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认为，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了很多批判，但却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稍后一些时间，毛泽东在一篇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里说，一部分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 ‘左’的片面性。”
而一部分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个“比较危险，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泽东的倾向性十分明显。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左”比右好的观点。然而，在他的潜意识里不也透露出“左”比右好的信息吗？
似乎不大好理解：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的思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矛盾？那年从春到夏所发生的事情，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1957年的春天。
自然界的气候没有显出有什么特别来，中国社会却不然了。尽管从上一年的秋天开始，国内连续发生小规模的罢工、罢课、退社风潮，知识界也不平静，议论纷纷，但是共产党却不压不禁，反倒显出一种豁达与宽容。
2月，毛泽东发表讲话，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民尽情发表意见。
4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共产党外的人士帮助党整风。
5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一系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人们的确感到了共产党的真诚。有人甚至赞美这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⑤
这里说的是知识分子，它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整个中国都显出了一派生机。当然，反映最快的、最敏感的是知识分子。当早春变成初夏时，“腼腆”已云消雾散，人们完全敞开了心扉。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党外人士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就存在差异。对党和政府机关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中共领导人归结为作风问题，并以为通过整风的方式即可解决。党外人士则更多地注意制度问题，认为根治官僚主义的途径在于完善制度。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月、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⑥比喻未必妥贴，但他们的注意力和倾向性却很鲜明。从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到民主党派参予国家政治生活，从共产党接受监督到健全国家法制，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些话说得刺耳了。“好大喜功，偏听偏言，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有些话说得不对头了。“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
毛泽东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些言论：自己倡导起来的整风运动就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吗？关于制度，不是去年已经说清楚了吗？他亲笔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过，“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 ‘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有些人认为斯大林错误的发生是制度造成的。文章不仅否定这种观点，而且认为“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这里有两点误解。认为斯大林错误源于制度的观点，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者，他们从根本上否认这个制度并诅咒它；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者，他们拥护这个制度，但认为在这个根本制度下的某些具体制度存在弊病。文章没有区别两种情况，此其误解一。由此而来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把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同这个根本制度下的具体制度混为一谈了，一讲制度，便认为是根本制度，一讲制度有弊病，就看作是否定根本制度。在毛泽东看来，现在提出制度问题，是要在中国做否定社会主义的文章。
好大喜功？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偏听偏信？偏无产阶级有什么不好？！偏得还有些不够，还要偏一些才好。喜怒无常？有常并不好，不能对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是喜欢。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有什么干头？！中国的古董没有多少好东西，有些人拆了牌坊也要流泪。
竟然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了“党天下”，难道共产党不能领导新中国？他们是想自己出来当政，无怪乎要“轮流坐庄”。
毛泽东给党内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事情真的起了变化。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反右派运动的急风暴雨。几乎所有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人，都被划作了“右派”。那位曾经赞美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作者，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在一夜之间成了著名的“右派六教授”之一。其实，他本人也不过是“右派”的一个缩影罢了。这时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讲“春天”的社论，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社论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⑦
毛泽东的心理正是直接伴随着变化起伏的政治生活而变化的。在他看来，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右派进攻”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仍旧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他不能不修改或补充他的2月讲话的观点和判断。
如果说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初，毛泽东在思想上主要还是矛盾和犹疑，那么，随着这个运动的大规模展开，他的思想上的失误和偏差就发展起来了。
他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而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还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毛泽东是离开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谈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的巩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清理批判，固然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归根结底，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是最根本的途径。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概括尽管并非十分科学，但从它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点看，八大无疑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毛泽东却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八大的决议。
不过，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结论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当时的经济建设，因此，1957年是一个政治生活与经济建设相对分离的年份。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浪潮，另一方面是颇为壮观的经济建设硕果。但是，把阶级矛盾重新认定为主要矛盾，无论如何是理论上的倒退。它表明，曾在这一年达到某种新境界的毛泽东，这时开始又在思想上步入了误区。
1956至1957年，是中国由酝酿、准备到正式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年。就社会的转变而言，这两年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因而同样可以说是历史的关头。没有遵义会议的生死攸关，没有抗战胜利后的命运搏斗，但这丝毫不减弱这两年作为历史关头所具有的意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中国要从这里迈出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也正是这两年，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苏联也好，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好，既成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存在个人崇拜和独断专横，所有制结构单一，发展战略偏向重工业，人民生活改善不大，文化领域死气沉沉。凡此种种，在其他某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改革或是守成。或许是现实的力量强大吧，一些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执政党，终于开始反思曾经被认为是至善至美的这一套体制和模式。
对于处在历史关头的毛泽东来讲，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这些事件推进了毛泽东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还在苏共二十大以前，毛泽东已经有了某种自觉，提出“以苏为鉴”，那是因为看到了苏联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盖子以后，毛泽东还看到了苏联模式在本国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这就更加促使他去思考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苏联错误的覆辙、寻求新的道路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都是毛泽东思考的结晶。
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又引起毛泽东的某种忧虑。
对于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病，社会主义阵营内人们的认识是有差异的。甚至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是否有弊病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在著名的“普拉演说”中指出斯大林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制度。此后不久，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不是缘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过时，并认为制度不是万能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上述分歧在于：首先，“制度问题”被误解了。铁托所指的“制度”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及与之相应的一套“领导方法和所谓一长制”，他甚至称之为“斯大林制度”。这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两个概念，它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已经显露出一些僵化的、呆板的甚至是落后的特征来。例如，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趋向就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中国，一讲“制度”，就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纠正“斯大林制度”被理解成“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接着上述误解而来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规模和深度的认识差异。铁托提出要对整个“斯大林制度”作纠正，而中国党则认为只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因而不需要进行“根本性质的变革”。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在各国长短不一，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经过了短则10年、长则20多年的历史，逐渐察觉现行体制的弊病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才刚刚建立不久，因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更多理由去怀疑他们自己建立的这一套体制的合理性，充其量只是试图对这种体制的不完善之处作些修补罢了。
但是，更深入些剖析，就会发现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近乎神圣的理解妨碍了他们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性缺陷。在他们看来，苏联、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今天的现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前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对现实的否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所以，毛泽东忧心忡忡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结果就出现了观念和思维上的矛盾：1955年底毛泽东告诫人们要“以苏为借鉴”，却又要求加快建立像苏联那样单一公有制结构的步伐；1957年春他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但又特别强调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
当1957年整风运动中国内出现改革“制度”的呼声时，毛泽东顺着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视作如同国际修正主义一样，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他产生了高度警觉，以至于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他没有想到，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思想走入了误区。
话说回来，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时，他尚未把阶级斗争作为全部工作的重心。思想上的误区与实践中的探索处于一种相对分离的状态。到1957年秋，反右派运动展开不到半年时，毛泽东认为运动要告一段落了。他的注意力又回到建设上来，他以为“右派”一闹松了人民群众的干劲，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现在要重新振作，改造中国。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只花了很少的篇幅讲整风反右，却用大量的篇幅讲农业，讲学习科学技术，讲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讲多快好省。字里行间还带着憧憬：
“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
“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
毛泽东又在规划着未来，反右派斗争似乎只是探索中的一段“插曲”。他将如何设计未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