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和斯诺谈话20天后,毛泽东在给青年时代的朋友周世钊的信中,是那样直率地感叹:
我已经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这两个问号,传达出多少心事啊!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似乎体会到个人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限。1972年接见尼克松时,后者说他读了毛的诗伺和讲话后,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并认为毛泽东的作品“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绝不是敷衍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引向自己的生命,说: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进入70年代以后,他多次谈起自己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了: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酒。
这是1975年4月18日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的话。虽机趣如昔,但一代伟人从未有过的悲凉毕竟溢于言表。
这年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卧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旁。说了几句诸,毛泽东便说:“上帝也许要发请贴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小李临走时,毛泽东送给她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又解释:后面一句,“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须知,九年前的这天,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革”烈火正式点燃。那时,毛泽东豪迈挥就了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面对美人迟暮的袭击,毛泽东有自己的承受方式和表达方式。
他找人来替他读书,说古论今,自觉不自觉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敞开那并不随意打开的心扉,流露出一些真情,一种“如之何,如之何”的生命感受。
在邓小平大刀阔斧搞整顿的1975年那个夏天,毛泽东让芦获给他读王粲的《登楼赋》。王粲这篇赋写于他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之前,当时在荆州避难,一无建树。本想登楼望景以解优愁,勾起的却是长年流离,归乡无路,报国无门的浓愁深悲。全文风格,沉郁悲凉。毛泽东听后评价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上之思。在分析这后一方面的思想感情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根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如此千载幽幽的憎思,在毛泽东凯戳行进的时候,是较少流露的。但是在病魔缠身的迟暮之年,却直率地谈文纵情,评人论己了。因为王粲写《登楼赋》时,才30岁左右,自然说不上“到老年更容易回忆……”。
这年,他又让人给他念庚信的 《枯树赋》。开始,他静静的听着,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猛然间,他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粹,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枪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忧患殊深之外,又添老病无奈之情。庾信的《枯树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这年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在外面的世界敲锣打鼓欢庆节日的时刻,毛泽东却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谈起了贾谊的《鹏鸟赋》,说自己已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
这是一篇什么样的作品呢?贾谊失意时,被贬为长沙王傅。有一天,有一只鹏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伤神,因为这鸟像鸭,属不祥之鸟。加之长沙潮湿,贾谊体弱多病,于是觉得自己活不长了,便忧伤地提起笔,写了这篇《鹏鸟赋》。文中例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其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的通达乐观。
毛泽东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呢?他对孟锦云说得很明白:“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优,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连办得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真是人事无常呵!随它去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是呵,他太疲倦了,许多事情,对他来说,已然是力不从心了。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
他心里并没有停止歌唱,革命家的心不甘。
2.晚年心事
对死亡本身,毛泽东或许是乐观无虑的。可对死亡的政治效果,他则比谁都焦虑万分,忧长患远。
毛泽东说过:“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过。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的。”在他的晚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患则染上了特定的含义。从宏观上讲,他担心“党变修”、“国变色”。他一生矢志而执著地追求、信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他感到目前国际上100多个共产党,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不多;而中国党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多,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不唯如此,他甚至感到党内已着着实实滋生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滋长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亲手建造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还有什么事情能像这个问题引发毛泽东的无比忧患呢?
于是,他果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73岁高龄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搏。
他此时的心境,尤如在1966年6月写的《七律·有所思》中所说的,一方面是“青松怒向苍天发”的豪气张扬,一方面是“凭栏静听潇潇雨”的深切沉思。其实,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少了些挑战——战而胜之的高度自信。当他晚年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性追求和实践心态的严重分裂时,他多少感受到现实进程同他的气质、抱负之间的强烈反差,他的内心深处开始被孤独感侵蚀。1966年7月,当亿万群众咏诵着他过去的名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开始造反的时候,他却在给江青的信中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伟人的谦逊、舍我其谁的自负气概和四顾少知音也少对手的悲哀浑然融为一体了。
他的心境变了。
而且,他意识到,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仍然没有把中国从贫困中拖出来。当初建国,搞各种运动,目的不就是发展生产力么?结果怎么事与愿违呢?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说起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尼克松。毛泽东希望希思帮一帮尼克松,让他渡过“水门事件”这个难关。又说:“他也有缺点。”作为政治家,希恩自有其机敏和圆厚,紧接着说:“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把话题引向了自己:“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饭吃,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佯。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说他对毛泽东讲的很感兴趣,并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了,工业正开始发展,想知道“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说来话长”,就把话题转向英国帮助中国的问题上去了。
81岁的毛泽东,历经八年“文革”的毛泽东,看来已无意谈中国的辉煌,也无意谈自己的辉煌了,更何况,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客人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当时也在座陪见。当毛泽东说自己接到了上帝的诸帖,中国的未来,“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时,无疑是指的邓小平。说到香港问题,毛泽东讲:“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
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有传记作品讲,说这个话的时候,毛泽东还用手指了指邓小平。虽为想象之辞,如此理解,倒也无不可。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叶剑英元帅50年代写下的这一微妙的诗句,在这个时候似乎颇具启发含义。
这位在晚年击筑陈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刘邦刘亭长,是指谁呢?
80年代,叶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编辑诗集时,曾当面请教,不料,叶帅毫不迟疑地回答了三个字——“毛泽东”!
“刘亭长”需要猛士守四方。毛泽东需要有人把红旗打下去。
于是,他开始有计划地考虑和安排中国的未来,选择身后的接班人。
起初,他选择的是林彪。多病体虚、怕风怕光的林彪却不愿久等,迫不急待地要背后下手、早日登台。
“林彪事件”后,身心遭受沉重打击的毛泽东,一下子老了许多,又不得不面临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林彪事件”也让许多有识之人惊醒起来,对“文革”有了怀疑。
毛泽东深切了解到这一事业后继乏人,并凭着他极为敏锐、强健的政治直觉,感受到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中,有一般深沉有力、十分使人担忧的潜流在涌动、回潮。
他加快了选择,而且是多种的选择。
他仍是那样敏锐地把握着政局的发展: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来了,华国锋从湖南调中央来了,邓小平也从江西回到中央来了,并主持日常工作。旋即,对“四人帮”的批评也提出来了……这一切,似乎暗含着毛泽东安排日后大事的预兆和匠心。
生理的进而也是政治实践的生命越是接近极限,似乎反过来更激发他的意志力量;儒家为扶大道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似乎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现。
有几个非常精彩的细节。
1973年8月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李振翩同夫人汤汉志,从美国回大陆探亲。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李振翩是位医生,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出于职业习惯,他劝毛泽东减少读书。
毛泽东回答:“我现在横竖不看了。比如……”
这“比如”之后,却是让身旁的王海容给他一本打开的草书字帖过来。王海容递给了他,毛泽东很自信他说:“这样的字我就看得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读:“《琵琶行》,这是……”开了头,他没有说下去。
片刻沉默。
汤汉志看出,毛泽东不一定能立刻认清这本草书字帖的内容,试探着问:“是不是戴眼镜好?”
毛泽东果断干脆:“不!”他坚信自己看得清。
李振翩有意把话插开,说:“我们到延安去看了。”汤汉志会意,补充说:“他们说主席从前住在窑洞里,办公的地方点的是油灯,我们都看到了。”
毛泽东仍不答腔,低头认真地辨认着,他非要认出来不可。
他终于认出来了:“嗯,这是明朝人董其昌学怀素的几笔草书。怀素是唐朝的和尚,河南人……”
他终于证实了自己,满足了自信。
这看起来是小事,却深深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绝不服输,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永远挑战,包括向自然的生理规律挑战!
1973年开十大的时候,面对欢呼的十大代表们,他已经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得不以目送代表们退场的方式,让大家先走,自己最后让人扶着离开,还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为什么呢,他要在信仰他的人面前保持一种健康的姿态,这无疑是政治的需要,也是他一生从不服输的心理折射。
1974年10月,诗人袁水拍在给江青的信中谈及对毛泽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诗句的理解,说不知是“松”从容,还是“云”从容。毛泽东在答复中毫不犹豫他说:“是云从容。”还不无所指地补充一句:“我喜欢乱云。”
他总是焦渴地期待着激烈的场面,以驱除难以挥去的忧患。
1975年底,毛泽东让已经逐渐受到攻击的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决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甚至说三七开也可以。但邓小平拒绝了,理由是:对“文革”过程不大了解,“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逞论魏晋”。不久,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但毛泽东还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忧患连同接力棒,交给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6月,毛泽东病情加重的时刻,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对他们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者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文,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诉说衷肠,但已没有多少把握了,“只有天知道”。
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自然也是极而言之。因为他一生当然不只是干了这两件大事。他这样概括,恰好反映出他晚年太重、太大、太难的心事——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别的看重,也特别的忧虑,特别的不放心。
开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无所疑义的成功。所以他说得很轻,反而见出他的自信:无非是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把日本人赶回老家去了。说到第二件事,心境就明显不一样了。他的潜台词大概是: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吧。他槁“文革”,正是为了“守江山”,用正规的表述,是“巩固政权”。
可是,偏偏是他特别着重的这件大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怎能不让他特别揪心呢?
这倒也看出,尽管已经苦干来日不多,行将去“见马克思”,尽管当时公开否定“文革”的人几近罕见,尽管响彻他耳边的声音,显摆他眼前的文字,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在他的感觉里,在他的观察中,还是敏锐地发现,有不少人实际上是反对的。这可以有三个解释:一、把“文革”视为他晚年要做并一定要做成功的第一大事情;所以在对待它的问题上,尤其敏感;二,对“文革”的命运如何,包括“文革”正确与否,他仿佛少了些过去的信心,也就是说,对“文革”并没有带来期望的效果,甚至有不少负效应这一点,他多多少少有所意识。三、他所指的反对的人,恐怕不是一般的群众,很可能是指党内的高级干部。如果我们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全国大张旗鼓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而且邓小平曾是他请出来苦撑危局的人,是他付以重托的人,结果连邓小平都在实践中逐步地纠正“文革”的错误,乃至慢慢地走向对“文革”的全面否定,毛泽东所指的反对的人,自然就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了。
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他坚信尽管它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为江山命运计,他都无法容忍谁对它否定,因此,他是反对那些“反对文革”的人的。可是,毕竟来日无多了,自己身后,“文革”怎样?谁能把“文革”坚持下去?谁来接班?自己能把握交接班吗?是和平的方式还是腥风血雨?——“只有天知道!”
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华国锋按毛泽东生前愿望,同叶剑英、李先念一起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避免了“腥风血雨”。同时,他也继承了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左”倾错误,执行“两个凡是”方针,因而犯有错误。
这是后话。
却说1976年,是中国旧历龙年。本应腾飞大顺,可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天灾人祸,频频降临。周恩来,朱德两位毛泽东的亲密朋友,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
神州震荡,大地哀鸣。
凑巧的是,这年3月8日,东北方向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他沉默不语,走到宙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是啊,谁能说得清毛泽东此时此刻的感触和心境呢?
两千多年前,另一位对中华民族发生过深远影响的伟人——孔夫子,老病缠身的时候,拄着拐杖,步出蓬门,看见太阳落山,染红西天一片,禁不住漫声叹息——“哲人其萎乎?!”
附:“毛泽东之魂”答问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毛泽东研究组)的边彦军、张素华、吴晓梅三位同行,曾采访编写一本《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后两位曾就毛泽东的个性灵魂访谈笔者一次。那是1992年。所谈内容,同读者手里的这本书很是契合,大体反映我写这本书时的一些考虑。征得他们的同意,将整理稿放在本书末尾,算是一个“余说”吧。
1.打开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窗户,我们看到些什么?
访问人:最近看到了你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本是《毛泽东与文艺传统》,都与“文化”这个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你没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前,主要是搞文艺评论的,从文化个性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在你除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外,还有对毛泽东研究本身的一些考虑吗?
陈晋,如果说我来这里槁毛泽东研究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么,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写毛泽东,正如你们所说,则在自己意料之内。关于毛泽东,熟悉党史、哲学史或经济学史的人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角度和模式,这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我来说,选择文化个性这样的角度,有扬己之长避已之短的切实考虑,也有创新的愿望。
访问人: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开或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特别是《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前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
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活,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文字描写下面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很诱人,有魅力。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锗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尽量对他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些功过做新的层面的剖析。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然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中共党史,这中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从重大的党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或者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成绩不小,研究起来也驾轻就熟,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落入了某种研究模式呢?意味着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本身的研究?
陈晋: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研究一个伟人,当然要和历史事件及其思想理论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上面;而且,通过事件也可以折射出他的个性,因此,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毛泽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打个比喻,如果毛泽东研究是个房间,大家都从这扇门进去从南往北看,那么我就绕到后西打开另一扇窗户从北往南看,这个角度虽然不一定比从南往北多看到多少,但毕竟可以弥补一些遗漏,看到从南往北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访问人:这个比喻很有些意思。看起来这样的窗户还不少。不打开这一扇窗户,就很难说是走近了真实的毛泽东,真正从行为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认识他,理解他。我们想起为朱德写传的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感受。她是最早进入延安的美国记者,同毛泽东有不少接触,她说: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陈晋:我们的研究,似乎就是去打开这些未曾打开的门,或者窗户,尽量去感受这个伟人的内在之魂。事实上,毛泽东有时也主动向人们打开过,做了些自我解剖,揭下过外人罩在他头上的光环。
访问人:毛泽东的自白,是最有说服力的。
陈晋:有些材料,毛泽东虽不是自白性的,但通过他评人论事,也可反映他内心深处的那扇门里的内容。举个例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0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很感人。我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看起来矛盾,我觉得,这并不有损于毛泽东什么。恰恰这两个例子反映的是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群众的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他那种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渴望。
访问人:也就是“不破不立”。
陈晋:毛泽东叫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吓倒,这就毛泽东的个性来说,是很自然的反映;就像他1959年在一个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上写的批示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另外,他想得更远,旧的去了,新的建设有待我们的加倍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感伤,一个叫好,孤立起来看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是完整的毛泽东。
2.遭遇新旧交替的中国,他是最“时髦”的现代型人物,可又拖着博大深长的五千年传统
访问人:厦门大学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样。他主要从哲学、政治上探源毛泽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你是更着重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那么,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么,你能不能作一个概要解释?
陈晋:这很难说清。我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自己写作的侧重点是: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穹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三体个性及诗文意气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所谓“文化性格”大体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吧。
中国这片文化土地给了毛泽东什么?毛泽东从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么?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和表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具体他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渗透到毛泽东血液里的是哪些东西,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状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环境又给了他哪些东西,这是文化;后两个问题,毛泽东怎样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别于他人的选择和实践,这就是个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用得不多,也不一定规范,但它有两个看来相对立的好处,一是明确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题在文化与它的主体这两个范畴之内;二是可塑性,用它来避我所短,扬我之长,使用材料能够说明他的个性特征的就用,反之不能说明的就不用,自由度更大些。
访问人:那么,就你的研究来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的?
陈晋:我谈些随感吧。有些说法我过去没有表述过。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纵观他的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他一生厌烦的就是陈辞滥调、墨守成规,而对新生事物不但乐于叫好而且乐于接受。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于描绘者,但是(这里有个但是)由于客观因素——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现实状态乃至于中国革命具有的特点的影响,以及他的知识背景的局限,又妨碍毛泽东成为具有彻底的科学理性的现代型人物。人,总是不能超越时代来塑造自己的。
访问人:那么,现代型个性与民族传统的影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毛泽东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陈晋: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相背的,有的时候则显现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进行剥离。
访问人: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比如说民主与革命。毛泽东从小就反抗父亲严厉的管教,求学时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光辉成果,它的精髓之一就是反对阶级压迫,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毛泽东自始至终是抱着这个信仰的,包括他晚年,看不得小人物受压制,总替他们说话。这既是他天性的表露,也是他后来接受现代文明发生的效应。追求民主,追求平等,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相当核心的内容。以现代性的民主、平等来反对专制、压迫,这样的事在毛泽东一生奋斗的过程中是很多的。然而他最终所选择的方式却是期望以暂时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那终极目的;以对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更多人的长远的平等与民主。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仍然用这个方式,就未必妥当了。这是从实行民主、平等的手段和方式上来说的。
从毛泽东对民主、平等的构划描绘来看,他是过多地强调结果的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平等”两个字在中国不是新鲜伺,哪一起农民起义没有提出有均贫富思想的口号?这类口号要求的是平等,但它和西方现代文明所讲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平等不同,它不讲起点而要求同时到达的结果。如果说这在封建制度下没法让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来追求平等的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话;那么,在已经完成“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进程以后,再这样做,就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妨碍人的个性特别是创造个性的发挥,无益于历史进步了。毛泽东后来在民主、平等问题上出现失误,大概就在这里。
很明显的例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橘“一平二调”;搞“抽肥补瘦”;搞“公共食堂”;让每个不识字的农民都要去写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跃进民歌;把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希望,寄托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和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身上等等。“五七指示”也是一个例子,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国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其实这种思路在延安时期他就有,他对劳动模范们讲话,说你们也应该是军人;他对抗大学生讲话,说你们是军人,在这里读书,又能开荒生产。这种思路给人的感觉就是谁不能比别人强,也不能比别人弱,每一个人都应该担当起社会的全角色,身份、能力都要一样。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1958年和1974年,两次提出破除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权利),并说要让全国人民都懂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
访问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在学术界多有讨论,没有对中国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就无法实现对它真正深刻的变革,这是无疑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负效应呢?传统的羁绊,是不是也限制了现代型个性毛泽东的眼光,限制了毛泽东向前迈进的步伐?甚至有的时候在拖后腿?
陈晋:毛泽东是一直向前迈进的,但他有时却用传统的方式迈步,他对前景的勾画也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
访问人:可以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现代型的个性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作用在他身上,那么他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他更多地得益于自己性格的哪一方面呢?
陈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是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切实深刻的了解的。我觉得,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更多的人,某种意义上都不可能真正驾驭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风云人事。孙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但他却无法驾驭辛亥革命,被袁世凯这个独大民贼篡了权。蒋介石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很多,在军阀混战中他却站了21年,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政权。周恩来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使他最终只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批“反冒进”以后,很难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一些正确的主张。毛泽东成功了,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搞起来的,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手段,“八七会议”后他带兵上井冈山,就是传统的绿林好汉给他的一个启示。
或许,在20世纪中国这块新旧交替的舞台上,正需要毛泽东这样能轻车熟路进出“现代”与“传统”的人物,才能把握世流。
访问人: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与周旋中,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的谋略。近代以来,有许多仁人志士从西方从苏联留学口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最后的成功者却是从来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仔细想来,这里边的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3.劈成两半的个性世界,怎样合成完整的人格?
访问人: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的个性上来吧。现在的读者希望了解,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光是论述他的理论思想,读起来可能是硬邦邦的,读者的兴趣也不大。光是生活琐事的摆列、趣闻轶事的搜罗,也没有多大意思。
陈晋:就像你们开头说到的,我们应该回答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想,条件是成熟了或逐渐成熟了。
访问人:听说你要写一本叫《毛泽东之魂》的书,能介绍一下吗?
陈晋:当然可以。我的前两本书出版以后,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的朋友也建议,说:你的书角度不错,素材有凭有据,也不少,可除了个别篇章外,学术性强了些,大大减少了读者范围,你何不写一本更生动的专谈毛泽东个性的书呢?你仍可以夹叙夹议,这样,既有别于时下一些单纯纪实的作品,又与理论书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这样写出来风格也比较别致,于是作了些准备。
访问人:这种写法确实很有意思。既不俗,又有可读性,关键是读后能给人一些思考。
陈晋:希望能做到这点。
访问人:你怎样叙述毛泽东的个性呢?
陈晋:其实,前面已经多少说到这个问题。如果归纳成一句话来说,就是把毛泽东的个性放在“毛泽东之魂”的位置上来展开。毛泽东之魂是有很大外延的概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指毛泽东一生内在的东西。这样,本书写的就不是这个伟人外在的轰轰烈烈、纵横摔阖,而是海潮下面那涌动回旋的东西,那“看不见的战线”,那不动声色的“惊雷”,那没有浮出海面的冰山底座。
访问人:这些深沉的内容,或许也是读者很关心的,因为它能提供毛泽东在作出一起重要决策时的“为什么”。
陈晋:这样,我叙述的,大多是毛泽东的一些侧面活动。例如:他为什么喜欢游泳?他没有当第一把手的时候为什么老挨整?五六十年代他为什么爱谈论“鬼”?他为什么把红卫兵比作孙悟空?他为什么喜欢秦始皇反感孔夫子?几次重大决策他为什么都要向各级干部推荐一些书?他一生各个阶段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从中国历史里汲取了什么?还有他晚年的苍凉心境……这些,多少看出毛泽东成败得失之内在因素,看出“毛泽东之魂”,说清楚它们,毛泽东的个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访问人:这些确很别致。你能说说毛泽东之魂中的某些个性内容吗?
陈晋:譬如,在毛泽东身上时时刻刻可见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东西。这里借用毛泽东常说的“对立统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身上时常同时存在融会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气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现代与传统是一个,还有务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逞强与悯弱,文人士大夫式的高雅志趣与农家子弟的朴实作风,对书本的“崇拜”与批判,“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自信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不自信,……如果再举细一点,还有许多,如:他很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严肃认真,猛烈逼人;他坦率、外露,提倡活得真实,可也十分精明,有时腼腆;他既谦恭、豁达,又高做、敏感;他做事细致严谨、明察秋毫,但作风却粗犷洒脱、不拘小节;具有成就大业的忍让耐心,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决不坐失分秒……
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并且在人生实践中是天才的辨析矛盾、化解矛盾的大师,但他并不能使自己超出矛盾的漩涡,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我想,这或许就是人格个性的辩证法,毛泽东之魂的辩证法。
访问人:这与毛泽东在历史演变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有关系。
陈晋:是这样。像他这样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历史风云里纵横掸阖的大人物,总是要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选择和生活,任何单色调的人,都很难适应,要么在矛盾中迷失,要么被冲突的双方压掉。毛泽东成功了,他受了这些斗争风云的熏陶,并融进了他的性格,反过来,他又主动去适应,去驾驭,去化解。
访问人:人们对毛泽东自我表白的“虎气”和“猴气”很感兴趣,但没见到对这两种性格做具体解释的,它们的实际内含据你看,是指什么呢?
陈晋:毛泽东自然是个比喻。我想,“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这里大概有道家的影响。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老虎在,猴子的生活自然不甚惬意,更谈不上“称大王”了,但对革命家来说,“在野”的猴子为什么不能称大王呢?传统的既成秩序为什么不能怀疑和打破呢?
关于“虎气”,可能就更复杂了。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说的,是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说的。这里有儒家的成分,也有法家的成分。如讲求稳定、庄肃、威武、严峻,以追求一种统一的秩序,赫赫辉煌的功业,以及“我即宇宙”、雄视万物的自我中心感觉。
总之,毛泽东一身兼具这两种气质。其实,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存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过反儒反孔,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对儒家的那一套,他吃得最透,而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化到血液之中去了。人常有这样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瞧不起的,而对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恭敬有加,如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一直是很恭敬的态度。他反儒,但他的言谈之中,书信之中,却随处可见孔子孟子的原话,他熟悉诸子百家的著作,运用时随手拈来,炉火纯青。青年时代,他曾立志要做圣贤之人,探究人生的大本大源,崇尚运筹帷幄,而对纵横疆场、野战千里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豪杰而已,这都反映了他与懦家之间的联系。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讨厌孔子,是很耐人寻味的。
访问人: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反对尊孔的文章。
陈晋:是的。但那只是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反对当时尊孔的思想气氛,他不是说过吗: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至于反孔到底反些什么,他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纲读他当时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讲过他是一个现代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处在“五四”这样的时代,他肯定会呐喊反孔而不是去做别的。他大喊反孔,却没有触及儒学的实质性东西,他写反孔的文章,而不久前他还在谈圣贤之人与圣贤之事。他反对孔子,目的只在于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反孔子本身。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这本身就带着儒家的色彩。不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墨家是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务实、勤苦、节约、禁欲、集体主义与献身精神,这是从下往上走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中国革命的力量是由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对于墨家学说的影响非常易于接受。毛泽东对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却融为一体,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做政治家又做诗人。做政治家与做诗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诗人当政治家往往是失败者,政治家写诗往往很干瘪乏味,但毛泽东既能当政治家还能是一个诗人,他把这两个范畴的东西统一起来,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既成就建国大业又写诗的曹操评价很高,也很爱读他的诗,相反,他批评坐享其成做了皇帝后来又丢了江山的李烃,说他只会写诗不懂政治。毛泽东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池自己做诗挥洒自如,政治上也驾轻就熟,这是他独具魅力的个性,也是天才的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