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苦果与读书
1959年10月。
国庆节刚刚一过，毛泽东即乘车南下视察。与天安门广场万民欢腾的景象截然相反，毛泽东沿途所见，一片萧条。专列开到曾经宣布三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范县所处的山东省时，映入毛泽东眼帘的不是“新乐园”，而是龟裂的土地和地上泛起的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接着到安徽，田野里除了飘散着青烟的小土炉和在轻风中无力摇曳着的红旗之外，根本不见丰收的庄稼。随同毛泽东南下的卫士长曾这样回忆：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靠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①
一年前，也是在合肥，毛泽东说过“沿途一望，生气蓬勃，大有希望”。而今，他曾经目睹的“生气蓬勃”的场面消逝了他期冀看见的“大有希望”的景象更没有出现。其实，当时的那种“生气蓬勃”的场面又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呢？
山东、安徽不过是全国形势的一个缩影罢了。尽管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试图再次掀起新的“跃进”高潮，严峻的现实还是把一个“左”倾错误酿成的苦果抛给了人们。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 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工业 （尤其是重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形状态，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8％以上，在工农业中的比重占到43.8％；而农业则由上年的34.3％下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59年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又增加81亿元，增长了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基建战线太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率的膨胀，导致消费额比上年减少22亿元；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但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到1959年底，现实向人们亮起了“黄牌”：国民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这一切，毛泽东似乎看到了，又似乎没看到。说看到了，是因为回到北京后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宣布：他本人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定量”。这当然是对严重困难的承认。说没看到，是因为此后他仍在动员“新的跃进”，对“大跃进”的主要政策没有做大的调整，以致于估计1960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这年底至1960年2月毛泽东的一段读书生活，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上的这种矛盾状况。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本人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秘书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的秘书田家英。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1958年出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读书的建议。除号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外，他还说过：“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②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把纠“左”变成反右，读书之事被冲得烟消云散。南下视察所见引起毛泽东震惊，他身边的一件事也使他颇受触动。
1959年底，几名休假探亲的中南海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的情况。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所见所闻，还有农民吃的糠菜窝头。窝头交到了毛泽东手中。又是窝头！两年前，毛泽东吃着卫士从农村带回来的窝头时，曾含泪说要“想个办法”改变穷困的现状。两年后，当全国上下都实行了毛泽东所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办法后，卫士给他带回来的，仍旧是捂馊了的糠菜窝头。毛泽东又一次泪水沾襟。这时他是什么心情呢？同情？愧疚？苦涩？我们无法真实地描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终于想集中一段时间来读一读由他本人倡导却被屡屡搁置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
读书活动从杭州开始，经过上海，到广州结束。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读书小组的成员将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记录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
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有些问题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根据读书小组的归纳，有13个方面：
1.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
2.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3.民主革命；
4.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5.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6.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7.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8.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9.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10.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11.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12.国际问题；
13.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
读书，联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问题，有所反思。他谈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他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毛泽东还特别说到；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大跃进”运动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其结果导致了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型状态，工业高速增长，农业急剧萎缩，引起人民生活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全面紧张。毛泽东讲到了中国自身的教训：说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问题是什么叫大量。我们过去也是讲对农业大量投资，但是实在说不像样子，拿1959年来说，给农业的钢材也只有50多万吨。毛泽东这时的认识大体回到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水平上。经过两年“大跃进”之后，对农业与工业、农轻重之间关系比例问题有切身感受，再次强调和重申“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观点。然而，正是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在认识上又表现出同上述反恩相背的一面。他谈到要“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大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他谈到要“大搞群众运动”：
教科书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
他谈到“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
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
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他谈到“积累、扩大再生产”：
有一种说法：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他还批判了“物质刺激”，赞扬供给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些带指导性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诸如超高速增长战略、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平衡论”、轻视或否定物质鼓励等等，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几乎都被肯定下来。这同前面所述的他对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其实，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表象的。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出现了某些缺点，但是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错，因此，“三面红旗”不能放弃，不能否定，如果说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上述认识还只是一种潜台词的话，那么，3个月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则道出了他的心声：“我们工作有缺点，总的是好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话说得斩钉截铁，仿佛还带着一丝温怒。
的确，毛泽东感到了某种“挑战”。
在毛泽东看来，“挑战”是冲着他来的，更是冲着他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的，“挑战”来自国内和国外。国内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进攻”，他的同征共战30年的老战友彭德怀是“代表”。国外是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批评和非难，尤其是那个“老大哥”国家的指责。
想到苏联，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首先是在评价斯大林和国际共运等问题上发生思想分歧；继而对1958年中国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领导人又颇有微词。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第七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的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的讲演：
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是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敏感的西方记者立刻从赫鲁晓夫的讲演中，察觉了他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之意。《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发回的报道称：赫鲁晓夫对波兰农民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报道猜测说，赫鲁晓失这番活“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西方记者的猜测没有错。赫鲁晓夫后朵在回忆他50年代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时说，“虽然我当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③
问题还不止是意识形态和中国道路方面的分歧，自1958年以后两国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1958年4月，苏方提出在中国共建共管特种收发报无线电台的要求。7月，苏方又提出建立一支共同原子潜艇舰队的要求。这两项要求都涉及中国的主权，苏联意在对中国实施控制，因而均被中国拒绝。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中苏两国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核工业的技术援助。9月，苏联不顾中国政府三番五次的解释和劝说，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在声明中有意偏袒印度方面。9月底，结束访美之行的赫鲁晓夫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仅强词夺理地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还埋怨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二岛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岛使用武力，毛泽东断然驳回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指责和要求。会谈不欢而散。报复接腹而至：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个，导致中国建设事业的极大困难和损失。
毛泽东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他是一个历来不畏惧压力的人，当年王明压过他，共产国际压过他，斯大林压过他，他都以其特有的倔犟与韧劲顶过来了，并且最终冲破了压力，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者。在毛泽东的性格中，仿佛有一种物理学上所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的现象：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他毫无惧色地迎接这场他自己感到的“挑战”，甚至宣布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要向全世界作战”。
1960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来自外界压力的抗拒：
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对，说是不行，说是强迫劳动，说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对的是美国的杜勒斯，然后有铁托，然后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明友，他们说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无此前例。无前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就无前例，成功的千月革命也无前例，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接着，他谈起了赶超英国，谈起了破除迷信，那气势同发动“大跃进”时相比毫不逊色。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我们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各种迷信一样，敢说敢想……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复杂。说起来，赫鲁晓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最早掀起“赶超浪潮”的领导人，而且最旱宣布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时却转而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如此，作为旁观者，他的批评却不能不说有几分道理，至少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提醒人们注意改造生产关系、发展经济建设的复杂与困难。然而，50年代未60年代初，来自苏联的批评同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理论上的认识分歧和中苏两国关系上一连串令人不快的事情交织在一起，缠绕不清。而且，这些批评又偏偏同来自西方世界的非难，有某种表面上的相同之处，让入觉得两者有一呼一应的联系。毛泽东没有对这团缠绕不清的“乱麻”作条分缕析的清理，而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连同理论上的种种分歧和它在国家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统统视作了“挑战”，并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于是，他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另一方面又拒绝了至少在客观上有益的批评，维持了他在国内建设上的错误。
当然，执著地追求他自己设计的社会目标模式，是他维护错误更深刻的原因。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一再号召“破除迷信”，但他意识不到他本人已经陷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迷信。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还是迷信得那样真诚和固执！
1960年，中国继续在“大跃进”的轨道上前行。年初，舆论认定1960年国民经济将实现“新跃进”。然而，年末，当寒冬夹带着冰雪降临大地时，现实也冷酷无情地把一个更大的苦果抛给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降到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比上年减少1292万担，油料减少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比1959年又下降了9.8％，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大量增加，钢产量增加479万吨，达到1866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基建投资总额达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积累率居高不下。相反，城乡人民消费水平却急剧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国每人年均消费的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诸肉由102斤降到3.1斤。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少布，政府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实行凭证限量供应。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100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无论人们的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表明，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几乎退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0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66岁生日。中国人喜欢讨口彩，“六”字是个吉利的字眼，两个“六”更是吉上加吉，人称“六六大顺”。毛泽东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书房里，眼望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灾情的报告，不要说大顺，就是小顺的感觉也丝毫没有。
他的卫士长后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说：毛泽东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译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毛译东用手指指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草根的斗争生活。说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面对巨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心情比一年前更为复杂，也远为沉重，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弄清导致这场他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未必会因此对“三面红旗”作彻底的反思，他还是在考虑从既定的政策和步骤上有所退却，而调查研究是这却的第一步，当然，退却与其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严峻现实迫使所致。
二 一篇老文章
毛泽东看着这本纸质粗糙、颜色发黄的小册子，不禁喜出望外。它其实是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单行本，全文约5000字，未页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的字样。作者正是毛泽东本人。它写于1930年5月，是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为反对教条主义而作的。当时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后因战争原因散失，但毛泽东多少年来对这篇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文章念念不忘。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去福建龙岩收集革命文物时，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革命博物馆借去这篇文章。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得知此事，于1961年1月中旬将原件送给了毛泽东。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未，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读着这些自己当年写下的文字，毛泽东眼前俘现出赣南闽西农村满目翠绿的田野和炊烟袅袅的农舍，仿佛回到了“风展红旗如画”的革命根据地，同老傣们拉家常，问寒暖。不过，这篇文章被发现之所以令毛泽东高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当时正在大力提倡调查研究。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月14日至1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两个会议上，毛泽东都重点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搞成调查研究年。他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他指出：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帐、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18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下大了解情况，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凡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战线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
这次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这次会议标志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一些“左”的错误。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从思想路线上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以消除脱离实际的“五风”。实事求是的发扬，需要从大力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开始。所以，当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得到他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真是觉得恰逢其时，如获至宝。在他看来，这篇历史文献对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他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一个批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④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后附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这篇文章，题目改为 《关于调查工作》。”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为了在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也为了亲自掌握第一手材*这篇文章在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料，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一开完，毛泽东本人就组织和领导了3个调查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担任组长，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出发前，毛泽东要求给每个调查组组员发一份他写的《调查工作》，并要求每个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随即，田家英带领的组赴浙江，胡乔木带领的组赴湖南，陈伯达带领的组赴广东，分别开始实地调查。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不仅是出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的思想特点，更是因为当时困难最严重的地方是农村，农民缺吃少穿、大量死亡的情况最为突出。当年随同田家英赴浙江农村调查的逢先知回忆说：
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我参加调查的那个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竟只有291斤。⑤各调查组是1月下旬下去调查的，2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便南下浙江、湖南，在杭州和长沙分别听取了浙江调查组、湖南调查组以及两个省的省委负责人汇报。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了一些讲话和插话。
关于公社的规模，毛泽东说，公社太大了，这样就把积极性搞掉了，就搞平均主义了，穷的就依靠富的了，瞎指挥风就来了，生产指挥就谈不到了。他谈到生产队大了还是小了好时说，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生产队太大了。比方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生产队，有11个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是一个生产队，户数虽然不多，但是这个队的地面很广，这个队不知那个队干什么，那个队也不知这个队在干什么。由于地面广，贫富不均，有富队，有贫队，有中间队，在分配的时候要拉平，老百姓就有意见。这怎么会有积极性呢？这种情况就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
关于核算单位是以队为好还是以小队为好，毛泽东说，在一个核算单位里，有富、中、贫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把生产队 （原来的生产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生产以生产小队为单位，不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他还提出解决核算单位问题的办法，指出，第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方案，维持现状。但是在有的地方实行就值得研究。队很大，结果就搞平均主义，这样就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第二种方案是使经济状况大体相同的队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经济基本核算单位。这样老百姓就有了搞头，不然他没有积极性了。总之，一百多户就比较难办事，队大了就复杂了。如果是山区，还要小，二三十户都可以。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化小为好。城市里百把户可以，乡村就不宜。现在二三十户比较普遍。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他还说，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常年办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他强调，办食堂或者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如果不垮台那才奇怪呢！
关于自留地问题，毛泽东说自留地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的原因向农民交待清楚，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关于种植问题，毛泽东说，农业的种植统一搞是不行的，一个公社统一搞很危险，全省更不能统一搞，如果统一搞更危险。
毛泽东还要求解决退赔问题。他说，要决心赔，破产赔。准决定的由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作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这一段的汇报中，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他在上述谈话中提出的一些认识和主张，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做了思想准备。
2月下旬，毛泽东把3个调查组和部分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召集到广州，开始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羊城的3月，花团锦簇，春意盎然。毛泽东却连日工作，无心欣赏花城的景色，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一就，3月10日至13日，他就在广州召集了有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三南”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只要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他将《调查工作》的文章印发给与会者，并说道：
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⑥
毛泽东在会上还着重谈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夭，他宣读了自己给同时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的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 （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信里接着批评道，对于两个平均主义大问题，中央的同志和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至今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原本打算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赴京送信，同时向“三北”会议介绍“三南”会议的情况，但随即改了主意，要参加“三北”会议的人员即刻到广州，把两个会合并起来开。于是，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仍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共有10章：一、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二、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五、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六、社员家庭副业；七、社员；八、干部；九、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共计60条，所以简称为《农业六十条》草案。它的中心在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广州会议结束的那夭，毛泽东照例在会上讲话，谈的仍是调查研究：
又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得罪人很多。不过，我不是讲别的，只是讲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这几年做官了，已经做了八年了，就是不做调查工作。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做调查。在农村要调查六种人的意见，雇农、贫农、下中农，也要调查富裕中农的意见。这次调查从调查两个平均主义入手。
没有调查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不能解决问题。策略路线包含政治路线，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倒什么人？正确的策略路线，只能从斗争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由此谈到了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多少年后，他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起1962年他从毛泽东身边调离时，毛泽东也曾对他说过：“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1965年高智从外地到北京见毛泽东时，毛译东再次表示“我还是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然而，毛泽东最终没有能实现进行这一宏大的调查计划。他晚年的最后岁月愈来愈脱离他历来重视的实际，因而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广州会议后，《农业六十条》草案发往全党进行讨论，并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译东很快便得到了来自农村第一线调查研究的信息反馈。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农村调查。经过调查，刘少奇感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⑧在湖南期间，刘少奇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调查情况。
5月7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调查的周恩来，向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通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评工记分的办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5月9日，经过对四川、河南、陕西农村调查后，朱德给毛泽东写信，着重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等问题。信里反映说，农村社员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信里还反映了基层干部对办食堂的意见：“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于，群众有意见。”
5月10日，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怀柔县农村调查的邓小平、彭真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间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还反映，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中央其他负责人和中央局及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也向毛泽东送呈了一些调查报告和书信，毛泽东及时将它们批转给各地参考，并在转发这些报告和书信时写下批语，以随时提醒各级党委的负责人。5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他调查一个生产大队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⑨
毛泽东在注意来自各地的调查研究的信息同时，也关注着他领导的调查组的工作。广州会议后，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回到浙江，进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试点工作，在试点的过程中还进行讨论。4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听取田家英的汇报，并研究今后的调查工作。会后，浙江调查组根据会议决定，分成三个调查小组，分赴三个地方，继续对研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从各地反馈回来的调查研究的信息以及他本人所掌握的情况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完成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即修改《农业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他还感到农村中尚有若干关键问题需要在近期内作重点调查，这些问题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4月25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请他起草会议通知，决定于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题主要是修改《农业六十条》。会议最后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并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同广州会议比较起来，修正草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草案提出“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修正草案则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草案规定继续实行供给制，修正草案则完全取消了这一条。除此以外，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问题，根据讨论情况会后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前者规定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这三种所有制。后者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三条渠道。两个文件纠正了“大跃进”期间在手工业、商业方面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搞活手工业、商业的一些政策。北京会议无论在深度还是范围上，都比广州会议又向前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