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中，他多次批评了教科书只讲物质刺激、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偏向，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广大劳动者，强调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强调政治挂帅的思想。这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包含有许多正确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因素，指出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在他所说的“政治”还不具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时，更是如此。
当然，从当时毛泽东整个思想来看，他对反作用的强调已经出现了一些偏颇，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有些时候，把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例如在“大跃进”中。第二，把思想的作用与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当地对立起来。他批评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认为“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只靠机器不靠觉悟当然不行，但是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贬低人的觉悟的作用。第三，把政治思想工作与物质利益原则不适当地对立起来。他对教科书有一个突出的不满：“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的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他还说：“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73)教科书中是否存在把物质利益绝对化的错误姑且不论，但是结合“大跃进”的实践及他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将物质利益与政治思想对立起来了。
除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外，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且显然，在一些谈话中，他的这种强调是有些“过”了。例如，他说：“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作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某一阶段的描述，他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但因为当时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偏差缺乏了解，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依赖关系，并因此进一步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绝对化，希望通过进一步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制水平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对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到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他对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在谈话中，他还认为“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 ‘公’的水平……。”这段话表明，经过1958年“大跃进”之后，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关系在他的眼中，还是一个有些抽象的、带有一些道德色彩的概念。只要有了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较高级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越先进，对生产力的作用就越大越积极。而私有制或农村合作化组织中的个体成份，还是被当作消极的、必须引起警惕的因素。“苏联集体农庄中，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这说明，他们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阅读教科书时，他也发现，苏联的农民比我国农民富裕，但他们那里个人副业却相当强。“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74)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但他却循着另外一条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结果，这个对比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苏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
根据自己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所不可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如个人副业），或强制解决但必须会以其他形式重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如包产到户），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认为是单干、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造不彻底的表现。在谈话中，他就把庐山会议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当作富裕中农私有观念对公社化的抵制。他有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根源，一部分就是来自他思想深处对生产关系这种抽象的、道德化的理解。
在社会发展阶段及发展速度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坚持以往的观点。他对教科书中所说“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表示不满。“‘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 ‘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 ‘彻底巩固’的。”又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的巩固下去。”对于东欧一些国家合作化搞得慢的原因，他的看法是，“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而我国则不然，“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的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75)
除了强调社会历史这种不问断的发展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这种发展所具有的一种革命的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批评道：“教科书中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76)从这些谈话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种性质和规模的革命；第二，但是还存在着革命，这种革命主要是指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的飞跃。他赋予这种飞跃以革命的意义，同时赋予革命以非常广泛的内涵，这反映了他对革命所包括的飞跃、发展、转化、质变等内容的向往。在谈话中，他曾多次表示对书的写法不满意，认为写得沉闷。但有时，当他看到书中出现“革命”一词时，便精神为之一振，用他的话来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对“革命”的这种偏爱，反映了他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一种积极进取，反对保守、停滞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断革命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当时，不断革命的思想并不具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我国当时所处发展阶段，谈话中，结合教科书中的论述，毛泽东的认识又有了一些发展。他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 ‘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但这个转变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关系如何，两者如何衔接，他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尽管“大跃进”已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但在此时，他却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很有文章可做”，起码说明满意的文章尚未做出，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审慎的、科学的态度。“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77)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他也曾谈到过“建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等问题，但却未对他们做出相应的解释。而在“大跃进”的急于求成的狂热稍稍降温以后，他开始谨慎地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坦率地承认，对于他来说，这些问题也是有待研究和解决的。这种谨慎和探索的态度反映出经过“大跃进”的高潮之后，他在社会主义社会理论认识上的深化。当然，这种探索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它们可能导致怎样的结论和结果，当时还是难以预料的。
在谈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反右派运动以后的观点，批评了教科书“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的缺点。教科书中有一处说，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他对此很不以为然，指出“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他还说：“教科书说，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完全不对。”在谈到我国的情况时，他重复了1957年的一些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他进一步指出：“1957年的斗争，1959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鉴于1957年特别是1959年的经验，他更明确地表示：“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实际上，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就已改变了八大前后一段时间里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看法，但当时他的这种变化还只是初步的，还不太稳固。所以在1958年上半年发动“大跃进”时，全党的工作重点就放在技术革命和生产建设方面去了。他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之间的巨大矛盾，而在庐山会议之后，当他再次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时，他的认识显然比1957年更深入、更明确了。这不仅在于他重申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而且在于他已经初步地把主要矛盾与工作中心联系起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推动各项工作的思想萌芽。例如，他说：“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78)
五 前进与曲折
——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60年起，“大跃进”与庐山会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严峻的困难局面使人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时期开始了。从这时起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随着调整方针的执行、实施，困难局面开始好转，党和国家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像以往一样，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哲学的指导作用。因为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与以往已很不相同，为了从理论上指导这次深刻的转变，同时作为对这种转变的理论认识和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哲学思维的重点上。如果说1957年他哲学思维的重点是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对立统一和转化等问题，1958年强调的是反作用和不断革命的话，那么在调整时期，他哲学思维的重点则是实事求是。认识论，与此密切相联的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在此期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几乎在所有谈到纠“左”，的场合，毛泽东都谈到了认识论中的问题。例如，1960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他对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会上所作的《十年总结》的报告中，在批评了高指标后说：“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辨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庄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79)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还谈到，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机械唯物论就是一次完成真理。他还特地谈到写作 《十年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主动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准确认识；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在这次以解决高指标、高速度为主要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理论上的重点始终放在认识论方面。除了以上所引的外，他在会上的一个批语中还说：“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80)如果考虑到他这样集中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背景，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在他再次着手纠正“大跃进”错误之初，就已十分明确、突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当作这次纠“左”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一对症下药的科学选择，是调整时期各项工作顺利展开的理论保证，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把纠“左”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起来不是偶然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不仅使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急于求成的想法，也促使他进一步思索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及克服困难的正确途径。这种思考的初步结果，是他痛感到几年来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全党 （包括他本人在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忽视了调查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1961年1月中央的一次会议外，他指出，过去打仗，心里有底，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靠各方面的情报；而现在死官僚封锁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他还说，这些年来，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他痛切地感到，1960年春季就应该纠正“共产风”，但因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总之，在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时，他首先强烈感觉到的就是，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认定，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克服困难，必须恢复我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作风。而要在全党普及这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前一段时间里不大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缺点的同时，多次谈到了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他强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发出了那个著名的号召：“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不大摸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了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在此次会议稍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谈论的主要问题还是调查研究。他从党的历史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会上，结合纠正人民公社体制中的问题，毛泽东又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和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他坦率地承认，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要求省、地、县、社的第一书纪都要亲自动手，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自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所以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为搞好调查研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即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在调查研究中，也要坚持实践标准；即不要怕听不同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和方法，这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他经过几年的观察与思索，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但其中又以“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为题，以比较多的篇幅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系统地论述了几年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结果。
他一开始便写道：“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无疑，与1958年比较起来，承认和强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飞跃。他以党的历史为例，说明在民主革命时期，全党经过艰难曲折才逐渐认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制定了正确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和一套具体的政策。接着，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和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经过几年来的思考，他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谈到，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在结束这段讲话时，他总结说：“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81)
可以认为，以上毛泽东的那些论述，不仅是他几年来对“大跃进”经验教训认真思考的总结，也是他对一年多来由他大力倡导而在全党出现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果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谈话中，除了有关认识论方面的重要论述外，他还着重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并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思考“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一系问题。这表明此时他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认识又深了一大步。
但是，由于毛泽东是在没有触及到党的领导体制、没有认识到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些带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上来谈论民主集中制和认识论等问题的，所以，从1960年以来，他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仍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提倡调查研究、号召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
例如，在1961年1月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谈到，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了；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地给他们挂上这笔帐，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在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与反革命有关系，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显然有些过份。在当时，阶级斗争的问题的确存在。一些地方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支流的问题。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全党不难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认识。但由于党的领导体制上的弊端，党内民主欠缺，以及毛泽东正在形成的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不切实际的认识，使全党正在广泛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产生了不少不实事求是的结论。在各地报送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中，一些阶级斗争现象或一些被严重夸大的阶级斗争现象，以及一此根本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 （如包产到户、平反冤假惜案、对当时经济形势比经较客观的估计等），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和高度警觉。他的重视和鼓励又促使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更多地报送此类的调查报告。显然，这种调查研究是很难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了。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而在全党范围内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调整方针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是发展了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而且越到后来，后者的比重也就越大。
在1962年8月至9月举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这两次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同时、对他自1960年下半年以来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却很少谈及。在此之后，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多次地、突出地谈论调查研究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了。当然，谈得不多，不是不谈。而且，重要的变化还不在次数方面，而在于他所强调的调查研究，已经是以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中心了。例如在1963年5月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谈到某省各地委都下去搞调查研究，但只有一个地委发现了“四不清”问题，并着手搞“四清”。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其他地委都是主观主义的。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是真正的调查研究，没有发现的则是主观主义，这种只是为了证明已有观点和认识的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而它一旦提出，调查研究也就越来越流于形式了。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了一段文字，后来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题单独发表。在这篇著名文章中，他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认识的产生，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各阶段的特点、实践在认识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他强调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是从实践标准的角度强调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文章还反映了他一贯重视认识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的思想。“……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他还谈到了认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82)
从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这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些基本原理的阐述都是正确的、深刻的，这是他几年来集中探索、倡导、宣传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续。但是，这篇重要的、科学的认识论文献，却是作为一个已经表现出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文件的“前言”出现的。在文件的第二条中，发挥了他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论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段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以“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为题的第三条中，罗列了九条当时社会上严重阶级斗争的表现。文件第十条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不难看出，这时所要求的调查研究，主要的已不再是纠正高指标，浮夸风和急于过渡等错误，而是为了“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的尖锐阶级斗争服务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容观相违背，这一矛盾的现象又一次说明，从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到正确的实践之间，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中间环节，如果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良好的愿望和某些正确的理论方法，并不能导致正确的实践。
自1960年下半年起，以总结和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为出发点，经毛泽东倡导而在全党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活动，有力地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深化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是毛泽东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在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同时，在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发展起来，而这恰恰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贯彻到底的结果。
六 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实践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三者的功能和意义。即它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83)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实践的结构和功能，在马克思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批示全文看，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实践的反修功能，突出的是实践结构中的阶级斗争方面，关于实践结构与功能的新论述，主要在于论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84)虽然这里他强调的是实践的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但他同时也谈到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谈到了要使干部在这样的实践中同群众打成一片，又红又专，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内容，而正是这后一方面的内容，直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对于实践在整个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也有一些重要的贡献。例如，1963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85)，这是他一贯坚持实践标准的又一发展，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客观实践活动的信心。他还强调了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的意义。他指出，以往所说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理解，这话还不完全，只讲了问题的一半。只有理解还不能得到自由，启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对自然的改造的产物(86)，而不论是理解还是改造，都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有关自由与必然的学说。从这样的实践观出发，毛泽东还多次论述了包括哲学在内的理性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除了散见于一些讲话和文章中的论述外，在1964年至1965年三次有关哲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几次谈话中，毛泽东都强调，不论是学习哲学还是研究哲学，都要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书本里面不能出哲学，只有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接触实际，到阶级斗争的大学校中参加实践，才有可能学好哲学。他批评当时我国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他希望哲学家和文科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增加感性认识，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他从对哲学脱离现实的不满出发，提出“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他尖锐地指出：“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系搞不了哲学，文学系写不了不小说，历史系搞不了历史……”(87)毛泽东一贯重视实践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在他谈到哲学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使哲学联系实际，从三大实践中吸取发展哲学的养料。在这一层次上，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在应当联系和反映什么样的实际这个层次上，当时他侧重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
在毛泽东有关哲学对实践依赖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直接经验的强调和重视。
1958年前后，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已明确地表示过对不接触实际，关起门来读死书的不满。60年代以后，当他已经把三大实践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把脱离实际与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又进一步发展，有关言论也更加尖锐、激烈。在他当时的著作和言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的推崇，对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理论体系的不满。
在1964年的春节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我国的教育改革问题，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都直接反映了他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观点。例如，他明确表示，现在学校里书念得那么多，书念多了害死人。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孔子、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实甫、曹雪芹等人为例，说明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为便，谈到明朝有两个较能干的皇帝——明太祖是个文盲，明成祖是个半文盲，到嘉靖成了知识分子，就出了问题；梁武帝、李后主文化程度那么高，但却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的。他反复强调了在实践中学习的意义，指出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祖冲之完全是自己学出来的，孔夫子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他什么都干过。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如高尔基只念过二年小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是个工人，古今中外许多有名的学者，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功的。”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又重申：念书也不能念得大多，就是马列主义的书也不能念得太多，读它几本就行，念多了就要走向反面。就会成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肯定在实践中自学成才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如果因此而低估或轻视学校系统学习和理论学习的意义，那就未免片面了。实际上，学校学习与在实践中学习并不必然对立，书读多了走向反面也不是普遍、必然的规律。
1965年3月，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战争实践时，又表示了类似的思想。他说，我打仗从来不看书，指挥作战时，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他认为，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有些现代化武器的研制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而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
415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1965年6月，他在一个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把问题提得更为明确。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书读得越多越蠢，等等。
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在几次关于哲学的谈话中，突出地强调了实践和直接经验对认识的意义。他谈到，书本里面不能出哲学，所以文科学生都应到工厂、农村去一段时间，得到点感性知识；阶级斗争是个大学校，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他对当时中国教育表示不满：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所以，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他进一步设想，高中毕业以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这些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他在认识论上的一些基本思想。他认为，书是应该读的，但读多了却会走向反面，最好的办法是在实践中学习。而他所理解的在实践中学习，主要指的又是直接的经验和感受，他认为这些经验和感受能给人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书本知识。他当时所强调的实践，也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数十年革命实践活动的一些经验，有其合理的、正确的一面，比如他所强调的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要联系实际学习书本知识，等等。但是，当他过分强调直接经验的意义、过分强调在实践中学习，而对学校学习书本知识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视时，就失之片面了。而当他把实践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实践时，这种片面性就更明显了。
1964年到1965年间，在一些谈话中，毛泽东通过教育革命这个中介，比较明确地把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与反修防修问题联系起来。1964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他谈到，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很多，“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很危险；不读书不行，读书大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他对我党历史的总结，也是他重视实践的认识论的结果。可以想见，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一定又想起了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以及他个人主要是依靠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的成功经验。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将来就是“三门”干部这些人会出修正主义，他又说，现在学生马、牛、羊、鸡、犬、豕都不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其主要精神是很有见地的。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学校教育，必然造成学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缺乏对社会的了解，缺乏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感情，缺乏对理论知识的真知。这样的学生，很难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大量培养和使用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能深入实际，并在实践中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方针，它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深远意义。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和预见得益于他重视实践的认识论。
但是，也应看到，学校教育固然应当联系实际，但如果学校教育不以课堂教授、书本教育为主，而以生产劳动或实际操作为主，这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知识发展和传授的规律。
七 对无限发展和进步可能性的向往和追求
1964年8月18日和25日，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就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有关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进行了三次谈话。谈话内容有对日本科学家板田昌一有关基本粒子的文章的评价，有对唯物辨证法基本规律和范畴的独特见解，有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建议，也有对当时我国哲学界一些缺点的方法的批评，三次谈话中，有不少独到、精辟的议论和见解，也有一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结论。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共同思想，即事物发展，进步的无限性及人类思维发展的无限性。
在1964年8月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动物和人类的进化时说：人至少经过100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们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他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
他认为，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汉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了。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他表示，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辨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辨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
接着，他指出：“辨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未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他总结说：“事物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说：“总要提出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88)毛泽东这篇讲话，通篇充满着一种强烈的进取、发展精神，充满着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总要提出新东西”，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