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风要占优势”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巡视。12月他到了上海，21日，他同正在这里开会的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其中说到：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不到半年，毛泽东两次强调了意识形态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上，居心险恶、善于奉迎的康生抓住小说《刘志丹》，作为“翻案风”的例子，证明毛泽东所说“翻案风”的存在。
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因为小说《刘志丹趴已被批判而放心。相反，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敏感异常，在他看来，意识形态领域绝不只是小说《刘志丹》的问题，而是问题很多。所以他才作出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的估计。
毛泽东如此关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没有来由的。
5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提出并倡导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后来又把它们作为文艺工作的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又带有某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在这一思维框架里，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属物，文艺作品，学术见解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文艺批评、学术争论也往往变为政治批判。毛泽东领导甚至直接指导了文艺界几次大规模的错误的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就能证明这一点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对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担心、非但没有消除或减弱，反而加重了。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部门，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共产党的领导；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没有改造好，在思想上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从上述估计出发，他提出思想战线上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乃至头等的大事。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全面贯彻，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则受到来自“左”的错误方面的极大影响，难以真正实行。从反右派运动到三年“大跃进”，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是图解政治的现象日甚一日，搞了诸如“新诗歌运动”、“教育革命”、“文化大跃进”之类的违背自身客观规律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大批判此起彼伏，相继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批判”新人口论”、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西方文艺和学术思想等一系列运动，其结果，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取得真正的健康的进步与成绩。
60年代初期，国家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对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调整。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一是为了调整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动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共渡难关；二是为了复苏和繁荣文化。
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是从多方面进行的。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自“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文艺工作，并着重总结了教训。会议指出了“大跃进”以来文艺作品宣传了“五风”、文艺工作未能很好地执行“双百”方针、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狭窄及主题思想与生活真实关系等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在文艺工作中发扬民主作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头了，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他说，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周恩来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它是精神生产，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在这个问题上，要解决好数量和质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业务，批评和讨论等问题。他还说，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在中外关系上，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周恩来特别指出，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批评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周恩来指出，这是从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出发。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①
这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故简称《文艺十条》。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变成8个方面的问题，称《文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以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的名义下发全国。
《文艺八条》是文艺工作进行调整的重要文件。它是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它强调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鼓励文艺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文艺八条》提出要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文艺八条》专门阐述了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内容，指出文艺批评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文艺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的不同观点，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要克服文艺批评中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要容许多种多样的批评。《文艺八条》要求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指出不要简单地把钻研业务同脱离政治、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文艺八条》提出要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领导，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领导机构去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应该充分发挥文联和各协会等文艺团体的作用。
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也同时作了调整。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针对1958年以来学校生产劳动过多的情况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力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它指出，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即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知识，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的教学，又要重视通过生产劳动，以及实验、实习、社会调查等，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对学生参加劳动要有适当安排，不能过多。《高教六十条》还要求在科研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倡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成分。
同年，中共中央还通过了由聂荣臻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提出，不断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因此，《科研十四条》针对几年来政治运动冲击科研业务的情况，要求科研机构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根本任务来展开，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反对轻率上马下马，任意打乱和中断科研工作；保证科研人员以主要精力从事业务工作，不得以政治学习、社会活动等冲击业务工作时间，聂荣臻在为这个文件而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废除“白专”的用语，认为这个口号挫伤了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报告认为，“红”必须落实，不能空洞恫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报告和 《科研十四条》都重申了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双百”方针，反对轻率地把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提到哲学的高度，简单地扣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不戴帽子，不贴标语，不以多数压服少数。
文艺、教育、科学政策的调整，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估计知识分子，1962年2至3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3月，文化部、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专程赴会，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他认为：“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周恩来特别说明，他在1956年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都不改变。稍后，3月2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也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表示向大家行“脱帽礼”。他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陈毅还严厉批评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随便打击人的现象：“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的结论，明天做那个的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工夫就否定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可！又是那个给你的权？”他指出，一个领导人，随便打击别人，这种作法是封建的东西。
广州会议的精神象春天的雨露滋润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田。有的人提出要把广州会议的精神刻在石碑上，永远不忘。
经过调整，意识形态领域逐步走上正轨，并开始恢复生机。文艺创作逐渐重新活跃起来，一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戏剧作品出现在银幕和舞台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健全，前些年受到轻视和压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得到加强，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科学技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得以加强，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科学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一些新兴学科如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取得进展。社会科学研究上逐渐出现了活跃气氛。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毛泽东没有像他重视农业那样关注，更没有像他管农业那样直接抓。但是，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事情并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触及到毛泽东以往的认识和主张。比如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留恋旧世界，对新世界格格不入。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畴。又比如关于学校教育，毛泽东过多强调学生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忽视课堂教学和正规的教学进程和制度。还比如对于文艺创作，毛泽东过分强调政治标准，又按政治标准简单地把作品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毒草”是作为对立面允许存在，归根结底是消灭的对象。他在1957年说过：“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东西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在毛泽东看来，意识形态领域调整的一些重要政策，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与判断。对此，毛泽东当然是敏感的。所以，当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抓住小说《刘志丹》大做文章时，毛泽东立即提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点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在他眼里，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甚至更严重地存在这些问题。
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歧愈来愈大，这种分歧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变得更加复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股来势汹汹的修正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泛滥，而且也波及到中国国内。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出现，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因此，他强调意识形态领域要大力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国际修正主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报告特别批判了修正主义和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艺及“人性论”、人道主义。毛泽东评价很高，批示道：“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领，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修正主义“神往”，反过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也格外警觉。
二 “大写十三年”
毛泽东同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一番谈话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颇是琢磨了一番。这位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市委第一书记，从 1958年以来却特别好讲文化问题，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的发言是专门讲“文化大跃进”的，这个发言描绘了15年后中国的文化状况图景：到那时，小学效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成普通人的常识。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兽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柯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当时进入中共政治局的两名省级领导人之一（另一人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这位在“大跃进”期间颇得毛译东欣赏的人物，现在又琢磨毛泽东这番谈话的意思。他看出毛泽东对文艺界演旧戏的厌恶和对现代戏的喜好，便提出了一个“写十三年”的口号。“十三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三年。1963年1月，在上海文艺界新年联欢会上，柯庆施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柯庆施说：“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 ‘厚今薄古’，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③{ewc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334_1.bmp}柯庆施的智囊人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对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又作了这样的解释：“只有先有社会主义的生活，才会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了社会主义思想，才会有社会主义文学。”
“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及理由是荒唐的。按照这个逻辑，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民主革命年代的左翼文学都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有其来由，他是针对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创作可以而且应该由作家自由选择题材的讲话来的。他不仅不准上海市传达广州会议的精神，而且以“大写十三年”来抵制广州会议。
“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意味着文艺创作的题材限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样一个圈子之内，人为地把多样化的题材变得单一，把本来可以广泛选择的题材范围变得狭窄。因此，受到文艺界许多人士的批评和反对。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又一次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一些与会者对“大写十三年”提出了不同意见。然而，有人对“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备加欣赏。这就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空名的江青。
说“空名”也不完全，这位有着“毛泽东夫人”这样一种特殊身份的人物，平时并不过间文艺工作，但是50年代前期曾两次管过文艺界的事情：一次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次是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两次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都与江青的推波助澜有着直接关系。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可以在毛泽东那里传递或获知许多信息，因而来头很大。她喜好搞大批判，也长于搞大批判。从1955年到1962年，江青没有再过问文艺界的事情，但是1962年夏天起，江青忽然又“关心”起文艺工作来，而且管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1962年9月，江青约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几位正、副部长。仗着她的特殊身份，江青到中宣部从来是发号施令，她召的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陆定一部长、周扬副部长都不好顶她。这回她竟以文艺处长的身份约见两个部的正、副部长，说“舞台上、银幕上，帝工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有“严重问题”。刚刚开完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要讲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江青清楚，这是一个机会，她可以通过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获得在政治舞台上的出人头地。中宣部、文化部的部长们对江青的意见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叫“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日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2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势。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④
其实，文化部对于毛泽东及江青提到的文艺界的“问题”并非无动于衷。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党组给中央宣传部并中央呈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 《报告》认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本又恢复了原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报告》特别点了昆曲《李慧娘》的名，说该戏“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 ‘鬼戏’辩护。”《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 ‘鬼戏’。”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的报告。
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下发后，江青果然借助上海这个“基地”，抡起“批判”的大棒。展开了一场对昆曲《李慧娘》的围剿。昆曲《李慧娘》是剧作家孟超创作的剧本，于1961年第7、8期《剧本》杂志上发表。剧本写的是南宋时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和他的妃子李慧娘的故事，李慧娘被贾似道杀害以后，变成鬼，用头撞死贾似道。该剧演出后，受到好评，廖沫沙曾在《北京晚报》发表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肯定这出戏。这出戏之所以后来受到指责与批判，并不在它有鬼魂形象，而在于被牵强附会地认为对“大跃进”以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有影射。5月6日，江青组织的点名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蛮横地指责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说贾似道是共产党国家的总理，李慧娘反对贾似道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戏剧界由此开始对“鬼戏”的批判。
整个文艺界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4月，全国文联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5月2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一种新颖独到的见解》，对音乐出版社出版法国著名作曲家德彪西的论文集 《克罗士先生》提出质问：一、介绍的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在音乐界挑起了批判。9月，康生把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红河激浪》打成“反党影片”。
刚刚好转的意识形态领域又笼罩上一层不祥的阴云。
文艺界批判浪潮的复起，既证明了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又适合反修斗争的需要。因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抓意识形态的问题。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道：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斗争，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意识形态也要抓，包括文化、
艺术、电影。如有都要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老的尽是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都不成了。水袖也不能表现我们的生活。要改变形式和内容。推陈出新，陈是封建主义，新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不是推陈出修，推陈出资。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尽是刘关张那一套，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二十年、三十年、
四十年以后，就不会有多少人看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两次谈话相比较，毛泽东这次的讲话有两点比过去明确：一是明确提出要抓意识形态的问题：二是明确地把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作为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明白地告诉了全党，要把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全党的一个任务来对待。可以认为，毛泽东这番话实质上既是对前一阶段文艺界批判的肯定，又是对以后继续进行这类批判的动员。
三 “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愈来愈不满意，对文艺部门的批评也愈加辞严色厉。1963年11月，他指责说：
一个时期《戏剧报》属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番批评比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言词还要尖锐，它点明了文艺界“牛鬼蛇神”出现的责任在文化工作的管理部门，而不是一般地批评文艺界。它表明了毛泽东要首先从文化工作部门抓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意图。
1963年12月12日，一份《文艺情况汇报》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这种《文艺情况汇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反映文艺界动向的简报，一般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各协会的负责人参阅。为了便于毛泽东、周恩来了解文艺界情况，也分送江青和总理办公室。这一期的《文艺情况汇报》，报道了柯庆施在上海市抓革命故事会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见是说柯庆施好话的简报，江青主即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简报，对柯庆施之举未作评价，却批写了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前一段对文艺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所讲的问题主要也是戏剧界演古戏的问题。这个批示则把包括戏剧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艺术形式都视为“问题不少”，这表明文艺界各个方面的工作都令毛泽东不满。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收效甚微”，并认为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等于否定了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改造和建设的成就，甚至对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性质都发生了疑问。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毛泽东不是把这个批语批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而批给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这一举动实际上把文艺界的问题提到了更大范围和更高的层次
上。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深感震动，立即召见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总结了建国以来文化工作的情况。他肯定了文化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问题。他认为，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少数人是不赞成这个方向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认识问题，彭真在会上说：“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拿我来讲……在整个文艺上我没有注意。……我看，你们要振作精神，深入地搞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可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刘少奇也在会上作了讲话，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统一认识，坚决走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并整顿文艺队伍。
事实上，对毛泽东的批示，从中央领导人到文艺界都震动极大，而且并不理解，许多人想不通。自1957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以来，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强调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并且连绵不断地展开了大、小一系列的批判运动，而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绝大多数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扭曲了正常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因此，文艺界的问题不是右的问题，而是“左”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对于文艺界现状的共同感受。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文艺界的问题不是“左”了而是右了，文艺界的主要任务不是纠“左”而是反右，这个判断同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大相径庭，当然人们难以理解。
但是，由于是毛泽东的批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人们都得贯彻和执行，甚至于是真诚地贯彻和执行。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文联及各个协会开展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林默涵写了一个报告。周扬觉得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报告因此被暂时压下。不久，江青责问林默涵：主席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林默涵告知文联及各协会已经根据批示进行了整风学习，并写了一个总结报告草稿。江青又向林默涵追要这份报告。同前一次一样，江青又把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送交了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又作了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番批示更令人震动。前次批示只说到“问题不少”，这次则点明这些问题是“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应该说是有特别含意的。如前所述，从1960年底开始，文艺界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调整，这些调整的政策同毛泽东的认识和主张有种内在的矛盾，因而并不为毛泽东所满意。在他看来，这些调整给修正主义的滋生和泛滥打开了绿灯，所以他才认为文艺界在“最近几年”“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正因为这样，文艺界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停滞下来，不能再深入展开，甚至已经取得的调整进展还发生了再次倒退的情况。
根据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告一段落的文艺界整风重新开始，一直持续到1965年后。同前一阶段的整风不同，这一阶段的整风着重对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进行检查和批判。因为当时估计文艺部门的某些单位已经被资产阶级夺了权。1964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一个汇报时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这次整风点名批判了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邵垄麟等文化部负责人。整风结束后，中共中央改组了文化部领导班子，兔去了齐燕铭、夏衍担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与文艺界整风的同时，文艺界对一批文艺作品和文艺界人士的批判也如火如茶，自称是文艺界“哨兵”的江青，颐指气使，指责舞台上尽是牛鬼蛇神，诬蔑中央美术学院“烂透了”，并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球迷》、《两家人》、《兵临城下》、《聂耳》等影片统统打成毒草。没有一部理论著作的“理论顾问”康生也点名攻击影片《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为“大毒草”。
对文艺界的大批判，毛泽东自然是关注的。1964年8月14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 《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随后，一大批电影故事片和戏剧被公开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它们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李慧娘》《谢瑶环》、《三家巷》，《苦斗》等。
毛泽东既重视“破”，也关注“立”。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之后，为大力创作和表演现代戏而召开的，周恩来亲自抓了这件事，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直接组织。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参加大会，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毛泽东在此期间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并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如果说两个批示表明了毛泽东的对演旧戏的强烈不满，那么观看《智取威虎山》则向人们表明了他对创作和演出现代戏的肯定与支持。
旧戏之所以为毛泽东所不满，并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其内容。他对旧戏表现“上层人物”，表现才子文人十分厌恶，他希望戏剧多反映“下层人物”，反映种田的、做工的和打仗的，多反映“大老粗”。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这一文艺创作的主张，是他政治观念在这个领域的延伸。在“官”与“民”、“智”与“愚”这两对范畴中，他历来鄙视前者而看重后者，他多次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种鄙官贵民、轻智重“愚”观念，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其片面的地方。这一思想在他早年思想中已有表现，而在晚年已逐步形成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既有毛泽东本人社会生活经历方面的，也有他后来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 （当然，这种理论方面的原因既有毛泽东在理解上的失误，也有理论上的某些个别的局限性）。毛泽东这种观念或许也可以做两方面的分析和评价，但是它对其晚年文艺思想的影响，却是消极方面超过积极方面。这种负面的影响表现在：大大限制了创作题材的选择范围，创作和表演上形成固定的公式与概念，文艺创作和表演成为对政治的图解而缺乏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等等。
四 山雨欲来
1964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项晴”的文章，题目是《“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当天，康生请江青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看。过了三天，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合二而一”的文章。毛泽东说道：“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就是讲阶级调和吧。”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从这时起，文艺界的批判之火开始向学术界蔓延，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
“项晴”的文章是康生指示写的，作者是由关锋等人组成的“反修哲学小组”。这是康生搞的一个阴谋。
“合二而一”的观点是哲学家杨献珍提出来的，他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曾长期在高级党校从事领导和教学工作。他认为，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后来，他注意到明朝方以智的著作《东西均》里有“合二而一”的提法，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的说法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说法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讲述了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既讲了“一分为二”的表述，也提到“合二而一”的说法。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根据对杨献珍观点的理解，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文章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 ‘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文章认为：“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文章说：“用什么方法来分析。研究 ‘合二而一’的事物呢？这个方法就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正因为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的。”文章说：“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事物，认识了 ‘合二而一’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要根据客观事物本来的规律来制定改造世界、办理一切事业、处理一切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等，贯彻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推动事物转化、发展。”艾、林的文章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
艾，林的文章在哲学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是一个可以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但是在对毛泽东个人迷信日甚一日的年代里，“合二而一”的提出无疑被作是对领袖尊严的触犯，甚至被视作是对领袖思想的歪曲与抵触。还要看到，60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中国共产党正在尖锐地批判苏共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特别是批判苏共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所谓“阶级调和”的观点，而“合二而一”似乎正是强调“调和”，因而被认为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有思想上的沟通与联系。事情的微妙还在于，当时“一分为二”被人们当作“斗争哲学”来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合二而一”则有同“一分为二”相对抗的嫌疑。
因此，“合二而一”的观点一提出来，马上受到一些人所指责。而最善于在阴暗角落里“观察”阶级斗争“动向”的康生，更像是瞄准了“猎物”一般。他很快就组织了前述的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颇有用心他说：“‘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当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摸清了毛泽东对“合二而一”的态度之后，先是玩弄“引蛇出洞”的阴谋，在报上登一些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然后大打出手，掀起一场对“合二而一”的观点及其提出者的围剿。一时间，报纸杂志批判“合二而一”连篇累犊。这一完全属于学术探讨而且本来应该成为学术争鸣的争论，从一开始便被康生导演成一场政治批判。由康生组织人写的、在1964年第16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说得非常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