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广大革命的青少年能在这场大革命中得到锻炼，增长知识和才干，学会反修防修的本领，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广大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敏锐活跃的思想和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有利于冲破运动初期因许多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所造成的沉闷局面，青年学生可以成为这场运动的先锋队。
出于以上考虑，他对青年学生的造反行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8月1日，他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他在信中说：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的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遣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在鼓励和支持的同时，他又写道：
“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信中的这几段话，表明他并不赞成红卫兵运动初期的种种狂暴、极端行为，而想对此有所约束，加以引导。
毛泽东的信和8月18日戴上红卫兵袖章接见百万群众的行动，集中地反映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即除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还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认识到，用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是达不到培养接班人的目的的。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势若燎原。红卫兵组织从学校扩展到各行各业。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计共1100多万人次。9月5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联走向高潮。这一举措是把“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全社会的重要步骤，也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卫兵从学校走向社会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狂热下，大串联，破四旧，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冲击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一些红卫兵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进行揪斗、体罚、抄家，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与此同时，学生中在工作组、校领导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突出，学生因此而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派性斗争不断升级。这种派性斗争与当时尚能勉强维持工作的各级领导抑制动乱的努力，又被归之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作祟。一场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又随之而起。
1966年10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宗旨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克服来自各级领导的阻力。会上陈泊达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则在会上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公然否认党对运动的领导。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检讨。他们的检讨稿都曾送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首肯。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初稿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他还建议把稿子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征求意见。在邓小平的检讨稿上，毛泽东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建议再加写一些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积极帮助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讲话。他说：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错误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5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 （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自己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主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谁会打倒你们？④
毛泽东讲话中，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⑤
10月25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要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档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还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哈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于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对于运动的现状，他乐观他说：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他对运动中被指责犯了错误的各级领导表示了理解和宽”容，希望他们早日过关。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5个用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学生）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对于今后的运动，毛泽东的设想是：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可总结。”⑥
与八届十一中全会相比，毛泽东此时的讲话已不再是那么严厉、激烈。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当时运动状况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心情，以及对今后运动的乐观估计。他认为，运动发展至今，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刘、邓等又作了比较好的检讨，所以，他对刘、邓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的“错误”采取了宽容、谅解甚至开脱的态度。他说，运动”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是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他肯定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明确表示：“我是不要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毛泽东的态度是真诚的，友好的。但是，会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很快就使毛泽东的设想和愿望落了空。他没有想到，从总体上肯定”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造反行为，肯定运动”炮打司令部”的方向，与他以上那些良好的愿望是不能相容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一旦被发动起来，就必然要超出人们的种种愿望和估计，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恶性发展。刘、邓很快就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也不是5个月或两个5个月就能够结束，而是持续了10年之久。毛泽东的计划屡屡落空，他的设想不断被突破，动机与效果冲突，主观和客观相悖，他已经开始无法驾驭这个由他发动起来的运动了。对于他来说，“文化大革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异己的运动了。而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那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社会因而陷入愈演愈烈的动乱之中。在林彪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和策动下，“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的狂潮四处泛滥。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普遍陷于瘫换、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除野战部队外，都逐渐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的组织生活也逐渐停止。1966年12月，林彪、江青等压制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正确意见，使“文化大革命”正式地，迅速地向工厂、农村扩大、蔓延，工厂生产秩序陷于混乱，这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亲自策动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上海全市领导权力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手中。较之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的设想，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运动发展的实践证明，必须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被“篡夺”了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全面夺权”的阶段。他肯定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做法。1967年1月8日，他在一个会上说到上海《文汇报》、 《解放日报》夺权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1月份之内，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先后夺权。在很短的时间里，掀起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由此又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和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和鼓噪，这一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派性斗争激化，社会动乱加剧，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生产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损害。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还把“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作为行动纲领，进行全国性的全面夺权，必然造成人民自己夺自己权的荒唐局面。这种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的“夺权”，只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
毛泽东虽然支持了“全面夺权”和“天下大乱”，但对于这种严重的混乱局面也希望加以约束。所以，他当时设想的有关夺权的指导方针的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以及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顺利地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他希望各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还发布了一系列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
毛泽东和中央的这些决策虽然在一些地方暂时地缓和了局势，但在”文化大革命”和“全面夺权”总的方针下，加之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等人的煽动、破坏，毛泽东的这些愿望和指示实际上很难收到实效。“大联合”、“三结合”不但未被贯彻执行，反而成为新一轮斗争和动乱的焦点。各造反组织都希望以反已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由自己夺权、掌权。各派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寸权不让，激烈争夺，围绕着夺权，各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了普遍的冲突，直到发生残酷的武斗。支左部队介入地方后，虽然对稳定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很难于超然于两派或多派之上，于是在造反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使地方和军队都受到损害。
全国性的“全面夺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深深的忧虑，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在1967年1月中旬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为维护军队的稳定，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两次会议，很快被江青等诬称为“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毛泽东听信了江青等人污蔑性的汇报以后，严厉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江青等人趁机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这些老同志进行围攻，猛烈批评，无限上纲。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但他并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打倒这些老同志的企图。他希望在对他们进行批评的同时，还要团结、保护他们。这些老同志的意见中，有一些也被他所采纳。4月30日晚，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这些老同志同首都人民一起，进行了“五一”庆祝活动。1969年1月3日，他又在一份报告中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的这些做法，制止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阴谋，反映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老干部的问题上，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林彪，江青等人的本质区别。“二月抗争”之后，江青一伙借批判“二月逆流”，又煽动掀起了一股“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更激烈地攻击党政领导机关，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全国派性斗争进一步升级，全面夺权剧烈发展。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政治局。
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和派性斗争的升级，1967年夏季，全国一些地方的武斗达到高潮。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并出现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浪潮。7月下旬，林彪、江青等借发生武汉“七二○”事件之机，公然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7月25日，林彪提出“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7月下旬到8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趁毛泽东下在北京之机，不顾毛泽东有关指示，由戚本禹出面，一手策划了在中南海内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的批斗、侮辱。8月7日。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公然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砸烂反动的公检法”。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发表讲话，鼓励夺外交部的权。此论一出，旋即发生封闭外交部党委、砸烂外交部政治部，以外交部名义向我驻外机构滥发指示等严重事件，并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就全国范围来看，1967年7、8、9三个月，“天下大乱”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虽然曾经提倡过“天下大乱”，但形势动乱若此，却也超出了他的本意和预料，引起了他的不安和警惕。为了制止这种严重的动乱局势，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8月底，他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又对戚木禹实行隔离审查。根据他和周恩来的指示，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了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还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10月，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在这年7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记录。
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对一些省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进行了调查，沿途在不同场合作了多次讲话，集中地谈了对形势，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出了当前的任务。
关于形势，他说：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谈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起，谈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这种离实际相去甚远的看法，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天下大乱”的独特看法 （即“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但是，毛泽东讲话的重点，还是在于约束造反派，稳定形势，促进联合。他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为了促进联合，他还为运动中的“保守派”开脱：
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
他要求：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他批评了在大联合中“以我为中心”的口号和做法。指出：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中心”是最蠢的。他要求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针对当时在干部问题上的极左思潮，他说：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儿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
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出来。
毛泽东明确、坚决地指出：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对于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的语气变得严厉了：
对红卫兵可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说明，在外出视察期间通过多方面的调查，他对当时局势的严重性及其原因，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为了稳定形势，同时，也是由于他认为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运动已经克服了阻力全面展开以后，应该防止另一种倾向，出于这种考虑，他对保守派，对各级领导干部采取了宽容的，及时解脱的态度，而对造反派、对红卫兵则采取了约束和限制的措施。毛泽东态度上的这一转变，立即对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讲话经党中央转发全国以后，减轻了受迫害干部的压力，抑制了造反派的极端行为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对当时的形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毛泽东的决策和周恩来等全力以赴的努力，1967年冬到1968年春，全国形势相对的趋于缓和。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一些领导干部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这种局面使依靠造反起家的中央文革小组及各地的一些造反派骨干分子不满。同时，这种局面又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积郁已久的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不断增长，井公开表露。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言论。上海、北京等地甚至已经出现了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这种动向使江青、林彪等深感不安。1968年3月起，他们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对“右派翻案风”。此风一起，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急剧上升，一些地区形势再度恶化。
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再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管外，他还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为了解决学校中的武斗问题，他甚至亲自接见了北京几所大学生在造反派头头，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的这些努力，使得全国的形势再有所缓和。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表现出这样一种有规律的周期：为了发动运动，克服阻力，便要大批右倾、保守、倚重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鼓励“天下大乱”；而在动乱超出了限度，造成了巨大破坏以后，又必须依靠党内外健康力量，采取严厉措施，约束极左势力和造反派，以稳定形势，恢复生产。而这种做法马上又会使党内外各种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们情绪高涨，他们的行动不会仅仅停留在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上，而必然很快就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和批评。此时，为了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又不得不再批“右倾翻案风”，形势因之再度陷入混乱……虽然每次的形式，程度稍有不同，但基本内容和过程却大致相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循环是在更大的规模和更尖锐的形式中进行的。经过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的反复，至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极其错误地通过了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极其错误地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希望通过九大能进一步加强党内外团结，他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说，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总是多团结一点好。他指出：“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泽东并不认为九大标志着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此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具体他说，这个继续革命就是要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个机关地去搞，去总结经验。讲话中，毛泽东还号召全党都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他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和传统应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发扬这种精神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结果，它有助于解决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他在会上还提出了整党、整团等任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逐渐成熟。这一思想在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得到了初步系统的表述。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有两类杜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
二、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 ‘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 ‘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社论在罗列了以上六个要点之后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继续革命的理论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建国以后，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建国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多方面地、深入地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做的努力，也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支持。在这一艰巨的、伟大的探索中，他取得过成功，也发生了失误。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这一失误的结果，这一理论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也违反了中国实际，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主观与客观严重脱离的实践。⑦
四 “斗、批、改”与“理想社会”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果说在九大以前是大破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路线和上层建筑的话，那么，九大以后的任务，就是在“大破”的基础上，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里，系统地、全面地“大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针，就是实行全面的斗、批、改。所谓斗、批、改，是1966的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所提出的任务，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十六条》的规定相比，九大之后斗、批、改运动全面展开时，其内容又要广泛得多了。
实际上，在1968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启治区革委会大部分建立时，毛泽东已经提出“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问题。1968年8月，姚文元在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转达了毛泽东有关斗、批、改的指示。这就是：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这里虽然说的是工厂里的斗、批、改，但其基本原则对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是适用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可继续做，此名斗、批、改。”
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建设一个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这其中包含了他希望胜利地、圆满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在他看来，斗、批、改既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扫尾阶段。
毛泽东没有想到，对于他来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由他自觉规划和指导的运动，而已经是一个他越来越难以驾驭的异己物了。“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全面动乱”所遗留下来的无数矛盾和创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斗、批、改本身脱离实际的左倾目标，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给他带来一个理想社会，不可能使“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归于结束，而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和惊心动魄的斗争。
毛泽东对斗、批、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亲自抓了北京的六个工厂和两所大学作为运动的典型，他派出了身边的警卫部队、医生等工作人员，参加这些试点的运动，以期更多地、更直接地了解实际情况，摸索总结经验，用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六厂二校”的经验很多，面也很广，几乎涵盖了斗、批、改运动的所有方面。例如；《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断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等等。
1968年至1970年间，新华社总社记者多次报道了六厂二校革委会或宣传队的经验，这些典型本身也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们各自的经验。这些经验因其权威性和全面性，对全国的斗、批、改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总的方面来看，六厂二校经验是“左”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它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但是，较之“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的“天下大乱”、“打倒一切”的来说，较之与它同时在全国一些地方仍然肆虐的极左思潮和做法来说，这些经验又有其抑制极左，“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恢复秩序，稳定形势的一面。它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形势，恢复了生产，尽管这只是暂时的。
按照“大破大立”的原则，斗、批、改中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大批判开路。”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无限上纲、声色俱厉，不容置辩，武断专横，在内容上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项工作、政策法令和工作条例。这种批判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把发展生产力放到各项工作首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生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核算、利润指标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农村自留地、集市贸易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把关心群众生活，注重物质利益说成是“物质刺激”；把工厂企业中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把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科研人员钻研业务说成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把解放前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和建国后的文艺工作和作品，几乎都说成是“黑线”或“封、资、修黑货……。这种“大批判”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了深远的破坏性后果，这种批判虽然也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但它更是江青、张春桥等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发展到极端的结果。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中的一项主要任务。1967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批示在整党建党中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这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
毛泽东迫切希望在整党中进一步发扬党内外民主。他批评了一些党的基层干部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征求党员意见的作风；批评“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九大期间，他又提出，这次整党建党要经过群众，不仅仅是几个党员，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以便扩大党内外民主。他认为，组织纪律性还是要有的。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他还通过比喻论述了整党建党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党员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还曾提到，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和整顿看作是建设理想社会的核心，他殷切地希望通过这次整党能够使党更纯洁、更民主、更有朝气，更联系群众、更有战斗力，成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就他所提出的整党建党思想中的一些具体措施来看，例如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反对特殊化，干群平等，要有朝气等等，都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因素，反映了他一生一贯的党建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开门整党，新老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实践，新结合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仍保持原工资，等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总的背景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加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些积极的思想和措施不是往往落空，就是在实践中变形走样。整党建党不但不能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发展起来的争权夺利，以权谋私，特权腐败，无政府主义等不正之风，而且使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总是处于一种相互隔阂、相互戒备的不正常状态之中。特别是，在整党建党中笼统地强调朝气勃勃、强调吐故纳新，结果使许多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但是，也应看出，经过整党建党，毕竟重新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遏止了江青、张春桥等企图依靠造反派掌权的企图，这对于稳定局势，打击极左势力，推进工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斗、批、改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为了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改进干部作风，实现社会平等，毛泽东一贯主张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要途径就是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大跃进”期间、调整时期以及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都对干部提出过这种要求。“文化大革命”中，当局势趋于稳定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干部下放劳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