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深刻之处在于，毛泽东提出要把政治中央委员会变成科学中央委员会，这是在中国社会转变中执政党实行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当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就面临一种全新的任务，这些政治家。军事家原来熟悉的东西大多已闲置起来了，大量不熟悉的事情摆在面前，这就要求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实行转变，把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变成以科学家、经济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这个转变的实现，也有两种途径，一是原有的中央组成人员自身转化为科学家和专门人才，二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充实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虽然没有说明这两种途径，但却已明确指出了党中央成分改变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
任何国家的建设都是在一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局势的安定或纷乱，二是国家间的往来或隔绝。无法否认，不管处于哪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势必受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环境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把握时机，作出决策。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国际局势作了分析。他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四十年，或者可能根本不能打。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反映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政治报告说世界局势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从国际局势，毛泽东谈到了对外交往。他说：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要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有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有困难，实际上新中国同样有严重的困难，也要通过对外交往来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与文化。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当时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隔绝中国与西方的往来。同时，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再次承受了巨大的人、财、物负担，但一海之隔的日本经济却因为美国向其大量的军需订货而受到刺激和发展。一场战争结束后，中国因此而大大增加了支出，日本则发了横财。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就着力反映了上述思想。最初的稿子送给他审阅时，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讲商业工作时，批语说内容“没有对外商业”，后来修改时加上了对外贸易的内容。8月上旬修改稿送他审改时，他在概括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内容时，加写了一句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八大期间，在一次同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形象他讲道：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这里观察中外关系的视野更为开阔，因为它不仅是从中国自身来分析问题，而且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了。当然，这样提出问题的目的，既是为了有利于世界人民，又是而且首先是为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民主问题。他在大会期间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力“针，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但那时只讲了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民主问题。到这时毛泽东讲民主问题，范围显然已经大力扩展了，甚至可以理解为扩大到了全社会。民主问题本来就不单单是文艺民主、学术民主，它还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但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看起来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普遍存在，在经济起步的国度里就更为突出。毛泽东看到了这种矛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要动员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集权统治 （或叫集中领导），这样才能保持全社会的统一意志，以有效地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但这会同发扬民主发生某种冲突。在某些人看来，必须牺牲民主以换取效率，取消自由以赢得发展。毛泽东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出解决矛盾的明确方案，但他却主张要扩大民主，指出了集中的消极一面，井同他的同事们在思考一条合理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尽管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尽管没作详尽的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八大制定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而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国际环境以及执政党领导、民主政治等等，是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正式拉开实现国家工业化事业的大幕之前，毛泽东提出这些关键性问题，不能不说他具有深逢的眼光。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正是在这次大会前，他谈到准备退出主席的职位：
我说我们这些人 （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千的都干。
八大通过的党章把“设立名誉主席”一条正式列入，是毛泽东提议的结果。此举是退出主席职位的一个步骤。毛泽东曾谈到理由，比如身体、年龄、精力方面的原因；还比如考虑国家安全，利于顺利、平稳地完成交接班等等。如果联系当时苏共内部正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也一再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背景，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有比前述更深刻的原因。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将树立一个打破终身制的榜样，对于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现象，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这成为他晚年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不管怎样，毛泽东不会一日稍懈。八大制定了共和国的宏图，他将领导把这个宏图化为现实的巨大工程，而且将为此继续探索。
三 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
1937年。
2月的陕北，春寒料峭。延安凤凰山北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像是不觉寒意，正在全神贯注地读书。这是两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写的《辩证唯物论教程》。
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的颉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颉抗看作同一，以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矛盾也没有了。伊里奇回答这种主张，这样说着：
“这是极端不正确的。颉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之下，前者消灭了，后者残留着。”
书是李达、雷仲坚翻译的。“颉抗”用现在的译法就是“对抗”，“伊里奇”是列宁。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用毛笔添添砚台里的墨汁，在“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的颉抗”、“任何矛盾也没有了”和“后者残留着”这几句话下面划上波浪线符号，然后在这段话旁边写了一段批语。
矛盾普遍的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许多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形势的：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领域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心与劳力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而且认为这时的矛盾不会发展成为对抗的形势。
几个月后，身穿补丁衣服的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唯物论》课程。在讲“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时，他这样说道：
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矛盾统一法则”后来改写成毛泽东的名篇《矛盾论》。这里说的是苏联的例子，但在毛泽东看来，它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情况。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是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距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还相当远，毛泽东却看到了将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而且进一步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质。当然，推动毛泽东认识这个问题的，逻辑的力量超过实践的力量。从理论上说，由于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因此推定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也是顺理成章的。就实践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在中国远未成为现实，而当时的现实也不存在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紧迫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还是一种论断，不仅不系统、不展开，而且还有缺陷 （比如只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没有讲在这个社会阶段也有对抗性矛盾，等等）。
20年后，情形完全倒了过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客观现实了。
也是2月，不过早已不在陕北的窑洞，而是古色古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
伏案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服过安眠药后，仍无睡意，心事重重，几次睁开眼问卫士长：“恩来回来没有？”“恩来还没回来吗？”周恩来当时在国外访问，定于这天回京。在周恩来的这次访问中，对苏联、匈牙利、波兰的访问，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
自从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国际共运内部就再不曾平静过。似乎是一种连锁反应，6月，已趋紧张的波兰局势更加不稳，发生波兹南大罢工的事件，人们要求苏军撤出波兰领土，要求波兰退出华沙条约，对不正常的波苏关系、执政党内的个人崇拜和不民主现象以及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的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甚至是愤慨。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的事件更加令人震惊：人们始而游行示威，继而冲击机关、电台、工厂，抢劫枪枝弹药，焚烧建筑，同政府军发生激烈的枪战。事情的起因同波兰事件惊人地相似：人们抗议执政党领导人的高压统治和专断作风，要求改变苏匈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强烈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波匈事件最终得到平息。1957年1月，周恩来应苏联政府邀请访苏，主要是想就波匈事件交换意见。周恩来还受到波兰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邀请访问这两个国家，讨论波匈事件之后的中波、中匈关系。
波匈事件究竟如何？苏共看法怎样？周恩来同苏、波、匈三国领导人谈得如何？在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能不为之而牵肠挂肚吗？
然而，毛泽东这些日子所关注的，又远不只是国际共运内部的风波。1956年，毛泽东说过是“多事之秋”，因为国际共运的风波在中国也泛起一阵涟漪。八大之后，国内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界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动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评头品足、议论纷纷。有的为就业和安置问题无法解决，有的为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有的为难以继续升学，有的为入社后生活水平下降、社内经营管理不善和对入社农民生产资料处理不当、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发展。这些事态暴露了国内社会改造过于急促、经济建设中冒进情绪仍未克服和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等等问题。当然，罢工也好，罢课也好，退社也好，在国内都是少数人；知识界的批评比起波匈国内的政治抗议也平和得多。但是，执政刚刚七年的共产党第一次面对老百姓向自己的罢工、罢课，许多人还是感到了茫然、惶惑和不解，有的人甚至神经过敏、如遇敌情，试图以高压的办法对付之。毛泽东呢？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有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
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国内少数人闹事时，从这样三个方面分析了原因。分析无疑是中肯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对原因的一般分析上。在他看来，苏联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东欧波匈事件的爆发，以及中国少数人闹事，都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反映。他继续说道：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历史显得这样富有戏剧性。30年代中期，当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时，斯大林却在克里姆林宫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成。从此再不提社会主义还有矛盾。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将永远锁住矛盾的“潘多拉魔盒”，从此歌舞升平，一帆风顺。斯大林在理论上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因为至少在他之前，列宁已经说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毛泽东正相反。尽管中国没有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历史，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毛泽东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预见到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确立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矛盾，而且在它确立以后矛盾也不会消失。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又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更大范围内的历史经验中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年4月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还将有自己的矛盾。”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写道：“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结尾又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较早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
整个1956年间，毛泽东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这年8月，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毛泽东不但在正式场合讲这个问题，而且在私人交往中也谈到上述意思。12月4日，他在给从40年代中期即已建立情谊的黄炎培先生复信时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 （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当多事之秋的1956年过去之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已经是无可怀疑的问题了。毛泽东的思考转向了矛盾问题的纵深。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国内少数人闹事，都不是单一因素引发，它们各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换句话说，它们是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运动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或者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这个矛盾体系包含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和各种矛盾的运动规律、特征，各种矛盾相互之间的关系、作用等等一系列范畴。显然，比起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是件更复杂和困难的事情，同时也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认识，从1956年春天就开始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方面的一些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针对文艺领域和学术领域里不同流派、不同学说之间的矛盾而提出来的，除了这些，毛泽东还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于阶级社会，谈到人民内部的问题 （矛盾）不能用镇压的方法，而要用说服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当然，这些认识还是初步的。不过，1956年的实践和认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和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推进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认识。
就在周恩来出访回京半个月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与会者达1800余人，当时正在出席、列席第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而颇令人注目。然而，更令人注目的，还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以《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所发表的长篇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说：“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是为经济服务的，要符合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发生矛盾。”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观点。他们还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里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特点是什么，他们没有谈过。这自然是时代条件造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阶级社会消灭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于以前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还有没有矛盾？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同它有没有矛盾？已经具有认识这一问题的时代条件的斯大林，却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长时期不作回答。实际上，斯大林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有矛盾的，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就只有和谐，没有差异了。直到他去世前才承认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是有矛盾的，处理好了这些矛盾不会变成对立 （即对抗），不会导致冲突。
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肯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存在矛盾，而且比斯大林更进一步地指出它们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斯大林最终也没能明确提出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明确除了具有理论方面的意义外，在实践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生产力同样是决定性的因素，其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其发展而不断调整，因而要求其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体制相应地改进和革新。换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方面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毛泽东还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问题。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关于两类矛盾，斯大林曾经谈到，但他使用的是“结合内部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这样的概念，它们不仅在表述上不够严谨和准确，而且在内容上也显得简单和狭窄。更进一步的局限性还在于，斯大林所谈的两种矛盾，是指存在于过渡时期的；对于两种矛盾在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以后是否存在、怎样存在的问题，斯大林未曾说过。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概念，而且就讲话的重点和内容而言，已经含有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两类矛盾重点的思想，这就弥补了斯大林关于两类矛盾思想的不足，并且进一步作了发展。因为斯大林从未谈过两类矛盾的重点问题，而这个问题对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战略方向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
既然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矛盾的重点，毛泽东通篇讲话就重点讲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他讲话的题目。毛泽东提出了两点思想。第一是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他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他说：“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毛泽东还指明，这是从“左”的方面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误作敌我矛盾。他也谈到从右的方面混淆敌我矛盾的倾向，即认敌为我。第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方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是错误的。”他提出，要把延安时期提出的解决共产党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推广到整个人民内部，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在阐述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科学文化工作、少数人闹事等问题时，毛泽东反复用了“改造”、“学习”、“教育”、“争鸣”、“思想工作”、“监督”等等概念，以作为解决各方面矛盾的具体方法。改造、学习、教育、争鸣、思想工作等等一类的方法，说到底是对“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具体化，是这个公式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运用。
不用粗暴的方法而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是对斯大林晚年错误的鉴戒，是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处理内部矛盾问题上的教训的结果。晚年的斯大林在联共党内、苏联国内所犯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以粗暴甚至是严酷的手段来对待党内、政府内和人民群众内的各种不同意见、认识和主张，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领导人，仿效斯大林的这类做法，失去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任，甚至引起了他们的怨愤，以致产生政治风波。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执政的共产党人：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决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这给刚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前车之鉴。
同时，以批评的方法解决内部的矛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传统的承继，是中共的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广泛的运用。对于共产党来说，“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并不是50年代的发明，它产生于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自那以后，它成为党内生活特别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原则之一。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把这个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原则，又用于处理她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同样获得了积极的结果。这种有益的实践，甚至推动民主党派内部、工商界内部也采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得到运用。毛泽东的讲话，是把共产党的方法推及到全社会，使之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如此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初步构筑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体系。差不多一年前，他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看作是这个思想体系的经济篇。这次讲话则着重于从政治方面提出问题，可以看作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政治篇。当然，1957年的讲话视角更宏阔，不只是讲政治，还就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阐述，因而比《论十大关系》深刻而更富理论性。不管怎么说，两篇讲话互为补充，总成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意义非凡的发展。
人们当时或许不能完全理解毛泽东这次讲话非凡的理论意义，但是却感受到了一股清新之风，一扫波匈事件后笼罩在心头的愁云迷雾，觉得中国找到了防止类似波匈事件和解决这类事件的正确途径。的确，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不能用专政手段来对付，而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他反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们开展批评和讨论，容许各种意见和流派的存在与发展；他还一再强调闹事出乱子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处理少数人闹事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对于闹事做好教育工作，即使是闹事的头子也不要开除。这显示的不只是领导者的胸怀和大度，更是执政党的力量与信心。所以，当毛泽东结束他长达四个钟头的讲话时，与会者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当然，毛泽东的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它不能不带有初步认识事物时所难以避免的不足与疏漏。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历来注重分析主要矛盾的毛泽东，在这个专论矛盾问题的讲话中竟然没有明确讲到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话里包含有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矛盾的重点的思想，但这并不能代替对主要矛盾的确认。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政治概念，它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和反映，两者有联系却并非一回事，后青的概念高于和大于前者。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问题，是毛泽东讲话有重要的思想贡献的地方，但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留下了缺憾。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它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涉及党派关系、干群关系、利益集团间的关系、艺术与学术流派间的关系、军民关系等等方面。只靠批评的方法，是无法解决这样复杂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的。中国要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近世文明史表明，一个工业化国家，同时必然是法治化国家，即是说法律是调节社会冲突与矛盾的主要手段。中国在建设工业化国家进程中，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以批评的方法来调节社会矛盾，这不同于一般的工业化国家。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走向工业化时，可以完全避开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和本来要求。在和平环境里，只有既通过道德规范、思想教育、心灵感化，又通过法律、政策、纪律、章程等各种手段，才能有效而全面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却忽略甚至遗忘了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巨大影响力所致吧。
讲话中有不足与缺陷，毛泽东当时就已意识到了，尽管他未必认识到全部缺陷之所在。在他讲话后第三天，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结论时说，他的讲话不准备全文发表，还要进行“补充”和“修改”。
毛泽东将如何补充与修改呢？
四 新境与误区
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召集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一路南行，一路讲话，对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作了重申，也作了发挥。
3月17日，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法，别的方法部不要。
第二天，他到济南，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又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这么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上说：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些讲话都强调了这样一个意思：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同2月27日的讲话相比较，尽管他仍没有明确讲主要矛盾是什么，但“中心任务是建设”、“同自然界作斗争”等提法已经包含有这个意思。而且，他还肯定了八大的结论。这是对2月讲话的一个重大补充。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即着手修改他的2月讲话。从5月7日到6月17日，一共修改了14稿。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经过修改的这篇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文章不仅把讲话的思想系统化和进一步理论化了，而且对讲话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发挥，对其中一些需要明确的观点作了论证，对应该阐明而尚未阐明的某些思想作了补充。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文章对讲话中所说“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作了解释，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文章还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其性质与旧社会不同。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国内形势，文章对讲话作了重要补充，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讲话在分析国内对敌斗争形势时说过两句话，即“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文章从这个分析出发，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的论断：“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革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而建设被确定为根本任务。这是毛泽东对春天南下讲话精神的延续，它反映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拓展。
关于两类矛盾问题，文章比讲话的分析更细致和严谨。除了增加对“人民”的概念作历史的说明以外，文章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又进一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些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另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它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剥削同被剥削的矛盾，列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的特点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它有剥削的一面，又有接受改造、拥护宪法的一面；因而这种本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上述的分析及结论是讲话不曾有的内容，它的补充使两类矛盾的思想更为丰富和全面。
完全可以说，在上述几个问题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认识有新的发展，其思想在短短几个月里达到又一个高度。{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045_1.bmp}无怪乎，毛泽东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东西方的普遍反响。西方有评论说：“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还有评论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毛泽东的文章引起更大震动。否定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苏联国内有人仍不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也有人肯定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毛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既是对中国经验的概括，也是对苏联经验的概括。波兰《人民论坛报》的一篇文章说：“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文章还把报告当作“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认为它“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呜”。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讲话给自斯大林以来的沉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许多人眼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颗思想界的耀眼之星。按照这样一条思路走下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会发生真正的革新。
然而，正是在经过修改之后，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呈现了某种思想上前后矛盾的色彩。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对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与人以上，他一方面讲“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人认为毛泽东在修改讲话时只是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论述，并认为这种论述对于防止“和平演变”还有预见性和现实性。这种理解恐怕不准确。从上面所引的话可以知道，毛泽东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之前，已经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两个概念，显然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说这段后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他的另一段话的意思则明白无误了：“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在春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就留下了一个缺憾，即没有明确阐明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修改稿在对此有所弥补的同时，又留下了新的缺憾：即一方面说今后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单就强调阶级斗争这一点而言，他的思想比讲话时还有某种倒退。说到底，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仍有某种犹疑，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认识，同强调阶级斗争相联系，毛泽东在修改稿里特别提到了讲话中未曾讲到的批判修正主义问题。在讲话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改稿则不同了。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按照上述解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虽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但修正主义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因而前者属于思想认识范围的问题，后者属于政治范围的问题，后者当然比前者更加危险。
面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人们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历史讲，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最长，造成的危害最大。从现实讲，中国在建国头几年已经照搬了苏联经验中的一些教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思想上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此。突出批判修正主义，必然转移人们对教条主义的警觉，放松同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毛泽东这段时间思想上的矛盾。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经过修改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去考察他2月讲话以后到讲话正式发表前这一段他的其他讲话或文章，那么，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矛盾甚至倒退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3月份，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他还说，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按照这个意思，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革命还没有完结，还要“经常”进行。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经常”进行革命，实际上就是经常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自己就说：“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毛泽东上述论断不仅使他关于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判断大打折扣，而且带来某些疑惑甚至是隐患。比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政治革命，究竟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毛泽东没有说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是指夺取政权的暴力行为，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斗争过程。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仍然提政治革命，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十分危险。如果再联系后来被称作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内乱，就会觉得“政治革命”概念的提出不能不是一个错误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