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逞强与悯弱在毛泽东身上的统一。所谓逞强就是不但不信神，不怕鬼，而且要打鬼捉鬼。看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往往是越处于逆境当中他的才华就发挥得越充分，他喜欢在压力下生活，日子过顺了，好像反而没意思，有时免不了人为地制造点压力。
访问人：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有过的一次谈话。那次，毛泽东讲到自己时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些。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他还说：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一些。这是毛泽东的主活态度，表现在宇宙观上，他就强调世界的不平衡的一面，动的一面，强调斗争的一面。
陈晋：是这样。这是逞强的一面，他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悯弱，非常同情、照顾、扶持、抬高那些他心目中的受压者和小人物，有时甚至不太讲原则。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随处可见。
访问人：这大概多少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上学时，富家子弟看不起他这个农家子弟；革命初期，党内留过洋的、学过军事的一些人，又看不起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在江西的时候，就曾有人针对他说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
陈晋：他给小人物们做思想工作也是很有特点的。1959年时，他告诉农村的那些穷队，穷要有志气，王国藩不是靠三条半驴腿办起了合作社吗？搞出点样子来给富队看看。他这么做工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性格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也是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一分为二。他的成名作， 《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上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政治生活的开端，也是反映他政治思维方式的开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就是这么把世界劈成两半的，不属于这一半，就属于那一半，并且一旦作出选择，就一生以这一半去反对另一半。于是，他的个性世界也不知不觉地劈成了两半。
访问人：这种思维方法是中国式的？
陈晋：不是。传统中国人喜欢调和，搞中庸，不善于搞非此即彼。打倒一方树立自己是西方传统中较习惯的。就拿文学来说，最早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把古典主义打倒了才起来，后来是现实主义打倒浪漫主义以站稳脚跟，再后来又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国人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四书五经，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年来注家纷呈，把它们的内容越说越多，有意思的是，即使反儒的人，也要借助重解经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思维方法上应该说，西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习惯于把世界劈成两半更多的是从西方的文化思想中来的，但同时毛泽东本人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壁。这样，他又有本事把自己的“两半”性格用到恰到好处，不使明显分裂。
这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是在什么起点上用什么方法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并没有读多少马恩著作的原文。他读的只是当时仅有的几本别人的翻译，他抓到了其中的一条核心，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他最早理解的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抓住了它后把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分为二”。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延伸到他的事业中来，他奋斗的目标是无穷尽的。他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不断革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传统的表述是平等、大同、仁义。这是人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一个理想，但这种几乎永恒性的目标一旦被当作阶段性的目标来实现，最后就会出现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毛泽东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奋斗目标的无穷尽。把世界劈成两半又没有穷尽的目标，这使得毛泽东习惯于斗争，习惯于压力，如果一旦没有压力，他就会不自觉地人为造成一种压力，形成动力，去进入下一个阶段，去接近他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造成“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错误的毛泽东性格方面的原因，这就又回到他的个性分析上来了。
访问人：看来，对毛泽东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陈晋：好的。
后记
在我写的关于毛泽东的几本书中，接到读者来信最多的，是这本《毛泽东之魂》。大概因为这本书是专写毛泽东的性格，而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比较多的缘故吧。
该书1993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只印了一版，很快就脱销了，又不断接到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索书或购书的来信。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毕继良同志同我商量，希望在他们出版社重印。我翻出初版时同有关方面订的合同，恰好他们的出版权到1995年12月结束，也就应允了，觉得这是件好事。并对极力促成此事的中央文献出版社郭永文总编辑、毕继良同志和修订本责任编辑王春明同志表示感谢。
毕竟过了三年，对有的问题的思考和掌握的材料，都有些不同了。而且，初版中，行文有不少粗糙的地方，错漏字不少。趁再版之机，我对全书作了较大的修改。
主要修改是：
1.新写了10万字左右。其中“毛泽东眼里的‘毛泽东’”和“挥手之间”两部分以及“经济天下”中的一半内容，是新增的。
2.删掉了5万字左右的篇幅，主要是因为当中的一些叙述，同我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两书明显相重。
3.调整了篇目，这从目录上就可看出来。原来是十二章加一个序，现在是十六章加一个附录。
4.对一些篇目的内容做了或增或删的工作，有的几乎是改写。
从目前的修改本来看，仍兔不了存在一些问题。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陈晋
199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