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改变历史（出书版）》作者：[美]狄·约翰/译者：王笑然
作者: [美]狄·约翰 / 王笑然 主编
出版社: 金城出版社
译者: 王笑然
出版年: 2014-3
内容简介
《气候改变历史》荐举的学者，或多或少都须经受“环境决定论”之批评的风险。他们必须在两极——或者是人类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环境，或者是所谓“人定胜天”的伟大实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也许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那一点。编者相信，从这本《气候改变历史》选译的文章中，读者可以捕捉到某些思想的闪光，更可以体会到环境历史学者在处理气候与疾病此类敏感历史素材时，所显示出来的谨慎的治学态度，以及那种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品质
狄 • 约翰（John Didier）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现任该校人文学院副院长。1961年出生在美国怀俄明州一家偏远的农场，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西部牛仔。1984年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土壤科学专业，其后留学台湾，学习中国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1989年秋回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攻读东亚研究博士学位，曾师从余英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浦安迪（Andrew Plaks）、彼特森（Willard Peterson）等海外汉学泰斗。攻读博士期间，专注于中国10世纪《化书》的解读，对自然环境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厚的关切，由此成为他挚爱环境历史这一新领域的契机。著有《在方框内外：古代中国和世界的天空与信仰之变迁力量，公元前4500年—公元200年》（2009年）等。
王笑然
出生于1983年，2006年毕业于深圳大学中文系，2008年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师从狄 • 约翰教授，攻读环境历史专业硕士学位。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期间，独立研究了东汉羌族扩张和中国气候变化、明朝军屯与黄河泛滥等课题，发表学术论文《凉州与凉州兵》《当代新疆棉花种植对维汉民族团结的政治影响》等。现居美国明尼苏达州。
气候
改变
历史
The Impact of Climate
on Human Histories
[美]狄 • 约翰 王笑然 主编
王笑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气候改变历史/（美）约翰，王笑然主编；王笑然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155-0835-1
I．①气… Ⅱ．①约… ②王… Ⅲ．①气候变化—关系—世界史—研究 IV．①P467②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1218号
气候改变历史
* * *
主 编 [美]狄 • 约翰 王笑然
译 者 王笑然
策 划 么志龙
责任编辑 王林霞
出版统筹 常 昕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835-1
定 价 35.00元
* *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 编 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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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20世纪70年代，环境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终于挣脱了传统历史学的束缚，另立门户。诚然，将环境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书籍，往往设专章叙写当时的星宿、气候、河流、山川、地形，以及动植物、瘟疫疾病等诸多方面的情形和变化。然而，传统史学一个大的缺憾是，属于环境历史的内容，一直委身于“历史地理”这一标题下，对历史学问仅仅起一个辅助的点缀的作用。
进至20世纪中期，美国历史学家开启了一场史学界的变革。他们认为，“环境”本身远大于“地理”这一概念范畴，环境足够并且应当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平台，将人类回归到自然环境的大背景下，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塑造并由此产生的历史。他们相信，环境历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用它来审视并解读历史事件，将会为那些困扰了人们很久的历史事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法。他们的这一革新举措，造就了一场不小的史学轰动。
特别是在美国，环境历史学的最前沿地带，从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短短40余年，就已经建立起了几大重要研究领域。如：欧洲早期殖民者对美洲的殖民改造、美国环境历史、区域环境历史、著名环境保护者传记、政府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民间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城市环境历史、环境平等、女性在环境历史中的地位，等等。自然地，随着环境历史学的迅速发展，美国高校成了环境历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环境历史专业，而且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东海岸的高校，如弗吉尼亚大学、乔治敦大学、耶鲁大学，研究集中在科技史、医药史和城市环境历史方面；中西部和西海岸高校，如内华达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对美国西进运动中的水资源和矿藏开发，及其对美国扩张的作用更感兴趣；南部的高校，如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则对农业史更为垂青。
以世界范围观之，环境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地域界限，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欧洲，作为西方传统历史学的重要基地，也在积极追赶美国的脚步；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环境历史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利用科学数据来进行环境历史分析方面，甚至超过了北美同行。在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拉丁美洲国家，还有南非，环境历史研究的发展，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瞩目。
直到20世纪90年代，真正意义的环境历史观念才引进中国，包茂红、王利华作为本土著名环境历史学者，致力于推进中国环境历史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其后，中国环境历史成为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一个“新式武器”，知名汉学家比如马立博（Robert Marks）、伊懋可（Mark Elvin）、朱迪思 • 夏皮罗（Judith Shapiro）等人，就中国古代和当代的自然环境、疾病、动植物、气候变化、自然观念等等，诸环境要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均有深入研究，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本书主编狄 • 约翰（John Didier）教授所著《在方框内外：古代中国和世界的天与信仰力量（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200年）》（In and Outside the Square: the Sky and the Power of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ca. 4500 BC - AD 200，费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9年）即是一部详细阐述自仰韶文化至东汉末年，中国人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对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帝国版图分布的深刻影响，也可看作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环境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贡献。
从另一面来看，环境历史的开启和扩展，并非一帆风顺。对于很多环境历史学家，学界毁誉参半，诟病为这个那个“主义”，诸如“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当代主义”，还常被戴上“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的帽子。尤其是最后这一条，对于关注气候和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影响的研究者，抨击之烈尤为显著。
《气候改变历史》一书荐举的学者，或多或少都须经受“环境决定论”之批评的风险。他们必须在两极——或者是人类完全被动地受制于自然环境，或者是所谓“人定胜天”的伟大实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也许就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那一点。编者相信，从本书选译的文章中，读者可以捕捉到某些思想的闪光，更可以体会到环境历史学者在处理气候与疾病此类敏感历史素材时，所显示出来的谨慎的治学态度，以及那种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品质。
本书编选的文章或章节，凝聚在气候这一视角，涉及全球范围。以环境历史的先驱之一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为起点，分别介绍近现代世界气候的历史变化，气候对欧洲殖民历史的影响，中亚少数民族的大举迁移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在复杂性社会瞬间崩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出现在本书中的作者，除读者耳熟能详的史学大师亨廷顿、汤因比，其他堪称当代重量级的环境历史学家，特别是约翰 • 理查兹（John Richards）、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马立博几位，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台湾学者许倬云，他们都在环境历史方面富于建树，为环境历史研究拓宽了领域。
本书的宗旨，在于向读者展现一个更为新颖、更为宽广的史学天地，让历史爱好者可以通过环境历史这一全新角度，去重新认识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笑然
2013年9月
作者简介
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9）:20世纪初美国耶鲁大学地理系教授，曾提出著名的气候决定论理论。1917年任美国生态协会主席，1923年任美国地理协会主席，1934—1938年任美国优生协会主席。终其一生，亨廷顿教授都在寻找和研究可以证明气候对人类历史影响的地理方面的证据，这对后来的环境历史的兴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主要著作有：《文明和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1915年）。
约翰 • F • 理查兹（John F. Richards）（1938—2007）：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莫卧儿王朝》（The Mughal Empire，1993）；《无边无际：近代早期世界环境历史》（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2003）。曾协助成立了美国阿富汗研究机构。
许倬云：1930年出生，江苏无锡人，1962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他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是中国历史学界的耆宿，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等。
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环境历史的第二代重要学者，开启了“欧洲早期殖民者对美洲的殖民改造”的环境历史研究领域。曾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耶鲁大学，现为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地理、美国研究学院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哥伦布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1972）、《生态帝国主义》（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1986）。
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现任英国沃里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的南亚史教授，在南亚环境历史和印度的后殖民后帝国时代的历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著有《饥荒：社会危机和历史变化》（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1988）、《殖民身体：19世纪印度医学和传染病》（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1993）、《自然的问题：环境、文化和欧洲的扩张》（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1996）。
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12卷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加雷斯 • 詹金斯（Gareth Jenkins）：著名中亚历史学者。
马立博（Robert B. Marks）：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重要著作有：《现代世界的起源：15世纪至21世纪全球生态述评》（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9），被美国多所大学当做世界史的指定教材；《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1998），是第一本研究中国环境史的专著；《中国：她的环境和历史》（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2012），是目前最为完备最好的中国环境史入门指南。
目录
译者序
作者简介
全球同此凉热
气候变化与历史
气候与近代世界环境历史
中国人对气候的态度
怕热的欧洲人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热是一种罪
发明热带性
对自然的殖民
怕冷的草原人
停滞的文明
——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
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
气候循环和成吉思汗崛起
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
气候变迁和农业衰败对罗马帝国覆灭的影响
“所有的人都跑了”
——17世纪中叶（1644-1683）的战争和环境危机
全
球
同
此
凉
热
气候变化与历史*
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天气，这并非偶然。美国的新英格兰人抱怨东风的到来1，中国人耐心等待着第一场春雨唤醒已经播种的土地，阿拉伯人一遇见陌生人就会询问雨到底下在了何方。同样的，埃及人谈论着尼罗河的涨潮，爱斯基摩人和朋友聊天时，很可能讲到可怕的零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然而，聊聊天气，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要说它内在的含义，没有什么比气候更能直接并严重地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了。如果说，人们受制于现今气候的影响，那么它恰恰印证了，不管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任何的气候变化都是极为重要的。认识到这一点，众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还有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在开始讨论自希腊时代以来的气候变迁。柏拉图（Plato）和一些学者谈到，古代希腊的气候比他们那一时代的要更为潮湿，森林植被也要比他们那一时代多很多。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声称，丢卡利翁大洪水（flood of Deucalion）2是个周期性的大气现象。亚里士多德指出，就像冬天会每年准时到来一样，极冷的天气和大降水也会在经过长时间后再次发生。换言之，他明确了气候脉动变化理论（theory of pulsatory changes of climate）。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这一理论鲜有提及。很多人更愿意喋喋不休地争论地球是在逐渐变干，还是逐渐变冷，抑或是逐渐变热。然而，那些争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气候遵循着缓慢的有规律的变化趋势。现在，却有一个让本文作者重新思考气候脉动理论的好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追赶上古希腊人的脚步3。
现代历史学家的确意识到了客观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气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更相信气候大体上是缓慢变化的，反对气候脉动理论所彰示的迅疾而深刻的影响。这个态度，在《地理期刊》（Journal of Geography）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露无遗，作者是密苏里大学的奥姆斯特德教授（A.T.Olmstead），他探讨了气候对一国国民之影响：
很久以前，人们就承认气候对人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气候对一长期居住在某国的国民的重要影响。埃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探讨气候研究在历史上的意义。在那里，气候又干又热，自然降雨实在是微乎其微，作物生长必须依赖尼罗河的涨潮。众所周知，尼罗河的涨潮是有季节规律的，而埃及一年四季的气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降水量也几乎为零，严重影响了土地肥力，每年仅有少量的主要农作物产出。这一切客观条件要求大量的体力而非智力上的投入。缘于此种气候条件，我们在埃及农民身上找到了这样一种性格特征：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们仍然像生活在古代一样，只关心如何获得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个体生存，进而建立家庭。然而，对于埃及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性格特征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影响，在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统治者都来自于外国，相应的，他们保留了异国的性格特征。但是，我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这些埃及的外族统治者们并未适应埃及的气候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逐渐变得虚弱无力，最终被当地埃及人消灭掉。换句话说，埃及的气候对埃及的辉煌文化的缔造者们，造成的却是负面的影响。历史意味着进化，然而，那些埃及农民身上所凸显出的气候作用下的停滞性格特点，值得被历史学家重视，以后的学者也许可以将他们的存在与更深远的历史关系进行分析。
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埃及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入侵者，而本土的埃及农民有史以来就保留着同样的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地理学家就只好同意历史学家的论调了4。但是，当把这样一个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埃及的入侵者，能够获得必要的财富、智趣和其他机遇来发展他们的禀赋，从而变成伟大的统治者？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观点就会大相径庭了。地理学家中同意气候脉动理论的人，无法回避一个结论，那就是由于气候脉动的变化，导致埃及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形成了周期性的外敌入侵和无政府混乱状态。另外，还有一个相对应的结论，不利的气候特征一旦被有利的气候特征所取代，那么人类社会又将重新繁荣进步起来。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外敌入侵和所有的繁荣，都和气候变化有关联，只是在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上，气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并不想在这里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后面两章《亚洲的脉动》（The Pulse of Asia）和《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谈及。我希望，可以集中注意力于目前研究的问题上，那是整个事物的关键所在。如果奥姆斯特德教授可以代表现代历史学家的新生代，他们的学说关注点应该和地理学家一致，集中在一点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气候脉动变化理论的真实性。奥姆斯特德教授的文章后几页，在否定了脉动理论之后，他总结道：
我们无法检验关于阿拉伯沙漠的理论是否成立。我们无法确定是否阿拉伯沙漠曾经比现在更宜于居住，更肥沃，更易于通行。很多的例子证明，阿拉伯沙漠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关于人和气候关系的最终结论是，在历经无数岁月之后，气候对一国国民的人口数量的影响是明确的，所有历史学家都得承认这一点。但是，这种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以往的人口变动可以证明负面影响这个看法。目前，气候脉动的理论似乎占据了历史研究的主导方向，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却一再否证这一论调。所以，历史学家是不能采用气候理论的，除非仅仅是作为他的历史大背景的研究之用。诚然，对于个别具体事件的影响，地理上的其他因素似乎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将目前所面对的问题一分为二。第一，是否过去的气候，比如自基督元年起，和我们现在的不同？第二，假设气候在过去两千年中有所变化，它是渐进的缓慢的变化，还是按照一个脉动的方式，即某些时期更为干燥，而某些时期更为潮湿？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要用到的证据类型是同样的。第一种是地形现象，比如河流阶地，湖滨，裸山的斜坡，干涸的泉水，高盐度河流，等等，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种证据包括考古研究，比如像帕尔米拉（Palmyra）5和伊兰德阿林（Ilandarin）6这一类的废墟遗址。在此类地方，过去曾经有过繁华的大城市，而现在的供水量连当时十分之一都赶不上，无法再承载曾经的人口规模。第三种证据和植物有关，比如森林、曾经的耕地等等。最后，所有这些考察所得证据，都必须和历史的文字记录相结合，比如关于饥荒的，关于已废弃的昔日的供水系统的，关于已无法通行的沙漠古道的记载，此外还有大量未被历史学家发掘和研究的资料。
利用以上三种证据类型来回答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气候是否是发生变化的，比起回答第二个问题，即气候是如何变化的，要容易得多。寻找人迹绝灭的地区，相对说来是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惟有最严密和谨慎的调查，才能揭示出过去整个时期，有些时候比起现今要相对潮湿，有些时候却更为干燥。这表明了，如果有新的方法运用到这个研究领域中去，研究气候的波动变化，远比研究现在和过去是否有气候差异要重要得多。如果其他各类证据都能证明气候的波动变化，那么我们将会轻松地推测出，过去的气候和现在比起来大体上是有差异的。由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新类型的证据，去证明气候的脉动理论的正确性。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接下来要用到的气候曲线的所有数据，都是准确无误的。我只是想说，这些证据似乎表明了气候的脉动形态，它以好几个世纪为周期在进行着变化。这个说法和奥姆斯特德教授显然大相径庭。我这里再次引述他的观点：“目前，气候脉动的理论似乎占据了历史研究的主导方向，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却一再否证这一论调。”
这个问题，不能随便地用“历史事实”来解决。长期徜徉在地质水文学、气候学、考古学等领域，我可以马上指出，植物学一门足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的根本，乃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的问题，而地理学家最终的结论必须被历史学家所接受。但是，当我们要研究某种可能的气候变化对历史的影响时，这一案例被逆转了。地理学家可能提出一些建议，但最后的结论还是由历史学家定出的。因此，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展现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相信气候变化的确在过去发生了，而且认为气候变化的某些方式对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我非常清楚，地理学家在提出某些建议的时候，很容易犯错，因为他的历史视野必然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我不可能将这种或那种事件的发生，绝对地归类为是由于某种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我只是认为某些结果，从地理学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探讨的这些气候变化的确发生过，那么它们一定对历史产生了某些影响。只有通过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角度的分析，我们才能更加接近真相。
篇幅有限，我不能细谈亚洲的气候变化的证据。但是我必须重申我的《亚洲的脉动》及其他已经出版的作品，这些文章涉及我三次探险亚洲的经历，我在土耳其帝国、波斯（现伊朗）、印度和俄国南部（现中亚五国），还有中国西部的三年探险，延伸于1903年至1909年，使我终于写成了气候变化的脉动理论。
最初找到的证据，只能描述比较大的气候脉动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我搜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细微的气候脉动变化也显得越来越清晰可见。但是，充其量，这些气候变化的曲线也只不过是接近于真相，因此，一些更确切的，比如说数学方法上的测量降水或其他气候因素的数据，是非常必要的。为了检验我的理论的普适范围，我接受了在华盛顿卡耐基研究院植物学系工作的麦克杜格尔博士（Dr. D. T. MacDougal）的邀请，共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Tucson）沙地植物实验室做研究，与此同时也对当地干旱的气候做了调查。我们的田野调查持续了两个季节，足迹遍布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以及和墨西哥接壤的地区，我们走访了干涸的湖、梯田和无数的遗迹，后来我们还去了墨西哥的南部和尤卡坦半岛。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洲的气候变化，也遵循了气候脉动的模式，而且和亚洲的气候变化趋势十分相似。1911年到1912年间，我在美国《哈帕杂志》（Harper's Magazine）和伦敦《地理期刊》（Geographical Journal）上，讨论过这个结论，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我们在亚洲和希腊找到的证据类型，主要是地形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另外还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证据，我将在华盛顿卡耐基研究院出版的《气候因素》（The Climate Factor）一书中，发表关于上述证据的详细论述。
目前，纯粹的地形学这一证据类型的研究，我们已经积累很多了，现在应该转向另一种证据类别，即用数学分析的方法使得我们的结论更加精确。为了使我在美国的研究不受到自己预想理论的影响，我采纳了亚利桑那大学的道格拉斯教授（A.E.Douglass）的建议7。道格拉斯教授发现，亚利桑那高原森林的老树的年轮的厚度和降雨量成正比。如果这些老树的平均增长的直径可以按年度标示出来，那么曲线的起伏变化，应该和每年的降水量的变化是一致的。
显然，老树的年轮保存了过去的降水纪录。我们只需要解读这些纪录，就可以回答气候脉动在数百年间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没有获得最精确的数据之前，我们先要减弱因树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小树要比老树生长得快），但是对于森林学家，它们有个规则性的规律，依其进行计算可以缩小误差。火灾、暴雨等事故也会影响生长率，但正如我已提及的那些文章和另一篇将发表在《美国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上的文章所示，在来自不同地区的大量的树木测量数据面前，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经过所有的数学误差纠正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能比较准确地标示出过去气候波动的曲线。以上过程是纯数学的，没有任何理论成分和分析研究，所以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在1911年和1912年两年间，我测量了450棵加州巨杉（sequoia gigantea）的年轮。幸运的是，为了历史研究的便利，这些树都被人砍成树桩或者木瓦，这些生长在内华达山脉的树林的气候环境，和亚利桑那的高原地带的气候颇为相似，冬天多雪，春天雨水持续至5月或6月，夏天则非常干燥，这片森林的需水量大于实际的降雨量。如果冬天的雪水比平时要多，或者春天的雷雨期延长至整个夏季，那么树就会长得比正常时候快很多。我测量的树木的树龄从230年到3200年不等。八棵树树龄在2000年以上，其中的三棵树有3000年。
通过这450棵树的调查，我创建了以下曲线，图中实线表示加洲的气候变化，虚线表示亚洲的气候变化，水平轴是时间，从左到右表示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1900年。曲线的最高峰表示最潮湿，对叙利亚、埃及和希腊等国而言，无疑意味着很好的气候，但对于德国或英格兰而言，则是典型的坏天气。曲线的低谷部分，表示了相对干燥，对像巴勒斯坦这样的地区来说，就是很糟糕的气候。待以后获得更多数据，这条曲线的细节还会修正。比如说，图中起初的强烈波动的曲线部分，其变动原因是由于我仅拥有少量的关于那一时代的树木数据，如果以后获得了更多那方面的数据，我相信这部分的波动一定会减弱。但是，整条曲线的大致形态应该基本不变，尽管也许公元前200年的波动会变得温和一些，且波峰和波谷的数值也不会如此极端。
图1.1
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1900年，亚洲气候变化曲线和加州气候变化曲线比较。图中实线是加州曲线，虚线是亚洲曲线。
不管将来的研究对这个曲线，在细节上做出多少改动，它的一个特点将无法磨灭，那就是它的弯曲波动性质。除了气候脉动理论，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说法来解释这一现象。除去最初的和较为不确定的那些曲线部分，公元元年的巨杉平均增长速度，要比公元1500年快了将近30%。但这并不是说，雨水也相应地平均多了30%，有可能是1500年的两倍，我们还无法确认具体的数值。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如果相对潮湿山区中高大的巨杉树生长速度降了30%，那么矮小植物肯定会灭亡好几次了。而且，我们不是按每年计算的，是以十年为一个单位，这就是说，如果以每年为单位，那么曲线的波动还会更为强烈。我们得出结论，在过去的三千年里，气候不但如该曲线的总趋势所示，总体上变得更加干燥，而且是以脉动的方式前进的，是以几百年为一个脉动期，同时降水量也在一直发生波动，使得土地的产出减半或者加倍。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一直局限在对加州的研究中，但是我们的结论却可以适用于亚洲和欧洲。为了做比较，我在表格中加入了虚线，它表示的是亚洲至1910年的气候脉动的曲线状况。这里的数据主要是我在写《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327页到403页）时获得的。那以后，我又了解到另外一些历史细节，对这条曲线做了一点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有一些更重要的修改。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这条曲线只是个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所做的探索性尝试，它最多也只能表达一个大致趋势，如同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的历史一样，罗林森（H. Rawlinson）8只能根据最近的考古挖掘，尽可能还原其历史的真相。
尽管关于亚洲的气候曲线是个初步尝试，它和加州巨杉所反映出的气候波动依然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当然，两者之间一定存在差别，有可能是加州和亚洲真实的气候差异所致，也有可能是对亚洲的气候数据的掌握不足造成的。
在气象学家和气候学家当中，有一个逐渐为大家所接受的概念，那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和另一个地区经常是同步的。就如沃德（R.DeC. Ward）在他的权威著作《气候》（Climate）指出的：“现在人们相信气候的振荡，在时间上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却在世界大范围内发生”9。因此，亚洲的气候曲线一定还存在很多未完成的修改工作，我相信它最终会和加州气候曲线达成很高的一致性。然而，不同纬度也会造成气候差异，更何况不同区域的风向，也会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海洋地区的气候变化或多或少和大陆气候相反。我的加州曲线，只是来自一个很小的陆地区域，介于北纬36度和37度之间，而另一方面，亚洲曲线介于北纬30度到42度之间，是各个不同的大陆区域合成的，所以后者更容易出现偏差。
我的亚洲曲线最具争议的部分，集中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这段时间的亚洲曲线是一条直线。原因很简单，我没有办法获得这段时间气候状况的资料。也许将来的相关数据，会使得亚洲曲线和美洲曲线一样，展示出同步的变化趋势。另外，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当有一些额外证据表明一段时间内明显的干旱的气候，正好有人类的文字记载，或者自然界保存下了清楚的证据，那么我会把亚洲曲线标得比我推测的值更低一点。比如说，人类公元7世纪时期，发生了很明显的人口凋敝，不正常的内陆湖的低水位线，饥荒，还有其他证据等等，都表明了那时气候非常干燥。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出干旱终结的确切时间，或者具体描述这一时期比起其他时期干旱的程度。所以，在亚洲曲线7世纪的地方，我另补充了一条虚线曲线，也许它更符合实际的情况。尽管，现在从这些曲线看来，加州曲线持续最长的下降，终结于7世纪中叶，大概在同一时期亚洲曲线达到了最低点。另一个几乎一样的例子发生在13世纪。有大量证据表明，亚洲在12世纪末13世纪上半叶，处于明显的干旱期，曲线降至最低点出现在13世纪初期，而在14世纪初期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不过，由于缺乏13世纪下半叶的资料，图中显示了我最初描绘的一个大致虚线的趋势。同样，加州曲线也显示出了这一相似的趋势，这表明了干旱情况不仅出现在美洲，也出现在同样纬度的东半球。类似的推论也适用于公元300年的干旱情况。很多人类遗址如今已经变成了无水地带，其他类型的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一定程度上，亚洲的下降曲线的其他部分有可能被夸大了，因为我有意让与干旱相映证的特别事件，对应在亚洲曲线中比较极端的低谷部分。
除去上述差异，相距遥远的亚洲西部和加州这两条曲线的相似性的确令人惊叹。特别是公元元年，公元1000年和1600年。二者的吻合绝不是偶然，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我们这两个曲线的证据资料，分别来自于世界上相隔六千多英里的各个角落，其中的一条曲线（亚洲曲线）的数据来源很分散，根据零碎资料汇总而成，我个人的解释成分很大。而另一条（加州曲线）则是完全依据两三千年的资料绘制的，不含个人的评判。然而，两条曲线却十分相似，甚至连某些细节都完全吻合。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是：第一，过去气候的情况和现在有所不同；第二，以几个世纪为周期乃是规律的气候脉动；第三，东西半球的气候脉动实质上是同步的。
如果这些结论可以站得住脚，那么气候的脉动就成为解读历史的一种全新角度。但是，至于它有多么重要，目前还没有定论。对于地理学家而言，特别是关注气候这一方面的地理学者而言，气候脉动比它实际的作用可能要显得更重要。因此，我希望严谨的历史学家，可以公正地运用气候脉动这一理论。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气候脉动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产生了影响。接下来，我应该简单地谈一下干旱加剧，而不是干旱减轻对人类社会历史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因为前者作用更明显，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篇幅有限。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我对亚洲的讨论是基于精确树测量的加州的气候曲线，但要让它比笼统推论的亚洲曲线更能接近事实真相。我意识到我的论点非常理论化，但是在一切重大的科学问题的早期，没有什么比理论更能备受争议了。我在《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一文251页中写了这一观点：“从原理上说，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古老王国，遭受不利气候变化之后，似乎都会出现人口锐减，战争，迁移，推翻旧王朝，文明衰落。而有利的气候变化，使得古老王国可以扩张地盘，变得强大，从而发展艺术与科学。”
气候变化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经济上。目前，像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国家，每隔几年就受到严重的庄稼歉收的影响。过去一个世纪以来10，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气候变化，甚至现在的情况可能要比19世纪初更为有利。然而，希腊的饥荒依然盛行，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治变动。如果一个国家像希腊一样，早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是人口稠密地区，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风调雨顺的好气候，就算是不会产生饥荒，新增人口也会给土地增加极大的压力。一个人口繁多的社会就要和不利天气进行对抗，以求生存。然而，长期的粮食歉收会迫使人们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也导致了本地居民力量逐渐衰弱，给外邦人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国家的购买力减弱，贸易凋敝，它曾经的商业伙伴就会开始寻求新的贸易渠道。我们知道，一国的购买力完全依赖于一国的自然资源，在古代，所有的国家资源其实就是农产品，所以庄稼的减产，就会导致外贸不旺，最终毁坏整个国际间的商业关系。然而，大量的降水却会产生出完全相反的效果。我们从纪念碑和碑文上可以看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易，在公元前7世纪处于最兴旺的时候，那时正是亚述人权力鼎盛时期。再比如，当罗马帝国处于帝国扩张的黄金时期，即在公元元年前后，在亚洲的干旱地区，穿越沙漠的商队生机勃勃，而且延续了好几百年。当然，或许还有其他的有利条件促成了这个时期的繁荣，但是粮食的长期稳定的产量，对于国家的繁荣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降水变化在农业上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农业人口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税收系统是基于一个农业收成良好的时期而制定的，那么当情况恶化时必然导致冲突。政府官员肯定要纳税人继续上交以往规定的数额，农民则声称他们已经无力缴纳以往的税收。然后，就像土耳其在最近干旱时期经常表现的一样，官员和他的走狗们就强力征收税款，不惜使用暴力勒索。这样的行径，如今我们经常在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那里有所目睹，那里的不属于统治阶层的人群的生活尤其困苦，少许利益就可以收买并随意驱使他们。在我看，似乎国内的民变和骚乱，都是由长期的粮食减产所致。就像其他很多例子一样，客观环境本身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一旦人为的因素掺杂进来，比如说掺杂了卑鄙的统治者的欲望，客观环境就有可能产生出巨大的后果。如果所有人都满足于现状，那么起义者似乎很难最终获得胜利。
由于长期的粮食减产引起的不满，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光是政治方面，其他方面亦如此。宗教遭到诽谤，在此情况下也是必然结果。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贫穷，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神没有别的人的神那么强悍，或者他们现在的宗教形式有问题；还有一部分人把他们的痛苦归因于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太脆弱，不能继续信奉他们原有的宗教。所以，痛苦和迫害也很容易滋生出来，那些对旧的宗教已经产生不满的人，很容易接受新宗教的热情分子的言论。穆罕默德（Mohammed）的出现，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他发起于7世纪上半叶，正值中东遭受着漫长干旱的最严重时候，如果没有穆罕默德这一天才人物，这样的干旱气候可能也不至于摧毁旧有的习俗。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因为长期干旱导致的不满和叛乱，穆罕默德恐怕也只会白费功夫，因为他要说服一个个安于现状而非早已渴望变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