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有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拼命精神。”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水浒传》里，正是由这样一些敢打善打的英雄们组成和领导的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地主武装和官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
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是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梁山泊推行的政策，以启迪人们。
在革命战略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总结“革命就是割猪肉”，总一刀一刀的、一块一块的割时，又提起《水浒》的故事。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年11月12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七条主要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由此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他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也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毛泽东又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饱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甫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成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至于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晁盖、吴用等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劫宫济贫”的《水浒》平等模式，无疑是号召和动员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毛泽东带队上井冈山上立下脚跟，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还能不能用这样的模式呢？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凤”，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抽肥补瘦”。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并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凤”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凤”的道理。
1959年3月5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要借钱给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不要用李鬼的办法。你们看《水浒传》上那个李鬼，他叫“剪拂”，讲得好听，剪拂者，就是拦路打劫，明朝人的说法，因为小说是明朝人写的，绿林豪杰叫剪拂。现在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不扣衣襟的那种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打渔杀家》里头的卷毛虎倪荣，混江龙李俊，他们的衣服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上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现在我们是对付谁呢？我们是对待农民，能许可打幼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
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这个问题：宋江设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太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无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富，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很懂得农民的心态。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他分析1958年刮“共产风”的社会心理基础时，说：“我们国家的贫农总想打中农的主意，历来一有机会就搞平均主义。我们这些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大了解。杀了土豪，农民就剥衣服……这主要是因为穷得很。”他估计：“过十年、二十年会变的，他们不穷了。”就眼下来看，他认为：“不剥夺富裕中农，归根到底对劳动人民有利。”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的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总结他们为什么失败。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 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事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对宋江的这种评价，同毛泽东60年代以后所优虑的事情，是那样的吻台。在他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让人们注意到《水浒传》后半部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种忧虑，到70年代毛泽东深感来日不多的时候，越来越急迫、深重。
在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意思都是一样的。
于是，1975年8月14日发表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休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这、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江青、姚文元之流利用毛泽东的谈话搞阴谋活动，自然另当别论。许多人已有著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七 永远的漫游家
1.“我自傲为江海客”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借助亲戚和同族长老，说服了一心要把他送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继业发家的父亲，同意他到离家50里的湘乡东山小学堂继续读书。这位即将摆脱父辈因循的传统生活的青年，临行前改写了一首诗留给了父亲，留给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的漫游生涯。
韶山冲那座“凹”字形的茅草农舍给了他生命，可不能赋予他生命的辉煌！掩映在湘潭县城西北90里处那长约10里、宽约7里的狭长谷地裹不住他的想象和冲动，不足以成为他生命创造所需要的足够空间，甚至也不是他生命安息时回归自然的理想处所。走出乡关，事实上就是要摆脱空间和心理上的那种被局限、被压抑的感觉，也反映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想象的情怀及其洒脱性格。这首诗与他从事并专注革命事业后，于 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贺新郎》初稿中，“挥手从兹去”、“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所展示的境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1912年秋天，青年毛泽东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度过了半年自学生活。在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世界原来那么大！他每天经过这里，都要停步细看一阵。这个来自韶山冲的青年，原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更是大得不得了，中国便是地道的“天下”了，谁知，从地图上看，中国只是一小块，湘潭县更是连影子都没有。
这幅地图给青年毛泽东的启示不言而喻。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人生活其问，有多少事情需要去熟悉、去研究呀！熟悉和了解的途径，无非有两个，即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读无字之书包括社会调查和游历。
青年时代，“不安分”的毛泽东总是爱往外跑，关于他游历的活动，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据罗章龙回忆，在长沙他和毛泽东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个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大禹治水，柿凤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润之对此很有兴趣。”“对于湖南历史上的先进人物的遗迹，我们常去访问。”
1917年，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了祝融峰。下山归途中便禁不住写情给罗章龙，描述自己对景观名胜的观感。
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署假的同学萧蔚然一道，分文不带游学农村，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沉江五县城乡，步行近千里，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他们回长沙后，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在一师读书期间，类似的游历还有多次。1917年12月下旬，他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在学友陈绍休家住了几天，又到济阳西乡王桥炭坡大屋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还劝大家植树。
1918年初夏，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洞庭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绕洞庭湖转了半圈，还将沿途的见闻、感想，用通俗生动、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永远地结束了他在校学习的生活，踏上了一位职业社会活动家的漫漫途程。
1918年8月15日，他同新民学会罗学瓒、罗章龙、陈绍休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长沙坐火车去北京。途中因涨水淹了十几里的铁路，他们被阻在河南郾城。第二天，毛泽东便建议到三国时的魏都许昌去看看。于是他同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坐临时车子赶到许昌停留了一二天。旧城已经很荒凉，他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古魏都的情况，还步行到郊外的旧城遗址，在那里凭吊一番，并作诗以纪行。
1918年冬天，为了看看大海景象，毛泽东又邀萧三、罗章龙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他们来到大沽口，极目所见，却是一片空廓寂寥的雪原和宁静的化石般固定在海面上高低不平的冰块，海被冰雪覆盖，向遥远的天边伸去，大地一片沉寂。毛泽东说，他要找蓬莱仙岛。
1919年4月，毛泽东绕道上海回到湖南。同年2月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二上北京。翌年4月再赴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不失时机地游览一番。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对北上南下途中的一些游览细节记忆犹新，谈起来还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1921年建党以后，毛泽东更是成了浪迹天涯的“江海客”了。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漫游”多少带有好奇，多少有些“有意为之”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漫游”便是不得不为之的生活内容了。换一种说法，革命家几乎没有不是四处奔走的漫游家。更何况，中国革命的流向，本来就是散落于城市、相聚于满山遍野的乡村，然后又蔓延、汇合，朝城市滚滚而来。这中间，最令人难忘的，恐怕就是那漫漫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了。
毛泽东一生的行程，就是这样一首长征的歌。长征，是毛泽东一生最为难忘的岁月。他在祖国的土地上真正地发现了自己，实现了自己。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革命家毛泽东，酷好游历，钟爱山川，不只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一年龄阶段的特有现象，而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生活方式，是其个性气质的自然需要。他是从井冈山二步步走进紫禁城的，征战的岁月为满足他的游历嗜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他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以后，他每年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要外出巡视、游历，即使在晚年也是这样。他每年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许多重大决策，包括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和发动“文革”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外面策定的。
在平常的谈话中，他毫不掩饰自己这方面的浓厚兴趣，有时让人感觉他是有意向人们展示他这方面的意志情怀。越是无缘前往的地方，或险峻难游之处，他越是表达出非去游历一番的愿望。
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为巡游黄河发下的誓愿了。事情是由毛泽东读明朝徐霞客写的《徐霞客游记》引起的。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里，他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氓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在毛泽东看来，“到处跑”，才能写得出东西，写得出有创见的东西。
这样，1959年4月，在中共中央公开的一次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立下了这样一个志愿：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搞这个事，国家的形势也可以搞，可以开会，走在途中，要开会了就开会，或郑州、或武昌等等。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桢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中心点，主要力量在长江。有《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个心愿。
为了这次游历，他甚至想到把中央的一些会议挪到他行程途中来开。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6岁生日。这天下午，他在卧室兼书房里和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谈天，禁不住冒出这样一句话：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他是一个说了就要做的人。为了这个志向，为了“兑现”这张支票，中央警卫局特意在北京西山一带，秘密组建了一支护卫他考察的骑兵大队，挑选了一批战士，调来一些上好的马匹，训练起来。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他让汪东兴把已准备多年的骑兵大队部分人马和他那匹坐骑小白马，从北京调了来。在卫士的搀扶下，71岁的毛泽东骑了上去，还照了张像呢。这张像至今还保存着。随后他又让准备随他考察的工作人员练习骑马，并定下了出发日期。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恰好发生了“北部湾事件”，越南形势骤然紧张，抗美援越势在必行。毛泽东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计划。
可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心愿。他对工作人员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以至到1972年他大病一场，刚好一点，还风趣地对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游历黄河，你先回去吧。
可是，他毕竟是已近80岁的人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形势，抑或他关注的焦点，都不再允许他有去跋涉山水的可能了。
哪怕是骑着马去。
也怪，在1964年毛泽东取消黄河之行不久，专门为他训练的座骑，便不吃不喝无疾而死了。那是一匹可爱的白马。或许它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存在价值。
2.毛泽东在山川物象里找到了什么？
游历意味着什么？
游历，是毛泽东崇尚空间、含纳自然的一种直观方式。
游历无非是以人的行迹实践去接近历史文化，了解社会风情，以主体的活动确立“我”与空间的关系，确立“我”在时空中的位置。
“人在旅途”的生涯使他获得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
毛泽东喜欢游历，还反映了时时需要拓展和充实心理空间的愿望。他说过好几次：在北京呆久了，脑子里就空了。一到外面，就有了东西。
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小学开始，所喜欢的课程中除了国文之外就是历史和地理。这也许是出自一个天性初开的少年对时间空间本能的兴趣和追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一国文教师借给他一部自上古至明代共16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 《御批通鉴辑览》，使他着迷般钻进去半年课余时间。20岁时，他着力研究了清代顾祖禹编著的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对历代州域形势及明末清初的府州县疆域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历史和地理首先成为了毛泽东文化知识的两大支柱，为他日后占有博大的政治和军事知识埋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历史地理知识如饥似渴般地寻求和狼吞虎咽般地吸收，形成毛泽东时空观念的契机和萌芽。
没有任何观念能像时空那样强烈地触动一个有自觉人生观念的伟大心灵，对哲学家尤其如此。而最能展示人的个性的东西，莫过于他对时空的自觉意识。
是的，比大海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广阔的，是人们的胸怀。
只有广阔的心灵，才总是寻求着广阔的空间。只要有广阔的胸怀，就必定不断地拓展博大的空间，尽情地拥抱山川物象，以求观照自我，印证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毛泽东空间观的核心是超越高远：无限空间为我自由驱使，自由评说，空间为我所执，为我所用。“我”在空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坚强主体，无论何样强大的阻我难我力量，均在我掌玩之中。
毛泽东把人格主体看成是宇宙空间的根本实体，因而，他有着罕见的责任意识。1919年他在《民众大联合》中更直接地高唱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接下来必然是在社会实践中充分运用和把握空间。也就是说，空间，不是抽象的存在；空间意识不是抽象的哲学意识，空间与我的关系，不是脱离实践价值杠杆的关系。它们都多多少少融进了毛泽东关于改造中国社会，推进革命战争的具体思路之中。
1920年下半年，在毛泽东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夕，他曾全副身心，投入半年时间，去倡导湘人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他的思路便与由近及远和以小及大的空间意识有关。他说：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中国的事情应从地方、分处下手。湖南改造好了，再改造中国，中国改造好了，再改造世界。
在大革命失败后，攻打大城市的策略屡屡受挫。对此，毛泽东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上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他把早期关于空间问题的豪言壮语转化成豁达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对空间的进一步彻悟。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他想到了梁山英雄。多次说过：当时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
历史的发展正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土地革命时期，有大大小小的红色苏区；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有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有大大小小的解放区，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60年代，毛泽东对这一革命道路，也是一往情深。
1965年10月10日同各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他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此前，1964年3月19日接见外宾时，他把这个道理说得更通俗：革命的办法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多深奥的道理，就是像割猪肉、割牛肉一样，一块、一块的割，总有一天，要把它割完。
割猪肉，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敌人的空间逐步缩小，自己的空间逐步扩大。
毛泽东特别喜欢拥抱山川物象的漫游家风采，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对“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天人合一产生出永恒，产生出把握永恒的自信和乐观。
人在空间的行迹转换，自然要引发心理反映，特别是在古代封闭式的小农社会里，人们把出门远行看成生离死别的大事情。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讲课，谈到封建文化同近代文化的差别时，他举过这样的例子：乡间的地主，是反对新学的，现在一般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青年，到乡间不能相容，父母是反对的，因为他的儿子不迷信的，他是“安土重迁”。从前有诗人作别赋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可见当时的离别，是很难的。至于现在，就不然了！不特由北京和各省来粤的人没有吟诗的，就是出洋赴欧美的人，也没有赋诗的。这是因为从前不如现在交通便利的缘故。
毛泽东主来对各种自然景观、空间物象，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任何一种景致，似乎都能唤起他的想象，激活他的思维。
红军长征途中，走到贵州省遵义县北的娄山关时，毛泽东见一石碑，上刻“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便问陈昌奉等身边人员：“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许多同志回答不出来。他便给大家解释：“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柱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之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他赞扬“娄山关”三个大字写得苍劲像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惟妙惟肖。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划上临摹运笔学字，时时感叹：“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和修建于何代？”
在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梅岭关上有个石碑，碑上刻有很好的碑文书法，在这里毛泽东也向随行工作人员提问：“此处为何有碑所立？”接着指出此地是分界要地，是古代战场，因而立有石碑刻有碑文。行军作战到武夷关有个庙，庙内有不少碑文，毛泽东也在那里观赏研究。他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之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一一跨越了无数的“娄山关”、“梅岭关”，毛泽东走进了人为地雕梁画栋的紫禁城，但是，他更钟情于生动的自然风色。1961年12月26日，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流露了此番心迹，他引用唐代谭用之和清代黄道让的诗句说：“‘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自己便渴望在这样的自然景观中办公、思考问题。他在故乡的滴水洞别墅便是一例。
滴水洞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山洞，而是一处四周海拔三四百米高的群山环抱的小盆地，距韶山约20华里左右，有一条公路连接。毛泽东的祖辈曾在滴水洞居住过，他的爷爷便葬在滴水洞西侧山腰的虎歇坪。
1959年，毛泽东重返韶山探望乡亲父老时，曾和随行人员来到滴水洞巡视祖墓。当时滴水洞一带是树木葱茏、荆棘丛生的山地。毛泽东坐在祖坟的山包上，眺望着滴水洞风光，对随行人员说：“这个地方风景蛮好，盖所房子在这里办公不错嘛。”有关方面照毛泽东的心愿，在滴水洞修造起一处朴素的小别墅，别墅坐落在滴水洞盆地东侧山脚下，一共有三幢房子。毛泽东住过的是一号平房，坐北朝南，白墙绿瓦。门前辟有半个篮球场大的水泥场地，置一篮球架。这是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时早晚散步的场所。一股山涧泉水从西侧山脚处流经一号平房门前场头，日夜淙淙作响。一号平房居室内装饰简朴，放着一张硬板床，隔壁是工作间。
别墅东侧靠公路边建有一个小水库，毛泽东曾在水库里游泳。水库里养着牛蛙，入夜，蛙声阵阵，鸟鸣虫吟，别有一番山间情趣。
可惜，滴水洞别墅建好后，毛泽东只回去住过一次。
一个人在茫茫宇宙中划过的痕迹，毕竟大小太小。怎样去满足心理拓展的需要呢？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通过游历去实际地“占有”；一是通过质问去“追寻”，以求心理上的“亲近”。
后一个方面，便成了人们乐于想象未知领域的心理动力。
毛泽东经常沉入在旁人看来有些不大理解的玄想之中。
在这种玄想中，他往往把生活哲学化，把人和空间的关系哲学化。
1957年在赴苏联访问的飞机上，他特意把陪同前往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叫到身旁谈起一个哲学问题。他说：“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样解释呢？”尤金说他没有研究过，毛泽东说自己来回答试试，他的回答是：“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这个解释，让尤金连声称“妙”。
回到现实实践，人的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与时间的联系是有限的，人在空间的位置及其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人对时空中的事物的感知和把握也是有限的。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毛泽东渴望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他的智慧和想象，以他对一个民族的责任感，向未知的世界进军。
1964年8月，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他不无感慨地说：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现在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认识不清楚，对太阳搞不清楚，对太阳到地球中间这一块地方搞不清楚，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
这个谈话之前，5月28日接见印尼贵宾时，毛泽东就探讨过造成地球和人类演变的“冰河期”问题。他说：经过几次冰河期，人类才出现。在北部很冷，人类不容易生存。最近一次冰河时期，已经一百万年了。冰河时期，很多大动物都不能生存。下次冰河时期什么时候再来，有人估计可能再过二百万年。
接着，毛泽东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提出：如果下次冰河期的到来时间取中的话，人类还有一百万年的时间好过。
人类在宇宙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似乎只有洞悉了这些超人的时空规律，才会更恰当地安排人生。
也是1964年，毛泽东关于人和动物的玄想，又提出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命题。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进行海阔天空的漫谈时，他冷不丁说：动物发展至少经过一百万年，才生出人的头和手，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相信只有人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一百万、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
未知的领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追求新知的人，总是有一种开放的情怀。
也只有开放的情怀，才和开放的空间“有缘相会”。
因此，当毛泽东一心要建设新的社会，追求未来的时候，他的胸襟总是拓展的、开放的。特别是想往中国以外的地方，想往吸收那里的好东西。
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的和优良文化的。封建时代，在唐朝兴盛的时候，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学了佛教。我是不信佛的。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佛教，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后来人困难得多。现在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传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别的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从中日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里，全国有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们的科学的高潮。那一个学习对于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于那些循规蹈矩、默守陈规的人和做法，他常常不满意。就在讲中华民族从来不拒绝外来文明的10天后，他到武汉视察工作，又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到民族形式，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几年后，1959年3月5日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在建筑上，我赞成洋气，开封不像个样子，完全是老式的房子，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完全老式的，乌龟壳式的，我不喜欢这个乌龟壳。一定要保存民族风格，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我看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
3.面对自然景观的愉悦和提升
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漫游家不一定是诗人，而诗人则必然是漫游家，或者说至少是强烈渴望漫游的“家”。
毛泽东的诗，几乎很少不是以山水为题或借自然抒怀的。
他很少说过对自己的哪一首诗特别满意的话，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两句例外。而这两句，恰恰是他“漫游”的结晶。
1962年5月，他在修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时加写的一段话中，以郭老的口气，深情细致地回忆了《忆秦娥·娄山夫》一词的创作过程：“那天走了100多华里。南方有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堪寒。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认为颇为成功的两句话。”
一拥进自然的怀抱，他那遏止不住的诗情便奔涌而出，几乎是每到一地，他的脑海里都会映现出历代诗人在此的咏唱。
诗圣杜甫晚年乘船出川，在岳阳楼写下千古吟诵的名篇—— 《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题的是岳阳楼，不写岳阳而写洞庭，是从“登”字生情，后自叙伤感，寄寓漂泊天涯，怀才不遇，语极沉痛。
1962年，毛泽东从北京乘车回湖南故乡，路经岳阳时，在车上书录了杜甫这首《登岳阳楼》诗，后陈列在岳阳楼最高层，供四方游人欣赏。不过，毛泽东的书录，与杜少陵的原诗，有一字之别，杜甫原诗中的“老病有孤舟”，毛泽东却书为“老去有孤舟”。这一字之差，是记忆疏忽，还是毛泽东另有他意？连毛泽东诗词的权威注释者，也难以解说明白。
游情与诗情的统一，在毛泽东身上更突出地表现为游览与写诗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出，喜欢去南方。在南方，他最喜欢的是杭州。对风光旖丽的杭州，似乎情有独钟，去那里住过40多次。他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他的第一故乡韶山，新中国成立后，他只回去过两次。
在杭州，他写了好几首诗。我们这里且说两首观览写景的“闲适”之作。严格说来，这两首诗都算不得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但在登临观游之中的舒心愉悦和精神上的升华，却可见一斑。
让人觉得他舒心愉快的，是《七绝·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人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在1993年第六期《党的文献》正式发表时，认定是1955年。也有一种说法，出自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的回忆，说是1959年11月。1955年和1959年的春冬两季，毛泽东都在杭州住过，且时间不短。住在西湖边一个叫刘庄的别墅。1955年在杭州主要是搞了一个胡风问题，冬季是搞《农业七十条》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1959年春，在杭州召开了两个中央会议，冬季，主要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次在杭州，一次是花大精力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一次是在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后，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这都是大事。看来，写作这首诗的背景，并不是那样的轻松。
可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都不重要，不管是写于哪一年，哪一次。对一贯写政治题材的毛泽东来说，这确实是不多见的。
政治、历史背景，在他的这首诗中，都远去了，剩下的是一种舒坦、开阔、明朗的心境。仿佛一道透明素丽的光，在空中划过时甩下一弯疾速的弧线，留下畅快的愉悦，却又让人回味。
毛泽东写的是他一瞬间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