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了然，这是越来越谦虚。
一目了然，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一个成功，走向一个成功……
一目了然，这是毛泽东最了不起的时期。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50年代前期，反复真心实意地申明不要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甚至建议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来代替已经用了10年的“毛泽东思想”呢？
5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看来，过去说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和理论的总结，而毛泽东绝不是满足于过去的人，包括他的理论思想。举一个例子，1956年3月14日，在会见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一个宴会上，长征（越南）、艾地（印尼）等外宾谈到《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则回答说：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
即使是对自己特别满意的著作，毛泽东也不会去自吹自擂的，尤其是在外国兄弟党面前。这一点，很可能是接受了斯大林在这方面失误的教训。
1953年8月，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把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驻越南顾问团罗贵波等人的电报稿送给毛泽东看。其中有这样一句：“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针对这句话，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1956年初，在中山大学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的途中和陪同的中国人员聊天时，说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述，还讲了自己的看法。中山大学知道后，很快写了个报告给中宣部反映这个情况，认为苏联学者的说法“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随后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是否有必要向苏联方面反映。毛泽东看后，在这个报告上写了封信，是给刘少奇 （国家主席）、周恩来（政府总理）、陈云（政府副总理）、彭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陈伯达 （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的，他说：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 （苏联驻华大使——引注）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50年代，建国，建立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对全党，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新课题，因此在各方面，都显得特别谨慎。在新的历史课题面前，毛泽东还在探索，越发觉得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包括《论十大关系》这样的代表作，毛泽东也说：“不是我的创造。”
再说，“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还有明确的针对性（苏联，国统区人民……），而如今，整个大陆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且一派政通人和的景象，针对性不像以前那样明确和强烈了。
50年代，毛泽东还经常把一些报告和文件中提到的“毛主席”字样，改为“毛泽东同志”。
清醒而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权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反过来，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也就会清醒而科学地审视自己的思想。
5.50年代前期：搞个人迷信不好
夺取了天下，毛泽东成了全国的领袖。按中外开国的惯例，常常要用一些功臣特别是领袖的名字命名一些地名，或搞一些纪念性的建筑。对此，在进城以前，毛泽东和中央就作出了决定，不许用人名作地名，还说不让祝寿等等。
可下边的人却不管这些。而毛泽东正像谨慎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一样，坚决地拒绝了好些提议。
开国不久，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打算在塔上铸一毛泽东铜像。为此，沈阳市政府给中央新闻摄影局写信，请他们代为拍摄四幅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供他们塑像时用。
为便于拍摄工作，中央新闻局自然把这封信转呈给了毛泽东。不料，1950年5月20日，毛泽东却在上面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无独有偶，北京市人民政府于这年的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通过了一个提案：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大概是周恩来把这个提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27日在上面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这年12月26日前后，毛泽东收到国内外祝贺他57岁生日的电报，其中包括斯大林发来的。他特别在斯大林的电报上给外交部写了一个批示，说：“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1952年生日前后，毛泽东就此问题，再次重申，有关祝贺他生日的“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50年代，有关描写毛泽东生平历史的作品，也多了起来。
1952年10月，毛泽东早年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的历史教员罗元鲲托毛泽东的私塾老师李漱清送来两件文稿，一件是罗本人的自传，一件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泽东》。罗元鲲还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大概是询问他是否读了这丙篇东西，想听听意见。毛泽东回信表示：读了罗的 《自传》，觉得“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至于“另件”，即写毛泽东的那篇传记文章，“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
当时，对描写党的领袖的文章和作品，还没有严格的规定，毛泽东能表示意见的，说不让发表，也就发表不了，可中国之大，哪里管得过来？于是，他也经常看到一些关于他的纪实之作，很是在意，特别是一些不实描写。所谓“不实”，倒还不见得是贬损之作，而常常是夸大的传闻和赞扬。上面说的罗元鲲所作即是一例，尽管当时没有发表。而对发表了的，毛泽东读后则意识到是对他的“个人迷信”了。譬如，50年代初，有的文章说毛泽东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无神论者。香港报刊也曾发表文章说，40年代，毛泽东在一个深夜到离延安囚十里的一个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在死之前一定要见见毛主席。毛泽东知道这些宣传后，在一次谈话中说，这些故事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可信的，少年时还是信神，后来又曾是一个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至于伤兵，是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是白天，并不曾因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去看他。毛泽东认为这些故事是一种迷信，是不好的。
1958年，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的张木奇，署名“红奇”在《解放军战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毛主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点滴》，毛泽东看到后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写。
50年代中期，苏联公开批评斯大林，在各国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件亨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很感意外，不同意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认为适当批评也有好的一面。
1956年9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大家都敢讲话了。”毛泽东这里说好，是解放，大概指的是共产国际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种“解放”摆脱了一度存在的“父子关系”、“猫鼠关系”。但反观国内，也有启发，毛泽东意识到，政治决策过于集中，“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还说，“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接着，毛泽东说到了自己在中国、在党内的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凡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这显然是在向兄弟党表示：我们中国的情况，和苏联不同。同时，反映出毛泽东1956年前后对自己和全党、和人民的关系相当自信，并认为十分融洽。
毛泽东似乎喜欢在外宾面前谈论自己。1957年7月，在和尤金的谈话中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毛泽东举的败仗的例子，就是他在遵义会议复出后指挥打的第一仗——赤水何边的上城战役。又说：如果说我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也很高兴了。
这样的话，毛泽东后来说过好多次。
6.50年代：请斯大林派人“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
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比较集中他说了对斯大林的看法，以及自己和斯大林的关系：
“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着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对中国革命来说，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了许多好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是应该肯定并感谢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做了一些伤害中国的事情。因此，对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始终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如果说在第三国际还存在的时候，中共更多的是眼从的话，那么，在第三国际解前以后，特别是建国后，不满的想法便更明确更外露起来了。
从个人的角度看，毛泽东不大喜欢斯大林，是明确无疑的。他的解释有三个方面：1.斯大林不平等待人，常常居高临下发号施令：2.看问题走极端，即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说的，搞形而上学；3.搞个人崇拜，把自己神秘化，结果搞得缺少民主；看得出，对这三点，毛泽东在50年代前期，都有意识在避免。
还有一点，毛泽东喜欢有声有色充满激情的人生风格，而斯大林严肃刻板有余，生动活泼不足，反映在他的文章风格上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不喜欢读他的书。像马克思、列宁，都是有诗人气质的人，文章也相当漂亮，热情动人，除了他们的特殊建树外，在这些方面，也颇能引起毛泽东在情感上的共呜。
政治家当然是不会被情感支配的，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着想，毛泽东处理同斯大林的关系，依然是十分节制和理性的。因此，他曾写过三篇文章称颂斯大林。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1949年访苏时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真理报》约他写的。对这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在 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作了表白和解释，他说：
“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1958年7月为联合舰队的事，毛泽东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大发脾气的时候，甚至说：“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即同苏联的论战，毛泽东不可能写这篇翻旧帐的文章了，因为一写出来，就意味着我们同意甚至配合了苏联赫鲁晓夫等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的确，斯大林去世不久，毛泽东又面临着和赫鲁晓夫打交道的麻烦。
开始，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还是很尊重的。曾说他有胆量，1957年在莫斯科访问时，还在60多个兄弟党代表面前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当然也是不无深意他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红花虽好，也得绿叶相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仍然没有完全改掉斯大林生前苏联那种以老大自居的习惯，结果仍然是：美国是毛泽东最看得起的对手，苏联则是他最具戒心的朋友。
1958年7月21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的一个让毛泽东愤懑难忍的建议：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舰队。尤金走了以后，毛泽东睡不着觉了，也吃不下饭。想了一夜，觉得和苏联的一些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该有个通体明亮的说法了。讨这个说法，还应该是当面的。
第二天，他让人把尤金叫了来。开门见山，说是要请尤金给自己“当个医主”，谈完后，自己“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
尤金自是满脸疑色。毛泽东则充满火气他说：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作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到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我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
说到这里，毛泽东指着尤金讲，这个话我同赫鲁晓夫讲过，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苏斯洛夫，中国方面有我和小平，你也在吧？
话题扯到米高扬率苏共代表团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事，毛泽东又提起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
毛泽东对苏联的意见实在太大了，一个又一个的事情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显然在头天晚上，他想了一夜，作了些准备。意在让尤金把好些“旧帐”都传回去，同时，也让苏方明白，在对待苏联以及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是做得十分周到和细致的，包括以前一些不起眼的事情。
譬如，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希望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同意了，并当面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协助编选，还点了哲学家尤金的将，希望斯大林派他来。斯大林尊重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尤金来到了中国，后来又当了驻华大使，如今就坐在毛泽东面前听毛泽东“翻旧帐”呢。
毛泽东这样解释他当时请斯大林派学者来的真实用心：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朝鲜战争以前，苏联及斯大林为什么对毛泽东和中国党有怀疑呢？
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是当时中共党内唯一一个没有到苏联学习过的核心圈人物，而且是在山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上主上长的，又掌握着中国的根本权力，对他不了解，不摸底，也就不放心。更何况，毛泽东反对他们信任有加的王明，王明是他们自己培养出来并认为是最懂马克思主义的人。
最让斯大林领略到毛泽东接手中国政权以后的厉害之处，或者说“民族主义倾向”的地方，恐怕是毛泽东1949年的莫斯科之行。因为一到莫斯科，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重订中苏条约，还要收回东北的一条铁路，真是太神气了。那怕是不得不按中国的意思办，或者说按道理，毛泽东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对做惯国际共运“太上皇”的斯大林来说，心里总是不大舒服的。
于是，他有意冷淡桀骜不驯的毛泽东。
据当时苏共中央核心圈人物莫洛托夫回忆：
他 （指毛泽东——引者注）请我喝过茶。谈到应该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方便些……斯大林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斯大林对我说：‘你到他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什么人，当时他住在布利日纳亚，斯大林的别墅里。我同他 （指毛泽东——引者注）谈完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
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13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尽管斯大林对毛泽东有过“胜利者不受责怪”的缓和的、甚至类似于套近乎的表示，但主要还是把他看作成功了的农民领袖而已。人老大自居的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仍然是疑窦丛生。巧的是，建国前夕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也称斯大林是“大老板”。
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向陪同他访苏的苏联人科瓦廖夫发脾气呢，甚至拍了桌子：“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说了这一大通，毛泽东明白告诉尤金：“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又指着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他们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立即补充：“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整个过程，好几个小时，弄得尤金无所适从，只插了一次活，而且很短。
7.50年代后期：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
在新中国国家元首这个位置上，毛泽东只呆了10年。
1949年，新政协选他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他为国家主席。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是毛泽东自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的。
毛泽东公开讲在下届人大会议提名选举时，不再作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是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一个有几十个人参加的的会议上。这是个党内会议，与会者认为他的这个想法是可行的。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还说到将来在适当时机不再担任党的主席，与会者认为这个想法目前暂时还不可行。
这是“八大”之前的事。这期间，党内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不愿连任国家主席一事想通了的渐渐多起来了。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专门写了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名。这里就是为毛泽东不光从国家主席退下来，甚至从党的主席退下来后的安排埋下的一个伏笔。所以，在1961年9月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前一天，听外交部办公厅的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可能问及毛泽东的接班人时，他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可由于和民主党派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太少，情况就是两样了。
1957年4月30日，为庆祝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许多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也来了。当时，开门整风进入了高潮，利用这个机会，毛泽东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开了一个会，商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把他不愿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第一次向党外公布了。末了，还嘱咐在场的身份较高的陈叔通和黄炎培两人 （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把他的这个意思有意识地透露出去。
这个消息，无疑让陈叔通和黄炎培深感意外，他们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也想不通。二人商量了一下，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决定暂不透露，还“相约勿这外传”。
第二天他们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特意密陈”了一封信。
信的中心意思是不同意毛泽东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我们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一、形势还不算很稳定，“不可以说国家已经稳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决，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二、固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短期内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这一点，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如果此时冒然宣布，“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
最后干脆“披沥直陈”：请刘少奇、周恩来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
刘少奇、周恩来自然把这封关系甚大的信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5月5日看到的。
在这封信上，毛泽东写了几处批语。
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根本的巩固，“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如果国际“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在陈、黄来信的末页，毛泽东还写了一段长的批语，说可以修改宪法，国家主席可以连选一届。但自己“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这大概是照顾各方面想法，为以后的变化留下余地。
这个批语所集中表达的，还是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愿连任国家主席的原因：
“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 （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作主题报告）。这样，比较作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大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此事既然连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都想不通，那么，干脆就在大范围展开讨论吧。
于是，毛泽东给去年在八大会议上当选的其他几个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写了个批示。要刘少奇召集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展开一次讨论，希望取得大家的同意。然后把陈、黄的信和自己的批语，印发给所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全国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总之，“此事应展开讨论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
5月8日，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了陈、黄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1月间，毛泽东访问苏联，又专门把自己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情况通知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他有没有人接替？毛泽东回答：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待我一样，当作朋友。
经过充分酝酿，到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终于正式作出了决定。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改选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这些举措，这些过程，看出毛泽东不连任国家主席在当时的阻力，也看出他的决心。他要辞去国家主席，或者还有其他考虑，不好去过多猜测。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非常明确，并吻合他一贯的想法，甚至吻合他一惯的性格本色：想多研究点问题。这期间，他甚至在一个同文学家们座谈的会议上，说到自己以后退下来，要像鲁迅那样写点杂文之类。有一次批评《人民日报》的工作，大概是对上面的文章不满意，有书主气，他又说：辞去国家主席后，就有空闲给你们写文章了。从历史的经验看，在整个革命年代，他非常注意抓路线，抓大事，而且正是在延安集中攻读马列著作，写出像《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这样大量的理论指导书籍，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无可替代的“精神导师”地位。同时他又有大量的革命实践井担负具体领导工作，正像他年轻时主张的那样，既有“圣贤传教”的一面，又有“豪杰办事”的一面。他那时的精力，在党内几乎也是无可比拟的。
在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八大会议的召开，真是风云一代英才聚聚一堂，且大多正值盛年，在他的领导下，新的领导班子摆出大子一场的架势，集中精力搞建设。搞建设，他和许多人一样，也有一个具体摸索过程，许多具体问题，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都得心应手。他要研究问题，是可体谅的。况且又是在和平时期。
还有一点，到50年代后期，毛泽东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自然没有像先前那样的精力兼顾各方面。1956年新年伊始，宋庆龄给他寄来一张贺年卡，在回信中，他曾如此陈述自己的身体：一方面是“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的自信，同时又有一个“然而”说：“甚至吾衰矣。”在同年9月会见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他说得更明确：“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在这种心境中，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肩挑，对他确实是个“妨碍”。
这里有一个看来是巧合的情况出现了：正是他下决心摆脱杂务，不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开始出现偏差。
就在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对开展大跃进有至关重要的1958年南宁会议上，他还专门对参加会议的人讲：“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呜放辩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稍后，他又把这个问题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作为最后一条，说：“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适宜。”
在翻阅档案文献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是越来越多地引用书本，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典故。
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另一个不是偶然的巧合，是在1958年为了推动并不是所有干部都赞成的大跃进，他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不能一概否定。为了现实需要，他不得不利用他个人的威望，对自己的权威看得更重一些了。
8.大跃进及其以后：经济工作“不懂”，“这一辈子搞不了了”
怎样搞经济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课题。这方面，他一开始就不像在军事上那样特别自信。
建国后，他就注意经济方面的学习，力求掌握经济规律，但也有些失误，作过自我批评。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番话，大概是他在经济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评。当时对财经工作批评得很厉害，毛泽东讲：“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帐。”接着讲了自己应负的几方面责任，诸如抓得少，抓得迟，关于统收统支，关于预算等等，自己都有责任。其中还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此后，他尽管还是花主要精力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为了指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仍然从事了大量调查，写出 《论十大关系》那样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的论述，和一线的具体经济运作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后来他冲到一线，搞大跃进，直接指挥，并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规模的经济运作。
由于急躁冒进，搞得国民经济很不协调，得不偿失。捅了乱子，就有一个怎样认识的问题。这样，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对自己搞经济工作的反思。
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对大跃进，毛泽东是推动最力的人，也是较早意识到大跃进有问题的人。时间大致在1958年10月底。他于11月初亲赴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他的反思，也常常结合对自己的检讨。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田家英和吴冷西找到自己的房间深谈了一次。基本意思是要“压缩空气”。
当时，毛泽东心里不大痛快，感触很深。事情是由这天下午他同各大协作区组长 （相当于建国初各中央局书记，也称大区书记）的谈话引起的。他本来想同他们商量压缩1959年的生产指标，比如把钢产量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结果是各路“诸侯”反过来说服他保持此前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定的高指标。毛泽东对田家英和吴冷西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依据。毛泽东还说，中央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还有一件事也让毛泽东担心。此前，《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说用三四或五六年就行了。这个社论本来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写的。在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谈到过渡时间，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后面还有半句话：“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谈话中，毛泽东告诉田家英和吴冷西：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活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说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显得很激动：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此后，经过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又决定7月间召开庐山会议。
可以说，在这期间，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有这样三条路交叉前行着：一是下决心纠正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偏差，但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要立刻转过弯来一时也不容易，这使他有为难的地方。一是虽然想纠偏，但他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这场运动毕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这是他一生特别看重的“民气”，因此他反复提醒，既要“泼冷水”，又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再一条路就是大跃进毕竟是毛泽东本人积极促成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已经准备承担责任，并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搞经济工作还不像搞其他工作那样顺手。
胡乔木生前为了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曾向参加撰写的人员披露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这样一个心态：
在庐山会议开会前，毛主席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这些话在庐山会议前期也讲过：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后来庐山会议的气氛完全反过来了。
1959年7月初上山后，毛泽东的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前半截的会议，被说成是“神仙会”，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也不忌讳在人面前谈他的失误。
譬如，11日晚上，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彭德怀的信出来后，毛泽东在7月23日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说：“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去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是不满的，曾针对它讲了许多话，其中说到自己，解剖自己的话也不少，但，那不是经济方面的了，属于另一个主题。放在后面说。
胡乔木还曾回忆：“庐山会议后就有人提出继续出《毛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出《毛选》的问题，而是出《刘选》。”
看来，大跃进的失误，对他原先良好的自我感觉影响不小。如果说，在庐山会议后期，他的许多自责的话，由于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不免有些赌气的意思在内，那么，在处理了这种被他认为是锗误的思潮以后，他的一些反思，还是很深刻和真诚的。
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说到：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有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起，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
这里虽然说了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毛泽东真正要说的，或者说引起他发这一大通感慨之语的，无疑是大跃进的经济失误问题，是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把握能力问题。
说完这番话后三个月，他便带着一个班子到杭州去了，去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他在杭州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是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
但是，由于反对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经济工作方面的“左”倾倾向，仍未得以消除。毛泽东继续作自我批评。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报告时，便说到：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锗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钢，又在上海同意了可以完成1650万吨钢……如此等类。
纠“左”的高潮，当然要算是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了。
在此之前半年，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讲完还提出让与会者把他的自我批评传达到下面去。然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许多地方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30日这天讲了一大通话，还说到一些地方没有传达他的自我批评的事情：“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只是中国在探索，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的事情，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关注的事情。这样，接见外宾时就免不了要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在大跃进失误以后，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也是常常说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在30日的讲话中，他便介绍：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大谨慎。’我说： ‘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一九六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
中国缺乏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握方向、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缺乏经验，并懂得很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事实上，在大跃进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过多地插手经济工作了。正像他说的那样：“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
9.庐山会议及其以后 （一）：“偏听偏信，就是要偏”，“领袖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庐山会议有许多故事可说。我们要说的是毛泽东在会议后期谈论自己的事。
庐山会议前期，各小组的讨论，对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一些很尖锐的议论，毛泽东特意在7月10日晚上召集各小组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据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他第二天听传达的内容中，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话：“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