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前委书记时，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替代他的是陈毅。
毛泽东失去了兵权。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被下级“造了反”。
他同贺子珍等一起到闽西上杭县蛟洋做地方工作。从龙岩出发时，马也被扣留了。一次到苏家坡闽西特委途中，还被赤卫队员们当作坏人拦住去路，弄得毛泽东只好说：“往回走吧，兴许在路上能遇上熟人。”事隔60多年，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袭击了毛泽东，他患了恶性疟疾。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没有使毛泽东消沉，地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 10月11日重阳节这天，他还写了首诗，说“战地黄花分外香”。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败仗。在广东梅县损兵近三分之一。11月，赴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根据中央指示，三次写信把毛泽东请回部队，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拿出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争论，统一了思想。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又成了“朱毛红军”。此后一年多，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率军驰骋赣南，接连打破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直到“钦差大臣们”的到来。
1931年11月7日，暮霭笼罩着赣东南重镇瑞金。人们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入夜，各式各样的灯笼火把，涌上街头，汇成一条光的河流，扑向城外小村叶坪的谢家祠堂。那里早已布置好一个庄严的会场。主席台上站满了人，正中是新任中共苏共中央局书记项英，刚刚失去这个职务的毛泽东站得稍远一些。
这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被选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日子。史无前列的“提灯游行”，就是为欢庆她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主席”兼“总理”。“毛主席”这一后来神圣而亲切的称谓，从这时开始。
谁能理解，他当时心里装的并不是喜悦，而是苦涩。
10天前也是在这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头上突然被戴了三顶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失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同时，还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下，“国家主席”只是后方的一个闲差。
这一切，都是王明、博古在上海遥控指挥的。
半年前，毛泽东欣喜地缴获那台大功率收发报机，第一次架起“瑞金一上海”无线电之桥，他没有想到，受惠最大的不是他自己。毛泽东发现自己又一次步入一个三角阵势之中。大革命时期他在国民党内任职，三角阵势是共产国际一中国共产党一中国国民党，今天的三角是莫斯科一上海一瑞金。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们，一开始并不喜欢毛泽东。印度人罗易后来回忆，1927年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个身着长衫，长发向后梳卷的中年人，步伐沉着地走进屋里时，鲍罗廷悄声对他说：这是毛泽东，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未必有意要压制毛泽东，相反，他们很尊重毛泽东在中国本上的创造性贡献。但莫斯科毕竟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那里接受耳提面命的中国人，身价很不一般。他们一批一批地回到上海，又一批一批地来到苏区，毛泽东则一次又一次跌入低谷。王明、博古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政治局的时候，不过20多岁。毛泽东在他们这个年龄还没有出过湖南。他们在莫斯科啃洋面包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这里钻山沟。
当选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那天，毛泽东只好带着贺子珍来到瑞金东面20多里的东华山赋闲。他看中了山顶的古庙，住进里面的左边耳房。
他耳边不能没有枪声。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记挂着那新生的共和国的命运，更关注着红军的一次重大行动。上山前，他和中央代表团吵了一架。因为他们提出要打赣州，毛泽东情绪激动，坚决反对。赣州城内兵多将广，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既无重炮，又无攻城经验，加之国民党视为重镇，必然死守和增派援兵。盲目去打，等于自取灭亡。
让力量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是一次又一次“左”倾路线绕不开的死结。毛泽东已非第一次吃这个苦头。1930年那次打长沙，无法越过城外的电网，连古老的火牛阵战法也用上了，谁知把牛赶去，离电网很远就被打死。战士们只好加劲吃牛肉。
无奈人虽不微，言却轻了，决策者根本听不进去。
红军浩浩荡荡开去围赣州，33天无战果，一部分反被敌军包围。周恩来想到了毛泽东，派项英请他前去解围。他二话没说，拖着病躯冒雨下山，给贺子珍留下一句话：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坐视不管。事情一到他手里，似乎就变得简单了。他致电前方，嗓断起用刚由宁都起义改编过来的红五军团，攻城部队很快脱离险境。一鼓作气，又说服一军团打下了漳州。
一败一胜，前线离不开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他再任总政委。毛泽东又回到了红军。好景不长，后方中央局要前方红军去打南城，戚逼南昌。前方则提出撤兵休整，寻找战机。无线电台成为无休止的吵架工具，战略意图又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战史上实属罕见。前方忍无可忍，朱毛这对老搭档签署了休整10天的训令。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爆发了。这就是有名的“宁都会议”。老帐新帐一起算，首当其冲的是毛泽东。结果就是这样一份文件：“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特别指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槽误。”赣州之败，被认为是对的；津州之睦，被认为是错的。这是怎样的窝囊气呵！
会议决定，毛泽东回后方，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责任，周恩来坚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地争责任。”但是，“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有他的“脾气”，要他干，就要信任他尊重他的意见，让他违心地否定自己，违心地服从别人，是很困难的。既然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他也很难在前方“助理”。
他又一次失掉兵权，痛苦地回到了小源村一个叫曾栋材的老乡的黄泥草屋。周恩来深知“毛同志”是位难得的帅才，来草屋看望，有意要为他的复出留好伏笔，给上海临时中央发报称：“泽东同志”没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目前确实需要治病。
复出的机会不仅没有到来，毛泽东的处境更加下妙。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搬到了瑞金。还带来了一个叫李德的洋顾问。一个不懂得中国革命规律的中国年轻人，加上一个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奥地利人，搭台唱戏，彭德怀用湖南话骂他们“崽卖爷田不心疼”。这出戏帮了蒋先生的大忙。
他们不太喜欢已经失去党权、军权的毛泽东。因为他没有留过洋，没读过几本马列原著，尽是些“子曰”“诗曰”的“封建古董”，打仗的参考竟是《三国演义》。甚至连毛泽东说的“革命者爱吃辣椒”一句玩笑话，也是一条罪名。重要的是他这个人大有自己的见解，不大听话，在苏区各界仍有威望。
洛甫当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剩下礼仪性的政府主席一职。博古高兴他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加里宁虽多年任苏联国家元首，实权却全然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的工作是清查田地，号召植树，检查春耕，签署《婚姻法》。后来，他被任命为苏维埃大学校长，又操起了老行当，在那里给学生讲《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每件事他都做得很认真又很有成效。遗憾的是，激动人心的军号声、马蹄声、枪炮声，离他越来越远。他等待着同志们的理解。
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曾从前线回来看望他。间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看法，他却带他们去看瞿秋白创办的“红色书店”。
平静，不属于毛泽东。他不是默认这一切，而是思考着这一切，准备着将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摆在他面前：你们说我是“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克思主义，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城市里头才有马克思主义。可你们忘记了，你们是在城市里呆不下去了才到山沟里来的。
近20年后，他曾告诉人们他当时的这个心理活动。
在瑞金赋闲那几年，他连献三汁，以打破第五次“围剿”，均被置之不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批批伤员从前方抬回来。当毛泽东重新听到枪声的时候，敌人已打到家门口。朱毛红军打出的共和国土地丧失殆尽。
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秘密安排着战略转移计划。带走的要员名单中，起初没有毛泽东。这意味着他将像包袱一样留给日色恐怖。后来不知是什么触动了他们哪根神经，意识到他毕竟是一个政府的象征，在军队里享有崇高威望，这一谁也无法预料的历史性差错才终于没有发生。
1934年10月25日，病重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了于都河。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夜幕掩盖的山影，感慨他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走出苏区啦！
他离开了一个存在三年的红色国家。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为这片土地，他奋斗了整整七年。
此番山重水复的历史，波诡云谲的历程，该是抵得上太平日子里普通人的全部生命内容。此后的毛泽东是如何来咀嚼这段沉浮命运的呢？还是听听他在50年代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的回忆吧：
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我想在今天跃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叉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甫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地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幢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说完以上过程，毛泽东接着总结道：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曲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事情隔了20多年，毛泽东的身份也今非昔比，讲起来也平和多了。
但那股心劲是明朗的：受打击，他不是“从此消极”，相反，而是“刺激”，是“当作一种锻炼”——这是不是对人生态度的一种自我解剖呢？
他不是们然说及此点，而是反复重申。
1959年4月5日，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先说，一个人不痛苦，每天哈哈笑，你怎么得到经验呢？接着又洋纲述说了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事情。结论是：无论你们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锗了，对于我有极大的益处，激发我研究一下，激发我想一下，激发我来对抗这种意见。
我们知道，毛泽东“激发”出来的，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大量的调查研究等等，这些成为整他的“左倾”路线最终垮台的思想引线。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向更多的干部宣称：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仍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己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迂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他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仍然是“锻炼”。
可是，在有的时候，让人接受这种锻炼，对个人和集体来说，其代价都是沉重的。
苏区时毛泽东受“锻炼”的那几年就是这样。
不几年，便把无数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苏区”捣腾殆尽，人们背着行囊在北走了，名义上是“战略转移”，实际上是被迫远征。湘江之战八万远行的红军将士又损失过半。漂流在水面上的勇士尸体，发出最悲壮的控诉；一江鲜血，给幸运者带来空前的震动！
革命面临着又一次危机，毛泽东又面临一次选择；革命者又面临着一次意志考验，毛泽东又面临一次驰骋意志才华的机会。结果，就像人们熟知的那样一目了然。
一场被西方人称为担架上的“阴谋”开始了。
毛泽东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离苏区时，天赐良机，一位同样被冷落的重要人物王稼祥也躺在担架上与他同行。他们开始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毛泽东的见识折服了王稼祥，随后是张闻天，自然还有周恩来……
终于，在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领导岗位。
但是，他还不是最核心的成员。因为一下子彻底否定“左”倾路线，时机还未成熟。
毛泽东有他的策略。
他要让大家逐步觉悟。开始只是纠正军事路线，组织路线也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思想路线更须留待来日。
下一步怎么走？周恩来在70年代一次会议上，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忆，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在居于少数时，是怎样坚持自己的主张，做大家工作的。他说：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议。那个时候困难罗，八万人剩下三万多人。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有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泽东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1959年7月3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曾说过，军队的经验，头天开会，无结果，睡一觉，办法就出来了。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
这里说的，大概就是指遵义会议后在打鼓新场的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才真正使毛泽东成为军事上的核心领导之一。
毛泽东，又可以骑在马上调兵遣将了。
三 不摸枪的统帅
历史的发展中，总是会出现站在潮头振臂一呼的代表人物。他们常常在挥手之间从夜幕中撕出一道亮光，为历史抹上一层颜色。
1945年8月28日清晨，毛泽东走向停在延安机场上的一架美式飞机。他的装束看上去有几分陌生，等候已久的人群像疾风卷过水面涌过来，拼命地朝他挥手。踏上舷梯的毛泽东也举起手来，举得很慢、很沉，举到头顶忽然用力一挥，停在空中，不动了。
这是特定的历史性动作。它像是表达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断然的决定；像是集中了所有在场人群的感憎、意志和信心；像是预告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就要来临。
摄影师拍下了这震撼心灵的刹那。这是举手投足系天下安危的刹那。
毛泽东就要赴重庆谈判了。人们普遍担心，那将是惊心动魄的鸿门宴。连三次电请毛泽东赴重庆的蒋介石，也料不到他真的来了，而且怀揣着和谈方略。蒋介石措手不及，连一份像样的方案都没有准备。担忧中国命运的人们却从毛泽东身上感受到一股清新的风，它来自凸起的黄土高原；看到一种希望，它来自弥天大勇的广阔胸怀。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一起合影了。这是历史性时刻，但稍纵即逝。
毛泽东离开重庆时，抬头看看弥满天空的战云，是那样自信。
《和谈纪要》并没有带来和平，没有诚意的蒋先生接着宣称：三个月内剿灭共匪。他觉得自己有枪，而他天生又喜欢摸枪。
蒋先生错了。毛泽东，早已不是他21年前在广州初次见到的那个穿灰布长衫的青年。
1924年1月20日，广东高等师范学院（今中山大学）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那座跟高高的培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内召开。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不过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国民党元老林森以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时，念到了“毛君泽东”。
“毛君泽东”是位活跃人物，他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蒋介石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活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对手。这年毛泽东刚到而立之年，蒋介石35岁。
不久，以立论精密、气势宏大的文章见长的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主编 《政治周报》。作风干练、喜欢披挂戎装的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仿佛是上天的安排，一开始让他们一个抓笔杆子，一个抓枪杆子。
那毕竟是靠枪杆子打天下的时代。没有枪杆子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痛苦的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捉摸不定的一年，许多人在风云变幻中无所适从。
春天，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它带来的不是暖人的明媚。而是腥风血雨的危机。
夏天，武汉“七·一五”“分共”。它带来的不是骄阳的热情，而是大革命彻底失败的悲剧苦果。
秋天，南昌“八一”起义、湖南秋收起义。本该收获的季节，共产党人却不得不满怀悲愤地从头耕耘。
在逼上绝境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他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党内拔尖的战略家。
大革命失败，中共党内对要不要枪杆子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就连最保守的陈独秀也一再说，我们要使农民武装化。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拿枪，拿起枪以后到哪里去。陈独秀力主到国民党部队去“当兵”，寻找时机举行哗变。张国煮主张脱离共产党，上山劫富济贫。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主张攻打城市。
毛泽东则提出党领导武装上山。在“八七”会议上，他阐述得更为精辟：过去我们骂孙中山只搞军事运动，而我们只搞民众运动，结果两者都失败了。答案在哪里，在民众与武装的结合。暴动即使失败了，也还可以上山。一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语惊四座。
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最高决策水平。革命的风帆，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航道。
在土地革命的崇山峻岭里，毛泽东成长为军事奇才的速度，超出人们的预料。连军事老手蒋介石也无比惊讶。作为战场的直接指挥官，他们有过两次面对面的战术较量。
1931年7月，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前两次失败他责怪将领无能。这次他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三万红军四面受敌，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率主力秘密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个兵书上无法找到的名字，叫“钻牛角尖”。
蒋介石随身带的德国顾问对这次“围剿”失败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威震欧洲的条顿剑会在一支山沟里的农民军面前折断？他不知道，这是在中国，对手是毛泽东。
四年后，在流经云贵川三省汇入长江的赤水河畔。刚刚开过遵义会议的三万红军渡赤水北上，被蒋介石调集大军阻挡。毛泽东避实击虚，先南下后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一下子打乱蒋介石的部署。随后，为调开挡路的滇军孙渡，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心理，攻其必救之地，三渡赤水做出北渡长江态势，蒋介石慌忙调主力追击，毛泽东虚晃一枪，四渡赤水从川南折回贵州，军锋直逼他坐镇指挥的贵阳，蒋介石慌忙又调滇军前来解围。红军北上道路就此打通，几十万敌军被甩在了川南，彻底摆脱了长征以来敌人的围追堵截。
蒋介石痛苦地在日记中记了二笔，说几十万大军剿不灭“逃窜”中的三万红军，是自己学识、智慧不足的表现。他毕竟是军事老手，发觉这次红军的打法让他摸不清战略意图，同第五次“围剿”大不一样。他或许还不知道，沉默三年多的毛泽东复出了。
毛泽东后来说，他指挥过大小数百次战役，胜多负少，而四渡赤水是平生得意之笔。
国共合作打了八年日本。现在，日本跑了，和谈破裂了。随之而起的是，在中国这块屏幕上不同寻常的画面交替出现。蒋介石穿梭于机场之间，毛泽东漫步在乡间小道上。
中国两种命运的总决战开始了！两个最高统帅的较量，已无须亲临前线过招。美国人看着忙忙碌碌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悠悠他说：蒋先生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也许在他有“美龄号”总统专机，而毛泽东，却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一场最大的战争！
其实，最大的区别是有没有全局在胸、运筹帷幄的战略胸怀。有，你就是这出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话剧的导演；没有，只能成为被导演调动的演员。
毛泽东的手指在地图上谨慎移动，顿然停在了锦州。它好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
在酝酿辽沈战役时，毛泽东致电林彪：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首先要控制锦州、山海关一带，造成“关门打狗”的局势。
在东北野战军置长春之敌而不顾决心拿下锦州的时刻，“美龄号”总统座机飞降到沈阳。蒋介石向他的高级将领下达了破釜沉舟的命令：“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甚至以情动人：“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不听我的话哟！”
结果，仅仅31个小时，挑起蒋方两大军事集团的扁担从中间折断了。锦州城头的旗帜改换了颜色。
战略统帅制定决策的天敌，是目光短浅，优柔寡断。蒋先生太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了锦州一座孤城，他赔了几十万部队，输掉了整个东北战局。
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解放战争初期，在胡宗甫大军进逼之下，毛泽东断然放弃了延安这座空城，却换得了整个中国。
10年后，毛泽东有过评说：如果当时蒋介石放弃锦州，西撤连兵华北，我们的仗就不好打了。
打平津之敌，更是“上兵伐谋”的杰作。为了使华北敌军不感孤立而稳在原地，毛泽东先是致电太原前线徐向前，提出皙缓攻克太原，又命令淮海前线总前委，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幸明指挥的诸兵团不作最后歼灭。在完成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后，华北之敌已成惊弓之乌。蒋介石试图让其南下或增援华东，傅作义本人则想西撤，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对张家口、新保安一带“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一带“隔而不围”的方针，使华北敌军陷入收不拢、逃无路的绝境。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西柏坡，毛泽东潇洒地坐在椅子上。谁能想到，这些走一步看三步，环环相扣的杰出构想，产生在牛羊嘶叫的农家小院；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枪炮奏呜曲，伴随一双握毛笔的手抑扬起伏。
毛泽东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有意思的是他那双手似乎天生的不喜欢摸枪。
1928年5月4日，在砻市朱毛会师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枪，显得非常兴奋，他兼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诙谐地对朱德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仪式一结束，他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身上带过枪。
中国人谈兵，羽扇纶中的诸葛亮要比赤膊上阵的许褚更胜一筹。毛泽东对笔杆子情有独钟。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备有多层口袋可以装好笔墨纸砚的挎包，他有时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大家族。”一身戎装的纠纠武夫后来果然被一身便装的潇洒文人打败了。
奥妙在笔杆子可以创造思想，没有思想的枪杆子只能创造死亡。
奥妙在创造思想的军事家，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终其一生，毛泽东既是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纵横捭阖的军事大家，又是思想博大的精神导师。
如果只让他选择一种角色的话，他大概是不会放弃后者的。
在天津总后勤部3522厂陈列室里，至今珍藏着一副工人们花半年时间缝制的全国唯一一副大元帅肩章。它在陈列室里默默地躺了四十多年。1955年授军衔时，毛泽东没有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他的这个称号。
他不仅不想要大元帅，一年后，他还不想当国家主席了。1956年，看到党的“八大”刚刚选出的阵容整齐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深感安慰，开始考虑自己的进退。这年北戴河会议上，他提出不再兼任国家主席。不少人想不通，有的民主人士联名上书，希望他不要从一线退下来。
他说：这是为了“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大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
“文革”中，听着“四个伟大”的阵阵欢呼，他只承认自己是个教师。
在北京中南海一个叫着“游泳池”的地方，毛泽东让一个乒乓球去敲击地球。以晚年的智慧和魄力筹划了一场让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惊诧不已举世瞩目的“外交地震”，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
可是，当大洋彼岸那个22年甘为中国之敌的国家的元首，躬身走进他的书房时，他轻轻他说：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哲学。
教师的天职，是给人思想，传播真理。
青年时代，毛泽东这样塑造自己。他把历代的圣贤豪杰分成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前者掌握真理，影响深远，能动天下人之心。后者即使叱咤风云，威权重重，也不过一一时之雄。于是他看不起大总统袁世凯，说他胸中茫然无有，如何能久。他钦佩康有为，说他广招学生，还有一本《大同书》。
他呼唤着有大气量的人横空出世，云集万夫，如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这些人用笔塑造着国民的灵魂。
他决心做目光远大的人。
1916年，日本侵入山东，23岁的师范生毛泽东预言：日本进入中原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时日不远了，中国要获救，20年后非与日本决一死战不可。
1919年，法国首相克里孟梭以战胜国的踌躇满志起草了《凡尔赛和约》，当他从电话里得知战败国德国愿意签约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中国长沙的小学教师毛泽东，却在文章里提出了警告：“可怜得很呀！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
当初的人们，自然不会注意到这两次来自学堂的声音，可20年后，这一切竟都成了事实。
《毛泽东去安源》这幅60年代油画的复制品，1969年在梵蒂冈展出时，标题被改作 《年轻的中国传教士》。罗马教廷用他们的观念解释这位身着青袍长衫、仪态庄严的知识分子，觉得他像是要给人们带去上帝的福音。
毛泽东带去的不是上帝的福音，而是穷人的真理。1922年，他教会安源煤矿井下被黑暗染得只露一双眼睛的人认识一个字：工人的“工”，就是顶天立地。
井冈山的农民草莽袁文才，也接受了这位“中国的传教士”。毛泽东赠送的见面札是100支上好的步枪。许多人反对：“土匪”反过来用这些枪打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坚信，他送去的是一腔诚意，一种气度，一个真理。只要路线对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毛泽东让山沟里的农民拿起武器，去夺取自己的土地。他却注目着山外的大事。1929年1月，他让红军去打一座城市，目的却是抢夺邮局里的报纸。
他在书报里阅读和寻找着被历史风尘掩盖着的革命轨迹。
1936年夏，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斯诺描绘着中国的前途。他说：蒋介石总有一天要作出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运动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迫使蒋介石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作出决定的时期不远了。
几个月后，张、杨两将军领导的西安兵谏，震惊中外。毛泽东在斯诺的心目中成了神奇的预言家。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扭转国共对立、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机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及时把党的战略口号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改变为“拥蒋抗日”。从而实现了他的设想，让刚刚从长征中歇下脚来的红军火种，获得了取之不尽的重新燃烧的源料。
毛泽东独特的领导艺术，是抓大事，抓中心，抓关键，抓主要矛盾。把这些抓住了，其他枝节似乎就迎刃而解了。用他的话来说：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在野战千里同运筹帷幄之间，他更乐于选择后者，更乐于掌握全局、预见矛盾的转化。所谓战略胸怀，盖源出于此。
全民抗战爆发以后，毛泽东把新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像棋子一样撤了出去。然后安坐窑洞，拿起了笔，去画战争的“大图样”了。《论持久战》一书稳天下，回答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是本了不起的书，对抗日战争的预测，对战略演变的设计，折服了各色人等，也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办学是传播思想的最好方式。看着那耸立山顶的宝塔，毛泽东想到了姜子牙学道成仙的昆仑山。他对学员们说：元始天尊送姜子牙下山时给了他三样法宝：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要他去安世治乱，统一天下。你们今天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啊！不过，你们修炼的是马列主义真经。我也送你们三样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毛泽东成了引人注目的世界性战略家。一批批西方人来到偏居西北的红色中国——尼姆·威尔斯、斯沫特莱、贝特朗、谢伟思……他们来这片神奇荒凉的土地上探寻秘密。毛泽东向他们敞开胸怀，去拥抱世界。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卡尔森上尉，从窑洞里走了出来，说自己看到了“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
走在时代前面，绝不意味着天马行空的随意洒脱。作为政治领袖和战略统帅，毛泽东的步履并不轻松。因为他担负着把对历史的预言推向现实轨道的巨大责任。
在延安的时候，有人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能否早一些时候进行，那样，根据饱和红军就会少受些损失。毛泽东回答：不能。我在第五次“围剿”初期虽已看出教条主义的宗派错误，但他们迷惑了不少人，大敌当前，一斗争，党就会分裂。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先解决军事指挥权，那时打仗是第一位的，解决政治方针、思想方法和宗派主义的时机仍未成熟。这些问题，一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才作出历史的结论。
毛泽东深深懂得：政治不是几何，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
人们不会忘记，长征途中，人多枪多的张国杰试图要挟中央按他的意志南下，甚至不惜开展彻底斗争。得到叶剑英的报告，毛泽东果断决定率一、三军团连夜北上。
人们更不会忘记，1971年他甫巡途中那惊心动魄的六天。迟暮之年的目光，仍是那么敏锐，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个残酷的阴谋。终以非凡的机警，改变行程，使这场阴谋化为泡影。
这就是毛泽东。集沉稳忍耐和果敢决断于一身。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
1964年10月，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这样告诫党的干部：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其次要抓得起。这就叫能力。有些人，事情已经出现了苗头，他看不见；有些人看见了苗头，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可他抓不起。
于是，毛泽东多次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郭嘉传》。郭嘉以其多谋善断的战略见识协助曹操成就大业。
这是统帅的深切期望。制定正确的政策路线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要知人善任。雍容大度，干部就会站在你的面前。毛泽东的这种魅力，使他麾下的队伍总是英才辈出。
毛泽东让宽厚页又讲原则的罗荣桓去当红囚军政委，同个性古怪的军长林彪搭档。前几任政工干部都和林彪合不来，而这位武昌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人民解放军唯一的政治元帅。
西路军血染黄沙西域。李先念带领几百人从新疆回到延安，一下子从军政委降到了营级干部。毛泽东忘不了他在西征失败时临危受命，坚持斗争的勇气，派他回大别山独挡一面。这位乡村木匠硬是率部打出了一个中原军区。
“七大”会上，毛泽东多次做代表的工作，希望把历史上曾犯过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包括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投票那天，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他没有走开，静坐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选票快唱完了，王明等得票过了半数，才放心离去。
解放战争，苏中七战六捷使三十多岁的粟裕名声大震。毛泽东计划让他率部队打过长江，吸引中原敌军回防江南。粟裕建议乘势在江北打几个大仗，把国民党精锐消灭于长江以北。毛泽东欣喜地发现这是位有大将风度的军事家，当即不拘一格，让这位后起之秀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统帅40万大军，为淮海决战作出杰出贡献。
胸怀宽阔的领袖，才能容纳百川，凝聚队伍，掀动波涛，调度风云。
就在蒋先生不得不退隐奉化溪口小镇的日子里，毛泽东进了阔别30年的北平。
开国大典。一场改天换地的人民革命，就这样在挥手之间走向了高潮。
为了看到这个场面，毛泽东和他的党构想了28年。
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历史等了一个世纪。
四 心灵的旗帜
毛泽东靠什么走出干难万险的逆境，而且越挫越奋？毛泽东靠什么凝聚人心，使各路精英汇集在他的旗下？他有一面心灵的旗帜！
1.“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最后一次离京巡视，深秋季节来到长沙。这位看见风浪就忍不住激动的革命老人，已无法到橘子洲头去浪遏飞舟了。他来到了长沙市游泳馆。
他先是坐在藤椅上，鼓励警卫人员从10米高的跳台上往下鱼跃，他的眼睛事实上已看不见什么，给他带来满足的是人和水撞击的声音。渐渐地，他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向下水扶梯。一游就是40分钟。卫士长王祖培上前扶托他上岸，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吐出五个字：“自一力一更一生嘛！”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下水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