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正当我国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胜利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是自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错误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1957年以来，特别是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为了反对被他严重夸大了的阶级敌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维护党的路线和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发动、领导了一系列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运动。从庐山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从四清运动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等等。虽然这些运动已经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但它们却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这些运动已经或正在证明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这种阶级斗争不仅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基层，而且越到上层越严重，甚至党中央也出了修正主义，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加之当时国际上“反修”斗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使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堡垒可能从内部被攻破”。在一种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毛泽东认为以往的政治运动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领导权再夺回来。1966年6月1日，当毛泽东批发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通过电台、报纸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时，他意识到这种反修防修的形式终于被发现了。
一 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在当时批判不断升温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但是，即使如此，人们也绝不会意识到，这一批判竟然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在1965年初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姚文元等人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背着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这样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不经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和认可，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呛。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吴哈于1960年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成的。姚文元的文章却蛮横无阻地把该剧中所写海瑞“退田”、“平冤狱”等故事，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单于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从而使问题具有了特别严重的性质。
姚文元的文章说：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 ‘单于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 ‘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新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案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案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 ‘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 ‘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 ‘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姚文元的文章通过对 《海瑞罢官》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当时火药味已经很浓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以文艺批判的形式，直接地、严重地提出了一些在党内、特别是在党中央领导层内非常敏感的重大问题。
六十年代初期经济、政治上的调整，发展到1962年上半年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出现了健康、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却被当作“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去批判和纠正。“风”虽然被暂时压下去了，但问题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姚文元的文章借批《海瑞罢官》，旧事重提，以“退田”影射“单干风”（即“包产到户”），以“罢官”影射“翻案风”（即平反冤假错案），而以上两者又都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密切相关。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的高潮中，以文化批判为突破口，以尖锐的形式，直接触及到大跃进以来，中经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寻层内一些仍然很敏感的分歧。
“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导火线，实际上这已经明确地暗示出“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以来党内分歧的渊源。同时，它也告诉人们，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文化领域里的批判开始的，是以文化批判为突破口、导火线发动起来的。
毛泽东支持了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这一过程，他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后头我说印小册子……。文章发表以后1个多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时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一评论，更增加了这次文艺批判的政治分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中央一线领导态度冷淡。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批评上海市不经中央批准就点名批判像吴晗这样的党内外著名人物。中央报刊迟迟没有转载姚文。直到半个多月后，迫于压力，《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才开始转载，但其所加的编者按 （系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起草、修改）及版面安排，实际上又把姚文当成了一般的学术批判文章，限制了它的政治分量。此后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等不得已发表的一些批判文章，也是按照彭真、陆定一等人“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的意见，多是从学术角度进行批判。关锋、戚本禹等“左派”的一些批“要害”的文章，都被中宣部扣下。{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429_1.bmp}1966年2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会后起草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以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赞成把它变为严肃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同意通过后，也向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于2月12日转发全党。《二月提纲》发出后，抑制了极左思潮的发展，束缚了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等“左派”的手脚，使运动又逐渐向学术批判的方向靠近。这正如张春桥后来所说：《二月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①围绕着《二月提纲》，中宣部、北京市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矛盾急剧发展。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诬告。3月底，他在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以及《二月提纲》。他说：
《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种文化大革命。②由姚文元文章及《二月提纲》引发的斗争，使毛泽东很快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的“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哈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③毛泽东表态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张春桥等“左派”开始批判《二月提纲》，他们有关批“要害”的文章也分别在中央的一些刊物L发表，中宣部被撇在一边，彭真等入被批判。在4月9日至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同月，报刊上开始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著的《燕山夜话》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
1966年初，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抵制时，江青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江青表示，“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时候了”。她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根据这个座谈会整理出来的《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断言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纪要》中提出的严重政治责任不仅是对着文艺界和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也是对着中央一线领导的。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由林彪发难井一手策划，在军队中制造了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196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提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的不信任。此后不久，罗瑞卿即遭到揭发批判，被隔离审查。
在罗瑞卿受到批判的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因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因受到诬谄，被停止工作。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以往中央领导层内分歧的产物；而围绕着对《海》剧的批判，中央领导层内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在批判中的消极态度感到明显不快。这种情绪又由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挑拨、诬陷更为强烈。与此同时接连发生的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重大冤案。进一步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形成了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在毛泽东看来，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说明，“中央出修正主义”已不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或是将来的可能，而已经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前的危机感、紧迫感已变为今天的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他下决心要立即采取行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修防修的群众运动，清除中央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
如果说，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立即采取行动来“大破”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与此同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毛泽东又直接表露了他希望在“大破”之后“大立”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总后勤部的一份有关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上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可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可学工、学农、学军，也可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评价和发挥，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廓。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时起，毛泽东就立志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实践，根据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观察，逐步地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1949年以后，经过三大改造、大跃进、调整时期以及中苏论战，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不断发展。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中，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对平等、公正、纯洁的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不断观察和思考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可贵的预见，又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既有对未来的热烈向往，也有囿于以往经验的执著；既有大胆的创见，也有拘泥于本本的烙印；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也有使人惋借的滞后。《五·七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社会主义观的这些特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社会通过社会全体成员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以及批判资产阶级的实践，逐步实现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这种社会不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和利益，在经济上要求实现一种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通过这样的社会组织有利于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多方面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人；通过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从根本上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通过亦文亦武学军事的方法使全民皆兵，形成抵御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毛泽东的这些独特的构想中，有对马克思列宁当年一些设想的发展，也有他对中国革命斗争时期军事共产主义的依恋。他把革命战争时期某些成功的经验绝对化，当他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弊病时，就把目光投向了以往战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加怀念当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单纯健康朝气勃勃的生活与实践。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会运动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关于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大学校”的雏型，《五·七指示》实际上是他在1958年时一些构想的继续和发展。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高度评价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可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干扰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央一些主要报刊曾多次发表社论、文章，从各方面解释、发挥《五·七指示》，报道各行各业贯彻落实《五·七指示》的经验和形式。《五·七指示》的确成为“大立新世界”的纲领和指南。
毛泽东的一些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曾经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在1958年之后的调整已经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对此也有所认识，也曾对大跃进中的一些设想进行过一些修正。但由于认识速度、程度的差距所导致的认识上的滞后，他越来越难以容忍调整时期那些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错误的措施和思想。他认为在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时，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而这些人正是党内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实现理想社会，必须通过一场大的运动，扫除这些障碍。
“文化大革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严重政治事件，使人们了解到毛泽东是在怎样一种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五·七指示》的发表，特别是就这两件事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之间微妙而又密切的关系，则使人们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到毛泽东与中央一些领导人之间分歧的由来及发展。
二 “炮打司令部”
1966年5月1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
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他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但整个会议的基调是由他4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定下的。
会议集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揭发批判，其中尤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表现得格外突出。他们气势汹汹，捏造事实、揭发历史，上挂下联，总结概括，传达指示，使到会者受到很大震动。5月18日，林彪的发言更是把会议的紧张气氛推向高潮，林彪在发言中援引古今中外大量政变事例，证明毛泽东提出防止政变间题的重要性，诬称彭罗陆杨要搞政变。他煞有介事他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险就出在上层”。他还在会上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他说：“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他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些把个人崇拜鼓吹到极端的话，在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对会议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D）。这个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传达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当时的一些基本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五·一六通知》的多次修改和大段补充之中。
例如，在批判 《二月提纲》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时，他写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儿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柜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人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说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
在批判《二月提纲》中所说：“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时，他写道：
“真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 ‘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批评《二月提纲》的作者：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他提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批评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在《五·一六通知》的结尾处，毛泽东写道：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区、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集中地反映了1962年以来，特别是1965年初在制订《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发生明显分歧，以及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重大变化，以及他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内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现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毛泽东对自己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受到重重阻挠、无法推行而愤怒和警惕，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深。而当他把这些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时，他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了更深的忧虑。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曾谈到：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的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心情和愿望。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罗、陆、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停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真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加之江青的特殊身份，所以从一开始它的工作就撇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此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日益膨胀，成为制造动乱的中心，其基本成员逐步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班底。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说此时毛泽东已经设计、规划好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方法，那也是不确实的，上述毛泽东同胡志明的谈话中，毛泽东曾估计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显然，这个估计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结果大相径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未及的。但又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社论等把它的内容公布到社会，“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1966年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示，中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粹等人“揭发、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
同日，已经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夺权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月2日，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攻北大，“代行党委的职权”。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这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从6月上旬起，北京和各地部分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学校和文化部门的党组织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打倒”的目标，许多学校和一些机关、工厂发生混乱现象，纷纷要求上级派人指导，加强领导。
6月上旬，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依据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传统作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许多省、市、地相继向本地区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此外，为控制局势，制止混乱，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还发出一些指示，通知，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这些措施曾一度使混乱的局势有所缓和。
各地工作组进驻学校等单位后，难以完全超脱于运动一开始就形成的两派斗争之外。他们一般都得到了“多数派”（即“保守派”）的支持和拥护，但却遭到“少数派”（即“造反派”）的抵制。一些单位的工作组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或与工作组对抗的学生，并加以“反党分子”、“右派学生”、“假左派”等罪名，从而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康生、江青等借机对此大加渲染，给工作组戴上了“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等帽子，使形势更趋紧张、复杂。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在烟波浩渺的滔滔长江中，在两岸群众的欢呼声中，他像以往临江下海时一样，从容自信，击水中流。他在长江中畅游1小时零5分，游程近15公里。游毕，他又在快艇上向江中和两岸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他已73岁高龄。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人们队他在快艇上挥手致意的照片中，似乎又可以隐约感觉到一丝他内心的沉重。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的当天即听取了江青等入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一些大学反工作组的材料。他对前一阶段的运动表示不满。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他批评“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是方向错误，要赶快扭转。
在听取了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汇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工作组的看法。7月24日上午，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时，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专学校的工作组很快被撤销。接着，工作组被说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工作组被指责力“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党内围绕着派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和争论，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党中央的多数人及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况下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方法的理解很肤浅，更不能理解和听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和纵容的那些狂暴。极端的言行。他们希望能保持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对运动中已经出现的混乱表示忧虑，要求对如此广度和烈度的运动有一定的约束，因此，派工作组被认为是一种最为可行的选择。
毛泽东原先是同意派工作组的。但当他看到由上级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压制”了“造反派”，部分地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和党的正常领导，致使运动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对“文化大革命”和“乱”的独特见解。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谈到过他的见解。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原因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1967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他又谈到，过去我们是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农村、工厂的斗争。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基于他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根据他要自下而上地扫除阴暗面，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乱”来广泛地、深入地发动广大群众投入运动，以便冲决阻力，横扫阴暗面，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且，这种“乱”的程度是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的。这种“大乱”的实现，又以排除正常的组织领导和社会秩序的前提。围绕着这样一种运动和进行运动的方式，毛泽东与中央多数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重要的是，这种分歧反过来又更加重了他有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感觉，更坚定了他要采取“天下大乱”的方法。林彪、江青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急剧膨胀起来的野心使他们急于通过动乱攫取更多的权力。他们利用了毛泽的错误，并进一步把这些错误推向极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频频召集会议，到处发表讲话，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干部，冲击党、政各级领导机关，制造社会动乱，以便实现“乱中夺权”的政治目的。8月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公然宣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出于对前一阶段运动的不满，为制定进一步开展运动的方针、政策，排除运动的阻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全会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他在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这张大字报从工作组问题及前一阶段运动形势入手，进而联系到 1962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内的一些重大分歧，提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外，另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此处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大字报大致勾划出中央领导层内分歧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制定《五·一六通知》直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达到了顶点。大字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吹响了无 产 阶 级 文 化 大 革 命 大 进 军 的 号 角 。 ” 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之后，从全局上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按照《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
《十六条》中虽然也提到了党的领导，也有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诸如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等等要求，但是，既然形势已经那样严重，既然已经确定了“大乱大治”的方针，确定了自下而上地炮打司令部的方向，那么，这些附带提到的规定则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它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恶性发展，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约束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刘少奇在常委的名次排列由原来的第2位被降至第8位，林彪的名次排列在毛泽东之后，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重新选举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在今后的文件及报刊上都不再被提及。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并结束。这次会议及其所通过的《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
三 天下大乱
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毛泽东身着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他走下天安门，走过金水桥，一直走进集会的人群中，同周围的群众紧紧握手，并不断向人们挥手致意。大会进行中，一名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同好亲切握手，表达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十六条》的贯彻执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发动。会后，“文化大革命”以更大的规模和力在全国展开，红卫兵运动也在全国勃兴。
从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的任务时起，他就非常注意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他多次向全党指出，青年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党和国家、民族的未来，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要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鉴于苏联出赫鲁晓夫的教训，他指出，要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必须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中苏大论战的第九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