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如果汤因比先生是在1945年写这句话，恐怕也不需要做多大改变——节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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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所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164—170页。
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
许倬云 孙曼丽
70多年前，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提出了气候与文化变化的相应关系，历史研究中即有了这片以天、地、人三角关系为讨论主题的园地1。最近研究气候变化的方法，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太阳放射能的变化，可由树轮变化及冰川冰块含有同位素数量得到精确的量度，而花粉分析也对于气候与植被及自然环境之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另一方面，史学工作者从过去未曾用过的史料中（例如葡萄成熟的时间，谷类市价的波动），摘出不少的气候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遂得以有密切的呼应2。
从长期的演变看，人类文化的演变在若干时期有比较剧烈的变化，而这些时段也正处在气候有显著变化的时期。里德 • 布莱森（Reid Bryson）及克里斯汀 • 帕多赫（Christine Padoch）编制了两个表，以对比人类文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步现象（附表一及二）。虽然两表之间的年代不能十分密合，然而其相应之接近，已足以显示气候当是人类历史变化的因素之一3。更有学者将气候变化的若干指标，与农产值的曲线平列，发现期间大致平行的关系。甚至气候指标、农产指标与人口资料对比，也有其相当平行的曲线，而且具有全球性的呼应（附表一及二）4。
附表一：世界各地文化主要变化时期
文化变化率由放射性碳定年法数据转换为由树轮年代法计算出的日期。算法根据E • K • 拉尔夫，H • N • 迈克尔和M • C • 韩合著的《放射性碳日期和真相》，该文发表在1974年《东北美洲考古杂志》，卷二，1—20页。（译者注：许倬云此处所列引用书目有误，特此更正）。
附表二：世界各地气候主要变化时期
a．气候变化的时间由生物上的和地理上的因素共同决定，进而换算成树轮年代的日期。参见E • K • 拉尔夫，H • N • 迈克尔和M • C • 韩合著的《放射性碳日期和真相》。
b．温德兰和布莱森合著《为气候事件标明日期》。
c．弗伦泽尔《北半球全新世气候变化的分布特征》。发表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以及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物理学协会关于长期气候波动论坛的会议记录，105—118页。1975年，日内瓦。
附图一：公元1000—1800年间气候变化与农产曲线图（Galaway页六）
编者注：作者笔误错将帕特里克 • 加洛韦（Patrick Galloway）写成了Galaway，可见本文注释4。此处是说参见加洛韦著《前工业时代气温和人口波动》，第6页的图。
附图二：公元1250—1820年间英格兰气候农产与人口（Galaway页十四）
编者注：作者笔误错将帕特里克 • 加洛韦（Patrick Galloway）写成了Galaway，可见本文注释4。此处是说参见加洛韦著《前工业时代气温和人口波动》，第14页的图。
如此大处着墨的比较研究，到底仍未能细致地解释人类历史与自然条件的关系，个案的考察仍当是验证解释的可靠方法。本文由联系中国的史事着手，也尝试实践太史公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的工作。本文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移动作为个案，因为欧亚大草原地居高纬度，气候干寒，植物的生长期相当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极不稳定，以此为考察的个案，“天”的因素比“人”的因素易于察觉。大致言之，温度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上下摄氏一两度，未能严重地影响人类生活。但是平均温度的变化，即使7月份平均温只是冷了一度，在温差起伏较大的内陆气候地区，即有可能对作物发生严重的影响。在冰岛地区，年平均温下降摄氏一度，可以缩短植物生长季节27%之多5。中国北方的草原，也是一个边际地区，微小的气候变化，可以立刻引发生态的改变，从而导致人类行为的因应，其显著的现象则是因此而迁徙南方。
中国与北边草原的游牧民族之间，自古和战靡常。不少人以为，游牧民族总想入侵中原，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中原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地区。大致说来，游牧民族只要能获得中原的若干物资（如丝帛、茶盐及谷类），能有出售北亚畜牧产品（如牲口及毛皮）的市场，游牧民族并不想要侵略中国。若游牧民族大量移入中国，必是在北方草原上有了住不下去的困难。天然灾难，每是使他们不能不迁徙的原因。在北方干冷的地区，水灾不可能出现，天然灾难不外是瘟疫与虫灾及过寒或大旱。蝗灾造成的灾害，也可以造成生活上极大的困难。举一个例子，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匈奴因为蝗灾而大饥，南匈奴向汉朝告饥，汉朝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建初八年（公元83年），北匈奴大人稽留斯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趋五原叩塞降汉。到了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匈奴降者五十八部二十万人。次年，匈奴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于是窦宪在永元元年（公元89年）出兵，将南匈奴击北匈奴，匈奴遂弱，漠北地空6。
蝗灾是突发性的灾难，颇难在历史上找出规律。自然灾难中，由于气候引发的天灾，则多少可有地理因素可以追寻线索。北边常有天灾，最严重者为酷寒及苦旱。前者缩短植物的生长季节，后者剥夺了植物生长的水分。塞外从牧畜为生，野无青草，则牛羊不能生息繁殖，饥馑接踵而至。二者之中，酷寒可由长期的气象资料中求取线索，本文之作即为尝试追寻史料中酷寒记录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关联性。
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长期有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国的记录。五代至辽金元诸朝，中国也曾屡次有北方民族的入侵。竺可桢氏根据中国物候史料推测中国历史上气温的变化，并与从格陵兰冰川冰块测得的1700年气温变化曲线相比（附图三），从这两条几乎平行的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到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均在偏于寒冷，而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7。
气温变化与北方民族入侵的时代如此契合，不能说完全是巧合。竺氏的发现，只是长期的趋向，气温变化与民族移动之间的关系，仍须由具体的实际史事考察。本文即拟从南北朝的气温变化及民族移动，以观察期间的相应关系。
竺可桢的气候曲线是由物候史料中求取。本文则从东汉到南北朝之间，正史五行志或其同类的记事中，摘取寒冷、大雪、陨霜及大风数项，以观察当时气温变冷的年度。凡此记事都属于中国本部的气象报告，但是，中国本部的气候，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影响至钜，而西伯利亚的气温尚不及蒙古地区为冷，则在中国本部趋寒时，其冷气团的来源，亦即北方的草原及沙漠，自然更为寒冷。记事中也有取自南朝诸史的，其未有五行志的史书，则从本纪中摘取，南朝辖地在长江流域，与北方又多了一层间隔，但是，长江流域尚且趋冷，则北方自必更寒。在排列这些记事时，如南朝正史所记为黄河流域的气象，则该项记事仍列入北方。东汉及魏晋，中国当是统一的，本应不分南北；本文也依个别记事所系地点，以决定其在北？抑在南？大风之中，原可能有来自海洋的台风。然而台风路线，均在南方沿海，北方受台风影响的地区，据竺可桢的分析，只有8月份台风可能达到山东半岛及渤海边缘（附图四）8，华北的大风，大率均因西伯利亚高气压，由于气压差距太大，强大的北方气流冲入华北。西伯利亚及蒙古地区越冷，吹向华北的干寒大风越强劲，也越持久9。因此，南方大风记事，遂以明白标为西北风及北风者为限，下文即为寒冷、大雪、陨霜、木冰及大风，各项记事的编年。并分为北方黄河流域及南方长江流域两部分，见于附录。
附图三：1700年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竺可桢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496页）
A．从中图物候所得结果。
B．从格陵兰冰块所得结果。
δ（18O）增加0.69‰则气温增加1℃
兹以寒冷年份的分布作为一图，附录中每年有一项记事即为一点，每十年为一期（附图五）。从附图二可以觇见，有几个寒冷期：（1）公元90至130年，（2）公元180至200年，（3）公元270至330年，（4）公元410至540年。其中第（1）（2）期的幅度小，寒冷的点数也少，第（3）（4）期则寒冷记事点数多，延续的时间长，尤以第（4）期为甚。以北方与南方两表对比，南方寒冷记事点数较少，延续时间也短，但仍能与北方大致相应。有了这几个比较集中的寒冷年份，即可考察这几个时期内，中国南北两方边外的民族活动情形了。
在上述第一期以前，北疆草原上的匈奴已经分化为南北两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军与南匈奴四道出征，建初元年（公元76年），乌桓兵也参加了战事，这一年南匈奴有蝗灾、大饥，汉庭还须出粮食禀给南匈奴的贫人。建初八年（公元83年），北匈奴大批人口叩五原塞来降，其时匈奴北面的丁零及东南的鲜卑，都向匈奴攻击。一方面固然是匈奴衰耗；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由于草原上的生态有了改变。
到章和二年（公元87年）北匈奴已内乱数载，加以饥馑，降汉者相继而至。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举北伐，破灭北匈奴，都未能将南匈奴迁回匈奴故地，南匈奴仍居住在塞内，尤其五原一带。永元五年（公元93年）是十分寒冷的一年，南匈奴有内乱，次年新降胡人二十余万俱反。汉军与乌桓、鲜卑合击新反匈奴，汉军乘冰度隘大破匈奴。永元八年（公元96年），余部亦降，分处北边诸郡。此后，匈奴余众时降时叛，又常受鲜卑攻击，逃入塞内。元和五年（公元140年），北匈奴最后的领袖也为鲜卑所破，诣朔方塞降汉10。这一时期的匈奴，有一批人想要北返漠北故地，也有一些人南迁入塞，似乎无人愿留在近塞的南匈奴。后汉书匈奴传中不见气候资料，但从上文“乘冰度隘”一语，匈奴似乎未料到汉军的进军路线，则公元94年当是难得的寒冷。
附图四：中国沿海8月份台风路线图（竺可桢著《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第37页）
附图五：公元90—590年寒冷纪事分布
中国西边是羌人。自从东汉初年，马援将先零羌移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羌人即已与汉人杂居。和帝永元四年（公元82年）迷唐羌反于小榆谷，次年汉军反击，在黄河上造河桥，迷唐率部远依赐支河曲，此后数年迷唐与汉军即在河曲与大小榆谷出入。永元十年（公元88年）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回到大小榆谷，迷唐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永元十二年（公元90年）羌人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汉在大小榆谷一带夹河列屯，陇右无复羌寇。此时降羌所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汉发诸羌征西域，诸羌尽反。永初五年（公元111年），连年旱蝗饥荒，汉人流亡，羌人也败于汉军。元初元年（公元114年）以后，十余年间，兵疲师老，终不能平11。
由这一大段羌祸的记载看来，羌人活动的地区旱蝗有之，但未见寒冷。而且汉人在河上立屯置守，也似乎并未遭遇十分恶劣的气候。是以这一地区游牧民族移动，大约与气候变冷没有明显可稽的关系。
第二个寒冷期，公元188年至193年之间，霜雪寒风常有记载，这一时期正当汉末，黄巾起义，董卓入洛阳废立，以至曹操兴起的几年。这个一般寒冷期，大致开始得更早，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有大寒的记载，而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中平四年、五年、六年至献帝初平元年（即公元187年至190年），连年太阳中有黄气、黑气、白虹等记载12。这些中国传统上当作不祥之兆的天象，事实上是日中黑子、日珥、日冕诸类，太阳活动的迹象。竺可桢认为，凡此活动往往也与寒冷气候有相当的关系13。在中国内部，却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北方的草原上，南匈奴已居美稷、安定，也经常受鲜卑的侵轶。灵帝末年天下大乱，南匈奴须卜骨侯与白波军合兵侵犯河内诸郡，不利还军，匈奴国人不愿接受退还的军队，须卜骨侯遂留军河东。献帝兴平二年，南廷空虚，而鲜卑钞扰不已，匈奴也卷在中国的内乱中14。乌桓与鲜卑都在兴兵。乌桓本来在匈奴的东北方，东汉初已渐南移近塞。匈奴乱，漠南地空，乌桓遂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4年）开始，乌桓常连接其他种族（如匈奴、鲜卑）侵犯边郡。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乌桓、鲜卑及南匈奴俱反，连兵寇缘边九郡。灵帝初乌桓诸大人纷纷称王，寇略青、徐、幽、冀四州。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蹋顿统一乌桓诸部。中国内乱，乌桓助袁氏，为曹操所败，乌桓万余落均徙入中国15。
鲜卑原在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不通中国。窦宪破北匈奴，鲜卑遂居北匈奴故地，匈奴余众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此后鲜卑时时侵轶边郡。桓帝时，檀石桓统一鲜卑，尽居匈奴故地，但每次寇边也不过数千骑。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鲜卑千余骑犯辽东属国，但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以数万骑入缘边九郡。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时不受鲜卑寇略，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鲜卑寇边，自春至夏，凡三十余发，汉兵三道出塞，大败而归。先和中（公元179年至183年）以后，檀石槐死，鲜卑的统一局面结束，大人世代传袭，各为雄长16。
乌桓、鲜卑的发展，都以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为划时代的一年。在这一年以前，其侵犯中国的军事活动规模都比较小，而在延熹九年夏天开始，都是全面的入侵。这一年是延熹七年冬大寒之后的第二个夏天。塞上的牛羊，一年大寒，春天未必有足够的青草；再一年，生计即受大影响。则为乌桓、鲜卑的忽然大举，殆因气候大寒而促成？
汉末大乱时，乌桓、鲜卑都未十分发达，紧附边塞，乌桓成为中国的雇佣兵，乌桓骑兵是曹操打天下的一支劲旅。鲜卑在汉末也不甚振，只有云中、五原近塞的轲比能，在公元1世纪20年代因汉化而比较强大。乌桓、鲜卑承继了匈奴的人众与地盘，不能长久在草原上发展，骤起骤落，终于仍以逐步移入中国为其大势。其中是否隐含着草原已不是有为之地？是否因为公元2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及公元3世纪初的十多年中，草原上的气候太寒冷了？甚至原在匈奴东北更寒冷地区的乌桓与鲜卑，尽可能南移，造成东亚古代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活动，是否也是受了寒冷气候的影响？
第三个寒冷期在公元270年至330年间，尤其公元277年至291年，连年都有寒冷的记事，霜雪风寒，史不绝书。在这以前，三国鼎立，在北方的魏与西方的蜀，都曾招引不少羌胡人口入居中国。在西晋初年，塞外人口的移入中国者次数更多。魏武帝时，匈奴又有二万余落归附，入居河西故宜阳等地。曹魏时已居住在今日山西汾水流域的五部匈奴，已分散在平阳、西和、太原、新兴、上党、兴平诸郡。太康（公元280至289年）中，又有三批匈奴归附，一次二万九千多口，一次十余万口，一次一万多口。匈奴共分十九种，各按部落分布在幽、并、雍诸州，而以并州（山西北部）为最多。除匈奴外，北边的杂虏内附者，咸宁二年（公元277年）有千余辇，太康十年（289年）有男女十万口17。而在气候的起伏看，公元3世纪末的二十多年，正是酷寒的时代。
匈奴的后面，乌桓与鲜卑已迁入匈奴故地。乌桓进入中国，正在三国纷扰之时，乌桓骑兵先后成为袁曹势力的骑兵部队。嗣后在中国的内地，乌桓仍时时出现，如石勒曾徙平原的乌丸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符坚曾徙关东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及北地。基本上，乌桓已在中国，其移动也并非自动的18。
在晋初，关中地区羌人已不少。魏蜀相持，双方都引羌胡以困敌自重，是以关陇一带，鲜卑氐羌无不有数万人口，江统《徙戎论》即明白揭出当时的民族问题，所谓“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而六郡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人口之众，过于西戎”，甚至本来徙入中国时只有户落百数的句骊，也已“子孙孳息，今以千计”19。
大批已居住在中国境内，或邻近中国边塞的外族，终于造成中国历史上“五胡乱华”。若以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凉州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及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冯翊北地的羌胡起事，氐帅齐万年称帝当作五胡乱华的开始，而以淝水之役（公元383年）作为一个阶段的结束，则这个时期大部分正与第三次寒冷期相当。这一段时期内，人口的大迁徙，基本上是走向南方。汉人往南走，早在东汉即已开始。晋初，北方扰攘，兵连祸结，不少人在永嘉以前已陆续南迁，尤其靠北方的州郡幽、并、司、冀、秦、雍，蝗灾大疫，并以饥馑，人口大减20。往南逃亡的例子，如河东、平阳、弘农、上党的百姓流亡到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21。凡此人口的移动，天灾人祸兼而有之，天灾之中既已说明了有蝗灾及瘟疫，则气候的变化反而是次要了。
至于北方边外的情形，最堪注意者为鲜卑诸部落的情形。轲比能之后，鲜卑的后续部落如东部的宇文，中部的慕容，及辽西的段氏，都从东北方步步内迁。例如慕容廆在元康四年（公元294年）由辽东北迁到徒河的青山，在大棘城（今辽宁义县）建国22。
拓跋鲜卑是鲜卑部族中另一后起的“别部”，其先世在第三次寒冷期中叶，有重要的发展。拓拔鲜卑的发源地，最近因为发现了其先世的石室宗庙，已可确定为黑龙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大兴安岭23。拓跋氏祖先宣帝，所谓第一推寅，时当东汉初年，北匈奴的西迁，南匈奴南迁近塞，拓跋鲜卑遂南迁大泽，（可能为蒙古的呼伦湖附近）因为地土昏冥沮洳，更谋南徙。七代以后，献帝所谓第二推寅，又率部南移，其子诘汾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拓跋鲜卑并不只是留居塞外，其中一部迁河西，晋武帝时起兵的秃发树机能即出此部。拓跋的本部原在云中，在其始祖力微时代，已兼并数部，控弦二十余万。力微三十九年（公元258年）迁居定襄之盛乐（和林格安县北）。其子猗卢等三分部众，分居上谷、代郡、定襄，已有众40万。穆帝猗卢三年（公元310年）拓跋要求晋并州刺史刘琨，割陉岭以北马邑、阴馆、楼烦、繁时、崞五县地，刘琨出五县百姓，空地以让鲜卑，拓跋徙十万家充实这一片代郡、西和、朔方间的新领土。穆帝遂以盛繁为北都，平城为南都。什翼犍时，拓跋始置百官分掌众职，有了国家规模，国号为代（公元338年）。公元336年10月，什翼犍征匈奴刘卫辰，河冰未成，什翼犍以苇草散布冰上，冰草相结如浮桥。足见10月已可结冰。公元375年符坚遣大军20万伐刘卫辰，击败拓拔鲜卑，什翼犍率部众逃居阴山以北，国众离散24。
拓跋部建国的过程，实与其南迁的过程相重叠。由昏冥的大泽，进入陉北五县的地区，拓跋鲜卑经过了曲折的途径，始得进入塞内。什翼犍在公元310年要求刘琨割陉北五县土地时，其原有领土其实已相当广袤，而要求的中国土地，既非十分肥沃，又不是无人的空地。移入的新领土并无足够的引力，则其迁徙动机只能归之于原有地区的推动力了。公元3世纪最后20年，及公元4世纪的前10年，气候连年寒冷，也许这是什翼犍要求强入塞内的重要理由。
刘卫辰是匈奴别部，原在朔方，受符坚封为左贤王。刘卫辰曾遣使求符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往”25。这个要求反映了游牧民族季节性的要求。塞上春晚，一冬牧草已尽，春草未生，必须南来放牧。经夏之后，草原上又有了丰草，秋高马肥，是以秋季又要回到草原。塞北气候越寒，春天越迟，则季节性的移牧遂更有需要。冬天移入向阳的谷地，反而并不必须南牧了。在干旱的年份，“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时有小泉，不济大众……要待秋冬，因云而动”26。刘卫辰的事，求田内地，春来秋去或许也证明了当时气候的情况。
第四次寒冷期，公元410年至530年，又是寒冷记事特别多的一期，时间也持续最久。其中又有几个小时段：公元408年至415年、425年至464年、500年至511年，这几个时期更是霜雪风寒不断，中国北方的大事，则是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迁都在公元494年，然而迁都的计划则于永兴（公元409年至413年）、神瑞（公元414年至415年）已有所讨论。这时北魏在平城一带已有相当规模的屯田，农业已部分取代畜牧。北魏在五原有别部三万余家，每年产穄百万斛27。大约北魏主要依赖北徙的降户及“新民”，计口受田，从事农业生产28。但是平城地区太偏北方，出产并不多，而战争的开支甚大，是以魏书食货志说“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瞻矣。”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又不熟，以致“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太宗拓跋嗣因为饥荒，计划迁都于邺城，后来应崔浩劝谏未迁29。
崔浩的建议是，移饥民就食。据崔浩传，崔浩与周澹所持理由是，“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数州之地……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太宗同意之后，却又提出问题，“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后不熟，将如之何？30”这一段对话，可以反映北魏农业生产量的不足。主要原因，仍然是地太偏北，霜冻风寒，植物生长期太短，是以荒歉不断。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雁门及代郡大饥，秦州也民饥，诏书“春旱至今，野无青草”。据魏书灵徵志，公元5世纪末，西北大风的记载，常常不断。大风以春季为多，即是北方高气压造成的强劲气流，干旱寒冷，均由此而起。春夏陨霜的记载，常与大风记事相先后，即是整个北方都为寒冷的高气压笼罩所致。平城一带自然更比黄河流域干寒，北魏六镇的情形也是如此。魏书灵徵志记载几次异常的酷寒，如公元425年10月大雪数尺，447年5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458年9月平城大风，雪深三尺31。孝文帝在公元493年确定洛阳的计划，而487年至490年间，正是大风陨霜极为频繁的几年。迁都大事由太宗时即有计议，至此方得实现，也可能气候造成的饥馑，已到了非南迁不可的情势。
北魏迁都洛阳，塞上及塞外仍然是寒冷不堪，接下去即是居住在北方的柔然不断南侵，留居北方捍御柔然的六镇，也在第六世纪举兵内向。
柔然，在魏书称为蠕蠕，原来也是鲜卑的别部，第五世纪时在漠北游牧，收匈奴高车，成为北方一大势力。北魏常受柔然的侵略，也曾大败柔然。北魏太宗神瑞年间讨论迁都事时，崔浩即提出迁都以后，将难以防堵柔然的侵轶32。公元487年，柔然后面的高车脱离柔然势力，520—521年高车连败柔然，柔然婆罗门汗退漠南，然后走投凉州，降于北魏。公元523年婆罗门的从弟阿那环又脱离北魏，但在六镇之乱时，受北魏之命消灭六镇，柔然遂称雄漠南。直到公元552年，柔然后面的突厥又袭败阿那环。柔然的兴亡，充分代表了草原上一波又一波的民族移动，柔然压在北魏后面，高车压在柔然后面，而突厥又在高车后面。第六世纪（公元516年）高车已屡败柔然，但公元546年突厥却邀击高车，取代高车成为漠北的主人。公元563年，突厥木杵汗俟斤遂蔚为大国33。北魏与柔然第一次直接冲突是在神瑞二年，柔然南徙犯塞，北魏太宗亲往抵御。其时“寒雪，士众冻死坠指者十二三”34。太延二年（公元436年）柔然又绝和犯塞，这一年“漠北大旱无水草，军马多死”35。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安置阿那环于怀朔镇，其地宽平原野弥沃，乞粟为田种，诏给万石。次年阿那环众大饥，入塞寇抄。有种子不能生产，当与气候有关36。这几次柔然南犯，似乎都与气候有关。
北魏六镇，原是为了防卫北边而设。北魏迁都洛阳，留在北方的六镇军民，社会地位低落，生活也甚艰苦，终于起兵向南，造成了北魏的分裂，开创了北齐北周对峙的局面。正光五年（公元524年）沃野镇的破留韩拔陵起兵，诸镇响应，遂开始了六镇大乱的局面。如上文所述，这时的柔然阿那环的部众大饥，则同在沃野镇的六镇军民也可能因饥馑而起兵，否则，单以一个“戍主率下失和”，也不致引起诸镇俱应的燎原之势37。其实，六镇的饥馑并不在公元523年开始，早在景明年间（公元500—503年）已是“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惟有水田，少可菑亩”。可是，较好的田地又被主将参僚占去，佃农生活自必穷困38。
从上文讨论，可见北方草原民族的移动，每以南迁为目的。民族移动，须有引力以及推力，否则不能取得移动的即时动机。引力者，中原若有内乱，边防空虚，甚至邀约北族为援，则北族自易成军南下。中原人口减少，劳力不足时，北族的劳力也可能以零散的方式，迁入边塞，担任佃作劳力。推力者，原居地生活条件不佳，或是后面更有其他民族压迫，则北族也有南徙之动机。后面有人推挤的局势，仍须归结到更北地区的生活条件有了问题。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忽然生计不足，最大可能即是因气候变化引起。北土植物生长期本已短促，塞外干寒，可以容忍的变化边际极为微小。气候一有改变，越在北边，越面临困境，于是一波压一波，产生了强大的推力。
本文所拟考察，即是中国历史上中古的寒冷期内，气候与民族移动之间，有无呼应的关系。所惜气候史料并不充分，于是天气与人事间的相应，难以建立密合的因缘。然而由其大势观察，天人之际的呼应，仍可说是相当的明显。
附录（一）：北方寒冷纪事的年度
附录（一）：北方寒冷纪事的年度
附录（二）：南方寒冷纪事的年度
注释
[1] 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文明和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amt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15年。
[2] T • M • L • 威格利（T. M. L. Wigley）、M • J • 英格拉姆（M. J. Ingram）和G • 法莫（G. Farmer）合编《气候和历史：过去气候和它对人类的影响的研究》（Climate and History: Studies in Past Clim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Ma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3—50页，51—137页。扬 • 德 • 弗里斯（Jan De Vries）：《衡量气候对历史的影响：寻找合适的方法》（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on History: The Search for Appropriate Methodologies），载《跨学科历史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0年，599—630页。
[3] 里德 • 布莱森（Reid Bryson）及克里斯汀 • 帕多赫（Christine Padoch）：《历史的气候》（On the Climate of History），收录在罗特伯格（Rotberg）和拉布（Rabb）主编《气候和历史：学科间历史研究》（Climate and History: Stud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3—17页。
[4] 帕特里克 • 加洛韦（Patrick Galloway）：《前工业时代气温和人口波动》（Long Term Fluctuations in Climate and Population in the Preindustrial Era），载《人口和发展评论》（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第12期，1986年3月，1—24页。
[5] 里德 • 布莱森（Reid Bryson）及克里斯汀 • 帕多赫（Christine Padoch），见前注。
[6] 后汉书集解，89/8—11
[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495—496页。
[8] 竺可桢：《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竺可桢文集，34—40页。
[9] 竺可桢：《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同上，179页。
[10] 后汉书，匈奴传，89/9—15
[11] 后汉书，西羌传，87/10—17。
[12] 后汉书，五行志，18/10
[13] 竺可桢：《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竺可桢文集，54页。又同氏《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同书，61页。
[14] 后汉书，89/18—19
[15]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90/2—5。
[16]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90/5—11
[17] 晋书，武帝本纪，3/10及14，北狄传，97/10—11
[18] 晋书，石勒载记，104/11。苻坚载记，2/9。
[19] 晋书，江统传，59/2—4，文帝纪，2/9。
[20] 晋书，食货志，26/8。
[21] 晋书，王弼传，100/2。
[22] 晋书，慕容魔载记，108/1。
[23]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2）1—7
[24] 魏书，序纪1/1—10，刘琨割陉北五县事，亦见资治通鉴考异卷四，永嘉四年十月，“刘琨以地与猗卢”条，引刘琨集“与丞相笺”，在这条史料中，刘琨说明割地的要求来自猗卢，及迁五县户三万余家于陉南。
[25] 魏书，铁弗刘虎传，95/8。
[26] 魏书，源贺传附子怀传41/6。
[27] 资治通鉴卷108，晋太元二十年八月。
[28] 魏书，太祖纪2/7。
[29] 魏书，食货志110/1。
[30] 魏书，崔浩传35/1。
[31] 魏书，灵徵志112/4—6，8—9
[32] 魏书，崔浩传35/1。
[33] 魏书，蠕蠕传103/1—9，高车传12—14，同书突厥传99/1—3。北史，蠕蠕传98/1—11，高车传98/14—16
[34] 魏书，蠕蠕传103/2—3。
[35] 魏书，蠕蠕传103。
[36] 魏书，蠕蠕传103/8—9。
[37] 北史，魏广阳王建传附渊传16/14—15
[38] 魏书，源贺传附子怀传41/5。
说明：原文属汉语繁体字，写作时间距今稍远，语言习惯与现代汉语有所差异。为保持原文风貌，译者除转换为汉语简化字外，其余基本不作改动，包括文中的帝号与年号、帝号年号与公元纪年的对应、原文注释对引文出处的注释方式等方面。
* * *
* 选自严文郁等著《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235—256页。
气候的循环和成吉思汗崛起*
加雷斯 • 詹金斯（Gareth Jenkins）
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长期冲突，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片段里，留给我们的概念是一种难以平衡的关系。定居型的社会，从西方的哈德良（Hadrian）的罗马帝国，到东方的西汉时期的中国，都筑起城墙和壁垒来区分自己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地盘，并非是要封闭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1。
可是，时不时地就会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打破这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平衡。然而，其间没有一个事件，像成吉思汗在13世纪的崛起一样，具有那样的毁灭性，且持续那样长的时间。尽管历史学家对它的重要性的理解，是从人所共知的农业文明的记录中获取的印象，然而对于驱使蒙古人大举出兵这一事件的背景，或者它的动机，至今还很模糊。的确，研究工作的主要精力2，似乎不是放在了批判，而是全盘接受。一大堆马后炮式的添油加醋的传说，民间故事，半神秘的蒙古人族谱，蒙古编年者的圣徒似的热情；更进一步，所有这样乱七八糟的说法的金字塔顶端，却是一个很小的局限在当代史料上的备受争议的源头，正像洪业（William Hung）的《蒙古秘史》源流考（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一书所要告诉人们的3。即便如此，其他各种说法仍是层出不穷，从根本上讲都是捏造或虚构，下面一段文章就是例子——
蒙古人在十三世纪早期突然爆发出的侵略性的能量，至今还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谜团。把它和自然科学做一个类比，那么一种心理的爆发的确是发生了。人们普遍认为，最初的七世纪的阿拉伯人的扩张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对新的宗教的狂热和痴迷……类似地……一个十三世纪的历史学家，格雷戈里 • 阿布-法拉杰（Gregory Ab-ul-Faraj），如此评价成吉思汗的指导思想：“这样的行为（即一个迫切的意识形态的鼓动力量——要征服世界，并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和平）和蒙古人对神的信念，就因了这个原因，他们可以不断地征服新的地盘，而且将会永远持续下去4。
其他一些论点，援引新的证据来解释蒙古社会的凝聚力，其对南方农业社会的前所未有的侵害。包括如下说法：善于骑射的蒙古弓箭手所向披靡，展现了蒙古强大的军事优势5；无与伦比的军事组织，军事后勤和耐久的蒙古士兵6；从中国和朝鲜传进来的新的冶炼技术，金属的军事武器（特别是弓箭头，人、马的盔甲），由此搅乱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而且让天平倾向了蒙古一边7。此外，马的驯化，游牧运动和由此造成的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有为了赢得更多的牧场（蒙古的最脆弱的那些部落被驱逐了，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运用于蒙古游牧民族的历史）。蒙古内部的宗族间和部落间的争斗，也被认为是一个机制，作为解释一个普遍的游牧民族迁移的理论8。还有，所谓的永恒的游牧民族对战利品的欲望，和对农业民族的劫掠，在文学作品中成了最常见的观点9。其他比较老的说法里，比如“铁血政策”（或者上帝的惩罚）理论10，或者是草原上的物竞天择（譬如，说是鲜血浸染的土地上，只适合好斗的充满侵略性的武士生存11）——诸种用来解释成吉思汗个人崛起的说法。然而，种种说法中，没有一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所有上述那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会起作用。
我的这篇研究论文，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观点的大致轮廓12。我的论述是建立在科学数据上的，与上面说的那些理论不太一样，我的理论当中有一部分，早已被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和欧文 •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识到。
蒙古人，在过去，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要占领更加广阔的地盘，占据像他们现今居住的那么大地盘就可以了。即使随后发生了整个蒙古民族大迁移，对欧洲和亚洲的历史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哪怕就在这场大范围移动之前，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做一个假定——过去的蒙古人的确是习惯性地迁移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很难否定一点，这样大范围的人口徙置，一定和气候的变化有关系。地质学方面有证据表明……蒙古和附近的中亚地区的气候，逐渐变得干旱了13。
需要注意的是，我的观点和上述论点存在不太一样的地方，即每年平均气温的循环波动，与降水或干旱的循环波动有所不同，而且前者在中亚的气候变化中占主导作用14。我认为，当整体的气候在中亚发生变化的时候，气候变化足够引起政治上的后果。
卡庇尼的修道士约翰，在1246年参加了在卡尔库伦姆15召开的忽里台16，他描述当时的气候特征：
这里的天气显得极其不正常，在盛夏时节，其他地方通常都会非常炎热，这里却有恐怖的打雷闪电，很多人已经死掉了。同时还飘起了大雪，飓风呼啸而至，带来寒冷的空气，风速之大，有时人们甚至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爬上马背……这里的夏天，天气忽冷忽热，很是反常17。
近来的古气候学研究，特别是在长期的年平均气温波动的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精确的天气事件，和与之相应的气候数据18，可以解释卡庇尼修道士观察到的天气状况。就本篇内容说，在蒙古人大举侵犯的动机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就是，从公元1175年到1260年间，蒙古草原上的年平均气温，出现一个持续的急速下降的现象。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我们已经获得的气候数据可以分四个类型。第一，从公元前5000年至今，挪威的雪线测量数据。第二，从公元前1500年至今，从冰岛、瑞士和阿拉斯加的冰层里，收集的冰川的测量数据。第三，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在比较可信的资料中，如中国北方的文学作品和地方志中，记录的天气波动情况，按时间加以编纂。第四，从公元850年到1700年，俄国东南部和南部的气候变化的记录，此类数据，或多或少是从俄国编年史里的资料，或从在俄国南部旅行的人的描述中得来的。四种数据，所描述的地方往往离蒙古非常远，但是，让这些数据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理由是，历史上恒定的欧亚大陆的地理形态和天气模式，以及这片大陆所处的东半球的循环规律的一致性19。我们手头的这四类数据，在这个方面就显得非常吻合了，尽管它们关注的地区非常不同，而且类型也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