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数据类型中，共同支撑一个假说。那就是：成吉思汗其后举行的出征，先是成功地将那些吵吵闹闹的喜欢内讧的臣民组织在一起。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蒙古家乡的气候突然恶化了，而不是人们惯常说的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或者是他的领导才能，更不要说什么统一世界的大想法了。
有反对者，反对纯粹机械主义的或者环境决定论的论调。他们反对那些非人的因素，比如天气变化完全决定了国家的命运。诚然，他们这些批评是正常的，然而我的目的仅仅在，试图提出如下议题：即气候因素在成吉思汗的这一事件中，具备足够的诠释价值，应当将它和其他研究成吉思汗崛起的文章中的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以使对成吉思汗的崛起做出一个更为合理的全面的分析20。
感兴趣的读者，此刻也许希望可以利用之前引用的那些资料，来检验我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接下来，我展示的是一个简单的图表概况，总结上面描述的四种天气数据，此外我还有一个天气假说的概况，用以解释蒙古历史。这是一个合成型的总图（图一），展示四种天气数据类型和各自指示的天气变化趋势。读者会发现，这些数据都直接和横坐标上的时间对应，在图的左右两边，共有四个区间（A B C D），垂直于时间轴，读者必须注意这一点21，结合表一下方所列的注释，这样就可以准确理解上述四条曲线的意义22。
图一 中国、俄国南部和挪威的气温数据对比，以及三者与冰原的数据关系
时间轴上的凸起标示了剧烈的冰川扩张运动。
A．虚线为中国北方平均年度气温，目前的平均气温为零度，浮动范围在正负4度之间。
B．直线为挪威雪线的海拔高度，在1200米至2000米之间。目前的挪威雪线海拔高度大致在1650米。
C．点线为乌克兰极度寒冷冬天，农业灾害，以及毁灭性的冬季暴风雪的发生率。有记载的此类事件大致每隔五十年发生一次。另见注释18。
D．破折线为克里木半岛的气温变动曲线，浮动在4度到14度之间。目前的平均值在10度到12度之间。时间上的箭头标示了快速的冰川扩张。
时间轴上的数字变化并不一致：从左至右，时间变化逐渐减缓。
很明显的是，公元1100年，在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图一虚线A）年平均气温突然开始下降。到公元1200年，有记录的数据表明年平均气温掉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低点，从公元前1500年算起，1200年的气温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寒冷的时期。从公元前2000年到目前，中国的气候数据和挪威的雪线（图一实线B）的上下波动如出一辙（年度的平均高度高于常年积雪区的水平，标示了年度平均气温）。此外，上述两类数据，也和俄国南部的气温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俄国数据分成两组：一个是描述乌克兰的环境（图一点线C），另一个是描述克里米亚半岛（图一点划线D）。这三组数据，又依次和从格陵兰岛到阿拉斯加的冰川进退是同步的。整体的地理范畴是沿着等温线发展的，包括了整个蒙古地区23。急剧的冰川生长期（即发生了急剧的气温下降），在图一中用竖直的箭头标示在水平的时间轴上。
通过对文字记录和对数据的运用，在目前对蒙古气候的讨论中还算不错。比较世界气象学中有关降水/气温带这一类的研究表格，至少对目前的学者和作者的帮助是，任何人试图决定蒙古和中亚历史上的气候模式的进程，通过比较和类比的方法，若没有考虑到气温数据的），就会让人对他们的论点发生怀疑。除了北非和中非，世界上很少有哪些地方降水模式和蒙古非常相似，进而可以比较两者的气候数据，以求得相互印证。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地区（北非和中亚）在气温上并非联系在一起，因为两者不是处在同一个大陆气候的系统之下。这也是过去的一些理论家，这方面的著作的一个主要弱点（比如说亨廷顿，见注释11）。
在另一方面，北半球大片地区，特别是欧亚大陆，拥有一个广泛地相似的气温波动，由可预知的连续的等温线连在一起。对这些地区，运用气温数据，再加上比较的研究，这样，通过更加遥远的但在气候上是有联系的地区的气候数据，就可以帮助证实和补充那些我们主要感兴趣的地方的稀少数据。另外，毫无疑问的是，全世界范围的等温线24，从公元前8000年以后，就一直未曾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各个大陆内部的气温等温线水平。最后，人们可以发现，图一的不同曲线，意味着地区内部亚系统气候的存在，也不完全被世界的统一性压倒了。但是我们还是很清楚地看到，各个地区代表的总体上模式和趋势都是一致的25。
现在我们可以作简化考虑，以上气候数据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某些意义。公元1200年，当气温大幅下降的时候，意味着在至少2000年的人类历史中，它是空前的，必然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于游牧民族和游牧经济，特别是12世纪和13世纪的蒙古，它的经济和生存物资都紧紧依赖于畜牧业以及打猎26。突然恶化的天气情况，就像由这些数据所显示的，非常恶劣地影响了整个草原牧场，而草原对牲畜和猎物是性命攸关的。至于当时的恶劣程度究竟怎样，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记录了一些可以用作类比的气候变化数据。
……在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在二十英寸……人们可以在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放养超过六百头的羊群，如果年降水只有十三英寸的话，那么只能维持大概一百头羊，而跌到了十英寸的时候，只能养活十头羊。当降水下降35%的时候（即从二十英寸到十三英寸），这就是说，大概80%的羊群就没了……27
与本文所说的背景更加相关的生态机制是，有数据表明，蒙古人的栖息地和其他草场，相比现在的平均气温，气温下降了5到8摄氏度的，这说明当时的蒙古草原面临了严重的打击。遗憾是，目前这方面的数据还很缺乏，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和气候下降，以及持续的或者上升的降水量水平有关的数据，那就会非常有价值。因为，两项配合起来，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来说，带来的是冬天的降雪和结冰，这对它们是很致命的。
总结一下。我的意图在，要证明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气候下降使得蒙古草原上的宗派间的内讧和仇杀全终止了，这样，使得他们可以在成吉思汗这一军事头领的率领下，重新组建起来。也许，还有比我更激进的人士，认为当时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当蒙古人遭遇这样的自然挑战时，草原上的人们重新组织在一起，摒弃前嫌，他们的继续存活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诚然，蒙古人，“……一个不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国家，征服了那些总人口加在一起有一亿之多的众多国家”28，他们对征服的渴望，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身后的气候打败了29。
注释
[1] 欧文 •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国的中亚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2年，xlii—xlv页。另参见弗雷德里克 • J • 特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罗马和中国——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39年。
[2] 例子参见雷内 • 格鲁塞（Rene Grousset）著，麦凯勒（McKellar）和赛诺（Sinor）译：《征服世界》（Conqueror of the World），纽约，1966年。对于蒙古人族谱的研究参见丹尼斯 • 赛诺（Denis Sinor）的《中亚》（Inner Asia），发表在《历史—文明—语言》（History-Civilizations-Languages）；大纲（A Syllabus），印第安纳，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9年，54—55页。
[3] 洪业（William Hung）：《〈蒙古秘史〉源流考》（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lol），发表在《哈佛亚洲学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51年，第14期，433—492页，特别是485页。
[4] 乔治 • 维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蒙古人和俄国》（The Mongols and Russi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年，5页。
[5] H • 德斯蒙德 • 马丁（H. Desmond Martin）：《成吉思汗的崛起和他对中国北方的征服》（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 and His Congquest of North China），巴尔的摩，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0年，11—47页。
[6] 乔治 • 维尔纳茨基，第4页，还有其他与此主题相关的研究。
[7] 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84—90页。
[8] 参见特加特，232页，等诸如此类的在18世纪末的西方文学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9] 乔治 • 维尔纳茨基，3页，再次，体现了很多作者的观点。我认为，恰恰与之相反，蒙古人跳出他们传统生活领地对其他地区进行劫掠的最明显的原因，要么是社会秩序混乱要么是生活物资匮乏。
[10] 亨利 • 豪沃思（Henry Howorth）：《九世纪至十九世纪的蒙古历史第一部：蒙古领土和蒙古卡尔梅克语》（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rt I, The Mongols Proper and the Kalmuks），伦敦，1876年，x页。
[11] 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文明的主流》（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纽约，耶鲁大学出版社，1945年第一版，193页。
[12] 亨廷顿，574页和第28章，在某些程度上已经涉及到了本文的主题，但是主要是建立在干旱循环的数据之上。另引用在特加特（Teggart），233—235页。无法将这种气候数据运用在蒙古——半干旱的草原——已经被G • F • 哈德孙（G. F. Hudson）在他的《哈德孙笔记》（Note by Mr. G. F. Hudson）明确提出，收录在阿诺德 •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3卷，纽约，1962年，453页。哈德孙指出，简单的说，干旱情况恶化后，会扩大半干旱游牧环境，并向北偏移，同时，农耕文明的土地减少，并向南偏移。简言之，干旱也许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少数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但是，是否干旱情况下的草原的情况还能保持稳定，还很难说。相反的情况，即降水量增大，参见注释19。
[13] 欧文 •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中亚沙漠商队的路径》（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发表在《边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1929—1958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62页。
[14] 编者注：这是詹金斯区别于亨廷顿的重要所在，他的看法更倾向于气温变化，而不是降水变化。
[15] 编者注：古代蒙古帝国旧都。
[16] 编者注：蒙古语的宗亲盟会，通常为推举大汗等重要事件而召开。
[17] 卡庇尼的修道士约翰（John of Plano Carpini）：《蒙古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重印在克里斯多佛 • 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编辑的《蒙古的使命》（The Mongol Mission），伦敦，1955年，5—6页。
[18] 艾曼纽埃尔 • 勒 • 罗伊 • 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发表了他的畅销之作《盛宴的时节，饥荒的时节：从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历史》（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新泽西，1971年。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皇家气象协会在帝国学院召开国际座谈会《世界气候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元年》，伦敦，1966年4月18—19日，特别是戈德斯维特（Goldthwait）、兰博（Lamb）、刘易斯（Lewis）、伍德霍夫（Woodhoffe）和索耶（Sawyer）等人的文章。
[19] J • S • 索耶（J.S.Sawyer）：《普遍大气循环中的可能性变动》（Possible Variation in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of the Atmosphere），收录在皇家气象协会（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的《世界气候》（World Climate），218—229页。C • E • P • 布鲁克斯（C. E. P. Brooks）：《世界气候历史》（History of World Climate），发表在托马斯 • F • 马隆（Thomas F. Malone）主编的《气象概略》（Compendium of Meteorology），波士顿，1951年，1004—1018页。R • M • 弗莱明（R. M. Fleming）：《俄国发展中的一些因素概况，尤其是欧洲的俄国部分》（An Outline of Som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uropean Russia），收录在由约沃思 • C • 皮特（Iorwerth C. Peate）主编的《地区性的意识和发展研究》（Studies in Regional Consciousness and Development），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6—7页。
[20] 这个观点也可参见拉铁摩尔的《中亚边疆》（Inner Asia Frontier），42页。形而上但是还是很有趣味的讨论可以在和辻哲路（Watsuji Tetsuro）著，杰弗里 • 鲍恩斯译的
《气候——一种哲学研究》（Climate, A Philosophical Study），东京，日本教育部印发，
1961年，特别是8—18页。作者将草原生态的自然机制和游牧民族的移动联系起来考察。另L • N • 古米列夫（L. N. Gumilev）：《Otkrytie Khazarii》一书中，莫斯科，1966年，第53页指出匈奴王和成吉思汗等人的与固定型社会的战争，不是由于“……饥民们找寻生存物资……”，从气候恶化的老家彻退。在他的观点里，只有小群的，断断续续的抢劫者和掠夺者才会离开他们的家园（笔者在注释9已经提到，就游牧民族在边境上的不同劫掠方式上，我同意古米列夫，但是，我不同意他的地方是，游牧民族可以团结起来引起大规模的战争，而我认为饥饿却是最好的解释。）古米列夫进一步讲到，比如说匈奴人的入侵，气候情况实际上改善了，而不是变差了，特别是降水量的增多。古米列夫似乎认为游牧扩张和有利气候是同步进行的，但是，他非常害怕被列入到“地理决定者”的队伍中去，很明显，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将游牧人迁移的例子，一一分析，发现到底是什么因素，即是否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简言之，是否存在有一个机制引发了这些历史事件还尚待讨论。
[21] 编者注：每个纵轴上的温度标示是不一样的。
[22] 图一是从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数据汇编在一起的，参见251页。鲍里索夫（Borisov）：《气候》，291页；布钦斯基（Buchinskii）的《气候》，84—85页；艾曼纽埃尔 • 勒罗伊 • 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盛宴的时节，饥荒的时节：从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历史》，244—246页；戈德斯维特（Goldthwait）：《重大气候变化的阿拉斯加冰川证据》（Evidence from Alaskan Glaciers of Major Climatic Changes），发表在皇家气象协会的《世界气候》中，40—53页；G．曼利（G. Manley）：《最佳气候的问题；促成冰川形成》（The Problem of the Climatic Optimum; the Contribution of Glaciology），同上，34—49页。亨廷顿和斯蒂芬 • 维舍（Stephen Visher）：《气候变化：变化的本质和起因》（Climatic Changes: Their Nature and Caus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22年，75页。笔者对C线的缺损深感抱歉，但是，早于公元1450年的乌克兰的情况，主要是从俄国的编年史里摘选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是如果这方面的资料越完整，那就能更加显出超乎寻常的严冬。
[23] 世界等温线参见《牛津世界经济地图》（Oxford Economic Atlas of the World），第4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3页；另见恩斯特 • 罗登沃尔德（Ernst Rodenwalt）《世界气候地图》（World Maps of Climatology），柏林，斯宾格出版社，1963年。另见索耶《普遍大气循环中的可能性变动》，发表在皇家气象协会的《世界气候》（World Climate），218页。
[24] 索耶《普遍大气循环中的可能性变动》，218—220页。引用这些气候波动数据的隐患时，他们的一致性和比较性，参见约翰 • H • 康诺弗（John H. Conover）：《依据气象数据分析出的气候变化》（Climatic Changes ad Interpreted from Meteorological Data），选录在哈洛 • 沙普利（Harlow Shapley）编辑的《气候变化证据，起因和影响》（Climatic Changes Evidence, Cause and Effect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221—230页。
[25] 现今中亚的气候子系统，参见鲍里索夫的《苏联的气候》（Climates of the U. S. S. R.），霍尔斯特德（Halstead）编，莱德沃茨（Ledward）译，芝加哥，阿尔定出版社，1965年，208—216页。另可参见布鲁克斯：《世界气候历史》（History of World Climate），发表在《气象概略》（Compendium of Meteorology），1008—1010页。
[26] C • R • 鲍登（C. R. Bawden）：《现代蒙古历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8年，15页，88-89页。拉铁摩尔（Lattimore）：《边疆封建主义》（Frontier Feudalism），524页。
[27] 拉铁摩尔，《沙漠商队路线》（Caravan Routes），62页。
[28] 乔治 • 维尔纳茨基（George Vernadsky），《蒙古人》（Mongols），4页。
[29] 编者注：意即蒙古人被自然力量打败了。
* * *
* 选自《中亚学报》（Central Asiatic Journal），卷18,1974年，217—226页。
压
死
骆
驼
的
一
根
稻
草
气候变迁和农业衰败对罗马帝国覆灭的影响*
埃尔斯沃斯 • 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一
历史就像科学一样，学问的一般顺序是从易到难，从明显的现象到隐蔽的原理。罗马帝国覆灭，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但是对于造成其覆灭的原因，至今仍是那样模糊，人们还是说不清楚，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个雄伟帝国的迅速瓦解和崩溃。在众多的试图解释这个事件的新进理论中，最有意思的要算李比希（Liebig）的观点1，另外有斯莫科维奇（Simkhovitch）教授2，也非常赞同李比希的论点。根据两位学者的意见，在所有导致罗马覆灭的因素中，农业的衰败是最为重要的一项。
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国的7尤格拉姆（jugera）3（即4.5英亩）耕地，可以满足一个正常家庭的需要。罗马帝国的农业生产非常密集，小型农场在牧业的补充之下支撑着自给自足不断进步的人口发展。罗马的城市都很小，这反映出罗马农村的相对独立性，罗马政府自然要适应它所统治的臣民的生活方式。然而，公元前2世纪，一个大的变动发生了，在西庇阿（Scipio）4的带领下，于公元前196年，要求国家仓库开始给贫民发放粮食，紧接着，农业问题就和一个叫格拉古（Gracchi）的名字联系起来。7个尤格拉姆大的面积的土地，已经不能满足普通农家的生活需要。的确，罗马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变得赤贫，他们不懂得科学的休耕方法，致使很多农田又变回牧场。加图（Cato）曾经声称：好的牧场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好的，普通牧场在其次，贫瘠的牧场第三，而农田则排在第四。悲观主义者声称，罗马农民在一块土地上开始耕种以后，一共只能收获四个轮回。在后来的若干个世纪，特别是从公元2世纪开始，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很多农田被彻底遗弃，土地则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地主手里，佃户陷入了长期的恶性循环，对地主的欠债越积越多，他们的地位仅仅比奴隶好一点。很多佃农渴望摆脱奴役，涌进了城市，直到法律最后规定农民必须留在土地上，这样他们最终变成了农奴。所有这些恶劣后果，似乎都和大范围的农业凋敝有关，有的时候情况虽然有所减轻，但最终还是变得越来越糟，最后导致罗马彻底崩盘。
罗马的早期农业和后期农业的差别，成了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一方的代表人物是马莱人杜尔诺（Durneau de la Malle）5，他提出：“罗马的农业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罗马的土地两年才有一次休耕，忽略倒茬技术，在同一块土地上长期种植小麦，肥料不足，人工草地范围很小，动力牲畜数量很少，耕地的方式和工具很差；耕作方法落后，焚烧秸杆变化肥料，其他种种致命的做法举不胜举，这些就是希腊和罗马的农业情况。”罗德贝图斯（Rodbertus）6则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试图揭示出，罗马人其实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农业系统，他们知道倒茬技术，熟悉化肥的使用，每亩地上对应的农民数量要比现在德国最好的农田的农民数量还高。他承认农业凋敝的确产生过，但是他认为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同意他的观点的人比如瓦罗（Varro）、加图（Cato）、普林尼（Pliny）、科路美拉（Columella）等，都认为罗马的农业科学已经高度发达。罗德贝图斯认为，那些拉丁语作家误解了这个问题，或者他们的观点其实更适用于另外一些情况。他举例说，比如罗马可以扩展到其他地域而获得更多的粮食，所以意大利农民就改为经营葡萄、橄榄、果园、养牛，只有最糟糕的土地才种植小麦，因此农民一块地上只收获四次小麦，并不让人惊奇。
斯莫科维奇教授表示，上面两个观点其实并不互相矛盾。罗德贝图斯描述的画面，说的是罗马帝国的早期状态，而前一种观点则说了罗马后期的状态，斯莫科维奇教授认为，两者的不同是缘于土壤变得贫瘠化。他还认为，土地贫瘠，不一定必然就是错误耕种方式导致的，只有当不明智的耕作方法继续持续下去，那时土壤贫瘠化就开始了。范海斯（Van Hise）7指出，导致土壤贫瘠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土壤的含磷量下降，只有大量的施肥才能使土地肥力恢复。
关于土壤贫瘠的观点，时常出现在国家衰败的论调里。菲特（Fetter）8提供了一个常见的观点，他讲到，亚洲的不良的耕种方式耕种，导致本来可以支持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土地，变成了沙漠。他甚至暗示埃及的衰败和罗马一样，都是由于土地的贫瘠化。但是，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李比希更有权威性了。
反对李比希的假设的人分两类：那些和罗德贝图斯一样的人，认为罗马的覆灭是因为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另一类人则认为罗马的衰败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土壤贫瘠化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原因。第一个详细阐述后者观点的人是康拉德（Conrad）9，他比较欣赏李比希的原话：“土壤的成功与否，本身造成了国家的兴起和覆灭，也就是说造就了历史。”但是他并不完全接受这个看法。康拉德说道，当希罗多德（Herodotus）和普林尼说起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富饶出产和现在的贫瘠收获，“如果我们相信希罗多德的观察，亚述的气候对于葡萄生长来说太湿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降雨量在逐年递减，现在的缺水和干旱，在昔日并不常见，这本身也解释了目前美索不达米亚成了沙漠的原因。”他还证明，在希腊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相似的证据证明降水在逐渐变少，但是他认为，意大利则是由于火山爆发和森林锐减，造成了历史上的衰退。
在康拉德挑战李比希学说的五十年里，我们关于过去气候的知识增长了很多。现在，有种种证据可以证明，在过去的两千到三千年中，气候的确发生过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造成了诸多后果，最终导致了李比希和斯莫科维奇所认为的土地贫瘠化。农业凋零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意大利，还发生在其他多个国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后果很明显，且非常有害。如果气候变化要对土壤贫瘠化负责，那么我们就需详细分析一下气候变化的一般情况，才好对罗马帝国的覆灭做具体分析。
二
目前，关于气候的假说有四个，它们的关键词分别是：1．同一性；2．局地变化；3．世界范围内的朝一个方向逐渐变化；4．脉动的或者不规则的变化，有时朝一个方向，有时朝另一个方向。
能证明过去气候情况的主要证据，就是地质上的证据。虽然，我们研究的仅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短暂时期。古老的化石，人类遗址，淤泥中的沉淀物，河流阶地，古河道，内陆湖的含盐量，绝迹植被的特征，灭绝的动物的等等，都属于地质学范畴。因此，地质学家是最有资格谈论利用地质证据，来衡量古代的气候变化的。美国涉及到气候变化的主流的地质学家们，关于气候变化的态度可以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出，在马修（W.D. Matthew）博士回答一位作者的回信中，写到：“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习惯了地球是处于长期变化的事实，所以气候也必然和地质运动一样发生着变化。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说服我，过去的两千多年以来，气候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改变。相反，我却知道，在过去这两千年里，有很多的证据能够证明，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气候发生过相当大的改变。”
尽管地质学家已经排除了气候“同一论”，但是其他三个假说则是分庭抗礼，所以对这四个假说，我们还是一一来作分析，然后看看各自理论的支持者都是什么样的。关于气候“同一论”的假说，目前仍为少数气象学家支持，他们的理由是，过去的气象记录，记载了过去100年间气候的持续性波动和循环，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气候朝某一方向的发展趋势。他们的证据中排除了对降雨记录的考虑，所以这一说法的本身就更难具有准确性。他们坚信气温表现出恒定的趋势。但是，他们恐怕忘记了，冰河时期气温的平均水平只有10华氏度10，比现在要低，最高水平也不会超过15到20度范围。在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离现在至少两万年甚至更远，从那时都现在，每一世纪的气温平均变化已经超过0.1度的水平。而且，早期的气象记录数量太少，而且准确度不高，我们很难发现一世纪之内0.5度范围的气温变化。由此，很难用气温作为他们气候“同一论”的有力论据，地质学家们几乎都否认了这个理论。
在历史学家中，有关“同一论”的另一种论调非常流行。他们承认气候变化看似造成了西亚和北非的遗迹，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人口锐减、农业衰落、交流停滞。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表象却是最容易欺骗人的。而实际上，政府管理不当，瘟疫，战争，和古老文明无法避免的衰落命运，都会造成社会凋敝。这个论点的局限性，可以从斯莫科维奇教授的话中看出11：“古代世界的人口数，并不是因为血腥的战争而逐渐减少，滑稽的是，反而越是和平时期，人口数收缩得越厉害。一方面，罗马在战争中受到重创，比如对古迦太基人的那一仗；另一方面，人口很快恢复起来了，尽管此后战事未停息，罗马人口的总数是稳步上升的。瘟疫也一样，只是造成了人口暂时性的减少而已。我们现在讨论的情况和上述是不同的，我们的主题是罗马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战争和瘟疫造成的人员损害，再也无法恢复，在最长的一个和平时期，罗马的人口却在稳步地下降，国势渐微。”
另外，支撑气候“同一论”的论据中，最有力的一说就是，古代时期人们同样受着旱灾的影响，约瑟夫执政埃及时的七年大饥荒，仅仅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很多历史记录都证明了，过去有短时的气候反常，庄稼颗粒无收，到处缺水。尽管能证明古人的确遭受过旱灾，但是这与平均年降水量问题实际并无关系。譬如一个国家，如果平均年降水量是15英寸，如果连续几年的降水量在10英寸以下，那么这个国家就要遭受旱灾。另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平均年降水量在30英寸，那么当降水量到20英寸时，就会发生旱灾。而这种情况下的旱灾，降到20英寸的国家要比降到10英寸的国家所承受的后果要厉害得多，因为，降水量大的地区就意味着更多的居民，一旦发生干旱，遭灾的人数和范围就会相应地波及范围很大。由此，尽管曾经发生饥荒的论点证明了，过去某些时候的降水量的确要小一些，但是它对于回答过去两千年的降雨量问题的实际变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另一个支持气候“同一论”的论据，是罗马在叙利亚、北非和其他地方的水利工程。为什么，罗马要花费如此大的人力，如果她根本感受不到一丝干旱？看看赫迦（Kharga）的水渠吧，看看昔兰尼加（Cyrene）的水库吧，还有上百个相似的水利工程。难道这些不能证明，水是多么的稀少，每一滴都要珍藏起来？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说，水是珍贵的。然而，这个道理就和饥荒一样，降水量在10英寸或者30英寸都有可能是稀少的，问题的核心是有多少人口需要用水。
让我们先检验以下两个具体的事例：北非的昔兰尼加，叙利亚的伊兰德阿林（Ilandarin）。格雷戈里（J. W. Gregory）教授，在昔兰尼加调查了泉水和水库的供水情况，他认为，干旱的气候给每个人的最低供应水量是八到十加仑，这些水不光要用来做生活用水，还要照顾牛羊和家畜，还有花园的灌溉。所以他认为，昔兰尼加的人口数，根本不可能有超过两万五千人。不过，他没有想到气候会发生改变。从这个城市的遗址来看，它非常的雄伟，所能承载的人口数应该远远超过两万五千人。作为这个方面的权威，霍格斯（D. G. Hogarth）博士认为，昔兰尼加的人口至少也有十万人12。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数学问题，自然方面做出的解释是，过去水的供给上要大于现在。要是我们还是认定气候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说，此地的历史记载和考古挖掘都在骗人。
伊兰德阿林是个彻彻底底的废墟，位于叙利亚沙漠的边上，与胡姆斯（Homs）相距50英里。根据巴特勒（H. C. Butler）教授的说法，离此地最近的水源，向西行约需两个小时13。然而，伊兰德阿林曾经也是个很大的城市，至少有十个教堂，教堂的遗迹都还依稀可辨。像其他罗马的城镇一样，它也有自己的水利系统，在城市的一头，有个巨大的水库，在城市的中心，有个大澡堂，建得比水库还高，显而易见它一定有别的来水供给。这个城市的面积大概有一平方英里，据巴特勒教授研究，人口至少有两万人，或许至多能有十万人。就和昔兰尼加的例子一样，但是它的情况更糟，曾经可以提供成千上万的人口用水，可以维持一个罗马浴池那样的奢侈用水场所，现在的水连一个人都供应不了了。
如果用气候“同一论”来调和这些事实，就等于说，地震将地下水全部转移到别处去了；或者曾经有纵横敷设的饮水管，这些水管现在都已经化为废墟，它们的藏身之处也不为人知。如果伊兰德阿林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情况的城市，那么这样来作分析也许还站得住脚。但是，它其实是千万个相似事例中的一个，像伊兰德阿林这样的废墟，遍布在从蒙古一直到直布罗陀，从德克萨斯州到亚利桑那州再到索诺拉（Sonora）14的广大地区。如果这些地方古代的供水系统全部被毁，那么在离这些地方的不远处，应该存在大量的水资源。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一位支持气候“同一论”的学者可以准确告诉我，这些水到底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另外，比如利比亚沙漠上的赫迦（Kharga），还有叙利亚沙漠上的巴尔米拉（Palmyra），当旧的引水渠被发现并修复后，随后能引来的水，相比城市规模，提供的水量要少得多，而且花费在这些水利工程上的劳力，和旧时的实际人口也不符。由此，从逻辑角度归纳，罗马的晚期的确已经不能满足她的臣民的用水需要，尽管当时的水资源比现在的还要多很多。
气候“同一性”假说的最后堡垒是植被。经典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了大量的证据，除了曾经在北非大量生长的阿魏（Sylphton）这个药材，现在已经绝迹之外，随便哪个国家，过去的作物和现在几乎没有差别。气候“同一论”立足的植被，主要是说蔓藤和棕榈。这两种植物的生存基本上是相互排斥的，只有在一个很窄的地域内，它们才可以共同生长。这个窄窄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巴勒斯坦，和它在古代时期的地盘。如果平均气温只改变2到3度，且是朝着变冷的方向，那么棕榈树就完蛋了；如果是变热，那么蔓藤就无法生存。因此，气候是没变化的。很多人感到这个观点很有说服力，但是它却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在亚热带地区，冬天多雨，夏天干旱，对于农作物来说，降水量不管是15英寸还是30英寸，都不重要。如果有人要质疑，那就将大马士革的花园、田野与黎巴嫩山的西麓做个比较，后者的降水量是前者的两倍之多。在希腊，西海岸的降水量是中部阿提卡（Attica）的两倍，但是阿提卡灌溉区和西海岸生长着同样的作物，因此，尽管过去和现在的作物基本上保持一样，但是还是无法告诉我们，降水量和过去相比是否有所增加或减少。第二，气候“同一论”只注意了植被，却忽略了地质学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对一个外行来说，即使气温改变10到20度，也不至于让美国的东北部到俄亥俄河这片地区变成冰雪世界。但是，我们要尊重专业学者的观点，如果古代到现在的温度变化，只有从冰河时期到现在的气温变化的十分之一，那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改变，它意味着平均气温至少改变了2度！这个数字好像既不会让巴勒斯坦的棕榈树难以生存，也不会威胁到那里的蔓藤植物生长。所以，自古代以来的农业生产记录，也不大专门记载这样的事情。
由此看见，气候“同一论”的假说，似乎都是建立在不能令人信服的论据上的，它和地质学家的观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气温作为气候“同一论”的主要依据，并不具备说服力，因为气温的变化，不管高低、幅度，都显得非常轻微。气候“同一论”的废墟理论同样站不住脚，他们只是假设，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毁坏了供水系统，而他们无法提供可以证明他们的假设的有力证据。饥荒和古代的水利工程，和其他例证一样，都不能证明气候“同一论”。它们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在过去的某些时候，要比其他时候更为干燥，但是无法证明过去气候的总体情况和现在是一模一样。
如果以上的讨论，对读者而言比较合乎情理。那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气候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着。
接下来，就是要一一讨论剩下的三个假说：局地变化说，稳定地朝一个方向变化说，还有脉动的不规则的变化说。局地气候变化，常和人类的活动紧密关联，比如破垡森林，开辟荒地，发展农业，引水灌溉。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还有气象学家，无一例外都认为，此类的人类行为只能引起小范围的气候变化，而且变化的程度也基本上是微乎其微。我们先不谈反对意见，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北方，那里的人不会把当地的不利气候归因于乱砍乱伐，相反的，是干旱的气候导致了树木难以生长。大范围的森林砍伐，的确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假设整个地表都被火烧光，土壤裸露在外，最后被水冲走，但是这似乎不足以引起降水量的变化。过分的农业开发，或者过度放牧，特别是绵羊和山羊，能够引起水土流失，但是还是无法改变降水量，尽管它能严重地改变溪水的流动方式。
气候稳定地朝着一个方向变化的假说，以及全世界气候都朝着一个方向变化的说法，已经被地理学家们抛弃了15。地质学家的统一观点是，反对所有持久的、仅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观点。当然，在过去的两万到三万年前，冰河期的气候变化的确是朝着一个方向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并不能说明是具有规律性的。与地质变化同样，自有人类历史记载起，气候的变化经常出现无规律状态，尽管意大利南部和其他围绕着地中海地区的国家，降水量在逐年减少，而在亚热带的沙漠带的南端，气候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讨论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