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毛泽东比较系统、集中地谈到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他谈到，建国以来我们所完成的一系列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夺取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再接着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特别指出，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气力去破坏，如果在这几个过程中间“断了气”，在间隔，就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扎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他提出了新的不断革命的任务：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紧接着又进行了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虽然不可能一次完成，在今后仍然要经常进行，但今后的重点要放在技术革命上去了。这就是说：“从1958年起，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43)这样一个不断革命的思路，虽然从时间上看是太快了，但从其内容看，从其所反映的发展趋势看，却是正确的。
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上，他从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都是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如在合作化问题上，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这里，他侧重于不断革命中的革命一面，他主张快，主张高速度。这是他对迅速完成的所有制改造经验的总结。在三大改造的后遗症尚未暴露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些经验总结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工作应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今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44)1958年1月底，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专门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和打仗一样，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的任务的问题上去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把这种方法上升到思想方法和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45)他又以建国后的实践为例论证这种不断革命。“……1949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就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接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46)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到了他所理解的不断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湖南人常说的：“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这就是说，在这种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只要大方向有了，其他诸如方法、政策及一些阶段性目标可以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不断加以解决，关键是要首先干起来了，不能停顿。这里，他对不断革命的论述，已超出了具体工作方法、策略的范围，进入了一种哲学思想的境界。它具有更加普遍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对不断革命的根据和原因，当时他也曾多次提及。其主要之点在于，如果放慢了革命的步伐，在两个革命阶级之间停顿过长，有可能给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敌对势力的发展以可乘之机。如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在解放后，革命有所停顿，搞了七八年民主主义秩序，结果出了富农。而在国内，也有类似问题存在。如在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干劲不如新区，其原因就在于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化，群众还没有习惯于 “新民主义秩序”，而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出来的。(47)这里所说的一些现象，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而毛泽东对这些现象原因的分析，虽然有一些片面性，但也有一些合理的见解。
在这一段时间里，在不断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论述的侧重点，一是论证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不断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二是用这种观点和建国后的实践，说明在整风反右之后，全党应不停顿地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这与他以后的继续革命思想有两个很明显的不同点：第一，在内容上，后者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而前者是强调要不停顿地从社会革命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的技术革命上去。第二，在速度上，当毛泽东讲到由社会革命转到技术革命时，他强调的是生产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高速度；而当他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内容时，他强调的是这种革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如果这种长期性估计不足就会导致右倾的错误。
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重视和浓厚兴趣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期间的诸多讲话中，他几乎是凡事必讲辩证法，逢会就讲对立统一。他不仅自己讲，而且反复要求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辩证法。尽管每次谈的内容都算不得系统，但因谈论的次数多，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因而也就比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辩证法的许多方面。可以说，这是继《矛盾论》之后，对辩证法又一次比较集中、系统的论述。
在辩证法诸多方面中，他谈得最多、强调得最多的一个内容，是对立统一规律。1956年至1957年间，毛泽东也曾多次谈到了对立统一，发表了许多见解。“大跃进”期间他依然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则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更侧重于辩证法在各项具体工作中的运用。
毛泽东自觉地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和处理“大跃进”中的各种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又从不同方面对这一规律本身发表了不少议论，这些议论有些是相当深刻、精彩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指出，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可以促使落后赶上先进。接着，他指出了这种比较的哲学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 ‘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他还说：“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48)
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是他当时谈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他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之一。他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49)当然，在这个对立统一体中也有主次，即“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把政治放在第一位。”(50)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谈到矛盾问题和对立统一关系时，常常讲到矛盾双方的关系是“一个吃掉一个，一方消灭一方”，这是战争年代经常遇到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种类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开始注意到这种关系中的另一些类型。例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农轻重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方吃掉一方的排斥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两者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其特点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与技术结婚就产生共产主义。”(51)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个重要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的优越性、全面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是，如果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无限制地加以夸大，或者，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为纲”，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急与缓、劳与逸、多快与好省等诸多关系。如果只从具体事物本身来看，他的这些论述无疑是精彩的、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大跃进”在全局上急于求在的失误，那么，他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正确观点便不能程度不等地被打了折扣。
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毛泽东讲得最多、用得最多，而且是最能反映他个性和领导风格的，是有关暴露对立面以至树立对立面的思想方法。
早在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52)1958年3月，他又谈到，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意见的，这样做可以把问题提出来，暴露对立面，从而给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53)通过争论，暴露事物自身矛盾。这是一种按照辩证法规律积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关于揭露对立面的思想还不止于此。当时他还经常谈到要通过设置对立面和对立面的斗争，从而推动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他表示他自己历来是主张对立面的，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四平八稳不行，要通过对立面逼一下，才能使人们在认识上警醒，下决心解决间题，这就是有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54)他还举例说，技术革命是逼出来的，世界上好多东西是逼出来的，整风是逼出来的，有了对立物就逼出来了；你看拷红，用家法打红娘逼出一篇道理，红娘压倒了老夫人。”(55)既然对立面能起到这样积极的作用，所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设置对立面这样一种方法。
1958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各部设政治委员时谈到了这一方法。他说，设政治委员是设置对立面，逼部长进步。（56）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到，所谓比较法，实际上也就是设置对立面。(57)在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对这一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说：“要设置对立面，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右派在社会上是存在的，他们想说话，我们就让他们讲，让他们大鸣大放。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设立对立面。”大概他也感到了“设置”一词可能引起的争议，所以他特别强调了对立面的客观性。“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随意地设置和建立的。”(58)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即原来没有对立面，是人为设置的，如水库、水坝，这些东西原来是没有的，是人为的，人造卫星也是人为的，这也是设置对立面。当然，这类对立面必须是按照自然规律才能设置起来。显然，他这里所说的人为设置的对立面是指经过人类加工创造的与自然物相对立的物质存在。
从重视对立面到暴露对立面再到设置对立面，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刻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他相信对立统一关系是认识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关键。他在对立的关系中认识事物，并自觉地把这种关系当作解决矛盾的有利条件。对他来说，对立面不仅是一个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积极主动地加以发现并利用的有利因素。设置对立面的思想是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具体问题、使之具体化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发展，是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主动的工作方法的哲学依据。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好，这种提法也隐含着另外一种可能：在设置对立面的方法中，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不是也能得到相应的重视？是不是会导致把对立和斗争在认识事物、改造事物中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特别是“设置”一词，可以因人，因事产生多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在实践中导致极不相同的结果。
与毛泽东关于对立面思想同样生动、深刻突出的，还有他有关转化的思想。关于转化，他在《矛盾论》中曾有过经典的表述，即“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他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而且，在矛盾的同一性中，这是较矛盾相互依存更为重要的一面。“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59)民主革命时期，他曾成功地将这一规律运用到军事指挥艺术、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他对转化理论的重视和运用也就更为突出。如前所述，《论十大关系》就是他运用转化理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次成功的、杰出的尝试。这次尝试反过来又使他更加重视对转化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判了苏联《简明哲学辞典》中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它只看到了对立面的对立和排斥，而不承认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和转化。他以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例，论证这些对立的事物通过斗争而相互转化。在这里，他对转化理论的阐述与发挥，目的在于为“双百”方针提供理论依据，说明“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60)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用了专门一节来研究一个只有用转化理论才能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他认为，当时在国内外出现的一些乱子这类坏事有两重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61)他不仅论证了转化的普遍性，而且指出：“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具体他说，就是“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他又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于。”联系到当时“多事之秋”的具体背景，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解释和发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可能在国内外发生的各种动荡和事件面前，处变不惊，应对裕如，积极引导事态向有利方向发展。
在此之前，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一件与此相适应的转化类型。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要想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吗？那就请多研究一点它的对立面，把研究和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当作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毛泽东转化理论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坏事变为好事可能性的肯定，还在于他把坏事本身当成向好事转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认识是他哲学思想中一个很具特色的内容，集中地反映着他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能动性、进取性。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兴趣更浓，应用的范围也更广。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从当时引起普遍注意的一个问题入手，谈到了转化问题。他说，苦战与休战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互相转化的。由此他引申说，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他还说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在列举一些相互转化的例子以后，他们觉得意犹未尽，提出：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这样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样强调转化问题呢？他接着作了说明：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可见，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重视与宣传，是他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反对拘泥于本本的教条主义和对“大跃进”心怀顾虑的“右倾保守主义”。应当说，转化理论的确有助于克服形而上学僵死的思维方式，有利于解放思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对党内思想倾向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党内当时确实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潮，那么，用转化理论来活跃思想的思路就是对症下药。但如果对当时党内思想倾向的判断是不准确的，那么，这种主要是为了“破除迷信”、针对着“右倾保守”而强调的转化理论，其所起的作用就另当别论了。
1956年至1958年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他的转化理论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在许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即矛盾转化的最好时机、最有利的条件，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或者是矛盾的一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如让右派充分暴露、表演，这样才能教育人民，粉碎其进攻；错误犯多了，其后果和原因也就清楚了，向成功和正确转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位或地区，让它烂透了反而更易于解决矛盾，如此等等。这些思想和方法蕴含着辩证法的深刻精髓，在实践中也往往是行之有效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意识，使毛泽东始终具有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巨人气魄和风格。但是这种转化类型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些矛盾是不宜用这种“激化——解决”的方法来处理的。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全党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曾多次谈到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认识论问题，值得深思的是，尽管他那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调查研究，但在实践中，他却在某些问题和某些时间里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早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谈到，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指出，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赋的，不是生下来就有的，而是生下来观察了许多事物，才形成了概念，我们的思想只能是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来的，感觉材料是从客观世界来的，根据感觉材料又形成判断。毛泽东很重视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指导实践，他在这次会议上又说，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先是理论来源于实践，以后理论才为实践服务，开头是没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才反映到人民的头脑中间，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头脑里面，才有了理论性的总结，客观规律才能反映到主观世界里来，我们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发展理论，指导实际，只能从实践中得来，不能从别的地方得来；老是不出门，闭上眼睛，离开了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体系来。接着，他又从理论领域转到具体的工作方法。他说，不论什么人，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怎样有名气，只要半年时间不向人民学习，不去接触人民，不去同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接触，也就不知道什么事了，就贫乏了。所以我们规定每年要出去四个月，去接触人民，接触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事，他们做的什么事，他们做的事情的过程如何，经过了哪些艰苦……。他不仅论述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实践，而且谈到了人的思想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和测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和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是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会用不会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即使是对于他高度评价的总路线，他也认为应由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出，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已被实践证明了，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他指出，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还要拿到实践中去证明。尽管当时他对形势的估计已很不冷静，但在理论上，他还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权威性。他反复论述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意在从理论上武装全党，深入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他在谈论认识论时，更多地谈到了调查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经常说，北京这个地方不产生任何东西，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也不出思想；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原材料产生自工人、农民，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他又说，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64)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五条中，他要求“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则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为了解决干部深入实际的问题，他还根据当时湖北省委的创造，多次号召党的各级干部要有各自的“试验田”。“试验用”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性的说法，实际上是指领导干部的试点，这种试点集调查研究、具体指导、解决问题、改造世界观等功能干一身，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工作。”
自1958年至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和纠正“大跃进”错误这两段在内容上很不相同的时间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习、宣传，都十分强调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他的这种努力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启示。“大跃进”期间，当毛泽东已经脱离实际的时候，他却又十分重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殷切地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这种十分矛盾的现象固然有认识条件限制等方面的原因，但它也说明，认识论问题、哲学问题，有时并不是只靠哲学本身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是只靠真诚的愿望就能实现的，希望实事求是和能够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回事，认识论的实现还必须借助于认识论之外的许多条件。包括许多具体科学、新兴科学的学习和运用。
如前所述，在这一段时间里，适应发动“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广泛而又深入地阐述发挥了哲学领域里的许多重要规律和范畴。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在有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另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毛泽东不同意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经过整风反右，他终于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确定为我国的主要矛盾。较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只谈两类矛盾、基本矛盾而没有明确指示主要矛盾的情况来看，他关于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理论发生了明显失误。但从理论形式上看，却是较为系统、完整了，因为他明确指出了这个理论体系所不应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主要矛盾的提出，解决了一个矛盾，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同样重要的矛盾，即主要矛盾与中心工作的分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已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在三大改造后，全党应将工作中心转到“向自然开战”方面去。反右后，他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对全党工作中心的看法却未改变。从1958年初起（特别是在1958年1月），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谈到不断革命——即从社会革命向技术革命转变——的问题，多次谈到工作中心、重点的转移问题，但却极少提及他刚刚明确并非常重视的主要矛盾问题，两者恰成鲜明对比。
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在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说，我们不能老整风，目标是转向技术革命。在这次会上，他还说，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在整风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技术革命上来。在同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要求“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又说：“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
这些言论表明，在当时，毛泽东明确地认为，在整风反右之后，全党的工作中心应转到技术革命和生产建设上去。这是当时他所理解的不断革命的内在逻辑。他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发动了“大跃进”。不论“大跃进”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失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思想却是正确的、富于远见的。他当时还没有发现自己所确认的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之间的矛盾。他已经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但却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1958年4月，他曾谈到，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中心，带动其他工作。这里，他没有提出那个本来自然而然就应提出的问题：中心和纲是什么关系？我们曾经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未提主要矛盾而奇怪，现在又为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的关系而困惑。这种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以后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可能。理论上的这种不彻底性，成为导致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场严重的错误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场错误的斗争反过来又发展了错误的理论。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中断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错误地发动了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1959年7月至1959年底一段时间里。在此期间，毛泽东改变了他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一些过火做法的看法。他不再说要当“右倾机会主义”，不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而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反右倾、鼓干劲”方面。这次急剧的、大幅度的变化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提出的“斗争哲学”。
关于斗争性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已经作了经典的论述。在此之后，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斗争性占有比同一性等范畴更为突出的地位。当然，在他哲学的成熟期里，他并没有因对斗争性的注意而忽视同一性。这与斯大林只注意前者而轻视或否认后者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1957年前后，在毛泽东对斗争性的理解中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他非常注意斗争的绝对性、永恒性，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论述的同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却似乎没有加以进一步的探究，他注意到，在一般的意义上，唯物辩证法总是肯定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但却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对范畴的相互关系又有其特殊的一面。例如，在以阶级对抗为主的社会中，矛盾的斗争性往往起着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以非对抗性矛盾为主的社会中，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的作用就明显突出。而且，即使是斗争性，其内容和形式也与以往很不相同了。不是说他笼统地忽视同一性（例如他对同一性中的转化就特别重视），而是说他忽视的是矛盾双方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对平衡、相对静止这一方面，而这正与他对斗争性的理解密切相关。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把彭德怀等提出的不同意见当做一场“阶级斗争”，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这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五年社会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接着，他又把这一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看法上升到哲学高度。“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65)从字面上看，他这里使用的不是规范的哲学思维语言，但却很明确地表达出一个当时在他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斗争哲学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直接实践来源是庐山会议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其理论根源，则是在矛盾斗争性的问题上，他由重视、强调发展到夸大。他使真理向前迈出了不应有的一步，从而使自己偏离了原来哲学的正确轨道。斗争哲学混淆了哲学意义上斗争范畴与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军事实践中斗争概念的界限，不适当地夸大了斗争性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或作用，而对矛盾同一性，统一性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相对稳定、平衡、互相渗透等范畴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忽视。斗争哲学的提出，也反映了毛泽东60年代以后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他更侧重于政治斗争，党内斗争，从被夸大了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中汲取哲学发展的养料。他从错误的党内斗争中提升出来的这一哲学观点，反过来又成为更为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哲学依据。
毛泽东虽然发动了庐山会议上那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并在会后开展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但他却没有因此再次全盘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与庐山会议之前仍有一定的连续性。例如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仍然对高指标持批评态度，表示对商品形式暂时还可保留，提到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劳取酬相结合，等等。
四 读书与沉思
有感于“大跃进”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毛泽东深感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的欠缺。1959年下半年，他建议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三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统一认识，总结经验。
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照例身先士卒，带头认真学习。1959年至1960年初，毛泽东与身边的几位理论工作者认真地阅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边读边议，议论风生。使我们感到熟悉和折服的是，他读的是经济学方面的书。但在他的谈话中，哲学问题仍然占有相当比重。这位哲学大师一出手便把着眼点较多地放在了方法论方面。
谈话中，他比较冷静、全面地整理了建国以后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思想，其中涉及经济、哲学、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谈话使我们有可能看到，经过初步的反复和沉淀之后，毛泽东以比较系统、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基本思想。两次谈话均涉及到许多哲学问题，其中既有许多精当的论述，也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轮廓。
关于哲学的功能，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哲学为政治服务。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660哲学当然要为政治服务，特别是在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但它又不只是为政治服务。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它还要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服务。
对于由于“大跃进”而引发的有关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争论。毛泽东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指出，思维与存在不能划等号，两者不能等同。“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它“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他主要地不是从本体论，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及这个问题的。他说：“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为事物。”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精辟地阐明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
对于唯物辩证法，他又特别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与此密切相关的，他还谈到：“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他批评了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谈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倾向。他指出：“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又说：“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又由此谈到：“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67)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主要是 在重复他以往的一些基本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唯物辩证法时，他并没有重申几个月前在庐山会议上有关“斗争哲学”的观点，关于“斗争”的问题，他只是在个别地方一般性的谈了一下，这是他的疏忽，还是说明当时斗争哲学的思想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还没有最终确立？
结合着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感于“大跃进”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还多次谈到了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似乎是有感于“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实践，他说：“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68)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不仅给人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也使人们感到特别亲切。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但当他比较冷静、比较系统地钻研社会主义经济学时，他还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到社会实践的限制。可惜的是，或许是理论上的不彻底，或许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并没有把这种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彻底地运用于对“大跃进”的分析与反思之中。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比较集中地谈到了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在社会发展中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为什么生产力发展，反而不容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他解释说：“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去了”；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69)在这里，他已经很明确地表明，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和进行来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并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强调的那样重要的意义。生产力越落后，人越穷，才越能产生出革命的动力。而生产力越发达，资本主义影响就越深，革命就越困难。
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理论，是毛泽东对本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总结。这种总结有其科学的、合理的一面，如本世纪绝大多数建立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原来都不是发达甚至是很落后的国度，贫穷所造成的尖锐、广泛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危机的确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这一思想就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和实践的正确概括。但是，这一观点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它把社会历史某一阶段，某一部分的经验绝对化，因而一方面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意义，另外一方面则不适当的提高了精神、道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因为穷和富都是通过他们所由产生的精神、道德来作用于社会的。在此之前，他也曾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表述过这样的思想，例如在他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著作中。但在这次谈话中，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突出、明确，下面这段话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法国《快报》评论中说： ‘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好。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70)
在谈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总结和发挥了他以往的思想，把突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为重点。在谈话中，他多次谈到：“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日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71)作为对中国革命、苏联革命的总结，他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深刻的。但如果因此忽视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革命形势的造成以及革命的胜利，仍然是生产力一定程度发展的产物；如果因为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而忽视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那就片面了。在这里，他忽视了明确地区分在革命进程中的先后和在理论上谁最终决定谁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总之，毛泽东正确概括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如果把这种概括所抽象出来的先意识形态再政权再生产关系再生产力的顺序，当作应使意识形态比生产力更重要的根据，那就值得推敲了。
整个谈话显示了毛泽东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即对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精神反作用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应特别重视政治思想、阶级觉悟，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如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72)这个正确的结论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在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注重人们物质利益的条件下，毛泽东重视政治思想、革命精神反作用的思想，对于我国社会长期、全面、稳定地发展，更显示出其深刻、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