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指出：“小站地区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所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白银厂和小站地区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在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指出，白银厂、天津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由此，他又重申了以前的一个重要判断：我们国家我看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坏人手里。在这里，当他把这两个地方的问题用“修正主义”来概括时，实际上已经把上面的问题与下面的问题、国内的问题与国际上的问题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就是把这两个地方性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广阔、更严重的背景之下，从而使问题具有了更严重的性质。这两个样板中的一些重要经验，如地主资产阶级通过篡夺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开展夺权斗争，等等，都进一步发展了八届十中全会的理论。循着这一思路，1964年间，毛泽东还批发了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等文件。这些夺权的样板经验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而诸如此类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着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党内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以及“夺权斗争”等认识。这些认识与刘少奇认可的大兵团作战、着重解决基层干部问题的分歧，也更加明显。
到1964年底，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已经基本成熟了。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有关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中作出如下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44)他还写道：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侨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45)
同日，他还在另一份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46)还是在同一天，他在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夫妇宴请罗政府代表团的情况报告上又批示了几乎是相同的内容：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47)在一天之内写出三个重要的、内容和概念都大体相同的批示，标志着毛泽东有关社教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的又一次新的飞跃。这个飞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对象中，他把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放到了一个更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一考虑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已经把官僚主义者当成了一个阶级，而且是一个与工农处于尖锐对立中的阶级，而在1960年至1962年间，他虽然也激烈地抨击过官僚主义分子。称之为“死官僚”，甚至把它当成是反革命分子的同盟军，但却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阶级。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他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思想，他把工厂企业管理管理人员是否能通过“三同”搞好与工人的关系，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那些因不搞“三同”而脱离群众的管理人员等同于资产阶级，等同于革命对象。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把对生产的管理等同于社教，也就是等同于阶级斗争。这一论点反映了他对改善管理的重视，以及他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认识。在这一认识中，就他对人的重视，对教育人的重视，对积极主动地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而言，的确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本质的一些深远的甚至是超前的设想，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当他把管理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时，他显然是把现代管理过分简单化了。当他把官僚主义当成阶级斗争或归结于阶级斗争时，也是把原因更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1963年上半年，在刚刚开始发动五反四清运动时，曾经对敌情作出了十分严重的估计，运动的对象也十分宽泛，从贪污盗窃到多吃多占，从投机倒把到弃农经商，从单干风到雇工剥削，买卖土地，从腐化堕落到官僚主义，从宗教迷信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此等等。运动进行一年多以后，所发现的敌情更多，也更严重，所不同的是，这些运动的对象已经成为一个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甚至因重点过分突出而趋于单一、简化——的体系。在毛泽东看来，在这个体系中，“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这些不同概念所反映的基本相同的内容，在运动中已处于“中心”或“第一”的位置，而其他诸如地主、富农、反革命、贪污盗窃分子，腐化堕落分子等等，都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而放在次要或很次要的位置。
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几个批语表明，经过一年多的四清运动，经过一个由繁到简、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他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主要对象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了。当他把这一对象定名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自建国以来就一直苦苦思索的一个老问题上，这就是：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官僚主义，实现真正的平等。当然，这个老问题是被放在一个新的框架里来认识和提出的，因而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六 “引起警觉”
为研究和总结社教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
在会议进行的第一阶段，即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着重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等问题。12月20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运动中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讨论中，在议及运动的主要矛盾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表面化了。发言中，毛泽东批评了前一阶段运动中“左”的错误。他指出，运动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至8％，人数不能超过10％，否则就太多了。他批评说，有那么多的地方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7亿人口划成20％，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强调，运动主要整“当权派”，要“整党”。他说：
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群众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
他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12月27日，毛泽东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二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有一些刘少奇是赞成的。例如，要整当权派，中心是整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等等。但有一些内容，刘是不赞成或不甚明了的。例如，整共产党的当权派，这里有没有个限度或极限？中心是整党，应该依靠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整？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但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派？如果说已经形成派，人数是不是太多了？共产党内又出现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这在理论上是不是讲得通？
在会议上，刘少奇没有正面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异议，而是肯定了当时运动中一种比较流行的提法，即“两类矛盾交叉”。他认为，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刘少奇的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是不赞同的。而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见解，也未能引起刘少奇的充分注意。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反映到这一阶段会议的结果中。
12月底，会议讨论制订出《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纪要》对运动的性质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于运动的名称，《纪要》统一规定城乡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与1963年上半年的“小四清”已相去甚远。关于运动的时间，《纪要》规定在7年内全国搞完，3年内搞完1/3的地区。
毛泽东对这一阶段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认为，会议对前一阶段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没有认识和研究，特别是没有反映1964年下半年以来他所形成的一些新的、重要的思想。根据他的意见，1965年1月初至1月14日，会议继续举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社教运动只靠工作队，脱离群众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这些批评显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谈，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1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对“后十条”提出了批评。他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会议重新讨论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在作了一些重要修正后，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重申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区别对待犯了错误但还可以教育的同志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对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快一点解放出来。“二十三条”改变了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由工作队单独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领导运动的原则，反对工作队搞神秘化、冷冷清清，只在少数人中扎根串连；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严禁打人和变相体罚，等等。“二十三条”还要求把“四清”落实到建设上，运动自始至终要抓生产、抓分配（群众生活），等等，“二十三条”的这些规定，对于解脱大批基层干部，在一段时间里遏制“左”的错误，稳定农村形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270_1.bmp}但是，“二十三条”又在理论上，在指导思想上发展了“左”的错误。它强调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二十三条”批评了党内对社教运动的不同看法，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走资派”的，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原稿中，“中央”后面并无“部门”二字，锋芒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周恩来在修改文件时，提出在“中央”后面加上“部门”二字，削弱了文件的锋芒和冲击力。当然，这种修改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毛泽东已经形成的认识。不论是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对晚年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这次会议都具有一种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毛泽东已经形成了诸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类在他晚年扩大化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概念，并正式写进了党的文件，还在于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再次升级，毛泽东也因此开始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曾有一段评说，他说，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一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自此之后，这两位来自湖南的个性鲜明、性格倔强的革命伟人之间的裂痕再没有愈合过，分歧在令人优虑地发展着。党中央一线的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却是由江青等人背着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另外的渠道和方法进行。一年半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二十三条”下发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城乡社教运动重新作了部署。前一阶段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大批基层干部得到解脱，工作队也改变了过去包办一切、神秘主义等错误，农村的形势很快又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走资派”理论的提出，运动的重点转向追查“走资派”及其在县、地以至省和中央的“后台”，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在当代社会主义思想家和领袖中，能像毛泽东那样始终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表现出极端厌恶井保持高度警惕的人并不多，而能像他那样对这些社会弊端采取那种尖锐、激烈手段的人则更少。
但是，与这种强列的愿望和坚强的意志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官僚特权现象等认识上的明显失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没有认识到这些他所深恶痛绝的弊端同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企业对经济过程的决定权越小，与经济毫无关系的国家官员对经济过程的干预越多，整个经济的官僚主义化便越厉害”(48)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企业管理机构作出的决定往往是主观的，而且报酬同现实的市场效果是脱节的，而这就意味着内在的反”官僚主义因素也被排除了；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特殊形态及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联系……。建国以来，几乎是一个接一个的包含有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固然反映出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愿望和决心，但又何尝不是说明了，对于这些问题来说，这些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为解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提出了一些永远值得后人记取和借鉴的原则和方法。例如，群众路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经常地、普遍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传统教育，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和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两参一改三结合，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养，等等。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和他的这些原则、方法、措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有力地遏制了官僚主义的发展，莫里斯·迈斯纳在分析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后得出结论说：在苏联等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统治力量，这种现象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使人吃惊的只有一点，即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相对说来也没有那样尖锐和严重。人民共和国产生了新官僚机构，但从一开始。这个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独立性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这里存在着两个限制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尖锐化和制度化。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艰苦斗争中，形成了中国革命深深的平均主义精神和价值观念，而群众路线的指导原则又要求在干部和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保持普遍的团结。(49)
在与官僚、特权的顽强斗争中，在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不懈探索中，毛泽东取得过成就，也发生过失误，他的成就，得益于他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信仰，他强烈的平等观以及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他的失误，主要在于他对现代社会一些基本特征的隔膜。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误，他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在一段谈话中说，过去，我们进行过一些在农村、工厂和文艺界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他的意思是说，相对于社教运动的目的、任务来说，社教运动的方法仍未解决问题，所以要再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完成社教运动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当毛泽东把社教运动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以后，社教运动中原有的一些积极内容——包括反对官僚、特权等，不是不复存在，便是被大大地打了折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修正主义”之类的内容要比官僚、特权严重的得多。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敌情，官僚主义又算得了什么？而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党内外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和人人自危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官僚主义者的地位和官僚主义行为。这种依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膨胀、强化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后果，要比一般的官僚主义严重得多。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的社教运动。其结果非但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这种危机感的支配下，在社教运动还未全面展开的时候，他便又亲自领导和发动了较之社教运动更为激烈、广泛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