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敢想敢干，确实引起了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I0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三个听者也哈哈大笑，久久不息。王鹤寿是冶金部长，钢铁翻番是毛泽东的提议，他能说不行吗？
“我这人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毛泽东对自己的同乡还是推心置腹的。
“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准知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 ‘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把抓经济比喻成打麻将，毛泽东多少是对自己不懂经济的承认。
“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毛泽东还但露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状态。
李锐后来忆及这次谈话时这样说：
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主席，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
这种轻松的场景是前期的庐山会议的一个缩影。7月的庐山，绿树浓荫，空气清新，既可消夏避暑，又能放松精神。遍布山中的古迹胜景，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更给人平添许多雅兴，与会者在这里可以暂时避开第一线繁纷芜杂的事务的搅扰，过一段较闲适的生活，开怀畅谈，总结经验与教训。人们多有超凡脱俗之感，犹如神仙。一时间，庐山会议竟有“神仙会”之说。
如果以为庐山会议的与会者真的“超脱”了，那就错了。实际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有认识的分歧。关于1958年以来的形势，毛泽东在常委会的讲话采纳了周小舟的说法，叫“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表面上看，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总的估计；实际上各人的理解和强调的侧重点大相径庭。一种意见认为对形势不能估计太乐观，最重要的是第二句话“问题不少”，去年一年教训很多，值得认真总结。另一种意见认为去年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今年仍然是大跃进，证明党的路线完全正确，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两种意见互相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遭到指责，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对会议更深入一步地讨论问题产生了消极影响。
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是持前一种意见的。“大跃进”初起，他曾欣喜地拥护这个建设运动。当耳闻目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真情实景时，他由疑虑到痛心。在参加庐山会议的车上，他眼望沿途的饥民，满腹心事，终日不食。在会议的小组会上，彭德怀直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分析失误的原因，同样被人批评为“看问题多”。其实，在小组会上他还有“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没有说，骨鲤在喉，不吐不快。7月14日，彭德怀终于将表达自己看法的一封信送呈了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并非人们流传的“万言书”，全文不到4000字。他讲了两个问题，头一个是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认为生产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还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他在信中也指出，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一些资源 （物力、财力）和人力；基建项目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后一个是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信的重点部分，彭德怀分析说，1958年的缺点错误有些是因为对建设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而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都属战略性、长远性方针，我们缺乏研究；又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饭。
信里还有这样一些话：
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文如其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历来坦率、耿直，信也不含糊其辞。
彭德怀了解毛泽东。大概觉得信里有些话还是蛮刺激的，他特别在开头说自己“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还说这封信是“特写给你作参考”的。细细体会一下，不难懂得其中的“潜台词”：如果话说得难听、不对，敬请谅解。
毛泽东怎么看呢？
一天、两天……四天、五天……七天、八天，一连八天，毛泽东除了把彭德怀的信批发给与会者讨论外，没有更多的表示，只是在政治局常委内部说过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实际上，这点点滴滴的反映，已经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不满。在毛泽东那里，解决1958年以来的问题，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一条原则，即必须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下进行适当调整，谁都不能逾越这条界线。而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认为彭德怀正是冲着“三面红旗”来的。
其实，对于形势的估计，俩人的估计相差不远，彭德怀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还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而毛泽东自己留的余地比彭德怀还大，说“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十年。”不过，俩人的心态的确不一样。当彭德怀看到的是“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时，毛泽东眼里却是：“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即使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已经闯下大祸的时候，作为诗人政治家的毛泽东依然在迷恋他设定的那个理想社会：“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东晋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良田肥沃，池塘清清，桑树环绕，男女青年往来耕作，老人孩子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早已作古，但他描绘的那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封闭社会的图画，却依然为后来人所追求和向往，初上庐山，毛泽东不就在诗词中同历史作这种对话吗？
朴实、厚道的彭德怀此刻的心情异常沉痛，他当然不同于毛泽东的心态。他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找出导致困难的深刻原因，以彻底地摆脱困境，而下是简单地以“缺乏经验”来敷衍塞责。而毛泽东却不能容忍彭德怀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更不能容忍他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缺点错误所作的分析。彭德怀的那些分析，在他看来不是只讲两个运动的缺点错误，而是攻击整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讲“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接到彭德怀的信之后第九天，毛泽东终于发话了。他在全体与会者大会上作讲话，整个讲话没有一个字提到彭德怀的那封信，但锋芒却直指彭德怀。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毛泽东借彭德怀的话，把“小资产阶级泄气性”这顶帽子戴到了彭德怀头上。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联系到了彭德怀的历史，追根溯源。意思很明白：错误路线站错队，正确路线站不稳，彭德怀这次“动摇”并不偶然。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会上的）一部分同志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联系到了社会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发了几个文件，其中有党外人士和党内干部（如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意见。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党外”与“会外”的“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会议初期轻描淡写多了，目的在证明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同轻描淡写讲困难比起来，“两条罪状”的说法又是退一步了，这使许多与会者替毛泽东感到冤枉。而“我无后乎”一番话，更使一些人为之动容。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根，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白。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会议纠“左”的主题急转直下变成反右。一场批判的暴风骤雨突然降临了。
劝说、责难、批判；
挖根子、追历史、查关系……
按照该会议“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会议的批判已下限于彭德怀的信，他的发言以及他过去有关“大跃进”的言论统统被兜出来予以批判。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赞成或与彭德怀持相同看法的与会者也遭到同样严厉的批判。
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进一步批判彭德怀等人。8月16日，当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时，彭德怀等人已不是什么“中间派”、“动摇分子”了，而成了“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的“反党集团”。会议同时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纠“左”的进程终于中断了，尽管它是极受局限的纠“左”。原本打算有所退却的毛泽东，此时却丝毫不再退却，反倒重新超前了。历史仿佛跟人们开了个玩笑。“大跃进”运动就像一把上弦的弓箭，在稍稍向回反拉之后，却以更快的速度朝前射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指出：“调整后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
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写下了上面这样一些文字。它可以被看成是对庐山会议这场党内批判的一个思想总结，其实质是从理论上肯定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可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或者说从理论上肯定把那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引人共产党内。这里只说“从理论上”，是因为实践上早已把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前面所说的1955年批“小脚女人”、1958年批“反冒进”都能证明这一点，只是以前斗争的规模和程度不及这次罢了。
党内斗争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即使革命年代也是如此，而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条件下，党内斗争不仅不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主要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党内分歧作为阶级斗争来处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生活中的表现，他把这种人为制造的党内阶级斗争作为一种规律，并武断地认定“要斗半个世纪”、“斗到阶级完全消灭”，这是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新发展。
后来的历史表明，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新发展，在实践上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注意力放在了党内。在他看来，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已不再构成直接威胁，而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党内的“阶级斗争”，从此直至生命终结，毛泽东都在为纯洁党的队伍、消灭“党内资产阶级”而斗争，以捍护井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目标。
1958年至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大规模付诸实践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异常活跃，他把“大跃进”作为中国建设的发展道路，把人民公社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目标模式，从而在全国上下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果说“大跃进”更多地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赶超战略，那么，人民公社则多少源于他早年追求过的“新村”理想。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繁荣。早年他曾把这信念寄托在“新村”理想上，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他就搁置了“新村”理想（这里不说“放弃”而说“搁置”，是因为当年他放弃的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改良手段，至于这个理想本身他并未曾真正放弃，只是在他的思想中呈隐伏状态）。1958年，当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时，早年的“新村”理想以另外一种形式浮现了，而这个理想的核心没有改变。
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一隅的试验都难以维持，而1958年他却可以把他的理想推及全国。这是因为他掌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他可以把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他关于“人民公社”理想的试验场。“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乎都是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发动和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愈是有阻力的时候，行政力量也就显示得愈充分。这既说明“大跃进”的道路和公社化的理想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表明这些脱离实际的空想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所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将如何面对这接踵而至、越来越重的灾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