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海翻腾云水怒”
近百年来，在近现代工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强劲推动下，整个世界舞台风雷激荡，高潮迭起，扰攘巨变。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长征。
中国的成就震撼了世界。风云际会的世界舞台上的矛盾、冲突、缓和、战争、和平，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政治生活和精神世界。
建国之初，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确决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及其称霸世界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建设热情。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迫使法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通过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阴谋在亚洲扩大战争的企图。日内瓦会议之后，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为突出事件的战后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世界和平、进步力量又一次挫败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法等老的殖民地宗主国受到严重削弱。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蓬勃兴起，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迫切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井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这是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下，独立地讨论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所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鼓舞着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万隆会议成为亚非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转折点。自此，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崛起，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4年底，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56年摩洛哥、突尼斯从法国统治下先后宣告独立。这些斗争给西亚、北非以至撤哈拉以南广大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重大影响。
1956年11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以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英法在中东的势力已如“强弩之末”。
1958年7月，伊拉克人民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并挫败了美英等国的战争威胁。
1958年4、5月间，在美国副总统访问期间，拉丁美洲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抗议运动。它向世人昭告，拉丁美洲再也不是美国平静的“后院”。
1959年1月，古巴人民反对美国和本国独裁统治的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宣告了拉丁美洲继非洲之后，也走到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运动的前列。
1957年和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先后独立，这是非洲进人国家独立高潮的序曲。1960年，非洲有15个国家宣告独立，该年由此得到了”非洲独立年”之称。至60年代末，非洲独立国家已增加至41个，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63年5月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和人民在团结合作、共同反帝、反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61年9月，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的又一个新阶段。不结盟运动是万隆精神的进一步发扬，是广大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开始在印度支那逐渐取代了法国昔日的地位，露骨地侵略越南南方，干涉、破坏南北越南的和平统一。从1959年起，美国开始从军事上直接干预南越内部事务，在南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逐步升级的侵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武装侵略老挝和柬埔寨。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决抗击下，美国的“特仲战争”和“局部战争”——失败。
1964年，巴拿马人民为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所进行的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已拿马人民多次举行要求收回运河主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美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美国被迫同意为达成一项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公正与平等的协定”与巴拿马举行谈判。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面对着这股声势浩大、迅猛发展的革命潮流，与亚非拉人民有着共同经历和使命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眼光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家，毛泽东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他在一首词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和豪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除了溢于言表的兴奋和满腔热忱的支持外.毛泽东还从战略上对这一斗争的发展规律、策略方针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概括，并根据对世界形势的判断，筹划安排国内的各项工作。
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各项工作之前，首先分析指出：“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过去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①
1956年7月，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历史规律的高度，谈到了当时世界上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都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会由大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他重申了十年前他在延安时的一个著名论断：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接着，他以哲学家的深邃和革命家的激情指出：
“整个人类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作为一个英明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他又指出：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丸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②
在1956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与中国的关系。他说：
“……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津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③
那些自恃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最尖端的杀人武器而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者们不会知道，在毛泽东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一伙“教员”，当然，是反面教员，是以血和火教育世界人民的教员，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发展自己、提高自己所不可缺少的反面教员。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他说：“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④
1961年，正当美国入侵古巴的危险日益逼近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会上，毛泽东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⑤
毛泽东还对美国国内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寄与了深厚的同情，给予了坚决的支持。1963年8月3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他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土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二十几天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美国一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严正指出：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辛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询的 ‘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的这些文字，不仅是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谴责，也是对当时苏联领导人鼓吹“和平过渡”，“戴维营精神”的批判。他从来不相信各式各样的“和平条约”对于帝国主义有什么约束作用，他认为当时越南南方正在开展的武装斗争对于当代世界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那些鼓吹“议会道路”的人，毛泽东认为不是心存欺骗就是十分天真。 {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284_1.bmp}196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抗法武装起义十周年前夕，毛泽东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我一直注视着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你们打了七年多仗，经过了种种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你们的胜利是对中国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支持我们”。1970年5月20日，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侵略斗争，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声明》中，他把他的历史观、战争观发挥到了极致。他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败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规律。⑥同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西哈努克亲王说：“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又说：“现在是大国败于小国之手。”⑦
在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曾经谈到，建国初期，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有一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但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老挝的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埃及独立……
这样一种认识的形成和发展，使他更加坚信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使他难以接受“议会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也使他与苏共领导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在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根据对当代反帝斗争的深刻观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例如：关于人民战争、武装斗争的思想，关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关于美帝国主义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各国人民、各种进步力量广”泛联合、互相支持的思想，关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等等，等等。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民主斗争中，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以及一切进步，和平力量，不论他们的国别、肤色和信仰如何，也不论他们是否能够完全接受毛泽东的信仰和理论，他们都会把毛泽东看作是他们的忠实朋友，看作是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藐视一切战争威胁和政治高压的无畏战士，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一个热烈向往和追求和平、平等、进步事业的中国伟人。
二 裂 痕
中国革命曾经得到过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隔阂和大国、大党主义的影响，斯大林和苏共也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一些干扰和损失。对于这一点，中苏两党都心中有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也曾对自己的这些错误作过一些自我批评。
可以说，在中国党内，对于斯大林和苏共老子党、瞎指挥的作风，毛泽东的体会比谁都强烈。建国后，作为胜利了的中国气的领导人，毛泽东曾很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作一深谈。倾诉内心的感受和积郁，但都未能如愿。1956年20大以后，虽然苏并入事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毛译东的这种愿望却更强烈了。
毛泽东想向苏共说什么呢？
1956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八大结束前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带着不满的口气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党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接着，他说：
这些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计、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一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之后，毛泽东又批评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他说：
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慢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只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导的、不切实际而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不分青红皂白，他们都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这种盲从行为的责任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负，而应由我们自己负责。但对这种盲从、盲目听信别人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能不说清楚，讲明白。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盲目听信和服从别人，这确实是幼稚无知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现在人们已开始懂得认真总结历史上的这些宝贵经验了。他说：
当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这些弱点，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就可以显示出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也是在实践中付出了高昂代价而后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更可贵的是现在人们开始懂得了这点，重视了这点。这真是用血汗换来的，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收获。固然，要革命就难免有牺牲。但是由于自己的愚蠢、无知和主观上的种种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即本来可以避免，而仅仅由于自己的疏忽、盲目轻信而使革命蒙受的重大牺牲，是最令人痛心的。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心里感到特别沉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这些沉痛教训、曲折经历以及两党关系中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使毛泽东心潮起伏。他再也难以压抑对苏联党和斯大林“老子党”、“瞎指挥”的愤懑之情：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⑧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一吐积郁，显然是受了苏共20大正式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国际共运内部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影响。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进一步肃清大国大党主义在国际共运中的恶劣影响。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以批判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很快便又重新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老路，并因此与中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这次经过深思熟虑的谈话，不仅是对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实际上也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未来关系的轮廓。
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和整个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实际上，对斯大林一些严重错误的批判，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在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从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对批判斯大林的一些严重错误是赞成的。1956年4月，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指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⑨同年9月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⑩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又感到某种不安和忧虑。
1958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口顾这段历史时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苏共20大之后两个月，毛泽东在他的那个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成熟的意见。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言人跟着转，中央认力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之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乍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人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毛泽东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作为曾经几次受到苏共和斯大林错误干扰和严重压力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对斯大林做出“三七开”的客观评论，为什么苏联党内那些曾经把斯大林捧到天上去的人，现在竟这样来对待斯大林！在苏共20大之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彼匈事件发生之后，严峻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党的意思是正确的。这时，毛泽东对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更尖锐的批件。195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表示：“斯大林是需要批刘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1月30日，他在接见尤金时又表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除了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对苏共20大另一个突出的不满之处，是苏共提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以正义战争制止了美国在亚洲东方所进行和所支持的非正义战争，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与此同时，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由于苏联在欧洲主动作出的让步而趋于缓和。这种缓和局势在1955年7月间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期间达到了高潮。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之后，在国际缓和的声浪中，苏共20大提出并通过了通过议会道路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缓和也罢，和平过渡也罢，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把它们作为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则不免失之片面。特别是，如果某大国大党在把它们作为一种唯一的选择以后，又要别党别国都加以服从，则显然更是不妥的。不难想象，对于靠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建国之初就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战争威胁，其神圣领土台湾还处于美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对于面对着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侵略扩张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来说，这一观点是很准被接受的。
由苏共20大所引发的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使毛泽东对苏共正在发生的变化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祥的预感。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苏共20大时，毛泽东表达了一种更深的忧虑。
“关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 ‘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否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1)
如果可以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那么，列宁当年对帝国主义的结论是不是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十月革命道路还有没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比斯大林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坚持列宁主义的问题。
尽管如此，苏共20大在中苏两党间所造成的分歧，毕竟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带有一种局部的性质。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而且面临着国际（如波匈事件）和国内（如1957年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等许多重大难题，特别需要有崇高威望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因而对中共的意见、批评采取了尊重、虚心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帮助苏共领导渡过难关，对苏共的某些观点采取了不公开争论或互相妥协的态度。一方面在内部批评厂他们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对他们处理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立场予以支持。
苏共20大引起的风波暂时过去了。但这次风波在毛泽东内心深处造成的震荡却无法平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后出赫鲁晓夫，已经成为毛泽东内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几年之后，这个问题甚至成为他考虑重大问题时的几个基本点之一。
三 冲 突
1957年11月2日到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11月16日至19日，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这次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的盛会，加强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会议期间，虽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战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出于维护团结的共同愿望，两党在各自作了一些妥协、让步之后，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通过。
毛泽东显然是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共运的空前团结所鼓舞。会议期间，他曾热情而又自信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其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热切地希望，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在国内也取得了 1957年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也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兴奋情绪，不久就又被赫鲁晓夫的无理举措所激起的愤怒所取代。
莫斯科会议的举行不仅表明国际共运经受注了反共浪潮的冲击，也表明了苏共领导已经渡过厂困难阶段。赫鲁晓夫在克服了内外危机、巩固厂自己的地位以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那些曾经在斯大林身上发生过作用的规律，又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他曾经严厉地批判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却又开始欣赏甚至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批判过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但稍一站稳脚跟、便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他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已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当时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中国在外交军事上受制于苏联。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0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 （即长波电台）。情中还具体提出，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等等。在中国领土上合资共建军事通讯设施，资金、技术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很敏感地涉及到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党和政府，对此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是，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苏方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两国所共有。中方不能接受苏方的协议草案。在中方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明确建议电台由中方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使技术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实际上只是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就在中苏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1958年6月28日。根据苏方建议，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尤金大使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苏方的这两个建议，使毛泽东感到突然和愤怒。赫鲁晓夫不能理解，对于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经过长期流血斗争才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对于一个把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传统，并曾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并必然导致强烈反应的问题。
就在7月21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建议三9厅后，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从苏方建议中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影子，而这却是来自刚刚倚重中国党的支持渡过危机、靠大批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那里。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谈话中，他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建造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气愤他说：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
最后，毛泽东要求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尤金的报告使赫鲁晓夫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个粗鲁、轻率的政治家开始领悟到国家主权在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到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自己提出的。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一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
会议中，毛泽东很清楚地把问题的性质提到赫鲁晓夫面前：
我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毛泽东的谈话，使赫鲁晓夫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他一改初衷，同意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长波电台的建设。
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原先的建议，但却无法弥补这次争执在两党之间所造成的裂痕。毛泽东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由“长波电台”、“共同舰队”引起的涉及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1959年，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井发表了会议公报。这个后来被赫鲁晓夫和苏联舆论界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
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继续对中国采取封锁的亚洲冷战体制，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美国到处干涉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也不顾其他国家对美关系的不同具体情况，硬要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加深了。
当时，对于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中国是支持的，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1960年初，毛泽东在批评他访美时为美帝国主义擦粉的同时，也曾指出，赫鲁晓夫访美，开高级会议是做了很好的事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同意的，是苏联领导人粉饰美帝国主义种种倒行逆施，以及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主张。
问题还在于，赫鲁晓夫访美前后，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炮轰金门、马祖，严惩蒋介石集团的挑衅行为，打破了美国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事先，中国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虽然声明支持中国在台湾海峡同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但又深恐此举会影响美苏合作的气氛，甚至可能导致美苏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访华。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在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之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事实上，赫鲁晓夫一直对炮击金门、马祖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耿耿于怀。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担心西方国家因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为由，提出中断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境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的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因而不顾中方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急待地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偏袒印度、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是赫鲁晓夫追求实现美苏合作，为即将举行的美苏会谈向美国献上的两份见面礼，是他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取悦于美国的拙劣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