之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读之，则如“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择书要有眼光，读之更须方法。于是他提出一种空间比较法。如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又说“地理者，空间之间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结合地图来读历史，其实就是把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增强实感记忆和理会。这一方法，确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在文史方面为什么那样博闻强记。
譬如，1963年5月，在杭州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 （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现代的唐生智，也是那里的人。由一个地名引起的一番随兴漫谈，文、史、哲传统泉涌而出。
有时，毛泽东还把一些历史地名的来源记得很清楚。1965年1月23日同周恩来、薄一波等谈到大西南的三线建设工程时，偶尔提到白帝城，毛泽东说：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白帝城呢？公孙述称帝，死于成都，葬在白帝城。因为西方称白。
毛泽东青年时读史颇有个性。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所写的批语中，表露了这样的兴趣：“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二十四史，也兼及其他，如历朝的“纪事本末”和《资治通鉴》等。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读的遍数较多的，是《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从史学角度讲，毛泽东特别喜欢的是《史记》、李贤注的《后汉书》、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关于《史记》，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评论说：“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和准确。”关于 《后汉书》，毛泽东在该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21册的封面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时，读至注家说“赤眉杀更始而隗器据陇右”一句，批注说“而”字为“衍文”，又颇有体会地把李贤等对《后汉书》的注和裴松之注《三国志》放在一起做了评价。他写道：“李贤好。……裴松之注三国，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钦？譬如积薪，后者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对二十四史的其他诸史，毛泽东也简略淡过看法。他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但对《新唐书》中的《严郢传》、《吴通玄传》两篇，则分别批注道：“此篇写的不错”，“这一篇写得好。”毛泽东还认为《南史》、《北史》比《旧唐书》更好些。
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芦获，1975年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文史书籍。芦获回忆：1975年5月30日毛泽东让她读《晋书》、《南史》、《北史》，还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具体到历史著作，毛泽东认为：“《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画了大量的圈和线，注有很多的赞赏的标记。
东晋时代，一直面临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南北之间，战争不断。东晋朝中的大臣将领，对此态度不一。毛泽东评价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犯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是作样子”。
毛泽东读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未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盲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扛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认为：“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孙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时，吕蒙说：“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抗集幽冀，未暇东顾……”毛泽东认为此述有误，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朱友硅葬其父梁太祖朱温“于闭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闭文也”。
唐朝刘知几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负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明确提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刘知几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唯其如此，他对刘知几提出的史识之论，特别感兴趣。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人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显然，这已是借“史学”来讲“政学”了，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拉向现实。
10.古为今用：“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芦获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一文里，曾说到1975年5月29日，毛泽东同他谈起自己的历史观，特别是如何看待煌煌巨著 《二十四史》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诫告。毛泽东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为什么说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呢？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
一、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臾记·高祖本记》和《汉书·高帝记》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揖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三、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和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 《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四、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不为史累，力求去读活《二十四史》。于是常常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
这就是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1959年3月5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地方劳力搞项目的倾向。他说：征劳力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可以有点，绝不能大多。玉安石有六项政策，其中著名的一项叫兔役，即免劳役，凡能出钱的，各家都出钱，叫免役钱。过去是直接出人，王安石是征税，用这笔税钱由政府雇人搞各种事业。这是个很进步的办法。我们现在公社不出工资，把人家的劳力拿来归它。我看，调一部分劳力，少数的，办必要的对公社有利的工厂，是可以的。对工人要出工资。
毛泽东对朱元漳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加固，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
三国时代，群雄割剧，势局变幻，风云际会，人才辈出，斗智斗勇。这段历史，毛泽东颇喜欢研读，井读得细，记得也熟，评说也多。
1960年5月初在山东视察时，他还即兴同舒同讨论过曹植的行迹呢。当时，谈起山东的历史，舒同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他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五十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工初丧应刘”。言下之意，曹植是在陈王封号上死于应刘，而不是东阿。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曹丕继位后，曹植11年中而三徙都，数改封王邑，确是封东阿王在前，封陈王在后。但曹植在东阿时，喟然有终焉之心，也确曾在那里营造过坟墓。毛泽东同舒同的讨论，谁对谁错，并非是一个非去较真儿不可的问题，这其中有意思的是一个大国领袖的史家情趣。
汉末伊始，战乱迭出，始终没有安定过，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遭受惨重破坏。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说到赤壁之战，毛泽东对当时孙权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在和战问题上的态度，曾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评论。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曾同人议论道：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孙权手下的战将吕蒙，毛泽东格外欣赏，他虽行武出身而善于谋，有见识。吕蒙十五六岁随姐夫投孙策，贯常勇战，多立奇功。有“吴下阿蒙”之称。孙权继位后对他说：你握有很大兵权，应该好好读书以开阔眼界。从此他认真读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果然军机大长，立擒拿关羽之功。孙权说他“有国士之量，岂徒战将而已乎！”1958年毛泽东赴安徽考察的途中，在火车上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便同随行的张治中、罗瑞卿谈到：“吕蒙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接受孙权的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
《三国志集解》卷六十《吴书·全琮传》记述，孙权派儿子孙登出征，已出发到了安陆，全琮上书谏阻说：“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毛泽东批道：“都是废话。”
谈《三国志》，自然离不开《三国演义》。因为后者，事实上成为民间了解三国历史的普及课本。毛泽东自幼喜读《三国演义》。在井冈山那段根本不是欣赏小说的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稍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
解放后，毛泽东也很注意《三国演义》这本书。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连载了吴组湘的《关于“三国演义”》（三）的文章。毛泽东读到后，立即在旁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关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他是当历史来读的。譬如，他认为读《三国演义》，既要看它对战争、对外交的描写，还要看它对组织的描写。北方人一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毛泽东还很注意史学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情况，诸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关于儒法评价问题等等，有时也经常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里只举一例。
60年代前期，史学界曾讨论过历史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问题，引起毛泽东很大关注。在1965年12月21日于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剪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进近代；看看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是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德就搞“扶洋灭团”。毛泽东又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就要实行“轻徭薄赋”政策。那时，人民很苦，没有多少东西好拿。“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最有利。
十七 苍凉唱大风
1.面对死亡
60年代以后，大概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界限，毛泽东谈论死亡的话题比先前多了起来。
对这个问题，他是早都看开了的。
其实，关于死亡的话题，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就经常提到了。
1958年3月13日，在武汉会见美国的斯特朗、杜波依斯时，得知杜波依斯已经91岁了，特别感慨他还如此灵活，说到自己：虽然我感到自己上了年龄，但依然有精力和体力，每年还可以游游长江。还开玩笑说：你已经91岁了，在另外一个91岁，你将会遇到马克思，也许我会先你而去，那时，我会高兴地把你推荐给马克思。
1958年他还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讲死亡，说承认辩证法，不赞成死亡不好。死了人也叫喜事，很有道理，如果孔子还活着，在我们会场上，问他多少岁，说2500岁。这就很不好。他还告诉工作人员，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还说，自己死了，你要穿鲜艳的花衣服来参加庆祝会，就说：“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
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所谓有同志有顾虑，是一位元帅在发言时讲到：毛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毛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了你。在林彪讲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时，毛泽东又插话说：“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
1960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他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了封信，让他们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未了，特别附上一句：“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1961年9月，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明确向外宾谈到了自己的死，尽管是半开玩笑，却也不是信口开河：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五种，被开枪打死，翻车，游泳淹死，让细菌钻死，从飞机上掉下来。
这些说法，不外三类：政治谋害，意外事故，生病。
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泽东曾和她谈过自己的死：“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
1964年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他又说到了自己的死。
三番五次，这些表白，说得何等但然，洒脱。可以肯定的是，在60年代前期之前，毛泽东虽然已经六、七十岁，由于他特别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虽然屡屡说了死亡话题，但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未必有什么现实的针对性，所以语调总是那样的轻松、幽默和自信。
可到“文革”前夕，情况有了些变化。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却有些沉重起来，多少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有了联系，至少人们特别注意起这种联系了。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那时已然是国内外关注的大事，也是个敏感的话题。
1965年1月9日，在和来访的老朋友斯诺谈话时，斯诺问他中美之间改善关系有没有希望，接着，两人开始了如下对话。
毛泽东：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我准备了好多次，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在延安时？
毛泽东：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
斯诺：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于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
斯诺在他的报道中说，毛泽东讲到这里的时候，头深深地往后仰过去，眼睛半开半合，仿佛沉湎到他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去了。那是个别人难以体会的世界，不知多大，不知多深，不知多玄妙。他或许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来定位了，于是，说出让斯诺惊讶的话来：从现在起1000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斯诺把毛泽东谈论自己死亡的内容，也公开发表了。到 1970年他重来中国的时候，斯诺说：“有几个朋友向我指出，那些话，特别是关于见上帝的话，可能是有意迷惑那些希望毛泽东早死的人。”
传这个话的人，不知是被授意的，还是自作主张。如果说毛泽东在1965年就觉得有人希望他早死，由此说自己就要去上帝来迷惑，那也大玄乎了，也把毛泽东看得太世故春秋了。
不错，“文革”发动前后，毛泽东的身体始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但对毛泽东自己的内心感受来说，他想得更多的，是对身后中国命运的忧虑，但他又无能为力地叹惜，更由此体会到无论如何“伟大英明”的一生，都无法超越生死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