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对会议作了评价：
这一次会议虽然疲劳，但是大有收获，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搞清楚了。去年北戴河会议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 10月搞了个“十二条”。九中全会以前，还是要办食堂，三七开。今年3月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那次会议也大有收获，解放了思想，但是不彻底，主要是食堂、供给制问题不彻底，粮食、商业、手工业、山林问题都没有提到，其实是初步解放思想。
他接着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是逐步认识的，逐步深入的。任何人都一样，我也不例外。
的确，1961年，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逐步认识的。他最初深感人民公社内部无偿调拨错误的严重，以后又从调查研究的材料中了解到办大社、办食堂、取消自留地等问题。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的认识渐渐贴近了实际。当办大社、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这些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突出特征的错误一旦被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潮就不仅抑制住热浪腾空的势头，而且缓缓平息下来。
三 又上庐山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方面的调整问题。
历史竟会如此惊人地相似。两年前，也是在庐山，也是在夏季，也是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结果，纠“左”转成了反右，导致了一场国民经济的大灾难。对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心态较为复杂。他对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毫无反侮之意，反倒耿耿于怀，屡屡提及。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8月庐山会议原来纠“左”，纠“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强迫与我们争论。那时非反右不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和国内右派相呼应，向党进攻，不反不成。但是，对于庐山会议前已经存在、庐山会议后愈演愈烈的灾难，毛泽东又心情沉痛，认为庐山会议的反右打乱了原来的纠“左”步骤。6月在北京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话锋一转，他又说：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就好了，一反右，造成一个假象，以为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其实不是那样。既不否定对彭、黄，张、周的错误批判，又承认庐山会议反右打断纠“左”的失误，这就是毛泽东心态的复杂之处，也是他认识上一种深层的矛盾。
这次又要上庐山开会，这次的会将怎么开呢？
上山之前，毛曾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对于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后悔之意（“反右是正确的”），但对于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共产风”的破坏，则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果然，这一次会议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但，比较地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个好的文件，如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田家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是受压的，参加这次会议却是另一种心情。⑩
第二次庐山会议的重点在城市方面。这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主要精力抓农村工作，对农业政策做了较大调整。北京会议时，毛泽东提出：上半年把农业问题安排好，下半年再搞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这次庐山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提议召开的。会议提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会议认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会议就工业、财贸、教育等方面的调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这次庐山会议的确未蹈第一次庐山会议的覆辙，在宽松的气氛中完成了原定的各项议程。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去，我辩过来，需要。”其实，毛泽东本人心情又何尝不舒畅呢？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为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这首七绝诗。诗的内容多少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
年初以来，毛泽东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北上南下，开会调查，先抓农业，现在又抓了工业、财贸、教育，制定了大政方针，部署了具体步骤。在毛泽东看来，事情已经比较清楚，并在好转，问题已经不那么大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他甚至这样谈到几年来的问题：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面对那样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上面这些话的确显示了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容是从容，却含有某种过于乐观的成份。就政策而言，各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已经开始了调整，但不等于实际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开始一天天上升。因为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制定政策的过程时间要长，困难要多，所以政策的制定并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取得全面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当时的经济生活还远不是“一天天向上升”的局面，工业方面还在继续下降，危机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的估计比实际情况要好，曾使他的秘书田家英感到不安：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 （当时参加起草《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
同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相联系，毛泽东对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彻底的。或者换句话说，1961年的这一系列纠“左”的工作，还不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问题的。
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实际上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表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及一系列具体做法；一个是深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其主体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目标模式的构想和超高速发展战略。前者是枝，后者是干；前者是流，后者是源。要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就要解决作为本源的深层次问题。认识深层次问题比认识表层次问题要困难得多，因为深层次问题的形成，有久远的历史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原因。就毛泽东个人而言，认识深层次问题要更困难些，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是他本人提出来，并且是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
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表层次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是，他没有去触及作为这两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相反，他甚至仍然维护它们。就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他还肯定“总路线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看来，指导思想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执行的过程中。所以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只要在退赔问题上改了，就能成为红旗。就其认识过程而言，在表层次问题上表现了勇气，在深层次问题上则出现了停滞。正是由于认识过程的不彻底，毛泽东才会说“错误就那么一点”。当然，对错误的不彻底认识，还没有妨碍对表层次问题的解决。
河北邯郸。
刚下庐山的毛泽东在这里召集河北、山东等省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调查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普遍发展高级社以后，特别是普遍建立公社以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过大，生产权和分配权因此不统一，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半年前，河北要求全省实行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山东提出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广州会议曾议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通过。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依然关注农村工作，其中特别注意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问题，所以去较早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河北调查。
在座谈中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毛泽东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对核算单位退到小队的不同看法时，毛泽东说：
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三级所有，土地还是放在大队好，名义上归大队所有，实际上还是归小队使用。
9月29日，即毛泽东召集座谈会的第三天，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大队，分配权却在小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毛泽东还在信里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该醒过来了吧？”毛泽东随信附去河北邯郸座谈会的记录及河北、山东、湖北、广东等省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他建议各地党委派调查组去农村作调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看究竟哪个办法好。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0月7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附了毛泽东召集郴郸谈话会的记录和河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材料。《指示》说：“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指示》要求各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在一两个点进行试验，并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1961年岁尾。当冰雪又一次覆盖大地时，毛泽东已然挥去了一年前沉重的感觉，满怀轻松和愉悦。他对中央的同志说，他感觉去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毛泽东兴致盎然，禁不住笔走龙蛇，写下《卜算子·咏梅》这首词来。相比之下，陆放翁“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孤芳自赏显得有些可笑，而“已是黄昏独自愁”的凄凉抑郁又显得有些可怜。在毛泽东眼里，虽然雪飘四野，冰挂悬崖，但做然怒放的梅花不己透露出春天的信息吗？虽然严冬中梅花独绽枝头，但她不正等待着同粲然烂漫的山花一道去拥抱春天吗？
四 “未必认识的必然王国”
春天毕竟尚未来临，严冬依旧笼罩大地。尽管已经进行了一年的调整，经济形势仍然异常严峻，困难还在不断暴露，甚至在加深。农业方面，1961年全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主要农产品除粮食外，棉花、糖、烟、黄红麻、茶等经济作物继续大幅度减产。轻工业由于受经济作物继续减产的影响。1961年全年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1.6％。国家财政收入，1961年比上年减少37.8％，货币发行量则急剧上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减少 12.8％，1961年年内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加了29.8亿元，每人民币元流通量拥有的零售商品只有5.1元，是建国以后13年中最少的一年。市场商品供应货源紧张，物价上涨，零售物价上涨了16.2％。全民所有制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为415元，比1957年下降了29％。1961年，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消费量比上年减少9斤，食油消费量比上年减少0.9斤，棉布消费量由上年的25尺减少到8.6尺。人民生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对于形势的认识和今后任务的安排，党内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头脑较为冷静，估计形势较为客观，认为必须把困难估计够，才能搞好调整。有些人虽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调整的必要性，但是担心被视作否定“三面红旗”，因而在调整的步子上踌躇迟疑。也有不少人以为不必把困难看得过重，不能“泄气”，并期望形势好转后再度“大干”，继续“跃进”，因而不愿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和降低居高不下的经济指标，此外，许多党员，干部对“大跃进”特别是“反右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上级领导缺乏民主作风、主观主义、瞎指挥，下面不敢说真话的状况意见极大，不少人还有埋怨情绪。认识的差异、分歧以至对立，表明全党没有在思想上达到自觉的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步调，调整工作自然难以顺利进行。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全面总结经验，客观认识形势，统一全党思想，部署今后工作。毛泽东觉得按以往的规模和开法，难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落实到县一级，提议改变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惯例，扩大会议的规模，让地。县两级党委和部分大型厂矿党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所以，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数达7118人，被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会议是1962年1月11日开幕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对会议所作的书面报告。与以往不同，报告的稿子尚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就建议立即发印全体与会者，请与会者提意见。按原定计划，会议在讨论、修改和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再由中央主要领导人作讲话之后即结束。可是，书面报告印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11)许多与会者觉得时间短，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要求会议强调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话不敢说，上下级关系不融洽，有人不让下面说话，下面的人心里“有气”。毛泽东改变原定会期，提议延长时间，号召开“出气会”。1月29日，他在大会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要在这次全国五级干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用他的话说，叫“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在会上，毛泽东邀请与会的7000多人一同在北京过春节。毛泽东言毕，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昂，与会者热烈欢迎毛泽东的提议。因此，“七千人大会”延长到2月7日才结束。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156_1.bmp}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毛泽东还从克服困难的角度，谈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他特别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的现象：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话说得尖锐，但的确是事实，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达到泛滥成灾的程度，对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假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就缺乏起码的基础。不过，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省、地、县三级党委的负责人，对于中央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却只字未提。然而，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恰恰首先来自中央核心。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中央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情况，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则使中央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这个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本人的个人专断都发展起来。这是民主集中制不能在党内真正贯彻的关键原因。对此，毛泽东没有任何反思与自省。他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阐述不能不因此而大打折扣。当然，在大会上，毛泽东也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自己的责任：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961年以来，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自己的错误，作自我批评。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甚懂，有点懂”，并说“有错误就要讲”，要求与会者把他本人的错误传达到各省去。这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中央书记处的谈话中又说：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当着从中央到县委一级负责人作自我批评，不仅对错误承担了责任，而且推动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自我反省。
有意思的是，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报告起草委员会曾发生过一次争论，争论的问题正好是“毛主席有没有责任”、“毛主席能不能批评”。在讨论中，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彭真还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陈伯达却反驳说，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起而答辩道：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如果说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争论只是一个“插曲”的话，那么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则是一番精心的“表演”。
林彪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少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侍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地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丈，就是这么一个历林彪这个异乎寻常的讲话，同“七千人大会”重点总结教训的基调极不协调。按照林彪的说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不是全党实践毛泽东空想的社会目标模式的构想和超高速发展战略的结果，而是人们从“左”的方面理解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的结果。再明显不过了，林彪是在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加深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争论和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都是在毛泽东对全体与会者作自我批评之前。看来，这两件事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在这个7000多人的场合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过，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位专家介绍的一个情况，让人感到事情颇为微妙：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当时便很欣赏并加以赞扬。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 （大意）罗瑞卿回答说：我作不出来。(13)
这是毛泽东的由衷之言。把这番话同他关于承认错误的话作一比较的话，不能不使人感到这番话的意味深长。
除了重点讲民主集中制以外，毛泽东还特别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整个讲话的又一个重点，就篇幅而言，它比民主集中制问题还要长一些。
毛泽东首先讲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过程，然后说道：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宾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卡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是在分析或解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原因，尽管他并没有明说。这个原因，在毛泽东看来，是由于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王国。
用认识论来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在毛泽东说来，已经不是第一次。1960年6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十年总结》里就说过：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61年11月，他在同一个省委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也说，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讲全党，我们过去十一年就是闹不清楚如何搞法？要革命，如何革命？建设如何建法？规律找出了一些，也不那么完全。
在30年代写下《矛盾论》、《实践论》名篇的毛泽东，不愧是运用哲学语言解释事物的政治家。应该说，毛泽东所阐述的认识论原因是真实的，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人们会由于认识的原因而犯错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对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说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没有现成的尽善尽美的模式可以遵循，人们必然在探索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与偏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同样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认识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发生的唯一原因。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延续三年，遍及全国，导致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困难，而其间纠“左”的努力屡遭挫折。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仅以认识方面的原因来解释又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都是一项新的事业，都有一个逐步认识与摸索的问题，这些国家在50年代都先后发生过一些问题，但是为什么没何发生像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样严重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人们还无法对它作出判断，甚至以美好的愿望来赞颂它，但是当它很快就在实践中暴露出问题，实践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客观认识它的条件的时候，为什么人们的认识仍然没有前进？或者人们的认识有所前进（如庐山会议前期），却又很快倒退了呢？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下，面对并不难于作出是非判断的情况，为什么有的人冷静地看出了问题，而有的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实际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发展，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
然而，关于认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看法，对分析和深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的原因，实际起了模糊视线的作用。这种看法以认识方面的原因掩盖住了其他的更重要的原因，妨碍人们全面而又更加深刻地总结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在谈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这样说过：
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里，实质上毛泽东是肯定了“三面红旗”，只是认为在“三面红旗”之下缺乏一整套符合实际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他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说明这一点，指出党也是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三面红旗”对了，但缺乏一整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这恐怕就是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王国”尚未被认识的表现。
无论从认识的过程看，还是从三年“大跃进”的事实看，毛泽东所说都是有道理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的形成和完善的确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政策、方针也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对此，应该作出总结。问题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和方针的错误。主要是总体上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了实际。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后者是前者的依据；前者是外壳，后者是核心。假若只是从具体政策、方针上进行调整，而不对错误的指导思想作反思和清理，其结果或者是对具体政策、方针和办法的调整不彻底，或者是新制定的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方针和办法同原有的一整套指导思想发生矛盾，以导致冲突。
事实上，在评价和认识“三面红旗”的问题上，“七千人大会”已经产生了思想分歧。在小组讨论中，有这样一些发言：
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不能笼统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
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
“三面红旗”是不是正确，原则上好讲，实践上难讲；抽象讲好讲，具体讲不好讲。
这样一些看法，显然是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以至批评。
在中央领导层，更是存在分歧。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的时候是不那么完整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渐地完整起来，逐渐地具体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地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林彪的讲话同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一致的。
另一种看法是以曲折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中这样谈到“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⑩
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未明确否定“三面红旗”，甚至还讲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但是，只要同林彪的讲话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异。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没有作最终的定论，甚至还明确说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实际上他对“三面红旗”怀有疑问甚至批评。正因为这一点，毛泽东对刘少奇心怀不满，而且渐渐不信任刘少奇。1966年毛泽东在批判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特别点到“1962年的右倾”，就包括这件事。
“七千人大会”上关于“三面红旗”的思想分歧，是一种十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之后所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同原有的一整套带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之间。“七千人大会”看起来仍然肯定了“三面红旗”，但这不说明消弥了思想分歧，相反，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分歧继续存在并发展着。新认识的主体按照自身的认识，在6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某些带萌芽性质的改革。而毛泽东带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则遇到了挑战。他逐渐感到“纯洁”的社会主义理想受到“玷污”和“冲撞”，终于决心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以捍卫他所构筑的东方“太阳城”。
1958年，毛泽东不无豪迈他说过：“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其实，这梦想也是他本人的，毛泽东还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编织这个梦了。
然而，事情却并不如人意。狂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了巨大的困难之中。梦想没有实现，更没有被超过。毛泽东开始改变他自己在狂热中提出或赞同的主张 （如“吃饭不要钱”，供给制、办公共食堂等），甚至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对自己来说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毛泽东对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是，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着手进行经济调整；另一方面继续肯定“三面红旗”，只把犯错误的原因定在“缺乏经验”这个认识层面上，而根本不去反思他构想的那个社会目标模式。实际上，他是试图在不触动那个关于社会目标模式构想的前提下，进行某些方面的政策调整。在他看来，这既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容许人们在否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调整。60年代初，毛泽东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从毛泽东自身而言，以往的经验仍然在束缚着他。物质匮乏的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平均消费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使毛泽东确信“大同”不仅是理想，也曾经是现实。经验的巨大力量使毛泽东认为“大同”理想的实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不过是军事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再现。即便军事共产主义在实行中碰壁，他也不怀疑自己的经验，看不到经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由于正在经历开国以来空前的困难，在毛泽东的意识里，这一时沉了下去。但它绝没有消失，一旦条件适合，它又会重新浮现的，不是吗？七千人大会后不到五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又一次提出了类似1958年的某些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