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从1960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卧薪尝胆，沉痛自责。经过一年多深入调查和紧张工作，形势已出现了明显的转机，毛泽东沉重的心情逐渐开朗。1961年8月，他在动身前往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曾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七千人大会中，尽管有使他不如意的地方，但刘少奇报告中所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代表中央认识的重要判断，却与他的认识相同，使他感到宽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形势已开始好转，并将以更快的速度好转，毛泽东如释重负，开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他认为，现在所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贯彻《六十条》，继续解决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1962年五月下旬，他还曾要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湖南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没有料到，在北京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也没有料到，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即发现的新情况，很快就改变了中央领导层刚刚形成的共识，进一步的调整暴露并发展了以往潜在的分歧和矛盾。更重要的是，这些分歧和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尽管当时他们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
一 “一个很困难的经济形势”
1962年上半年进一步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开始于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对经济形势的重新认识。
七千人大会曾对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宣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会后不久，中央就发现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其主要原因是发现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将有几十亿元的赤字。在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即西楼会议），专门分析了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会间，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非常时期的时期。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必须肯定“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在列举了目前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困难后指出，农业连年大减产和建设规模超出了经济可能与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两点，是经济困难的最主要成因。据此，他提出将10年规划为恢复和发展两段，而目前主要集中考虑恢复，考虑克服困难，恢复工农业。关于恢复时间，陈云强调“争取快，准备慢”的原则，具体时间他认为从1960年算起，大体需要5年。
陈云的报告当即得到了“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鼓掌”①，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赞同。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他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和方针政策。根据刘少奇的建议，陈云于2月26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会后，刘少奇主张立即以中央名义将陈云的报告转发全国，并要求在按语中说明：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困难有十分，只讲七分、八分，讲少了，工作被动；把困难估计够，甚至于估计得多一点，我们工作主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邓小平快人快语，他在书记处会议上说，报告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
1962年3月7日，在一次会议上，陈云把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必须采取的调整措施以更尖锐的形式摆在全党面前。他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②
根据以上认识，当时在北京主持调整工作的中央一线领导，反复强调要求全党以实事求是、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待经济形势，力求在形势问题上统一全党认识，以此作为进一步调整的前提。
4月2日，中央在批转财贸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1962年1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50亿元的赤字，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目前主动承担这些困难，比财政继续发生赤字，通货继续膨胀，将来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要好得多。”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又说道：“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③他又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④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也讲了类似的内容，他说：“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⑤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 《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指出，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按照1962年的调整计划.同1957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1952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6％，而其中6种吃的将减少37％，14种穿的将减少39％；重工业总产值将增长42％。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了现在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农轻重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
党中央在批发这份报告的指示中，又对形势作了系统、中肯的分析：“今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对于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有些同志问：现在我们对于困难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够了。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但是，应该指出，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今后也还可能出现一些现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173_1.bmp}同时，也应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不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步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有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的可能。这是全党干部必须警惕的。现在，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谈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讲话的精神，《指示》又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多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从西楼会议到5月中央常委会议，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央一线领导对当时经济形势及其原因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飞跃。根据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中央一系列覆盖面广、力度大的调整措施相继出台。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并任命陈云为组长。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后，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对国民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第三，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第四，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等等。
因为认识提高，决心大，措施得力，经过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这次规模空前的经济调整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至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财政收支在连续4年出现赤字之后，首次出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
1962年调整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年初对经济形势的重新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实事求是、深入调查、正视困难的结果。这种认识解决了主观同客观的矛盾，但却又引出了一个新的、更为深刻的、在当时还难以被人们深刻觉察的矛盾：在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条件下，如何解释如此严重的困难局势？换言之，这样严重地估计困难，会对“三面红旗”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个问题的后面，隐含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观念的深刻冲突。
二 “包产到户”“包产到户”
1956年三大改造后不久，中国农村经济中随之完全自发地产生了一个新的事物——包产到户，至60年代初，它已经几起几落，人们对它褒贬不一。
高级社建立后在分配中存在着的平均主义，使广大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寻找实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形式。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对平均主义的抵制，但在当时却被当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月中，河南、江苏、甘肃等地又出现包产到户的做法，而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它又再次受到批判，被认为“实际上是恢复单干”，⑥“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⑦自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时，每当农村政策稍有放宽时，总会有农民自发地起来搞“包产到户”，虽屡禁而不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包产到户这种经营形式，在许多方面适合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民的需要，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1960年以后，在安徽、广西等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又自发地以各种形式恢复了包产到户。1961年3月初，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同年7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做法，毛泽东表示同意试一试。于是，到这年秋末，安徽省实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达全省的 85.4％，增长效果明显。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包产到户也呈迅速发展之势。9月底，为彻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再下放到生产队 （即原小队）的意见。10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就是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报告意见。自此，毛泽东改变了看法。他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问题便基本上解决了。“责任田”之类的做法没有必要再搞了。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申，包产到户等是变相单干，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应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撤职处分。
包产到户等形式适应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满足了农民多劳多得的愿望。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遏制生产力这种内在的需要和冲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农民满意，却未能使他们满足。已经尝到包产到户甜头的农民凭着自己的本能继续向前走去，他们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明改暗不改，希望通过包产到户一类的形式，使自己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在社会的某种需要未得到满足之前，它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农民的这类要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甚至支持。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经过长期多方面的调查、思考，认为安徽等地实行的“责任田”或“包产到户”等不是方向性错误，肯定了农村生产责任制和产量相结合的作法。他还提出，要适当扩大自留地和允许一定范围内小自由的存在，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等等。他的这些观点，曾在1962年5月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和6月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过，在同年春、夏的一些报告和讲话中也多次提到。
邓子恢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内，是很有代表性的。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朱德就曾提出：单干户全国调查还有多少？是否在《六十条》上单写一条，这样才好，才合法；单于户将来十年、八年还会有，你不写，他也存在。1961年8月，陈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青浦农村调查》中，坦率地提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⑧关于自留地，陈云指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也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⑨针对当时党内有人坚持“私人不能多搞”的说法，陈云提出“要大胆让私人搞”的意见⑩。1962年6月，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提出：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邓小平在1962年7月的几次会上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7月，陈云也先后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提出，“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存在”，可以采取“分田到户”（即大包干）等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恢复生产，等等。1962年上半年，周恩来也请杨尚昆打电话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尽管在此之前党中央所发生的文件中，已经几次把“包产到户”定性为单干，但在1962年上半年，在党中央的领导层内，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明显地对“包产到户”采取了现实、宽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最富有戏剧性的变化甚至就发生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来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省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井含泪附信一封。他在信中说：“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互助求生，他们说： ‘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团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家英在这封信中所持的观点和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1962年2、3月间，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去湖南农村调查，在短短几个月中，他改变了一年前坚决不同意包产到户的看法，向毛泽东呈上了一份客观地反映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6、7月间，他再次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他在汇报中说到：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或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11)
田家英通过调查研究所发生的深刻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迫切要求，反映了当时党内许多人的共识。在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萌动、发展，鉴于党内在包产到户、责任田等问题上的认识仍下统一，中央指示各省省委对此类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在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研究和解决农业问题做好准备。
三 从“甄别平反”到“脱帽加冕”
60年代初的调整是深刻的、全面的，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建设上的退够和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调整，而且还深入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重要调整。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扩大化错误，几乎都在这次调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
在政治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调整，是后来被指责为“翻案风”的甄别平反。
1961年6月1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在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的指示中提出，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这一工作由农村到城市陆续展开后，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一些地区和单位领导认识上的差距，甄别工作发展得很不平衡。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近几年来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1962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即对过去搞错了或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了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一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后，甄别平反工作迅速地全面展开。到1962年8月，全国已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这一重大决策为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整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
甄别平反的结果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在600多万主要是因为对“三面红旗”持有不同意见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群众平反之后，“三面红旗”原先那种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又一次面临着挑战。使人们不满的不仅有大跃进自身的错误，而且还有大跃进得以发动起来的种种粗暴形式。事实上，与经济调整同步的甄别平反，与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和基调是很不协调的。从更深的层次看，这项工作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触及到了当时已经萌生的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时代的限制，尽管当时多数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具体工作和政策的层面上，但对于中央领导层那些思想敏锐。历史感强并亨握全局的人来说，对这项工作深刻含义的感受远比一般人更力强烈。
这次甄别平反工作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例如，中央认为，对1957年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除其中个别者外，一般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再例如，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仍然维持1959年的结论。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发言中曾说到，彭德怀1959年那封信，不少是符合事实的，提意见的方式也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这封信写错了；问题在于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国际背景”，搞“反党活动”，等等。刘少奇的这些话，代表了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诸如此类的局限性，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历史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对这类问题提出疑问的时候，更何况解决。
彭德怀不同意对他的指责。1962年6月，他向中央呈送了八万余言的申诉材料，为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辩护。人们不难想象，这种申诉将会招致对他个人的又一次严厉批判；但是，人们却很难想象，不久之后，刘少奇等人和彭德怀却都被带上了同一顶帽子——翻案风。
在政治领域里，除甄别平反外，中央还自觉、主动地采取其他一系列得力措施，缓和当时紧张的政治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针对1957年反右运动后发展起来的扩大化倾向，以及庐山会议后大范围反右倾拔白旗所产生的国内政治关系紧张化的局面，在1962年3至4月举行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对于今后我国的阶级斗争，应该看到它的总趋势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在当时得到党内外普遍的、衷心的拥护，成为上层建筑领域里调整的基本指导思想。在1962年初举行的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在这些会议上就当前形势和工作中的问题发表了坦诚的讲话，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气，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在此后召集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上，检查了近几年来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阶级
181782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加强全国各阶级和各民族的团结，等等。党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自1957年以来政治领域里的紧张关系，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政治调整的同时，思想文化方面调整的力度也在明显加大。1961年至1962年间，党中央先后批发了《科研40条》、《高教60条》、《文艺8条》等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科学、教育、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等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在文化工作中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左”的偏向，突出了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和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内容。
为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 《论知识分子》的报告。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陈毅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宣布了这一科学论断。
以上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周恩来、陈毅等的重要讲话，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有效地改善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使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工作秩序得以从大跃进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中恢复起来。重要的是，在这种恢复中，通过总结经验和对大跃进以来“左”倾思潮的清理——尽管这种清理还远不能说是彻底的，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逐步形成，初具规模。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许多在大跃进中被冠之以“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做法，已在逐渐失去往日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而在这两者的对比之中，我们也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分歧和消长。总而言之，七千人大会以后，由于认识的深化，各项调整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向深度、广度方面发展，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为人们在不大长的时间里比较深刻地认识这种错误提供了可能），以及克服严重困难的迫切需要 （这使人们有可能冲破一些禁区和传统观念），实践的洪流很快就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原有的框框。人们越来越接近于几乎是从总体上怀疑以至否定 1958年时的那种模式了——尽管当时他们还不可能从理论上提出“模式”这一概念，对形势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实际的估计，在客观上无异于对“左”的错误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评。解散食堂，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等，实际上使人民公社远离初衷，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高级社的水平，包产到户的再次出现并迅速推广，则已经是近乎对“公社化”的“全盘否定”了，而这居然还得到了党内领导层许多人的支持或认可；甄别平反不仅是对1958年以来扩大化错误的否定，也是对被平反者当年意见的某种肯定：知识分子政策及文化。科技、教育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1958年“拔白旗”、“教育革命”、“文化革命”中许多极端的做法。深入的调整甚至不再满足于对大跃进的怀疑，而把反思的视野扩大到1958年以前的年月。1962年7月，邓子恢在一个报告中说到：“1958年以来问题很多，但事实上毛病不是从1958年开始。合作化以来就有毛病了，根子很深。”他又说：“为什么互助组时期最好呢？那时的经营管理是个体所有，彼此互相分工，农民积极性很高。”这种敏锐的历史眼光，{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184_1.bmp}把1958年的错误同三大改造后期已现端倪的急躁情绪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这种观点又能被人们接受到什么程度呢？除去调整的深度以外，调整的全面性及各领域调整的同步、协调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济领域里的调整，很快就在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中引起连锁反应，并一度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调整以同样力度、深度发展的良好势头。人们曾经用“伤筋动骨”来形容当时的经济调整，实际上，这个形容词在一定程度上的也适应政治、文化等领域里的调整。
实际上，从实质上看，调整就是对大跃进某种程度上否定，是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某种程度的改革，虽然这种实质在当时还未能被人们所深刻理解。也应看到，“三面红旗”的模式，特别是它的那些极端的形式，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强烈冲击，但在一些更深的层次上，它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例如，就是在中央领导层内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或对它采取宽容态度的领导人中，也往往把它当作是“单干”，把它当作渡过困难的权宜之计，“等形势好了再改回来”。从调整的那一天起，中国就开始接触到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调整的加速进行和深入发展，随着调整的深层性质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这次历史选择的结局日益迫近：或者是势头良好的深入调整在不久的将来摆脱自己虚幻的前提，把具体的调整上升为对陈旧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或者是在被深入发展的调整所激化的矛盾冲突中，调整被迫中断或部分中断。
当时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者们，都希望在8、9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讨论和分析半年多来迅速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在诸如包产到户一类问题上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推动调整深入发展。
那么，七千人大会之后，对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争论，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半年多来，毛泽东对此似乎没有直接提出多少系统、全面的意见。但是，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明白，他的态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能听到他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希望听到与中央多数人相近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社会上系统阐述的观点却出乎他们的意外。
四 心事浩茫
七千人大会后至1962年夏季，国内形势和党内外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又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全党又一次面临着重要的选择。
那么，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次历史选择面前，他的目光将注视着哪一方面呢？
人1958年至今，毛泽东的思想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他是大跃进的积极发动者和热情支持者，他又是较早发现大跃进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纠正错误的中央领导之一。但几个月之后，他又因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导致了大跃进的错误再次泛滥。从 1960年起，当国内各种经济关系全面紧张，饥饿的阴影笼罩神州大地时，他再次清醒过来。从1960年夏天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对农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他热爱农民，灵犀相通。他曾对中国农村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在农民问题上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不久之前，他还满怀豪情地希望通过人民公社、大跃进使中国农民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捷径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现在，却面对着农民普遍忍饥挨饿的严酷现实。他忧心如焚，痛心疾首，内疚自责。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他首先想到的是严于律己，与全国人民患难与共。在最困难的1960年，他7个月没吃过一次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充当一餐饭，一盘炒菠菜支撑着一天的工作。他流着眼泪吃下身边警卫战士从农村带来的农民的口粮——糠菜窝头，他甚至同全国人民一样因饥饿而浮肿。
毛泽东按照他的方式苦苦地寻找着发生错误的原因。他含着眼泪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调查。他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严肃地要求他们“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12)他迫切地希望拨开浮夸风的重重迷雾，冲破官僚高压所设置的层层屏障，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意愿，看到问题症结之所在。困难使他头脑冷静，使他逐渐从空想的殿堂接近了严峻的现实。
在调整阶段的前期，即大致在1960年底至1961年9月之间，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在诸如对困难程度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克服困难的方法、调整的重点及步骤等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或比较接近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思想，采取的许多措施，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他反复要求全党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加强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他坦率地承认支持办食堂是不了解情况，是受了骗，多次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错误，下大决心纠正此类问题；他提出要为1958年以来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的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主持的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他亲自主持制订的《60条》，对于克服人民公社体制中的许多弊端，稳定农村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1961年下半年，他根据多方调查和反复比较、研究，终于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公社内部关系又作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一调整虽然还未能解决人民公社体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但在当时的确使人民公社退到了较为现实的基础之上，解决了一批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在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克服严峻困难的紧张工作中，已经宣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实际上往往仍然处在领导第一线，发挥着统帅和核心的作用，从思想路线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指导着全党的工作，这也是调整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条件。
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我们只要把他在大跃进年代和在调整第一阶段里，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人民公社的规模和公有制水平，以及在诸如食堂、供给制、平衡与不平衡等问题上的言论和认识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的幅度和范围，就应当承认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自1962年以后，虽然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越来越严重的错误，但直到去世，不论别人的头脑是否发热，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他始终保持了比较冷静、慎重的态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这些变化是稳固的。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些深刻、积极、稳固的变化，是党最终胜利地完成调整任务的重要保证。
但是，毛泽东认识上的这些变化，在1961年秋至1962年年初问，也就是调整工作初见成效以后，似乎已达到了一个极限，因而停滞了。
这种变化首秃此较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上。调整之初，他没用多少时间就比较客观、清醒地认清了形势。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始了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一系列重要转变。到 196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认为，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报告中有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论断，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心情。可能是出于这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和困难已经过去的认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并不涉及各项具体工作的调整，而是侧重于阐述党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及思想方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带有从方法论上总结前一段工作，指导下一段工作的意味。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他也不像以往那样主动、坦率、严厉地谈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了，他甚至对别人像以往那样谈论错误表示反感。在1961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有人在发言中谈及所犯错误时，他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那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夭诛地灭。而几个月前，在1961年5至6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还主动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背客观事物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13)两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1961年7月，毛泽东曾对安徽省“责任田”表示了可以“试一试”的态度。但到同年9月，当他提出了将基本核算单位再下放到生产队的意见后，便认为农村的平均主义问题已经解决，“责任田”之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了。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又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做法是变相单干，是不正确的。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现在的问题是，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一线领导根据对形势的重新认识，又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有力措施，使调整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了七千人大会以前调整的初期阶段。面对着这样一种发展，认识基本上己停留在七千人大会时期的毛泽东，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西楼会议对形势的重新估计以及据此采取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上的变动，他能接受多少？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广泛、有力地迅速展开，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本意和初衷？对于认为农村问题由于下放核算单位而已完满解决的毛泽东来说，1962年上半年在党内外、中央和地方再一次出现的“包产到户热”意味着什么？面对着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浪潮，他是否愿意修正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他发现名义上是作为与总路线相配套的各项工作条例实质上是在强调科学、纪律、秩序和效率，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对总路线的否定时，他在这两者中的选择会更倾向于哪一方？
1962年春天和复初，毛泽东似乎在保持着沉默，没有多少公开的言论。他在仔细地观察着，苦苦地思索着。年初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不少已超出了他的预想，有些甚至本来就与他的认识相左。这些事情如果只是个别地出现，他不会感到多少意外，有的甚至也可以接受。而现在这些事情却是同时出现，同步发展，且大有燎原之势，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震动和深思。调整超出了他的设想和限度，而他的目光也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分歧，他在思考着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命运。到夏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他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成熟了。对于如何回答历史摆在人们面前的选择，他的答案已经了然于胸。对于这一点，西方的一些学者也看到了。“1962年夏，当毛出席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他对自己面临的挑战已经了如指掌，对他自己的战略已经成竹在胸。毛表示他对七千人大会后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14)
五 新模式的确立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为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却离开了会议原定内容，提出了几个出人意料的新题目：阶级、形势和矛盾。
关于阶级，他说：
杜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他说：
形势问题，也要淡一谈。国际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国内形势，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小，确实很大。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他说：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过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杜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