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时候，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因为大跃进的失误进而对他本人的评论和批评，是很不满意的。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话，说得也直截了当。这就埋伏了在怎样评价大跃进的问题上的情绪对立的种子。
关键自然不在于党外的批评。作为党内高层会议，庐山上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党内同志的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其他同志的议论。
这样，在7月23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责，但自责中也难免夹带有一些情绪：
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待了，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而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
这里甚至说到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严重而且颇为伤感的话。他还重说了一遍，扯到了自己的家庭、孩子，说自己两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疯了等等。
8月15日，在庐山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其中又专门例举了一些人关于他的议论，说：“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 ‘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又是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 ‘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 ‘当作大鱼钧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
这里例举的对他的议论，有民主党派人士说的，有当时同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的党内“秀才”的私下议论，有彭德怀、张闻天说的。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毛泽东是怎样来看待大跃进的错误的？
应该说，他是真心实意要纠正错误，并承担责任的。但在方式上，按毛泽东的性格，纠正错误更多的是要由他来领导和指导，也就是说，他要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也占据主动位置。正像他私下里和人讲过的那样，他希望出现海瑞这样的人，在他面前讲真话，甚至敢于批评他的错误，可当海瑞真正出现的时候，又担心自己未必受得了。这话果然是应验了。
其次，对大跃进的错误估计到什么程度，批评到什么程度，他是有所保留的。用量化的概念来说，他认为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他认为彭德怀等人的批评，是从根本上来了个否定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那时，谁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的，包括彭德怀），这是他不愿接受的。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反映了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思想的变化，其中包括对待自己的认识的变化。发动大跃进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 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正是这个会议，毛泽东很严厉地批评了周恩来，批评他在 1956年搞的“反冒进”，周恩来还写了自我检查。这个时候，他还讲过对个人崇拜不能完全否定的话呢。从此，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敢在他的面前讲真话的情况，是存在的。譬如，1959年的几大生产指标都订得过高，胡乔木回忆说：“陈云同志主张不要在公报上公布。他要我向毛主席报告，我不敢去向毛主席报告陈云同志的意见。”由此，才有了“偏听偏信”、“斯大林晚年”这样一些议论。这些议论，特别是“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对他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人们对斯大林槁个人崇拜和中国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记忆犹新，毛泽东绝不会认为自己竟然和此前一再批评过的斯大林的这个缺点有相同之处。
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工作有失误，也绝非出于私心什么的，他的宗旨，他的目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此，他就不管别人说什么了——你说我“偏听偏信”，我“就是要偏”，我偏的是人民，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
下面这个例子，多少可以成为他这种心理的注脚。
1960年5月27日这天，毛泽东和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作了一番长谈，其中说到什么样的领袖是最好的，他们评价了西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政治领袖——
毛泽东：我们看到麦克米伦 （当时的英国首相——引者注）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哥马利：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哥马利：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泽东：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哥马利，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泽东，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哥马利：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哥马利：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泽东：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哥马利：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泽东：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哥马利：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
毛泽东：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哥马利：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泽东：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哥马利：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泽东：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哥马利：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泽东：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哥马利：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泽东：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哥马利：可是他被暗杀了。
毛泽东：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对话不短，无疑涉及到毛泽东自己的选择。
10.庐山会议及其以后 （二）：回顾历史，“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1959年以后的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上，意识到自己懂得太少，可在其他方面，他还是相当自信的，对自己过去的成功，特别是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看得更重了。也是从庐山会议开始，他时常谈起革命年代的一些往事。其中也有一些自我解剖的内容。
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批评彭德怀，不知为什么，扯到了30年前在闽西苏区的一些事情，他说：“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大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
这是从历史的回顾角度，多少觉得自己在50年代后期工作方法，特别是在联系群众做细致的意见交流方面，有些不足。
接着又说：“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 ‘围剿，以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是在城市的。……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这多少是借过去的经验来意味深长地指今日之事了。
这以后，到60年代，毛泽东接见外宾或在中央会议上，以及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谈论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事，明显多了起来。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自己67岁生日的前一天，把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 13个人，叫到自己的家里，搞了一个聚餐会。其实，是借为自己祝寿之名，对这些亲近的身边人来一次小小的“整风”教育。身边的人多了，相互之间就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意见。毛泽东日理万机，仍不放过对身边人的思想教育。再说，作为政治家，大党领袖，这也是倾吐很细微的心里话的难得机会。
人到齐了，说什么好呢？
那就谈历史吧。
毛泽东先讲了一大段战国时张仪和苏秦两个纵横家交谊的故事。说张、苏二人本为同学，苏秦先在赵国做了相国，张仪却在楚国混不下去，跑到赵国来投奔苏秦，苏秦怕他在赵国依靠自己，安居下来，不求上进，做不出大事，便有意冷淡他，使张仪决心要赌气到别的地方去，苏秦又暗中出钱并派人把他送到了秦国，还为他打通了升官的各种门路。后来，张仪果然在秦国当了相国，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这时，苏秦派来帮助张仪的人对他讲了实情。
讲完后，毛泽东把自己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体会告诉聚餐的人们：“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
这是古人的历史。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说开自己的历史：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的，得过三次大的处分， ‘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 ‘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也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 （指《战争论》——引注）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在各种场合下讲自己过去的遭遇，自然有不同的用意。但他用自己的经历要说的道理，无论是“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还是“锻炼革命意志”，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在挫折面前，要进取，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个意思，或许毛泽东在女儿李钠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四句话里表达得更详细：“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昔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毛泽东送女儿的，无疑是自己的经验，是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现实心态。
11.60年代：肯尼迪“也看孜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
过去的成功经验，在军事上居多。毛泽东对自己的军事生涯，一向自信而满意，说是胜多负少。在这方面，他似乎用不着谦虚的。
哪怕是在外国元帅和军事家面前。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他很欣赏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到自己的军事生涯，有这样一段对话：
蒙哥马利：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
一点。你也是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泽东：你有35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25年。
（大概是指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再加上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引注）
蒙哥马利：我有52年了。
毛泽东：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哥马利：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哥马利：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 《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哥马利：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泽东：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二篇。
蒙哥马利：我们应该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两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事家，来自东方和西方，由不同的军事文化所培育，使用着不同的装备，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谈起战争，都是那样的自信和洒脱。对毛泽东来说，在军事上，他始终是很自信的，在中央苏区挨整时，周恩来就向中央说过，“泽东的长处在打仗”。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自我评价中，在别的方面，多有谦虚之辞，而在军事方面，则颇有些当仁不让的气慨。
50年代接见外宾谈到自己的经历，说：我们是打了22年的仗，如果包括朝鲜战争，就是25年，我们这些人大半辈子都耗费在打仗上了。批彭德怀时，他说：我就不相信军队会跟你走，还说大不了，再上山。不行，就上山打游击，再搞红军，晚年批判林彪时，他也是经常说到这样的话。
的确，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保持着军事上的绝对权威。1971年那次有重大意义的南巡，一路讲话，首先是政治家的成算，可他竟能于细微之处，长驱回京，粉碎林立果的谋害，确也见出军事家的机敏和果断。后来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动，显然也是为了消除林彪在军队里的影响的一个举措。他一声令下，10天之内，司令员们就报到了，由此可见他在军队里的绝对影响力了。
1961年9月，蒙哥马利元帅再次来访，两人又谈起战争。不过，这次不是说的遥远的古代，不是孙子、成吉思汗，不是克劳塞维茨，说的是现代核战争。蒙哥马利讲起核战争的威力，可毛泽东却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纽，几下子就打完了。”
看来，对战争艺术，对战争中人的军事智慧的发挥，他总是情有独钟，仿佛有一种审美上的愉悦。60年代，他多次讲，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如此简单明了轻松无比地谈论战争的真谛，正是传达着他对自己军事生涯的欣赏和自信。
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在理论著述中，毛泽东却绝不是这样轻松，总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留下一系列军事著作。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这种胜利是在长时期的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的，也就格外引起国外的注意，所谓“国外”，不光是处于战争状态的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政治家。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也是件值得开心的事。
1965年1月斯诺来中国时告诉他，说此前曾读了主席的军事著作，联系越南的情况，觉得有些像中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未置可否，只说两场战争规模不一样。说到对国际上的主要矛盾的判断，斯诺又讲：“我相信主席可以回答，我无法回答，或者只好等主席的下一本书了。从主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主席特别重视的那些事件，从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回答：“我看美国总统也是这么说的……有消息说，他（指前任总统肯尼迪——引注）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间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总理阿巴斯，他访问过中国。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救其失败。法国人也没有因为看我的书而挽救其失败。”
毛泽东相信他的书是为人民而写，这是他一直的观点。随着世势的变迁，他不否认甚至还有点希望，自己的军事著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在亚非拉反帝斗争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12.60年代中期以后：“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做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这个变化同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他重提阶级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同苏联之间“口诛笔伐”的论争，于是，他考虑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就更多了。
而中国的未来，和他的现在和未来是搅在一起的。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权威有些不如从前，有重树的必要。
这些内心的想法，不可能直通通地表露出来，但在特殊情况下，在特殊对象面前，他多少会有所透露。
一个例子是1965年1月9日同老朋友斯诺的会谈。
斯诺告诉毛泽东，国外关于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
斯诺说：“你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也使外国的‘汉学，起了变化，现在出现了各种的毛派和北京学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一些教授在争论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作出独创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说明毛从未自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你们的争议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 ‘不会有影响。那完全是不相干的，。”
听到这里，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道家）的不朽的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
讨论毛泽东是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或许出于满足自身的智慧娱悦，或许是60年代西方毛泽东热中赶时髦的动作。那时毛泽东在西方青年人当中的影响，几乎与国内相与匹配。西方的青年学生不满现状，于是也采取各种方式来“造反”，他们认为是毛泽东请他们这样做的，对毛泽东评价很高，视之为“精神导师”。这种情绪，自然要引起西方学者们的反应，仿佛这当中有许多深奥的大道理值得去耗费他们的精力。对毛泽东来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他一生从事的事业的一个根本内容。且不说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为，就是1958年那样的大动作，也多少是要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干过的事情——尽管他常常说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
没有独创性，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毛泽东给以了中国式的回答：自己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关系，犹如庄子和老子的关系。都是道家学派，“庄”源于“老”，而多有发挥。
接下来，斯诺和毛泽东谈到有关毛泽东的两个敏感话题。在当时，都多少引起了一些不小的反应。
一个是关于死亡的约会，一个是关于个人崇拜。
斯诺对毛泽东讲：“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泽东是这样口答的：“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这段话让人很费琢磨。可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从反处讲，是否认苏联的说法，语气间颇有回击对手攻击的惯常方式：你们的领导人倒台了，我没有倒台，你就说是靠个人迷信支撑的。从正面讲，是承认苏联的说法“也有点道理”，其中也暗含着毛泽东自己微妙的心里体会：没有丝毫个人迷信，是容易倒台的。
斯诺当时是从正面来理解的。回去后，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篇报道，其中说毛泽东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并且有理由要求有点个人崇拜。文章发表后，国内有关部门对斯诺很不满意，托人传话对他进行过批评。还把文章翻译过来，报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当时怎样说，不得而知。
197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说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是这样解释1965年同斯诺谈个人崇拜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你的那些错误有什么要紧？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书没有人看你就高兴啦？还说，1965年同斯诺谈话时，许多地方的权力，如北京市委，自己就管不了了，所以那时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斯诺按自己的理解，说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意思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文革”时期，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指示来作为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结束。
毛泽东似乎没有否认这种关于个人崇拜的解释。若干年后的解释，难免有后来的心里印迹，但大体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在“文革”前一段时间，出于政治考虑，对群众崇拜自己是需要的井愿意接受的。
这种心曲，其实，就在他同斯诺1965年那次谈话不久，发动“文革”的时候，就私下里吐露出来了。他是结合自己的性格，在自我解剖中说出来的。
这就是1966年7月在“白云黄鹤”的武汉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
这封信虽然还谈到其他内容，但不少篇幅是分析自己。而直接引起他作自我解剖的，就是“我的朋友的讲话”，即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说了许多复辟政变的事，说“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还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00多岁，“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词句，毛泽东说自己“总感觉不安”。
不安何在？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O年代作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无须再摘引下去了。
有两点值得注意：1.自己目前有“不自信”的因素。为了什么不自信呢？显然是有所指的，大概是对正在“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将烧向哪里，烧到什么程度，自己能不能最终控制好，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吧。2.自己是不是像林彪这些人讲的那样神乎其神？不是，毛泽东觉得自己在“名”与“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尽管有些不自信，尽管知道自己的“几本小书”没有那样的神通，但是，“不同意他们不行了”，这个“他们”，自然是指那些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并推波助澜的人，而毛泽东当时无疑是需要这些人的，尽管这些人说的话在毛泽东看来有过头的地方，但为了对党和国家来说举足轻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文草”，为了打倒那些不愿“继续革命”的“走资派”，他还是愿意当“打鬼”的“钟馗”。
所以，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自信的。正像他在情里还说到的那样：“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于是，这封罕见的解剖自我和流露真情的信，写好后，除了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外，没有给其他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看过，又因为里面提到林彪且有所批评，后来周恩来曾转告林彪，搞得他很不安，而那时毛泽东从根本上还是信任并倚重林彪的。
说到那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也是这一年，他同外宾谈话时，回忆起红囚军“七大”的问题，说：遭到内部的不理解，被赶出红军，当老百姓去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
为了使“我的朋友”放心，毛泽东吩咐把原信烧掉了。还多亏据说是江青保留了一个抄件。这封信多少也成了毛泽东自我反思的一个私人笔记。
关于这封信，有不少文章都在研究它的真实意图和透露的微妙心态。我在这里不再多说。只是要强调，这封信不同于和其他人的谈话，或什么公开场台的讲话，而是毛泽东主动要写，并且是有感而写，又是私人信件，想来必是最真实的心灵记录。
随后，林彪搞个人迷信，依然如故，而且是“更上一层楼”。就在毛泽东写这封信后不久，林彪在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这就是著名的“9.18谈话”。12月，林彪又发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鼓吹“顶峰论”。这些，未见毛泽东有什么表示，看来也是在不得不当“钟馗”的心境下接受了。
几年后，当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以文件的形式，在全党公布的时候，林彪已折戟沉沙，毛泽东对林彪之流大搞个人迷信的真实用心和社会弊端，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多少也是应了他在信中说的那句话：“吹得起高，摔得越重。”
有人认为，这句话既指大搞个人迷信的林彪，也是在说被搞成迷信人物的自己。至少在林彪那一面，是应验了的。而于自己，他不免担心起来。
有时候，他的说法显得幽默。许多回忆和传记都写到他批评林彪的话：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想到自己恰恰被搞个人迷信的人蒙蔽起来，犯了一些错误，有时候他的话又说得十分沉重。譬如，在林彪事件后，他几次讲到贺龙的问题，公开承认：“我看贺龙搞错了，我有责任呢”，“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的确，在“文革”中，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是敬畏有加的。例如，一开中央军委扩大会，徐帅和有的老帅总是检讨执行张国煮路线的错误，陈毅则检讨红四军“七大”问题，连一向厚道的朱老总也是检讨。林彪出享后，毛泽东让叶帅出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希望毛泽东有时间能见他一下，以便得到指示，写了封信，用的词也是“赐见”，真有点战战兢兢的味道。
对这些现象，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这样，在“文革”进行几年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又是一变。
在林彪摔死前，同样是在1970年那次和斯诺的谈话中即已披露出来了。
这是斯诺最后一次到中国。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还请他上了天安门和自己站在一起。
毛泽东告诉他，丈革发动前后的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因为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
毛泽东认为的“形式主义”，著名的就是给他定位的“四个伟大”。谈话中，他用英语把“四个伟大”说了出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接着表态：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自己是当教员的，现在还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说自己不知道那些过分搞个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认为有三种：真的；随大流；假的。
看来，毛泽东始终是清醒地注视和利用着人们对他搞的个人崇拜，并不时地琢磨。否则，他不会那么自如地随口用英语对斯诺讲起“四个伟大”。说得玄一点，就是毛泽东并没有被“个人崇拜”之火“熔化”，他并不是真正按人们崇拜的那个框框来自我塑造，来认同自己的形象，他的自觉意识中，是和人们塑造的那个“神”保持着距离的，至少力求这样做。
“文革”进入后期，过分的个人崇拜，使他警觉起来，分析出三种人来，不是无所指的。在这个谈话前三个月，便有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讲天才的事件，而讲“四个伟大”最起劲的正是林彪。他这个时候反对个人崇拜，是不是又暗含着一种政治需要呢》还真说不准。
在“四个伟大”中，他承认“导师”一角，这大概是他对自己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的一个能够接受的定位。这倒不是因为他青年时代确实当过教师，以及“教师”在英语中同“导师”可以用一个词汇来表达。
是啊，被光环围裹起来，远远看去，确令人羡慕，觉得神秘。一旦拨开一道缝，换一个方向看，被光环围裹的人肯定是不会觉得舒服的。里面的人如果真以为自己就像被人们妆扮的那样，倒也好了，大体不会有主观的烦恼。问题是里面的人越是清醒，越是觉得不得不让人们这样妆扮自己的时候，那内心的感慨，乃至挥之不去的忧虑、痛苦，恐怕不是局外人所能体会和揣摸的。
一年后，1971年在武汉同党政军领导人谈到自己，毛泽东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一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他心目中的“圣人”是谁呢？
是一位逝去经年，却冷峻地立在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峰巅上的文人——他的名字叫鲁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重复先前说过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同时，他加了三个字——“包括我！”
二 在逆境中
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正是在沉浮中渐渐被人们接受和拥戴；中国革命也是在曲折中才逐步走向坦途。
历数毛泽东在党内早期的地位，历史老人对他并不是情有独钟。
1924年，党内有同志讥讽毛泽东是“胡汉民的秘书”；他不管，仍努力推进国共合作走向高潮。
1925年召开“四大”前夕，在党内身负要职的毛泽东不知为什么却回韶山养病去了，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他则埋头搞农民运动，待他再回到广州，已然是农民运动的权威。
1927年4月底5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五大”上，毛泽东只是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他关于土地分配的提案，被陈独秀锁进抽屉，拒绝拿到会上讨论。毛泽东勉强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没有他，是蔡和森、李维汉等坚持，毛泽东才被选为政治局侯补委员。
“八七”会议作出四省暴动的决议，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8月20日给中央写信说：“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立，必且迅速取得全国胜利。”
毛泽东不是神，最初也受到瞿秋白发热的头脑影响。
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帜：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泽东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22岁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
霹雳一声秋收暴动，暴动也似一声霹雳轰隆而过。不过10天光景，围攻长沙的三路人马接连受挫，没想到败得这么快。激动、亢奋的毛泽东，变得冷静了。他是勇往直前的战士，但更重实际。中国革命绝非高潮又至，夺取长沙和各省都市，无异于以卵击石。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集各路首脑讨论“向何处去”，师长余洒渡等依然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否则便是违背中央方针。毛泽东坚持：“向萍乡南撤。”在军队举足轻重的卢德铭，投了关键一票。可惜，四天后他便在萍乡附近饮弹身亡。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毛泽东身边第一次倒下了得力战友。
打了败仗的队伍不好带。人不满1000，枪不满500。毛泽东则坚信自己的选择。他告诉这些昨天还在地里拿锄头的战士：我们现在力量不大，像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可队伍的军事骨干们却不愿等到将来。师长余洒渡、副师长余贪民、参谋长徐恕、团长苏先骏、陈浩等等，他们是清一色的黄埔军官，参加过北伐战争。
毛泽东面临队伍内部的挑战。
余洒渡在文家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他远非自己想象中的像叶挺那样叱咤风云的将帅。一路上，他觉得这位白面书生缺少打大仗的胆略，连打小仗的勇气也没有。南撤时本来要打一下萍乡，听说有三营敌兵，毛泽东便绕道芦溪。
1927年9月26日打下莲花县城，余洒渡私自放掉了被俘虏的该县保安大队长，他是余的黄埔同学。毛朝他发了火。离开莲花县城，他们又吵了一架。太阳还早，余洒渡下令宿营，毛泽东建议再走一程，余洒渡大怒：妈的，我当个师长，连少走点路的权力都没有吗？
一路争吵，到了江西永新三湾镇。毛泽东下决心整编军队。他把队伍缩编成一个团。让陈浩当团长，明确决定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余洒渡仍是师长，却波虚起来了。毛泽东这才完全掌握了军权。余洒渡、苏先骏这些一心要拉起一军人马去横行天下的正牌军官坐不住了。毛泽东引兵井冈，他们找到了更充分的理由：放弃攻打大城市的中央路线在先，投靠绿林、落草为寇在后。于是不辞而别。
队伍在井冈山落下了脚，但不少人的心却落不下来。最高军事长官陈浩领兵茶陵，拆掉了回井冈山的俘桥，试图带队伍南下桂东，投靠他的老师方鼎英。毛泽东火速赶往前线，果断处决了这个曾是他爱将的黄埔生。秋收起义四个重要将领，一个牺牲，两个开小差，一个被处决。大浪淘沙，险恶的处境迫使毛泽东成长为军人。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远在上海的中央并不了解这一切。就在文家市转兵这天，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湖南失败是临阵脱逃，此事目在将来查办。
立足井冈，并未给毛泽东带来好运。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赫然写明：“开除毛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处分由一个叫周鲁的人传达到井冈山时，已是1928年3月。糟糕的是，误传为开除了“毛同志”的党籍。这位党的创始人成了“民主人士”。唯一的职务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背着处分，背着“工作太右”、“烧杀太少”的指责，走在下山的路上。党命令他率队伍远征湖南。敌人乘虚而入，刚刚红火起来的井冈山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直到一个多月后重新打圆来。这时他身边多了一位战友，那是朱德。在酃县初次会面，双方“久闻大名”。朱德握着毛泽东的手寒暄：“毛委员，你好！”这个称呼使毛泽东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说自己已不是委员，连党员都不是。朱德一愣，大声说：“乱弹琴，我看了文件，只开除你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你还是中央委员嘛！”
朱毛会师，毛泽东出任湘赣边区特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成为几个县；几个军队的最高领导者。
中共“六大”不久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举行。布哈林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认为中国正规红军在农村无法生存，只能分散游击。1929年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认为，朱毛红军很难搞成大局面，决定红四军分散行动。
纠正盲动憎绪，又染上了悲观色彩。革命的步伐如此大摇大摆，把山沟里的毛泽东推向进退维谷的境地。好在中央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写信据理申辩。
井冈山内部，究竟搞成什么局面，也在探索争论。就连朱毛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恰在这时，一位刚从苏联回国叫刘安恭的人，受中央委派跋涉上山。刚来乍到，便指手划脚，轻率大发议论，引起混乱。反对毛泽东的呼声开始高涨。有人说他搞党管一切的家长制，只重根据地建设，不重军事游击，没有贯彻中央分散行动的方针。
很多天了，毛泽东辗转反侧，焦急思虑。他激动地对人说：你们为什么只相信“远方”，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话呢？这些是非曲直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分清。再加上毛泽东对部下要求严格，一些人对他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