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自然不敢随便答应，说：“黄河水泥沙太多。”
毛泽东自然不以为意：“有一点泥沙怕什么？上来一冲就没有了。”
一旁的人有些着急，又提到一个实实在在的情况：
“黄河漩流很大，很多。”
毛泽东仍不甘心：“漩涡也不可怕，你们可以先勘查一下。”说着拍了板：“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
征服了中国的大江大河的毛泽东仍不满足，他的胸中装着世界，他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960万平方公里以外的大江大河。
1960年，他两次同外宾富有情趣地谈起他的愿望。
这年初，尼泊尔首相何腊拉伊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
这时，已经67岁的毛泽东问：“你们都是年轻人，顶多不过五十几岁，没有六十岁的。
首相和其他外宾：没有。
毛泽东指着一个年轻的议员说：你更年轻了。首相呢？
首相：四十五岁。
毛泽东：你四十五岁，我吃亏了，我已六十七岁。上帝快要找我了。
内政大臣：您不像您的年纪。
毛泽东：我喜欢运动。我最喜欢游泳。我们有个长江，你们看到了罢，那个江我横渡过，游过十几次。
接着，玄思大发，谈起水的哲学：水是好东西，它有力量把人浮起来，这叫做抵抗力。人也在通过它，但人就是压得下去，结果就是把人浮在上面，你们的国家有水么？
首相：有。
毛泽东：你们会游泳么？
几个外宾：大部分都会。
毛泽东：好，都是我的同志。如你们有兴趣，哪年夏天你们来，我同你们去长江游一回。如果请我的话，我也高兴去你们那里游一回。但不要登报，我是老百姓，是一个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这个团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不是国家主席，不是内阁总理，也不是部长，所以我是老百姓。
首相：如果我邀请的话，您能去么？
毛泽东：要看形势，那要过印度，我也很想在恒河游游泳。只要让我游，我一定去。
首相：我们国家是欢迎您去的。
毛泽东：很好，我作为老百姓去。
首相：不管以什么身份，我们都非常欢迎。
毛泽东：给我个小房子就行了，不要大的，一个小茅屋就行了。
会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们已成为朋友了，下次见面就更熟了。除了对国际形势有共同的看法外，所谓朋友，或许还包含他们是游泳“同志”的意思。
在大洋彼岸，毛泽东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朋友，这就是1936年采访过他的记者埃德加·斯诺。
1960年6月28日，事隔二十多年后，斯诺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一个金秋的清晨，穿过云舒覆卷的菊花丛，斯诺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
“很久不见了。”当两双不同肤色的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问道：“究竟多久了呢？”
“二十三年了，”斯诺边说边环视了一下毛泽东的住所，“自那时候起，您的窑洞的面积已稍微扩大了。”
“事情确实好转了一点。”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但是，中国却是大变样了。”
“是变样了。这也有您的功劳嘛，二十一年前您不就已经预言红星要普照中国吗？”
老朋友相见，无话不谈。话题转到了游泳。
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的事，斯诺已经得知。他对毛泽东说：
“记得那时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游泳运动，在上海，由于参加渡江游泳的人数极为踊跃，以致于外界又传起了中国准备攻打台湾。”
“那个报道也太夸大了嘛，我们也没落后到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外国的舆论也真是不可信。”毛泽东回答说。
斯诺见机补充了一句：“1936年在保安的时候，你曾告诉我说渴望到美国一游，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现在还有这个兴趣么？”
“我仍希望在不大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但这是一厢情愿。我想你不反对，华盛顿就可能会反对。”毛泽东边说边做了个表示拒绝的手势。
“如果他们同意呢？”
“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在河口游游而已。”毛泽东显得较兴奋。
游泳里商有哲学，有政治。
1957年7月9日，在那反右斗争的炎热夏天，毛泽东在上海向广大干部发出号召，“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在讲话中，他提醒人们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在他看来，群众就像“水”一样，接着以一个内行的口吻说：
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同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泳。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到长汪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哪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翟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埔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埔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是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1966年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又一次横渡长江，历时75分钟，游程30华里。这在全世界的政治首脑中前所未有之举，再一次证明了迟暮之年的革命老人那过人的体力，那志在千里的雄心。
这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他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还幽默他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游泳里，果然出了哲学，出了政治，而且是那样的直截了当。
一个月后，73岁的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几百万热血青年深情地挥动起一顶军帽。那军帽里装的，是不是游泳的哲学，游泳的政治呢？！
毛泽东的好泳、善泳，令西方政要目瞪口呆，也令苏联的赫鲁晓夫惊讶！尽管他唇枪舌战的攻击过中国，批评过毛泽东，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游泳方面不是毛的对手，而且，他深知，毛泽东乐于游泳的内涵，当然不只是人们说的锻炼身体。他自然记得，1959年他来华访问时，毛泽东就是在中南海西侧的一个专门的游泳池边，穿着浴衣同他运筹国际风云，商谈中苏两党两国大事的。会谈中，毛泽东果然下了水，还兴致勃勃地邀他同游，他摆摆手，没有下水。
3.在历史里寻求“同志”
在现实中，以领袖之尊，以事务之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到江海里畅游一番的。
对游泳的爱好，还常常反映在毛泽东和历史的对话当中。那个时刻，他最能富有个性地表达他的兴趣了。
历史的经验，似乎反反复复地证明着：游泳的好处实在太大了。所以，每当读到有关游泳的记述，他都会提笔写下自己的体会。
《旧五代史》卷十七《雷满传》，说武陵人雷满，是少数民族将领。为人彪悍矫勇，纹身断发。他在自己家中开辟深潭，称之为水府。常在潭边设宴待客（难免使人想起毛泽东常在“中南海游泳池”接待外宾之举），还对客人说蚊龙水怪皆藏于潭中，自己能入其中同它们一道游泳。为证其言，他将筵中室器乱掷于潭中，脱掉衣服，裸露出纹身，遂跃入水底，寻取所掷宝器，并嬉弄于水中，良久方出。然后整衣就座，意气自若。毛泽东读至此，欣然批道：“此人习水，是好事。”在《新五代史》卷四十一《雷满传》叙此事的一段文字旁，毛泽东又批注说：“此人能泳”。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华温琪传》，说农家出身的华温琪年轻时跟随黄巢起义，一直打到长安。黄巢失败后，他逃走滑州，自觉状貌魁伟，怕被官军认出，于是投入白马河，随流漂下数十里而未死，被岸上人救起。毛泽东读此，又批道：“此人心略知水性。”
就像人们在生活中以文会友、以武会友，乃至有烟友、酒友一样，作为普通人，毛泽东看到好泳的“同志”、“同道”，自是件欣欣然快意之事。
毛泽东有个湘潭同乡，叫王闿运。早年幕游各地，太平天国时期，曾入曾国藩湘军幕府，出谋划策，但他一生放荡不羁，推崇帝王之学，好大言，甚至暗示曾国藩应该拥兵自重，南面称孤，一下子把曾国蕃吓得半死。后来，云游四方，以讲学为生了。晚年，就在毛泽东出生不久，他开始写一本很有名的《湘军志》。
王阎运在书里说到咸丰五竿（1855）石达开率太平军和曾国藩的湘军在九江、湖口一带发生的一次激战，结果是湘军被打得大败，退守南昌。湖口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五百里都阳湖的进出口。对面江心的梅家洲，是一个长约四十里，宽约四五里的大沙洲。梅家洲北面江面狭窄，大船不能通过，主航道在南面。石达开命罗大纲过江驻梅家洲，在洲上筑垒架炮，并以战船环围之。结果，湘军彭玉麟的水师在这火力网下几近覆灭。有的湘军将领因船沉“溺于江”，白白淹死在水里。读至此，毛泽东批注说：“水军应学游泳”。彭玉麟率湘军水军攻打湖口太平军的筏楼，当太平军的筏楼倾倒江中时，那些太平军将士在危急时“泅而走，其坚悍若此。”毛泽东又一次批注“要学游泳”，特别是水军，不会游泳自然是天然的缺陷。
毛泽东读史，似乎很注意军队将士游泳的问题。《旧五代史》卷六十《唐书·李袭吉传》，记述后唐开国之君李克用，一次班师回太原的途中，在过夏阳渡浮桥时，“窄断航破，武皇（李克用——引注）仅免，（李）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毛泽东随即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在他看来，李袭吉如果不是会游泳，单靠趴在冰块上，也不会生还的。
要军队学游泳，不光是毛泽东读史的感慨。作为军事家，他也要求他麾下的将士掌握这项本领。越到晚年他似乎越是这样要求得强烈。
1964年，中央军委安排北京和南京两个军区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比武汇报表演，请毛泽东去检阅。表演中，大概没有游泳项目，毛泽东当场发表的讲话中便说道：“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半个月后，他听取周恩来等人汇报工作时，又提到这件事，说得更坚决：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都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
毛泽东晚年，同他的侄儿毛远新有多次谈话，对他是寄予厚望的。在1964年，他建议毛远新到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他天天坚持去。一次谈话中，听说这位军事院校的学生不会骑马，没打过枪，很是惊讶，建议他一定要学会骑马，还说：“哪有当兵的不会打枪。”让毛远新把这个意见转告给罗瑞卿总参谋长。
又有一次，毛泽东让毛远新随他下水游泳，天气较冷，水里较暖和。上岸后，秋风刺骨，毛远新说：“还是水里舒眼些”。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你就是喜欢舒服，怕艰苦。”
可惜，这个“喜欢舒服”的青年人，10年后竟成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基本“通道”——联络员。对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也严格要求，希望他们用更简朴、更自然的生活方式来增强体力，通过各种运动来克服疾病。
两千年前，汉文帝手下有一个叫枚乘的文学侍从，写了篇题为《七发》的洋洋大赋。文中说楚国太子有病，吴国有一个方术之客去见他，指出他的病因是“且夫出舆人辇，命曰蹶瘘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行；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印发了这篇佶偶聱牙的辞赋，让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党的高级干部们学习。并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懂，他又专门写了一篇辅导文章，说：那位吴客说的楚太子患病的根源，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
为了说明自己期望之诚，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白：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城，赠之于同志。建国后，他多次批评高干保健工作，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甚至说：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这就像吴客说楚太子之病一样。
卫生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1964年7月29日给他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几条改进办法：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和保健护理制度，中央领导有病需要医生出诊，由医院临时派医生。二、对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三、取消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方法，如除患重病者外，长期吃补药者一律自费，高干家属也按制度到指定医院看病。
应该说，这几条实行起来，也是比较困难的。毛泽东仍嫌不足。8月10日，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保健局（属卫生部）应当撤销。又说，北京医院应当开放。还批转其他中央领导，建议书记处讨论这些建议，看是否可行。
六 为什么喜欢孙悟空和 《水浒传》？
1.“猴气”和革命家
1966年7月，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群山环抱的滴水洞，来到林荫密布的武昌东湖，这里很静，此时的北京，一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他冷静地观察着那位后来折戟沉沙的“朋友”，也冷静地解剖着自己。于是禁不住给江青写了封信，正是在这封信中，他说出自己的性格“以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虎气”和“猴气”指的是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明说。
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两种动物的属性特征上来揣摩。譬如，老虎，使我们想到威风，凶猛，严酷，山中之王的权威。霸气；猴子，使我们想到机灵，好动，敏捷，超兽的精明和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毛泽东当然只是在打比喻，背后主要是指其文化性格上的选择。也就是说，他的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崇尚法、术、势，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严厉、庄重、豪放。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者庄一般的即兴随意，浪漫洒脱，不拘成规，在冲突中灵活多变，以退为进，示弱以胜强……。
在中国古代神怪小说《西游记》所描写的诸多人物中，毛泽东最喜爱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他在许多重要的文章、报告以及谈话中，时常信手拈来，用孙悟空的故事来阐述政治、军事和哲学等问题。这些大概是把握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及天赋禀性中“猴气”一面的重要线索。
在毛泽东的眼里，《西游记》的故事主脉，同他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几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倒三座大山这一目标，如同唐僧师徒四人为实现西天取经的目标一样，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进取者队伍中的各色人等的信仰、意志、毅力、作风、胆识、智慧及其相互关系，都必然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
1938年4月底，在对“抗大”第三期二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中，毛泽东便用 《西游记》里的人物来阐述他提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憎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直得我们取法的。他还同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里的人们去西天取经，有坚强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些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的体会是：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总会成功。
唐僧师徒四人，是靠什么东西凝聚成一个团结整体的呢？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谈到翻译工作时，有过别具一格的发挥，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憎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猎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取经的佛教师徒，直通通成了今天共产党提倡的党性和个性相统一的比喻。
孙悟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灵。其个性是多侧面的，就像他那七十二变的神通一样。起初，毛泽东对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借用是外在的客观的，孙悟空这一形象还没有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
1938年5月，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清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
《西游记》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中孙悟空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中曾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钦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孙悟空这一次借的是一把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比喻钻进敌人肚千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 ‘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竿。”毛泽东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里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破了的，小说里二郎神说：“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主弄喧。”
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时，毛泽东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因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佯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上述几例，或正面设喻，或反面取譬。对孙悟空这一形象，均只取一点，不计其余，并未对其整个形象作出思想评价。这便仿佛是语言表述中的比喻修辞格的运用，只要比喻与被比喻的事理二者有某一相似点就行了。
大致从50年代中期开始，孙悟空在毛泽东的眼里，越来越有了确定的历史内涵和正面价值。
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著名作家张天翼的长篇论文《（西游记）札记》，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模糊，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表示特别欣赏，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于是，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似乎与古代的农民起义有了某种对应联系。
既然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可以引伸为农民起义造反，用它来比喻现代革命斗争中的共产党，自是顺理成章的了。
最早的比喻，是1945年。那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同国民党的许多人物有过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寸，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喻，批评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王皇大帝封他为粥马温，孙悟空不眼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小说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中国的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在这里，孙悟空的价值进一步扩展为敢于斗争、勇于进取。
1957年春，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摸情况，作动员，宣传“双百”方针，提倡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于是，孙悟空又有了新的含义。
4月5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毛泽东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在这里，孙悟空虽仍然被称为“妖怪，”但却已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象征了。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前，3月8日在北京出发前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他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做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粥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同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不知怎么，话题转向了有关上帝的问题，他随即发挥：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对孙悟空的同情与欣赏和盘而出。至此以后，孙悟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直是处于下层而又敢于挑战、反抗的英雄形象，是“最革命”的象征！
2，“我们就像孙悟主大同天宫一样，丢掉了天条”
在晚年，毛泽东爱读两本古典小说。一本是《水浒传》，一本是《西游记》。《水浒传》后半部宋江的投降使他惋惜、失望乃至厌恶，革命和造反的真实逻辑，似乎就应该是宋江等各路好汉纷纷上梁山积蓄力量后，像《西游记》前七回中孙悟空那样，不顾一切的把象征反动统治秩序的天宫天条闹得人仰马翻。基于上述思想背景，在毛泽东的视野里，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七回里的洒脱表现，给他以慰藉。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请人找一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八十一回。”
毛泽东喜欢孙悟空，自然还与后者特有的个性相关。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浪漫主义斗争精神，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蔑视规范、洒脱无拘的自由个性。他偷吃玉帝御花园里的仙桃，耍弄各路大仙；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自己的名，他敲开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还在上面撒了泡尿，以体现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能耐；他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手段，拔一根毛，说一声“变”，就有无数个孙悟空前来助战。
1966年7月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脑海里是不是跳动着孙悟空那活脱脱的形象。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我想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范的生活”，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61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之间的论战方酣未息；国际上又掀起一股不小的反华逆流，一时间，黑云压城，寒流翻滚，形势混乱。毛泽东《七律·答郭沫若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写的。他在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钩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里自然是借用孙悟空来比喻坚强的马列主义战士，希望能像“孙大圣”那样，手举革命的“千钧棒”，横扫“帝、修、反”掀起的“妖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确保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孙悟空不仅敢作敢为，无“法”无“天”，而且敏捷机灵，既有大勇，又有大智。他在八卦炉中炼就的一双“火眼金睛”，远可见千里之外的云雾变化，近可辨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孙悟空智斗、勇斗白骨精，就是一例。这种典型刻画，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斗争的智慧和经验，它告诉人们，对于那些狡猾多变的吃人的“妖怪”，必须保持警惕，善于识别，而不能粗心大意，受其蒙骗。《西游记》里孙悟空智斗妖魔的故事是很多的。
对孙悟空机智灵活的肯定，也可以从毛泽东对唐僧的批评中得到证实。他认为唐僧的缺点是：“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
他虽然不同意郭老原侍中“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但对唐僧麻痹大意、过分仁慈的糊涂做法，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诗里说：“僧是愚氓……”。众所周知，在如何对待妖怪的问题上，唐僧师徒之间是时常闹矛盾的，这里自然是以唐僧的“愚”来衬托孙悟空的“智”。
孙大圣成为反修侍作的主要英雄人物，其内在意蕴在毛泽东 1964年 1月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严重地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还是各省，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成了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打鬼？）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在高高抡起的金箍棒里面，事实上蕴含着促使造反者勇敢无畏地投入斗争的独特价值观念，即对目的和手段的思考，对善与恶的认识。
《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杉林三藏逢魔”，说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惹恼了唐僧，把他撵回了花果山。却说那大圣回来后，听说附近有一班人马常常来花果山作乱，屠杀众猴。于是：
大圣吩咐众猴，把那山上的碎石头搬将起来，堆着。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大圣上山看处，只见那南半边，鼓响锣鸣，门出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奔上他的山来，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刀枪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折洗，总计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清汽了，传栽花种树。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提。
读到这里，毛泽东欣然写下一段批语：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当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言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注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
就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作者在善恶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师徒四人赴晒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葱”，获得沸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主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他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并称之为“德之贼”的“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蜮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行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做现代革命的造反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同时反叛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摊、迹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毛泽东曾称赞过唐僧那个“党”的团结。晚年，国际共运的分裂和党内斗争的加剧，在他心目中，唐僧的党也发生了质变。1958年4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了。猪八戒一辈子都是自由的，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大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怕恩斯坦。
对这样的“党”，孙悟空当然有理由无所顾忌地甩掉金箍咒，“无法无天”地寻那“快活”的事做去。
3.《水浒传》：革命的“教科书”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贯串了他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爱读爱讲的故事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到的一部书，以至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说他身上有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
毛泽东喜欢《水浒》和对《水浒》意义的评价、引申，是多方面的。1937年在《矛盾论》里对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是从思想方怯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的意义。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曾指示该院根据他的论述创作剧本。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在贺信中称它“很有教育意义”。
1959年12月，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必须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中许多问题时，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谈到了《三打祝家庄》，他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 《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在毛泽东的进一步发挥中， 《三打》之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启发作用。
《水浒》最主要的启发作用，还是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策、道路和前途，以及英雄品质的培养诸方面。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下面三个著名的例子。
谈到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战略退却原则时，毛泽东又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 ‘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对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人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道：“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阻力。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之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无所谓是不是“刺激”对方。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六十二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到： ‘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去，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因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