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 《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新近的一个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接着说：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勃勃的革命的青春。
毛泽东的出发点无疑是积极的、正确的，他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也有许多合理成份，以致至今对于我们仍有许多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他着眼的基本点只是阶级斗争，所以实际上他又把干部教育问题、干部下放劳动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把大批干部、教师、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下放劳动的方法，往往成为排除异已、惩罚干部、摧残知识分子的手段。斗、批、改中的干部下放劳动，既花费了国家的大量物力财力，又使百万干部、知识分子遭受许多磨难，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与干部下放劳动一样，让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完成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都是这样要求青年知识分子的，例如，他就这样严格地要求过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斗、批、改阶段，他又提出了这项任务，并采取了空前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法。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城市、乡镇里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毛泽东的号召发出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几年之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 1600万人。这个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停止。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接受了锻炼，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为开发、振兴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正值青春年少时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这不但对他们个人的成长造成了长期不利的影响，也造成了我国人才生长的巨大断层，严重地拖了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靠运动方式进行的上山下乡，不仅加重了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也给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庭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甚至酿成一些悲剧性的后果。一些人依仗特权“走后门”，使自己的子女躲避下乡或提前返城，在当时的知识青年及其家长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引起普遍的不满。以上种种消极现象，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教育革命”也是斗、批、改阶段中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一贯重视对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已经对此进行过一些探索，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进行过一些实践。但是，他认为这些尝试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五·七指示》中，他甚至得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严重判断。从这一基本估计出发，在斗、批、改阶段，他十分重视教育革命的开展，发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3期的一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他在编者按中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错误观点。他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称为“旧学校”，把“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建国以来17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实际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实际情况的。基于这种估计提出的教育革命，往往违背了现代教育科学的发展规律。基于这种估计提出的“再教育”任务，在实际上使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处于一种受压抑、受轻视的地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种状况以及他过于强调实际操作和感性知识的教育思想，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知识、科学、文化、课堂教学不重视的结果。另一方面，毛泽东希望学校教育要突出政治、德育的地位，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他还希望缩短学制，活跃课堂授课气氛，发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毛泽东的创造精神，至今仍给我们的教育改革以多方面的启迪。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的《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当作“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明令废除；而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课程设置为：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要求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报告》规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使教师在学校中处于受改造的地位，破坏了正常的师生关系。学员入学时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学习期间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特别是在招生时，以后门、特权的竞争取代了学生在分数、学业方面的竞争，致使“走后门”上大学成风，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了毛泽东的失误，并进一步把这种错误推向极端。在教育革命中，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在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等各个方面，推行极左路线，更加重了教育界的损失。1971年4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完稿、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此外，在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文艺革命”、“整团建团”、“商业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精简机构”、在基层普遍建立革委会等项运动。1970年间，全国还出现过一次新的、盲目的生产“跃进”。
与前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争权”相比，斗、批、改阶段在形式上不再是那么激烈、动荡，但它在内容的深刻性方面却不亚于前者。人们都在等待着那个曾经许诺在大乱之后出现的大治，但“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激烈的运动使他们不得不再次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推动生产的发展，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又出现了一次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小号翻版，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之后，他们依然过着单调、贫乏和清苦的生活；他们希望在大乱之后能有一个团结、和谐的政治气氛，但“以阶级斗争为纲”又迫使他们仍然不得不相互戒备、疏远，巨大的政治、精神压力使得人们不得不具备两副面孔和双重人格，人与人之间滋生着冷漠、虚伪；人们曾经相信“文化大革命”能够荡涤入世间的一切污泥浊水，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结果他所看到的是“走后门”成风，仍然难以约束的种种特权，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人们曾经希望在砸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之后，自己能够真正成为企业、生产的主人，但不久他们就因事故猛增、产品质量下降以及各种名称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而怀念起那些规章制度来了；人们曾经被允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将出现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但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只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没有幽默，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纯洁”的文化沙漠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之中，正是在这样痛苦、仿惶的思考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已经所剩无几，怀疑、不满、迅速的增长着。
毛泽东真诚而又热烈地希望在全面夺权以后，再通过全面的斗、批、改实现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当他逐渐看到理想与现实、形式与实际、理论与实践之间明显的差距后，他的热情也逐渐减退。不久，他的注意力又被“文化大革命”自身所酿成的又一个巨大的政治斗争完全吸引过去，而很少再提及斗、批、改了。周恩来等人落实和发挥了毛泽东各项指示、方针中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一面，努力稳定局势，缓和矛盾，发展生产，解决了许多“天下大乱”时遗留下来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极左思潮，缩小了“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努力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江青一伙则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左”的错误发展为极左，使斗、批、改阶段依然不时出现激烈的冲突和肃杀的气氛。他们必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正当人们在斗、批、改运动中为理想的实现忙碌时，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使他们处于极度的震惊和惶惑之中。这个事件不仅中断了斗、批、改运动，也使人们在一种巨大的幻灭感中失去了对理想社会的热情与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林彪集团通过与江青集团的勾结，攫取了巨大的权力，他们的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九大之后，这两个由阴谋家、野心家组成的集团之间开始了争夺更多权力的角逐。林彪一伙预感到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由林彪提前接班。
1970年上半年，当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筹备四届人大时，林彪集团不顾毛泽东多次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思，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并要求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吴法宪等人同张春桥、康生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利用所谓“天才”问题把矛头指出江青集团。当时已经投靠了林彪的陈伯达与吴法宪等人在会议中按照林彪定下的调子，抓住设国家主庸的称天才两个问题，没有点名，但是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攻击了张春桥，也就是攻击了江青集团，从而造成一场混乱。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了林彪集团的活动，并点名批评了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达到了高潮。这场较量以林彪集团遭到沉重打击而告终。他们妄想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活动受到挫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党内开始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作了许多批示，点名批评了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有所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改组了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其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正当以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联合舰队”紧张策划一切罪恶活动的时候，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他在沿途多次谈话中，指名批评林彪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还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林彪、叶群通过其亲信得知毛泽东的讲话后，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9月7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个行动的手令，林立果一伙密谋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毛泽东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林彪、叶群眼见其阴谋败露，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结果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断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已经进行五年的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⑧
惊心动魄的林彪反革命事件，使得人们从通过斗、批、改实现理想社会的幻想中到现实中来。他们开始严肃地思考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带来天下大治？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离理想的目标究竟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
五 整顿与反复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理论与实践，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尖锐冲突，使他开始以痛苦、矛盾甚至自责的心情，回顾“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往事。此时，他虽然还没能能够从全局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在一定限度内对以往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消除或减轻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等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出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清理极左思潮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在以上工作中，一个被摆在优先和重要地位的工作，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林彪事件的发生，不仅使毛泽东彻底认清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的真面目，反过来，也使他加深了对那些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打倒或被贬抑的老干部的认识和感情，深感迅速地解放和使用他们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之下，毛泽东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
“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 ‘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与九大及其之前毛泽东对老同志的严厉批评相比，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所表露出来的友好、团结愿望，以及一种虽淡实浓的自责心理。毛泽东曾经很喜欢白居易的一首诗，即《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诗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蓄。试玉要烧七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1972年批判林彪时，毛泽东引用过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识人之难。他除了想以此说明认识林彪一类大好似忠的野心家需要一段时间，要有一个过程，希望老同志、老战友谅解他的苦衷外，也流露出在经历了又一次风波、曲折之后，他对重新恢复与这些老同志之间的友谊、信任所感到的由衷的高兴与欣慰。1972年1月初，陈毅病重，毛泽东专门让周恩来、叶剑英去向陈毅转达他对“二月逆流”平反的想法。他再次表示，“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是想用这个好消息，这份数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的亲情去安慰、鼓舞重病中的陈毅，还是希望陈毅不要带着“二月逆流”之类的遗憾离开人世？
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后，毛泽东难以抑制悲痛、沉重的心情，他亲自阅改了周恩来在追悼会上的悼词，并坚持带病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了嘛。……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1969年党的九大时，毛泽东在讲话中曾说，陈毅是作为右的方面的代表参加到中央委员会里来的。而现要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实际上也是对以往错误的自我批评，毛泽东是认真地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的。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批示
说，应当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表示了对一直未能结束对邓小平“审查”的人的不满。根据他的指示，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央的这个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落实于部政策的工作。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进一步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寥寥数语，一种浓浓的战友之情油然而生。
他又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在短短的一席话中，他三次说到要“自我批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他在干部问题上的深刻转变，还有他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一些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林彪事件后，尽管落实干部政策还受到江青、康生等人极力抵制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周恩来等有可能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打开局面。1972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践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亲自对其中一些信件作了批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新的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不好，但毕竟结束了被审查、被下放、“靠边站”的生活，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自己的努力。
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和周恩来等积极缜密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党的干部政策得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落实。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的工作得以恢复，落实干部政策削弱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暴发起来的造反派的势力，削弱了极左势力的社会基础，加强了党内外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所发生的积极转变，使得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任务，推动了这些部门工作的发展。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判，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现象，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周恩来的这些话虽然是批判林彪的，但却不能不使江青一伙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根据周恩来要抓企业整顿的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具体措施，恢复和健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国家计委针对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发出文件，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强调统一计划，加强管理。这个文件虽因张春桥的坚决反对而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却已经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和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党中央还作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央要求各地不要硬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决策、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于 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针对当时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提出中学教育要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在外事工作方面，这个期间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断和周恩来的努力，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发展同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的关系。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次全体会议以压倒多数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在对抗20多年以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到1972年底，共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国外交上获得的重大进展，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1973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价值达43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引进，扩大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毛泽东、周恩来在对外关系上的重大决策，开始打破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不正常状态，为开辟新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人们认识当代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 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同恩来等为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江青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条战线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得到逐步恢复，工农业生产明显好转，文教科研事业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怀疑、不满也在逐渐加深，批判极左思潮本身，已经击中了江青一伙的要害，遭到他们日益强烈的反对。而批极左的发展，必然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是否正确这一最基本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批极左的局限性也开始显露出来。毛泽东从林彪事件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这种认识上的进步却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一更深层次、更根本的问题面前停止了。某些局部性的认识变化并没有使他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他从自己固有的公式出发，认为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事件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和结果，是第们穴路线斗争，再一次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认为，具体错误可以纠正，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不容否定的，也是不可能否定的。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毛泽东的眼界，也决定了他批判极左、纠正错误的局限性。这样，他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林彪事件之后，与林彪等人有着共同的思想体系并曾一度紧密勾结的江青一伙，曾一度处于十分尴尬、被动的地位。当他们从最初的惊恐中清醒过来之后，便立即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受林迫害的的左派”。他们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左和整顿充满仇恨，处心积虑地干扰、破坏，随着批极左和调整的深入，双方的摊牌已不可免了。1972年11月下旬，在一份周恩来487批示同意的内有批判林彪集团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内容的文件上，江青，张春桥一伙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们分别批道：“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以及“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等等。积蓄己久的矛盾终于以尖锐的形式表露出来。在周恩来等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出于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考虑，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主张。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在讲到林彪集团的性质时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他表示不同意用批极左思潮的思路批林，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很快就被江青等人传达到全国。1973年1月1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至此，周恩来等批极左，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大会虽然使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一批江青集团的骨干分于也被塞进中央委员会。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的野心因此更加膨胀，活动更加猖獗。
1973年下半年以后，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担心批极左会导政否定“文化大革命”、“出现“复辟倒退”的后果，不断在他面前进行诬陷和挑拨。这种挑拨更加深了毛泽东的忧虑。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侨的谈话中，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说话中，他还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再一次失误，于 1973年底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从1974年初起，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有关批判孔子的一些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批孔子为名，攻击周恩来等在前一时期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
1974年上半年间，江青一伙活跃异常，到处讲话，接见，到处送材料。报刊上大量刊载“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文章，他们不批林，假批孔，用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等影射攻击周恩来等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他们的煽动指挥下，社会上动乱再起，一些造反派再拉山头，重打内战，到处揪斗老干部。一些早已消声匿迹的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又重新出现，到处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批林批孔”运动使得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因政治动乱再次下降。
毛泽东虽然支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他此时并不愿意看到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当他觉察到社会上已出现运动的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运动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对于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批评。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就曾批评江青不执行自己的意见，批评她不研究马列的书和自己的著作，提出江青搞特权，并说“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3月27日，当江青坚决反对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时，毛泽东又气愤地写信给江青说：邓小平出国是我同意的，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随着政治动乱的发展，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他对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批评江青一触即跳，“你也是难改呢”，针对江青到处以特殊身份发指示、讲话、训人、送材料的种种劣行，毛泽东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并警告江青等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明确地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暂时有所收敛。
毛泽东原先希望通过斗、批、改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运动等意料之外的事件又把“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推到难以预料的未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却难以结束这场运动。他不希望这种难以预料的过程无休止地拖延下去，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入手。现在队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际上等于把“文化大革命”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动乱，实现安定团结的强烈愿望。
“四人帮”企图利用四届人大篡夺更多的权力，他们不顾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加紧了阴谋活动。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端，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邓小平义正辞严地顶住了“四人帮”的围攻。经江青等人策划，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说，这么搞不好”，“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当面交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当时，毛泽东虽然远在长沙，但是对于北京围绕着四届人大展开的斗争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注意。他对于江青等人露骨的篡权活动日益不满。1974年11月12日，他在江青的一封信中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 （为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又批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政治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谈话中，他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能力和工作。他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并提议邓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的多次批评，以及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有力支持，有力地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1975年1月中旬召开的四届人大，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月标，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唤起了他们的希望。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遗祸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所面临的重要困难，以高屋建领、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派性和消除派性入手，排除重重障碍，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得各业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要落实对干部、对知识分子、对老工人、劳动模范的政策，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邓小平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使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心协力的配合下，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排除了“四人帮”的重重破坏、干扰，由点到面，由浅入深，迅速地，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军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整顿初现成效。{ewc MVIMAGE,MVIMAGE, !09100690_0493_1.bmp}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党的正确方针和优良传统。而当这种整顿全面铺开，深入发展时，必然又会遇到同周思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各项工作时间同样的问题，即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本身的否定；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能否在“文化大革命”的框架和范围里彻底纠正极左的问题。毛泽东支持过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他反对极左思潮，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行为，以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和生产顺利进行。但是，他不能容493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全面整顿的限度。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就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