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既然叫 《莫干山》，那就要说说这座山了。
莫干山，是天目山的一个分支，在浙江德清县城西北，离杭州有120里路。说起这座山的名字来历，还真有些激动人心。
这里是古时吴越所属之地。传说春秋未年吴王阖闾曾派民间有名的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到这座山铸一对雌雄宝剑。起初，铁石在旺火炉中不见熔化，莫邪听说必须要有女子以身殉献炉神，才能造出好剑来，便跳入火炉中去了，这对室剑造出来了，为了纪念这对夫妇，人们称之为“莫邪”、“干将”，这座山，也就叫莫干山。后来的故事更精彩。鲁迅1926年还根据传说，写了一篇 《铸剑》的历史小说，说干将后来被楚王杀了，他的儿子眉间尺为报父仇，在一个义士的帮助下，接近了楚王，结果是干将的儿子、义士和楚王的头都掉进一口大锅里打起架来，同归于尽。
据浙江党史部门的有关记载，无论是1955年，还是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都拿出较充裕的时间游览附近的名胜古迹。
每到一地，毛泽东都有一个习惯，了解当地的名胜古迹的来历。游览莫干山时，他曾在传说为莫邪、干将用过的磨剑石旁停下脚步，磨剑石四周的石崖有多处石刻，毛泽东喃喃自语：“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仿佛是在吟那上面的题刻。在山行道上，毛泽东还情不自禁、边走边吟起古人描绘莫干山的诗句：“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周山色蘸幽篁。”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写进他的诗里。他这首七绝，名为“莫干山”，其实，却没有写莫干山。题目大概是编者根据毛泽东的游程加上的。
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愿意把血腥杀伐的历史沧桑装进自己难得闲适宁静的胸怀；也许，他这个时候不想写诗，至少不想写那些沉甸甸的诗。他陶醉在大自然里面，不愿意破坏大自然给予他的纯粹欣赏愉悦的心境。
领袖也需要超功利的休息。更何况大自然一直是他钟爱的审美对象。
的确是这样的。他游兴未尽，离开莫干山，又到观瀑亭观瀑，顺芦花荡西行至塔山远眺，东看太湖，南望钱塘江。好一派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好一方碧波荡漾的心湖，映出舒坦清丽的河山。
该回去了。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此间乐”之中。尽管不想刻意作诗，还是随口吟咏出这首七绝《莫干山》。
作者从登车启程回住处写起。“翻身复进”，节奏明快活泼，道出身姿轻捷，动作连贯，这也是心情轻松自如的表达。接下写坐在车里，随着由近及远的空间变化，回首一望，刚刚游过的莫干山的峰峦也渐渐由清晰变得迷蒙浑然起来，正是远看山色有无中的体验。一个“入”字，好象是作者留恋地目送着峰峦远去。这也是一种心境的表达。最后两句，写归程之速，更加轻快，我觉得是诗中最好的两句。“才走过”又“到钱塘”，很是气韵生动。
全诗明显是一气呵成。句句写过程，句句写心境；句句写归途，句句写遗飞的逸兴。这是稍纵即逝的感觉，可毛泽东抓住了，抓住了闲适中的愉悦。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义已到钱塘。”
说到钱塘，人们自然想起钱塘江，想起钱塘江奔涌的大潮。
人，有时候需要从自然对象中发现自己，提升自己。
第一次看见大海的人，心里大概是不会静如古潭的。在无涯的水天一色的茫茫围困中，你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感到窘迫；当你尽力舒展想象，用自己的胸怀去包容对象时，你又会发觉自身的无限和广阔。在呼啸翻卷的猛涛恶浪冲你奔袭而来的时候，也会出现两种对立的感觉：或惊惑、提防，意识到自身的渺小；或抗拒、搏斗，唤起一种豪迈。当你进入后面那种境界的时候，你和对象不再对立，对象不再是外在于自身的存在了，你在它身上看到自己，和对象认同，意识到自我价值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人与自然的差距和冲突，便形成了戏剧性的张力；人化自然或自然人化的统一、和谐，便出现了美。把这种张力和美写成诗，在对象那里观照以至实现自我的精神，便是崇高。
毛泽东的《七绝·观潮》，就是让人觉得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的作品：“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这首七绝，无疑是比较简明的咏物之作。毛泽东观潮之所，便是浙江海宁有名的钱塘江出海口。这里呈外宽内窄的喇叭形，潮起潮落，前推后聚，蔚为气势磅礴的天下奇观，不知倾倒历代多少文人墨客。早在南宋，就把农历八月十人日这一天定为“潮神生日”，形成大规模的观潮活动，有时这一天还在钱塘江检阅水师，以壮行色。由潮而生出“神”来，看来，这潮多少寄托了人们的某种寓意。
1957年9月9日，这是个美好的日子，毛泽东来到杭州。第二天，便乘船游览钱塘江。11日上午，即“潮神生日”的前一天（农历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又从杭州住地乘车到海宁七里庙，观看了钱塘秋涛。随后写《观潮》记感。
全诗四句的结构，呈一实一虚之状。
起句于平实中露陡峭，本是对所观之景直陈言之，其中“千里”二字，则在极目夸张之中一下子把人们带入特定的观潮氛围。
第二句则是夸张想象了，那波潮卷起的雪白浪花，竟从入海口逆钱塘江向西南凌空飞越，落到一二百里以外的浙江桐庐县境内富春江畔东汉大隐士严光垂钓之处。观潮者主观的介入，超越了客观自然的本来状态，也是对首句气势的大力延伸。
第三句又回到实景的描述，恰如摄像机镜头的一个“反打”，从对面的“潮”反过来对准了“观潮的人群”，记录下他们的反应。既是“人山纷赞”，观潮的人当不在少数，而他们的反应是大体一致的，即感叹作者前二句所描述到的壮阔。
第四句，作者把镜头又一下子荡开，虚起来，从群体又回到作者个人的想象世界——那从杭州湾及至千里之外的太平洋汇聚后，扑面而来的滚滚浪潮，仿佛是从鼓角战场厮杀回来气势正盛的雄师劲旅。作者的主观介入，不像第二句那样，只是一种想象，类似陆游的“铁马冰河入梦来”，而多少挟带了作者的感情。句中的“回”字颇值得玩味。它首先符合人们的视角，让人觉得钱塘江入海口外的无边无际的海面，才是永恒的战场。同时，站在岸边观潮的作者同对象之间不是对立的，他和凯旋而归的千军万马融在了一起，欢迎着、欣赏着自己的勇士。这里面的感情色彩，于“从容”二字含蓄出之。于是，自然被人化了，人也被自然化了，分不清你我。换言之，人走进了壮阔奇景，也只有崇高感的人，才能体会并走进崇高的对象。
观钱塘江之潮而咏之，古来多多。毛泽东自幼爱读的洋洋大赋——枚乘的《七发》，专有“广陵曲江观潮”一段：“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生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广陵曲江，一说为扬州附近，一说即浙江的钱塘江。但这并不重要，反正都是观潮。毛泽东很称道枚乘的文笔，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的《关于枚乘<七发>》的长篇文章中，说其“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枚乘的描写，把能想象得出的比喻淋漓尽致地铺排出来，是典型的赋体文风。其中有一点，或许给毛泽东有所启发，或许是大多数人在观潮时都能联想得到的，这就是以“三军腾装”（枚乘）和“铁马杀敌”（毛泽东）喻之。
我们说毛泽东打破物我距离，和对象融为一体，不光是一种字面的分析。对于钱塘江潮，他似乎不满足于“观”。1957年9月11日观潮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便投入到钱塘江水中去了。朝着潮急浪高处游去。前面似乎是永恒的战场，那是他渴望的地方。我想，在“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的壮景中，一个人搏击其中，也是一种可观之景吧。
人们在观这种“景”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潮神”两个字呢？
八 读书与治国
毛泽东一生，对待书本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
青少年时代，他立志在书本中寻求“宇宙之真理”。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给好朋友萧子升开了77种传统的经、史、子、集书目，认为是“必读之书”。
从投身五四、参加革命到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十几年间，他奔劳于一线，浪迹天涯，遭遇百怪千难的事情。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上的具体问题，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相反，如果按现成的马列经典词句去做，却一再坏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则回敬他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
到了延安，把几支部队像棋子一样摆向大江南北以后，他坐下来发愤读书。一本本理论著作诞生了；通过整风的形式，依靠他亲自圈定的22本书籍（文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不仅甩掉了头上那顶不懂马列的帽子，而且成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精神领袖。
他的著作、思想，在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和1956年“八大”前后，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果实，并一再证明，他把书本理论运用于实践，是那样的驾轻就熟，那样的挥洒自如，也是那样的不拘一格。
一个人到了成熟和辉煌的巅峰，往下看的时候，难免有“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随意，同时也夹杂着“念天地之幽幽，独枪然而涕下”的孤独。
50年代后期，或许是大想做出震撼世界的惊人之举，毛泽东不满足于战略指导的工作，他投身于相对陌生的经济事务的操作之中。结果，靠数字的压力来推动的大跃进难以为继。
此后，他终于有意摆脱事务，退到二线，拿出更多的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有意思的是，“文革”爆发的导火索依然是他肯定的一篇批判一部历史剧的万言长文，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的，依然是他一向重视的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界。那时，他却在千里之外的杭州西湖侧畔、韶山滴水洞中、武昌东湖之滨。远离京城的喧嚣，连标志“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也没参加，一走，就是几个月。
这些地方都是静心读书看报、思索构划的好去处，还可以抒展长臂游泳呢。
被视为“文革”纲领性文献的两封信：1966年5月7日致林彪（“五·七指示”）、1966年7月8日致江青，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直到“文革”已成强弯之未的时候，迟暮之年的毛择东仍不断地发出号召：弄通马克思主义！还亲自圈定30多本经典著作让干部们学习，还说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他还感慨万分他说党内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大少！
毛泽东轰轰烈烈的一生，同书本竟有如此奇缘。不错，他曾反对过本本，那是因为王明他们搬的书本词句不合中国国情。当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以后，他更习惯于用书本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来提供工作方法，来指导社会运动，来处理微妙曲折的“路线”分歧。
1.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
对一些影响乃至决定过历史进程的人，人们对他总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开始，人们或许更注意他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一些决断和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多多少少发现，真正的伟人，对历史的影响决非一时一代，他的精神能量几乎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近些年来，关于他的话题也就越来越朝着文化精神方面延伸开来。这是因为，他的形象是多侧面的，他是天才的军事家，是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治领袖，是独步20世纪旧体诗坛的巨子，还是一位几亿人口的精神导师和东方文化奥林匹斯山上不乏神秘色彩的智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内含都是多角度辐射的。
这样，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研究，看待他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疏理他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实践的理论反刍历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书摊已成为图书是否畅销的晴雨表的今天，上面常常摆着一本厚厚的《容斋随笔》，有的还是文白对照，已经卖了好些时候了。这本一个叫洪迈的南宋“学士”写的随笔杂记，在古代浩如烟海的随笔类著述中，并非特别出色。它的畅销，得益于书商们在封面上印的几个字：“毛泽东临终索要之书”。其实，毛泽东一生批注过大量的书籍，在他读过和保存下来的《容斋随笔》上面却未见什么文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固然喜欢这本书，但很难说它对毛泽东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启发。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管这些，因为毛泽东读过这本书并且很喜欢，它就有一种勾引人去阅读的诱惑。除 《容斋随笔》外，同类境遇的书还有明代冯梦龙编的《智囊》，以及《毛泽东欣赏的古典诗词》等等，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要算有关权威部门编辑的毛泽东批阅的线装版《二十四史》了。
看来，岁月的河流把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洗磨得越来越清晰了。与此同时，一些理性叙述毛泽东读书生洁的书籍也相继出现。最早的要算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接着是90年代初的《毛泽东早年读书主活》（李锐），以及新近出版的洋洋130万字的《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这些书籍，或描述、或分析，大致给人们展示出一个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形象和他的思绪心迹，有助于人们感知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沟通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内在联系。因为，一切理论化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像毛泽东所探索和创造的、对20世纪中国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的思想成果，总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卓越政治家当中最喜爱读书的人。在读书方式上，他是绝对地传统——眼到、脑到、手到，不动笔墨不读书，此外，在组织读书小组的时候，他更有耳到（别人读他听）、嘴到 （读完一段他发表意见），这样，比传统读书人讲究的“四到”还多了一到。于是，在他身后留下的“獭祭”、“痕迹”实在太多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伟人的读书生活呢？与此相关的一个前提，是要弄清伟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读书生活的。
对一般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 （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还说：“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
在心中把中外历史上的政治家挎一下，大概很难找到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的人了。他在各种各样的枪声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阔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需要和理想追求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由此说他身上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读书癖”大概不算过分。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不是单纯的“读书人”，他的实践操作是那样的丰富，他的实践能力是那样的突出，做了那样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样忙碌，但他读的书，却并不比一些终主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还要广且偏。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要说清楚为什么，恐怕要专门写文章。而他同一般治学的人的不同之处又在于，他能入于书而不拘于书，进出自如，似乎有一种出神入化的本事。于是，他一生都在创造，创造了一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并奉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和国，乃至铸塑了一种触及民族灵魂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
按道理说，日记和读书笔记都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虽见诸文字，却不是给人看的。但是，今天出版名人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这类东西的个人化色彩 （还有那么一点神秘），所以，它能透露出某些名人和伟人在煌煌大作中所不能或不愿透露的东西，也就别有一番诱惑和感召。相对而言，毛泽东留下的读书笔记透露的信息，固然谈不上无限，但可能要比日记在情感和思想上更真实些。因为日记毕竟还有专门写了给人看的嫌疑，而随手在书上眉批旁评，绝少会有人借此惺惺作态。当我们进入毛泽东的书斋天地，在间接分享主人公的读书之乐时，不免破颜会心一笑：原来读书更有痴胜我者。因此我们在他的别具一格的批注文字或脱口而出的即兴言论当中，多多少少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仿佛斜靠在他那张特制的大床上，一旁的灯光从上到下勾勒出一个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换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都是在以微妙的方式，传达着心湖里泛起的波澜，那波澜是从散发着墨香的或发黄的纸页里勾引出来的。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呜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突然问，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尾之间，写了起来。譬如，1969年6月3日这天深夜，他在武昌东湖侧畔的一处住所读《南史》的时候，于《陈庆之传》的天头处写下的是这样几个字：“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解析”这个举动，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深化了。当然，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毕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他对读书，对书本知识的看法，同他一生叱咤风云的行色动作是分不开的，同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行程是分不开的。这条路艰难而曲折，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也自然不是一条直线，他那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一心一意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说“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对他后来确立志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书籍，大致有这样三类：以工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包括严复、蔡元培等人翻译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著作，和“五四”前后出现的马列主义译著，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再就是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潮代表人物，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论著。可以说，在五四时期掀起大浪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正是这些读书人，在自己的阅读中（当然还有相应的实践尝试），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毛泽东自不例外。
在基本完成了理想皈依以后，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达延安后，他就开始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搜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也是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那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律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土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到晚年，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绝大的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有意要摆脱事务，提出退居二线，说是要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特别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更是竭力提倡读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要弄通马克思主义，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这些看起来交错矛盾的思路进程，并不说明毛泽东一生对读书的态度处于朝秦暮楚的割裂状态，而是反映了作为读书人同书本的特殊缘分，作为政治家在读书问题上的特别之处。
作为个人，他有天然的读书人的本色和爱好，这是他同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事实上，他一生中读的大量书籍同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诸如他花若大的精力去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和贺知章在长安作官时有没有家眷，批注情代纳兰性德的词，比较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修改的优劣，以及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楚辞》、《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其中的快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相信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音的学人。问题是他实实在在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他本人读书所得的渊博知识，为他获得了一般政治家所难有的人格魅力，使人们觉得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智慧源泉，各色人等一和他接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一种心理劣势的境地，心甘情愿地跟他的思路走。他可以用传统的对话方式走进自幼饱读诗书的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使对方在无拘无束中惊叹这位日理万机的大国领袖的学问根底 （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所收的写给一些民主人士、老先生的信即可明了），也就主出一种亲近感。显然，这种魅力不可避免地要向政治上延伸扩散。于是，当一个美国记者从延安毛泽东的那所窑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断言毛泽东是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人，还说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间看到了永恒。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谈论自己对佛教经典的理解，70年代和来访的尼克松讨论哲学，都使他在这些人面前有一种不可言状的让人不得不折服的心理优势。让他们于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国领袖的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毛泽东这种读书人的兢力更可以使他和同时代的学界泰斗如郭沫若、范文澜辈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识见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一代学术活题的走向。事实上，这一点他是非常容易地做到了。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读书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在文学、史学、哲学各个领域，都可以在他的读书活动中寻出一些联系来，诸如对孔儒、荀子、韩非的评价，对老子的评价，对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对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评价，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对 《红楼梦》、《水浒传》的评价，对鲁迅、胡适的评价等等。
如果把读书和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读书，他对读书的看法，以及他提倡读书或反对书本，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即读书为我所用。这便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读书风格和色彩。显然，这样的读书动力，形成了毛泽东读书活动的几层含义。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通过各种理论信念的选择才确定未来道路的革命家，他深深懂得并坚定地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理论体系对现实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造世界观和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那么突出的地位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操作效应呢，除了社会实践外，自然就是要择书而读。
所以，他几次对干部们讲：多读些书，就好像站在山头上，可以看得更远……
读书，也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毛泽东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计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统一思想。所以，在现存的毛泽东的文稿当中，有不少是他在各种会议上开列的书目手迹。如延安整风时他亲自拟的二十二个文件，事实上就是二十二种书和文章。抗战后期他又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必读的文件，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他批示印发的书籍就更多了，其中包括邹容的《革命军》，他还亲自动手编了两本古代诗人吟咏四川的诗词集发给与会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把枚乘的《七发》印发给与会者，怕人们看不懂，又在大会上逐句逐段他讲解。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读到两位民主人士写的描写农村新景的诗，立即作为会议文件下发。晚年，他让人们“读点鲁迅”，自也是别有深意存焉……
这样，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他的倡导读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读书人和政治家双重情怀，使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土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
当然，90年代的今天，看毛泽东的读书，自不可一一效法，我们要看到他读书的一些个人色彩和时代色彩。他爱书读书的精神，他结合实际的读书方法，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对一些书籍的具体评论，以一家之言视之，不必着意承续发展。譬如，今天的人们读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未必会去赞叹登徒子一辈子钟爱那位麻脸驼背老婆的高风亮节。今天的青年读《红楼梦》，未必总是从“吊膀子”（爱情）里看出满眼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再说，把某一部古书或某些古文古诗同现实的某种社会倾向直接联系起来阅读，乃至让全社会都来评法批儒说《水浒》，在今天大概是绝少有人响应的了。如果是几十年以前，传出毛泽东爱读《容斋随笔》，人们竞相传阅的动机，可能会是揣摩其间的什么风向，而今天这本书的畅销，在出版者无疑是商业动机的驱使，在阅读者多少是一种个人的好奇罢了。
世道沧桑，人间巨变，人们的思维背景也今非昔比。但关于毛泽东，除了记住那个矗立20世纪政治峰巅上的伟岸形象外，再补充一个书斋里的形象，总是有益的、不无启迪的。特别是在初来不久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人们一时间还来不及适应，这时，适当回到书本的“此间乐”中，也许会平息一下浮躁的心境。换句话说，对一个民族来说，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致择好书而读的人渐渐多起来，肯定也不是件坏事。
2.一本书和两场运动
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快结束的时候，同周恩来一道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会见中，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
毛泽东说他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斯大林当即提出一个人选，就是任《苏联书籍》杂志主编的哲学家尤金。还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尤金这个人。自然表示欢迎：“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事实上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建树，反映了这位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高权威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尤金这个名字，后来在中国并不陌生，50至60年代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他和罗森塔尔主编的那本《简明哲学辞典》。
这本辞典是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的，约270个条目。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他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较高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越编者在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主曾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 《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最早的中译本是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孙冶方译本。建国初期，该书很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五次。主要原因是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也普遍化了，对于初学的人，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哲学辞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简明哲学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发行达几百万册，成为哲学启蒙的权威工具书。
这本辞典当然也浓厚地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界的不少片面的、简单化的观点，在其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
却说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即着手准备《毛泽东选集》的编译工作。大约在1950年4月间，他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进行这项工作。
7月间，尤金就来到了北京，他的任务主要是看师哲等译好的俄文稿。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很喜欢尤金，引为同道。据当时同尤金接触很多的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一书中回忆：
9月底，尤金访华时间将结束，但《毛选》编辑工作远未完成。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作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10月9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于 10月11日批转刘少奇：“请为尤金组织去各地参观并讲演。在京四次讲演应办理完毕。”
尤金周游讲学回京后，看了《实践论》等译稿，赞不绝口。大约十一二月间，尤金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尤金首先说明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认为，就他已阅读过的文章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指出也有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的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如：“一屈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
尤金极力推崇毛泽东的若干篇文章，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陈述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要求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同时他还建议把已定槁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某理论刊物上。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
谈话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发表了。
《实践论》在苏联得到很好的反响。毛泽东对此很高兴，1950年12月28日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他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评论文章分两天登报，并嘱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12月29日、3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
很明显，尤金第一次来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把毛泽东的著作及时地介绍到苏联，从而使毛泽东在苏联获得理论家的形象，尤金是有功劳的。
尤金于1951年1月回国，7月下旬，毛泽东又邀请尤金携夫人季娜第二次来华，住在景山后街原来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毛泽东几次来这里拜访他，两人谈起哲学，兴味很浓。到11月，尤金启程回国时，《毛选》第一、二卷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看得出，在编译 《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尤金这两位哲学同道，建立起了个人友谊。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知道尤金颇得毛泽东赏识，便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一直到1959年尤金任期满后才调回国，继续任苏联科学院院士。
50年代，毛泽东和尤金时常就一些理论问题交换意见，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两人也时有探讨，气氛都是友好的。毛泽东对尤金始终格外重视，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公务之外，他们谈得更多的，自然是哲学问题。毛泽东曾当面批评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中一些条目的观点，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一条。
这个条目说：“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毛泽东颇为直率地责问尤金：“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
尤金无言以对；其实，我们至今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暗含的是什么意思。反正，他对这样论述“同一性”这个范畴是非常反感的，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为慷慨激昂：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 ‘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