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初具规模，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形成并立即付诸实践，它首先面临的问题，一是三年困难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一是在调整时期所新产生的。根据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1962年冬至1963年春，湖南、河北等地利用冬闲季节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或整风整社，与此同时，在少数城市基层逐步开展了“五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后，从1963年上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部分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历时三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和任务经历了一个由宽泛到集中、由浅入深、由下及上的转变，在运动的准备和初始阶段，其矛头指向了当时社会上几乎一切消极、阴暗面：总是企图复辟、篡夺领导权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商业上的投机倒把，农村中的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以及宗教迷信活动，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随着运动的发展，尽管其他问题依然存在并被认为是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有所扩大，有一个问题却被逐渐地突出出来甚至成为整个运动的主题，这就是领导权问题，或日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或日走资派问题，更宽泛一点他讲，就是干部问题，等等。不论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以什么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它都涉及到当代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引起过长期争议的问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怎样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与被领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公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一 一个老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详尽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的特征和弊端。他们指出，最能体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僚和常备军。这两种机构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应当是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而且有可能铲除和避免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些弊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 ‘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 ‘同时兼管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消灭官僚国家、官僚机构存在的条件，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其性质及其所采取的方法，不存在官僚机构复活或官僚化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同的。在《国家与革命》中，他曾写道：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①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改变了看法。1920年，他开始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②
1921年4月，列宁比较系统他说到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
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叉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6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说，“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 （1920年12月）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苏维埃制度中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在于“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问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作。”④
到1923年，列宁对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现象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他又说：
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5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5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⑥
他还坦率地承认：
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⑦
为了同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官僚主义，列宁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终因为去世过早，他未能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他所深恶痛绝的、事关社会主义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未来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军事大国。但是，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官僚主义也日甚一日地发展起来，暴露出来，斯大林离开这个舞台时，留给人们更多的不是与官僚现象斗争的成果与经验，而是官僚主义的突出弊端，以及围绕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而在斯大林时代之后，理论界激烈争论的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官僚、官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能不能消灭或遏制官僚主义等一类的问题了。
二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问题了。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考虑过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是否会重蹈旧政权覆辙，因新一轮的官僚化而变质的问题。
1945年7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和其他5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和谈赴延安访问。几天访问之后，毛泽东邀黄炎培等到他家里作客。谈话中，毛问黄，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但城直言：
“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几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听罢，毛泽东高兴地、胸有成竹地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淳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⑧他要求全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言论，虽然还谈不上具体和系统，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他的这些言论所表露出来的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共产党变质，克服官僚化倾向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心。
建国以后，出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建设更自觉、更迫切的考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克服和清除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现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的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做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恃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级党的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风。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他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⑨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 《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他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展开了“新三反”运动。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党要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⑩他向全党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即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当时，他把官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11)
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高度，分析了官僚主义问题。他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12)他甚至认为，当时在工人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闹事”事件和社员“闹社”事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13)同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革命胜利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使革命意志衰退的人；重新振作起来。(14)
同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强调说，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提醒全党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他指出，在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而在和平时期，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就难于原谅了。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15)
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月30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讲明整风的意义，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建国以来历次整风运动经验的总结，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领导发动的。但由于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同时也由于这类运动几乎没有触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内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次运动的结果，实际上远离了发动者的初衷。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对用整风这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充满了信心。他说，对共产党来说，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凤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所以过了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16)
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后盾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更是使人难于识别、批评和抵制。1958年大跃进得以发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凭借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膨胀起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从“大跃进”中那些令人惊愕的指标、那些狂热的场面，荒诞的口号及惨重的损失后面，不难看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等泛滥的鲜明烙印，不难看到党内民主生活的萎缩与倒退。在大跃进结束时使人感到严重不安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还有党群、干群关系的败坏和党内民主生活的缺乏。
美国学者迈斯纳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具有深刻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它“限制了官僚主义者的活动，缓和了官僚权力与社会相分裂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进程。”(17)这里，迈斯纳显然是被大跃进群众运动的表象及限制、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之类的口号或措施所吸引了。他没有看到在大跃进中目的与方法、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理论与实践的巨大矛盾，没有看到在运动中强迫命令的成份多于自发和自愿，盲目多于自觉，政治上的压力更多于经济上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他也就难于准确地判断在大跃进以后的年代里一些矛盾的性质和由来。
三 大跃进的一个后果
六十年代初，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及大跃进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大量地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18)他又说：“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19)
对于当时党内的不正常风气，刘少奇说：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他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 ‘谁老实准就吃亏’。”“在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20)
在会上，刘少奇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概括：
“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 ‘反党分子’。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他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他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
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
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
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
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
……这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却把这些正确的原则置之脑后，犯了同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类似的错误。……这种党内过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些政策性的错误，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乱现象。”(21)
这种过火斗争有时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这是非法的，不允许的。此外，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22)至于这些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总结说：
“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23)
邓小平也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必须指出，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24)他又说：
“……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25)他进一步尖锐指出：
“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当然，造成严重缺陷的原因有多种。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26)
陈云、周恩来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沽，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 ‘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27)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28)
邓子恢在1962年7月一次报告中也说到：
“现在有些干部不是党与群众的桥梁，而是党与群众的障碍，他把路堵死了，使党与群众之间有一条大鸿沟，群众对干部不敢说真话，干部脱离群众，可以说大部分干部不与群众联系。”(29)
党内外存在着的这些严重问题，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和强烈反应。他对这些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在许多方面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是一致的。例如，他也承认，庐山会议传达到基层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犯了错误，把讲老实话的好人也整了。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现在要平反。(30)在一次会上，他气愤他说道，纠正五风的困难和阻力，在于我们各级干部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所以，他要求要用退赔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党员，不教育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应该督促地、县教育公社干部，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31)他仍然希望用整风的方法来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他说，总而言之，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要大规模地教育干部，要全心全意地教育干部，教育的方法就是整风，用延安整风的方法教育干部。他希望全党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是不行的，要教育干部，没有长期打算是不行的。(32)
至于整风教材，他也曾多次说到，就是《六十条》和有关手工业、商业的几个条例，理论上的材料，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1961年上半年进行的整风整社运动中，他对教育干部、整顿作风表示了很大的决心。他说，这一次决定不分一、二、三类社普遍整，在劫难逃，欠债要还，应该坚决彻底。现在干部中有种风气，有些干部摸到一个规律，认为整风几个月就过去，一过去就平安无事。要学韩文公祭鳄鱼文驱鳄鱼的办法，三日不行则五日，五日不行则七日，一直祭下去，总之要赶走，我们一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我就整你，一直整下去。(33)
1961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要求，在1961年和1962年冬春六个月中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他认定，只要搞好这些工作，主动权就更大了。他深情地、满怀希望地指出，干部教育好，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六十年代初期在党风、干部作风等方面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论学术界曾经对官僚主义作出过多么宽泛和一般的解释，它都难以概括当时所出现的那些问题，但是，也应看到，不论这些问题如何复杂、多样，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都十分关注的、在当代国际共运史上曾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人民与公仆的关系问题。而就问题这一最本质的方面来看，官僚主义显然是一个概括程度较高，涉及范围较广的范畴。大跃迸之后普遍存在的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浮夸风、捆人打入之类的问题，虽然都早已超出了官僚主义的范围，更劣千官僚主义但又无不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相比，毛泽东当时有关党风、干部作风的言论，较少涉及诸如说假话，贪污盗窃等一些具体问题，而较多地着眼于一些更加概括的内容，例如官僚主义、不懂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等，甚至把一些内容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的诸多研究者中，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不同，有一点却是他们一致公认的，这就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以及他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巨大作用的高度评价。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品格，毛泽东对于高踞于人民之上，不相信群众、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欺压群众的行为特别敏感和厌恶。三年困难时期，当他冷静地思考大跃进的教训及后果时，他的着眼点除了阶级斗争以外，也较多地放在了干部作风和干部素质方面。他认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应当对大跃进的失误以及五风等的泛滥承担很大的责任。他甚至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强烈的情绪，这就是“死官僚主义分子”。
1961年1月，在一次谈话中，他曾以询问的口吻提出：死官僚主义分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他说道，这几年中央对下面的情况不摸底，而其原因就在于死官僚封锁了消息，所以中央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至同年6月，他的提法和态度更明确了。他说：
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下不听群众，上不听中央，只听他自己。对于这样的人，只好调动一下工作。
同时，他也表示，死官僚也可能变成活官僚，不官僚，变成共产党，我们还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但对那些经再三教育坚决抵抗的死官僚主义分子，也要处罚。
在反思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另一个、也是更为明显的区别，是毛泽东特别着意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观察、提出和分析问题。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在谈到这几年发生问题的原因时，提到了三种人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种人分别是地主阶级和反革命、死官僚主义者以及糊涂人。在这三种人中，他对第一种人尤为警惕，他说，这几年在农村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到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他并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凡是三类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
两个月后，他又发展了这个观点。他提出，民主革命基本成功，但尚未成功，还有20％的地方应重新夺取领导权。他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整社，使许多地方的领导权夺回来了，这些是阶级斗争，但还有些地方地主资本家在当权。
尽管毛泽东有偏重于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倾向，但是，总的说来，在1962年上牛年、特别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相对来说，他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还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发展时期。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虽然也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一些消极现象，但他同时也考虑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报来的材料对他最终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例如，1960年底，河南省报来的有关信阳地区的报告就曾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影响。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三类县、社、队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他进一步推论说，全国县、社、队有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坏的，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20％，有不到20％。
不久，1961年4月，他又根据湖南的一份材料得出结论：去年10月至今，整个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顿，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同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上，他又将此材料批发与会同志，并指出：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当，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已经开始与他有关“死官僚主义分子”的思想初步结合起来了。他认为，死官僚实际上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他的根据是，因为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是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34)
1961年年底，他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在一次谈话中，他说道：
我总说，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两类反革命分子的直接同盟军，而糊里糊涂的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它没有这丙部分人作同盟军搞不起来。它利用死官僚主义的那种行为，利用许多人糊里糊涂，它那个事情才办得成。
尽管做了这样的联系，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分子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他严厉、尖锐地批评了“死官僚主义分子”，但在谈到他们是反革命的同盟军时，他主要是从实际作用和客观效果的角度来说的。对于犯了此类错误的干部，他更侧重于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1961年底之前，总的来说，他所说的教育干部、整风整社等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五风的，是反对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的。关于这一点，1961年6月毛泽东的一段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搞出一套具体政策来，这就可以教育干部，干部是要重新教育的，因为这一场革命是新的革命，不重新教育是不行的，有了正确的总路线，又有正确的具体路线，而且反复他讲，最后看是平均主义见效，还是我们的总路线见效。
对于大跃进之后党风、干部作风方面滋长、发展起来的严重问题，党中央不仅作出了比较中肯的分析，而且早就着手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对全局把握上的曲折，这一过程也随之变化起伏。
1958年之后，党中央在农村领导了时断时续的整风整社运动。运动最初以退赔平调风、共产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主，同时整顿干部作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整风整社运动又加进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膨胀。与此同时，在整风运动的算账还账中，还在农村基层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60年间，清查基层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成为中央和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之一。根据对各地经验的总结，当时把官僚主义概括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蹲在机关多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等等。但自1960年下半年起，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一些开展整风整社的地方已经比较尖锐地提出了干部的组织不纯问题，认定在农村基层政权中，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并且认为正是由于组织不纯，有的队才成了穷队。这种看法显然是掩盖了问题的真正原因，把总结经验引上了歧途。但由于当时注意的中心仍然是纠正经济上的平调风、所有制上的急于过渡等问题，对基层干部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并不普遍。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紧急指示信，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文件中对基层组织责备过多，特别是把地富反坏分子与干部作风问题扯在一起，必然导致混淆两类矛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由于这些思想的指导，1961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左”的倾向又有所发展。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基层存在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例如，某县的一个材料说：
全县所有的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有的公社轻一点，有的公社重一点，只是比较而言。由于干部作风不好，党群关系恶化，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增加，坏了一批干部，毁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并给唯恐天下不乱的分子造成了机会。他们从中混水摸鱼，贪污搞鬼，有些好干部也被拉下了水，有的整个基层组织都给烂掉了。(35)
还有一个地区的材料反映说：
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原来了解的严重得多，而且越揭发越严重，各种惨绝人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中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也都很严重。三类社队占70—80％，敌人打进来、拉出去的材料大量增加，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一天多于一天，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十分突出。(36)基于这样一种严重的估休，整风整社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日益严重。一些地方不但认为三类社的比例占得很大，而且进一步认为三类社的领导权和党组织不在我们手里，因而提出了要“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一切权力归社员代表会”。有的地方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夺回五权”（党权、政权、兵权、财权、吃饭权），以及“巩固地确立贫农、雇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等口号，有的地方提出，整风整社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对于三类社队要派工作组或工作队去领导运动，甚至把土改时的办法也搬了出来，提出要“扎正恨子，培养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这些做法和经验，成为1963年后社教运动的先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扩大化的做法和倾向都出现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出现在系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产生之前，所以，尽管它曾一度在一些地区蔓延，却也不难控制和纠正。1961年上半年，当这些扩大化的做法在农村中引起了混乱时，中央也及时地发现了问题。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运动作了一些新的调整，纠正了一些偏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强调的侧重点仍然是反左。中央规定，“不要预先划分社队的类别和干部的类别”，“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37)之后，党中央又承认在1960年冬和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有排错队、错划成份、干部处分面过宽的失误；承认在一部分被整顿的三类社队中，把有些五风泛滥造成严重损失的，也当成民主革命不彻底来处理，以至把一些本质好而只是思想作风有毛病的干部，也当成阶级敌人或坏分子来斗争，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造成了阶级阵营的混乱，大大挫伤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认识到彻底改变干部作风是一个相当长的、复杂的过程、不是短期突击可以解决的问题。
1962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速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加速对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实际上进一步承认和纠正了前一阶段整风整社运动中的扩大化倾向。这些纠“左”措施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形势，在相当的程度上端正了纠正大跃进以来党风、干部作风工作的方向。从1958年冬开始至1962年上半年，内容和侧重点不断有所变化的整风整社运动，虽然一度已经带上了明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色彩，但因比较系统的扩大化理论尚未形成，所以旋即便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总的来说，运动还是达到了整顿基层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改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目的，比较有效地改善了党风和干部作风，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四 新思路与新方法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情况大不相同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根源还是那些根源，但指导思想不同了。人们开始习惯于在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内来认识困难时期出现的一些难以避免的消极问题和阴暗面，以及由于这个框架自身所必然带来的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黑暗风、翻案风、单于风，等等。
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这样一种思维框架内，加之当时国际上一些因素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多的阶级斗争被发现出来，越来越激烈的斗争方式应运而生，越来越系统、尖锐，严重的阶级斗争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这是一种奇怪的社会一思维结构。虽然它在理论上的失误并不难于识别，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里，它却有着一种强大的自我膨胀的机制和功能。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的正常要求，都可以成为刺激它发展、升级的条件；它耗费着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却使整个社会不断失去生机与活力；它几乎使社会上的一切分歧、矛盾和差别都带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使下至邻里纠纷上至决策分歧都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失去了依靠正常途径和机制解决的可能，从而使社会从上至下不断积累着无数的“死结”；人们越是习惯于用这种理论观察和处理事物，也就越能发现越来越多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阶级斗争“事实”。
从1963年起，当人们开始用八届十中全会的理论来观察、思考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再一次升级。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上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从政治文化思想，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迹象，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但是，不管阶级斗争的局面如何纷繁复杂、广泛尖锐，毛泽东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几个基本的问题上。党的问题、干部问题、党内领导干部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尽管1963年后四清、五反等运动的面铺得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但运动在外围没有停留多久，很快就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归结到了毛泽东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干部问题。于是领导班子问题、党风干部作风问题等处处都被当作突出的重点。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类问题的地位不断上升，以至最终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概念，并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