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哲学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偏好。他刻苦学习、勤于实践，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主观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后，他更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指导，去观察、思考他所遇到的革命、战争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随时把各种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从青年到成年，尽管哲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对哲学高度重视、精心研究和自觉运动的习惯。
一 “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
建国之初，面对着艰巨、繁重、紧张的革命、恢复、建设以及抗美援朝等项任务，毛泽东没有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各项工作的关注。他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建立在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才能是巩固的；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适应和推动社会所发生的极大变革。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又是他所特别注重和强调的一个方面。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让他们（指知识分子——作者注）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①他认为，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而这项工作以往做得太少了。②经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和具体指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的热潮。
1951年5月和1954年10月，毛泽东还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尽管这两次批判出现了一些偏颇，造成了明显的消极作用，但就毛泽东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通过这种讨论和批判，在知识分子中进一步开展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树立和普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他所提出的这些任务和目的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任务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了。
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促使更多的干部、党员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处理问题，党中央于1955年3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要求：“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矛盾，而在于矛盾性质的根本不同并由此决定的解决矛盾方式的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能由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还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特征。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⑥
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中肯地批评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⑦此外，毛泽东同年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的讲话中，也多次提到了这一观点。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突破了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模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还在于他进一步研究、确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一认识成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地明确地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矛盾问题。例如，在他亲自主持讨论和起草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一些思想。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的这一思想迅速发展、成熟。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之后，他写道：“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论述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各自不同的内涵、外延及某些特点之后，他又分析了解决两类矛盾的方法。“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他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⑨对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是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⑩毛泽东又把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提出来的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他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1)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用正确方法解决两类矛盾的重要性。“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12)但是，“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13)在当时，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发展水平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理论都处于领先地位。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整个国际共运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及时地把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他在经过一番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所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他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次成功的尝试。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用辩证法分析了国民经济中的四种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及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及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对于这四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关系，毛泽东不仅明确了它们之中各自的重点，而且特别论述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转化以及通过辩证的转化来突出重点的方针、方法。例如，毛泽东不仅肯定了“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140而且进一步指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想稳定地发展重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从而“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一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15)这种方针、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几种关系。例如，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如果你真想要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就得降低军政费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如此等等。《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揭示了经济建设中的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论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指出，必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16)他还谈到：“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7)在论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的。”(18)这几种关系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19)对哲学的精通和偏爱。使毛泽东举重若轻地把经济建设中这些复杂、微妙的关系概括为哲学上简捷明了的本质联系。此外，《论十大关系》还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诸如汉族与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与非、中国和外国等一系列关系，在分析这些关系时，毛泽东一般都没有进行多少细节上的、技术性的论证，而主要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宏观上揭示了这些因素和关系间的辩证联系。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断，对于全党在具体上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初次成功的运用和重大的发展，它不是一本哲学专著，但其中对哲学原理的阐述特别是高超的运用，使它当之无愧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当时国内外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针对苏联理论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需要革命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甚至是在全世界都消灭阶级之后，仍然存在革命的思想。“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 ‘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20)这里，毛泽东已明确意识到，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他甚至已把这种革命理解为改革。尽管如此，他还是更喜欢使用革命这个字眼，因为革命所蕴含着的爆发、飞跃，发展、进取、消灭、创建等精神和意境，鲜明、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的一些本质特征。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革命的思想，反对了在国际共运中曾一度广泛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仍然需要革命或改革的形而上学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思想仍是初步的，不完善的，还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例如，或是把革命理解为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的改革，或是把革命理解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进行革命的思想不久就产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苗头。
在毛泽东上述讲话三个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谈到，虽然所有制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1)二十多天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2)由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革命发展到断定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这反映了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当然，这种发展趋势还只是初步的。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在探索社会主义矛盾体系时，毛泽东虽然冲破了一些禁区，探索、研究了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重大的、具有非常直接现实意义的问题，他却没有明确和肯定的论述和判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已经提到了“向自然开战”，提到了我们目前的根本任务已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某种方式正确地表达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对于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这样的表达还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在党的八大上己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种表述的不足就更为明显了。这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曾对主要矛盾原理有过相当出色的论证，并早已习惯于用这一范畴来分析各种事物的人来说，很难说是一种偶然的疏忽。从以后的发展看，毛泽东对八大和当时苏联理论界有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看法并不满意，而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没有形成，1957年右派运动之后，他初步形成了另一种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到60年代初，他最终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除了以上诸方面的内容外，毛泽东还阐述发挥了唯物辩证法中的另一些规律和范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对社会主义矛盾体系探索及对苏联理论界一些形而上学的观点批判的需要，由于毛泽东非常重视从哲学上统一全党的认识，也由于他对哲学的重视和偏爱，他对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几乎是逢会必讲辩证法，著述不离对立统一。在这些讲话和著述中，毛泽东根据实践的需要，反复阐述了唯物辩证法中的一些重要规律和范畴，在阐述中还多有发挥。其中，他讲得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
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23)在列举了自然界中的一些例子后，他又说：“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24)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出：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有很多不同，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我们是不赞成的；而我们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不少，其实中国和苏联的东西都是可以分析的，都是两点，不难看出，毛泽东这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目的在于从哲学世界观上提高党内外各级干部的水平，用辩证的思想看待苏联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发展对立统一学说的问题。他说：“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单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25)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且要补学一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为不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他反对禁止人们跟谬论、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认为这会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他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哲学思想，认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26)他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27)
在这里，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这样集中的论述和发挥，有着十分现实和重要的目的——为“双百”方针提供理论依据。“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一些人感到不解，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示怀疑。认为是“右”了。为了解除这些疑虑，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用了很大篇幅专门论述列宁有关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明确指出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28)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他在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中，着重强调了事物总是存在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都是如此。所以，“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改革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的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29)不论是从哲学本身的角度看，还是从用哲学观点论证具体方针的可行性来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是成功的，正确的。
毛泽东不仅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性和普遍意义，而且在论证中实现了列宁的遗教：解释和发挥辩证法的核心。从创立体系的角度来看，他在这里的贡献或许并不突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的背景，考虑到他在这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视、强调和精辟论述，特别是考虑到他把这一规律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那我们就应当承认，对于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有出色的解释，也有精彩的发挥。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0)接着，毛泽东由此引出了他所要论述的重点。“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31)
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时，毛泽东强调要研究、宣传和普及辩证法；在辩证法中，他又特别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核心。这种做法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准，为探索社会主义时期一系列新矛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也为依据社会实践丰富发展唯物辩证法开辟了正确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出发，毛泽东还研究和论述了关于矛盾转化的原理，关于调查研究中的认识论原则以及平衡与不平衡、相对与绝对、波浪式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容及关系、斗争的绝对性、民主问题等。由于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开始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认识和处理在这一转折关头国内以至国际上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所以毛泽东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证法。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对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以及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强调与发挥。但他也有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及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上。
三 破除迷信与不断革命
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该而且可能把党的工作重心及时地转到经济建设上去，向自然开战，在不长的时间里把我国经济搞上去。适应发动和指导“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哲学思维的重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特别重视和强调的一个思想，他用以作为发动和指导“大跃进”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是有关反作用的思想，关子反作用的思想，其中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和全党都认为，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阶级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不仅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大大地改进了党的作风，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1958年：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比过去八年都看出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他又说，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现在做到了，也有信心了。同月31日，他在一篇文章中讲了同样的内容。“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又取得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力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2)1958年4月15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兴奋地写道：“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33)毛泽东不切实际地估计了整风反右的结果和影响，轻信了反右运动后由于党内外民主受到严重损害而产生的假象。然后，他又根据广大人民群众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和生产热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反作用的原理，预料必然会有一个生产高潮出现于革命高潮之后。用他的话来说，大跃进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34)
中国革命是在许多物质因素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党和毛泽东都非常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精神力量的作用，这些成功的经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有关主观能动性、精神反作用的理论又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过极大的、积极的影响。三大改造期间，毛泽东又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是，也应看到，与此同时，他在对“反作用”的认识中已出现了一些绝对化、片面性的苗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基本方面，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1958年前后，他进一步认为，可以通过提高人民的觉悟，先改造生产关系的方法，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人们的觉悟越高，生产关系越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这种认识会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如它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重视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但是这些合理的因素也因被过分地强调而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偏颇。根据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原理，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即“思想统帅”。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具体工作很多，但作为党的各级领导，首先应当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了，就能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展开。1958年初，在一次会议上，当听到发言中有人说对双轮双铧犁能不能用有争议时，毛泽东插话说，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他反复要求全党凡是讲问题首先都要讲思想，指出以政治思想工作带动业务工作是党政军普遍适应的方法。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对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表示不满。他反问说，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他认为，全面的提法应当是又红又专，政治应当是各项工作的统帅和灵魂。他反复要求全体党员、知识分子要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共产主义觉悟，专就是科学技术。怎样做才能红，才能保证思想的统帅作用呢？他认为首要的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有共产主义理想，要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强调先进思想的统帅作用，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巨大优势。毛泽东把这些传统和优势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这是他对当代国际共运的伟大贡献。在我们运用和坚持这一重要思想时，也应注意到，首先我们必须保证作为统帅的思想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的思想只能在全党集体的实践中形成并受到检验。其次，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也有一个合理的实践界限，也有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它必须与物质利益、经济要求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融为一体，才能实现。而正是这些方面，却多少被毛泽东忽视了。
在1958年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破除迷信和解放思想”的问题。既然思想是统帅，那么，发动“大跃进”首先就应解决思想问题，在当时，他认为这些思想问题主要是保守思想、教条主义、精神不振、迷信权威等等。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和同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用了很大篇幅，援引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事例论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他批评党内一些同志精神不振作、思想不解放，像贾桂一样。他要求全党要有高屋建领、势如破竹的气概，要有活跃的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
破除迷信的范围很广，按照他当时的说法，主要是破除对苏联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产阶级教授、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老年人、权威、名人、洋人、古人的迷信，等等。例如，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会，实际上我们做的已经超过了马克思。对科学家不要迷信，要相信又不要相信，对工业伦机械化也不要那样迷信。不要伯资产阶级教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怕老年人和名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古今中外这种例子多得很。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对苏联的迷信要妨碍贯彻正确的建设路线、如此等等。
毛泽东这样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意义，直接原因是他有感于党内许多人思想上还有不少框框，对“大跃进”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和保留。而在思想深处，这反映了他哲学思维层次上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有了先进的思想和高度的觉悟，就能顺利地解决各种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向自然开战，掀起生产和技术革命高潮之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因为它是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前提。
毛泽东关于反作用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他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三大改造时期，我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他对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视。当时，他所关注的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大跃进”期间，我们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他对生产关系反作用的重视，但这时他所强调的顺序变为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所有制和分配关系。1957年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在一些讲话和著作中谈到，1956年的三大改造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但在相互关系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这主要是指干部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现在问题发生在相互关系上，所以要抓住两头带中间，整风就是要整这些关系；如果整好了，人民就会心情舒畅。他希望通过整风使干部去掉官气，反掉官僚主义，使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他认为整风基本上解决了相互关系，使工人觉得真正解放了，因而生产情绪大增。而如果不经过整风，不解决相互关系，则国民党的作风和老爷气还会大量存在。要想“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因为渴望实现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在那段时间里，他对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权造成了上下级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引发了人们的名利思想，地位思想。所以，破除法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完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他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出比较激烈的态度。但很快，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认为在现阶段法权还“不能完全破除”，所以要破除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在所有制问题上，在三大改造时期，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谈到了大社的优越性。他认为合作化的规模大一些，公有制的程度高一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他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建设和规模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曾说过，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社增产，农业牧业都如此。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对高级社的规模和性质也不满足了，纷纷要求向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过渡。毛泽东根据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根据他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理论的理解，对这些要求曾一度采取了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尽管他还有所保留且时间也不长。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而大就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力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对于人民公社的这些特点，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渔盐林牧副，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掉了自留地，是逐步去掉资本主义残余，等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批评党内一些主张应增加社员自留地，耕畜要以私养为主，主张大社应变小社的人是向富裕中农让步。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特点的概括和评价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他当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他说，在理论上，他肯定了“共产主义，一个条件产品要多，一个条件思想要提高”。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公有制的程度越高，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因素越多，就越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公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和根据，则是 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群众性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公社是自发的……我们只是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做，人民就自发搞起来了。”(35)他还谈到，由于 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及1958年相继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了大跃进(36)。总之，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是意识精神的产物。至于这种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赖以产生的生产力水平，则往往被忽视。在分配关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他对工资级别多、差别大表示不满，认为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以及争地位、争取要加班费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37)他希望逐步增加分配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如在农村公社中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以至逐步过渡到全部供给制。他认为进城以后，以薪水制取代供给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一种倒退，导致党内外一些人争待遇，比地位，追求享受，发展了个人主义，破坏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培养出来的民主传统和作风。他对重新实行供给制寄予很大希望，认为这样将大有利人们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有利于干群打成一片，有利于消除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但他也有比较冷静的一面。就在他对供给制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他也指出：“不要马上提出废除工资制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38)等等。总之，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希望更多地增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素，他相信这样将会提高人们的觉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全党、全国人民经过整风反右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又为这些因素的增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及三大改造迅速完成的实践，根据自己目睹的“大跃进”高潮迅速出现的现实，进一步发展了他以往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他认为，依靠先进的思想和革命热情，可以在短时间里迅速有力地推动生产关系改善和发展，使之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又将有力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这里，我们感觉到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强大力量，相形之下，生产力本身具有的那种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就逊色了。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达到顶点。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解放思想的号召迅速变成全国人民狂热的行动，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过火过急现象的出现，他对自己上半年的某一些过头的提法也有了一些警觉。在此之后，在一些具体问题和提法上，他又对以前的一些观点作了一些重要修正。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突出强调的另一个思想，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毛泽东毕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方面，而群众运动则是他整个革命生涯中经常使用的工作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是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场面和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大跃进”期间，他又把这种观点和方法直接用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大跃进”的实践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有关理论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谈到“大跃进”时指出：“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群众。”(39)在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强调“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40)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而这正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据和保证。他说：“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人民的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等等；工业方面的突破定额、发明创造……。尊重唯物论就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41)。他认为，要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各项事业，而1957年出现的大鸣大放正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它为群众广泛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创造了一种新形式，使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他对比了中苏两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认为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我们中国的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他对苏联建设中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说：“那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42)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不重视群众，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而这正是他们在理论上忽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结果。
为了把群众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改进干部作风，建立于群之间平等的相互关系，要革除一些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结合1956年的“反昌进”，多次提到不要给群众泼冷水，不要反冒进。他对各地在“大跃进”中发生的许多过急过火的做法及其所带来的严重损失，都采取了相当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担心严厉的批评会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例如，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高指标，他表示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数、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而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观潮派、稳妥派和秋后算帐派，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时发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在“大跃进”的发动和高潮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毛泽东讲话最多的问题之一。虽然这些言论并不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却无不反映了他有关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和思考，无不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和贯彻这些理论的努力和愿望。无论是在哲学思维的层次上，还是在一般工作路线方法上，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的思想，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还多次阐发和强调了关于趁热打铁，不断革命的思想。
不断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和状态及发展动力等观点的总和。其基本思想在于，不论是一件具体工作，还是一项规模巨大、历时长久的社会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其间断性、阶级性，更要注重其连续性、不问断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处理各革命阶段、各战役、各项工作之间时间上的联系时，就已体现出这一思想的某些内容。解放后，在实现由新民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的过程中，不断革命、趁热打铁的思想成为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并受到高度评价。“大跃进”期间，结合着对三大改造经验的总结和对整风反右、“大跃进”实践的思考，毛泽东有关不断革命的思想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