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气候脉动的确发生过，那么它必然会对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也就值得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证明气候脉动发生的那些论据。当我们仔细筛选历史中的气候因素时，就会发现，有些历史事件表明气候是朝着某个方向发展的，有些历史事件则表示气候发展方向是相反的。举例说，关于里海的公元前的记载，虽是相当模糊的，但似乎暗示了里海当时的海面高度要比现在高150英尺，所以它和咸海当时基本是连接在一起的。斯特拉博（Strabo）在公元20年写道：从现有的数据来看，从黑海的斐西斯河口到里海的塞勒斯（Cyrus）的距离，就好比里海西海岸上的沙原那么点大小。根据他的数据，勘尼洛夫（Khanilof）估计那时的里海的高度大概要比现在高85英寸16。
公元6世纪或7世纪，当时里海的水平面比起现在里海水平面下降了15英寸。在它东西海岸，过去被淹没在水下的老城墙重见天日，因此，足可以证明它水平面的变化。公元10世纪，里海水面开始上升，比起现在的里海水平面至少高出了29英寸，而且后来升得更高。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Istakhri）写到，公元920年，在德尔本特（Derbent），水面长到了塔楼的第六层那么高，那个塔楼至今还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精确定位当时的水面高度17。后来，大约在12世纪或13世纪，我们发现了一个巴库（Baku）18的商队旅馆的废墟，水没到了15英寸的位置，这表明里海的水面又再次下降。再往后，在14世纪初期，阿拉伯酋长赛菲丁（Sefi-Eddin）告诉我们，里海水面再度上升，比目前的水平高出37英寸。这个变化，有可能是由于奥克苏斯河水（Oxus River）量的变化引起的。当时中国新疆的“龙城”被淹，罗布泊水位的上涨，都表示了中亚地区当时有一个强降水过程19。从1290年到1450年，根据波罗的海冰冻数据，是人类历史上最冷的五个冬天，证明了西北欧地区，正经历着气候最恶劣的时期20。另外，死海还与其他几个湖泊，如亚美尼亚的吉欧扎克（gyoljuk）湖，波斯的锡斯坦（Seistan）湖，和里海的水面波动的时期和变化基本都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了，气候每个世纪都在发生着变化。
在美洲，相同的时间段里，也发生了相似的气候波动。举个例子，地质学家和工程师计算了加州东南角上的瑟尔斯湖（Searles Lake）中的含盐量，数据表明，这个湖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只泛滥过一次，而后又变得非常清澈。这种情况的发生，只可能是当湖水高于现在水位180英寸，湖面积是现在的两倍半时，才可以实现。瑟尔斯湖的老沙滩和其他沉积物证明，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自湖水泛滥过后，水面大致保持着下降趋势，但是它是呈波动方式下降的，有的时候下降得很快，而后伴随少量的回升。在湖面下降的时期，距离50英里开外的内华达山脉的另一边生长的加州巨杉，可以依据其生长情况，计算出湖面波动的具体日期。像加州这样，有着长期干旱夏天的气候，树的年轮的厚薄充分体现出降水量的多寡，从而可以正确记录从古至今的降水变化。我从450棵巨杉搜集整理后，发现和亚洲的气候脉动方式大体是一致的（编者注：亨廷顿的《气候与历史变化》一文已详细谈过这一点）。所以，不管是在旧大陆，还是有着地中海式气候的新大陆，都有证据证明受到气候不规则变化的影响。
一个具体的例子也许可以辅助说明气候的脉动方式有可能怎样地影响了干旱的罗马。大约公元元年，叙利亚沙漠中的绿洲城市巴尔米拉（Palmyra），是个闻名遐迩的地方，它的水又甜又清又多。如今的人们再次面对这地方，已经无法再对它有任何溢美之词了。这里的水，咸味冲天，还伴随着浓烈的硫磺气味，可就是这样的水，也经常发生断流，当地人的生活也就跟着被打乱了。那些残留下来的花园，虽然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却看着是那么凄凉，和巨大的城市废墟比较起来，显得微乎其微了。在巴尔米拉早期，它的占地面积大概和现代的大马士革差不多，人口大致在15万左右。现在，那里的人口最多只有1500人。这个城市在公元3世纪达到了历史顶峰，根据气候脉动学说，之后水源突然开始减少。文字记录和废墟表明，过去曾经有两条主干线直通叙利亚沙漠，一条从南边的佩特拉（Petra），一条从西边的布拉斯（Bosra），其纬度和加利利海同高。这些道路对现在的商队来说已经是不切实际的路线，因为沿路根本没有水草。在公元2世纪，这条商路最终被荒废，原因是气候越来越干旱。这个变化，导致埃及、叙利亚、大马士革与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的通商路线，都必须通过巴尔米拉，这也是这个城市兴盛的理由。公元7世纪，地中海两岸和西亚，进入到史上最干旱的时期，所以，巴尔米拉实际上也被遗弃了。公元10世纪，当水资源开始变得稍微多一点，巴尔米拉似乎恢复了一点元气，但是在第二个干旱时期到来时，它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废墟。现在，这个地方的供水完全依靠降水，它的规模的发展完全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
在把气候脉动理论运用在罗马覆灭事件之前，先让我们看看在意大利发生的具体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在过去的3000年里，意大利的气候既不像中欧，也不像北非，它的四季变化和现在几乎是一模一样，冬天多雨，夏天干燥。气温问题前面已经谈了，和目前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唯一的变化主要在暴风雨的强度问题上，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尽管过去两三千年的冬天和现在没多大区别，但是冬季风暴的次数在过去更多，强度也更大，平均算来那时的风力也比现在的强烈。因此，在冬天暴风雨来临前，暖流要比现在温暖，而其后到来的寒流也要比现在要冷。在这个状况下，除了身体强健的人，对普通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接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秋天和春天（特别是春天）的变化，比起冬天，从过去到现在的差别要更明显一点。秋天的时候，雷雨季节开始得比现在早一点，而春天的雷雨持续的时间要比现在长一点。比较现在与过去的天气极端情况，意大利的春天显得尤为突出，那个时候，不仅春季风暴要比现在更为迅猛，而且一直延续到整个春天结束。比之其他季节的降水，整个春季的雨量对农业的发展占据决定性地位。两三千年前的夏天的气温，和现在比起来平均温度几乎不相上下，但是夏天比春天的雷雨天气少很多。然而，那时候不管是春夏季节，还是秋冬季节，雷雨的次数和强度都要比现在大很多。所以，尽管那时的夏天阳光强烈，相对其他季节来说比较干燥，但是享有的雨水量却比如今更加丰沛，因此能更有效地缓解长期的炎热造成的影响。
现在还存在很多误解，有必要反复加以澄清。纵然过去发生了重要的气候变化，罗马帝国时期，一年四季交替，总体上和现在还是一样的。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那时一年四季的降水量要比现在多，而当时的春天降水尤为突出；第二，在气候变化中，温暖天气显得更有影响力。所谓气候变化性，是指过去的气候比之现在更有激发性，这样的区别就好像，德国、英格兰、美国东北部的气候，与希腊、西班牙一类国家的气候的巨大差异一样。总而言之，从罗马城往南那片地区，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古典时期的地域，与今日意大利北部的普遍气候非常相似，某些时候有可能还会比现在更好一点。
为了搞清楚气候变化在历史上究竟占有多大地位，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不光是变化的性质，而且还有其周期性。图表或许是最方便理解的一个方法，在我出版的《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书中，图33（第228页），画出了西亚和中亚的降水量变化分布图，这些数据，我是从废墟、湖泊、饥荒、历史古道和其他可以获得的资料中整理得出的。当然，这些资料都是在1910年以前得到的。实线表示的是加州气候的变化，是依据1911年至1912年调查的450棵巨杉的数据画出的。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以前标注的点线需要进一步更正的，所以我后来补充了那条虚线以示修改。并且，还有其他一些部分也要修改，比如公元前400年，曲线应该比图表上画得上升得更高一点。但是，我还是保留了最初的曲线，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自己看到两条曲线之间的相似程度，两条曲线的数据，是我在两个大陆上，用了不同的方法最后汇集而成的。总体上，图33上画的两条线，表达了横跨东西半球而大致相似的气候变化。但是，如果要细究所有细节，那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另外，欧洲的彭克（Penck）教授和身在美国的笔者各自独立的研究中，却同时发表了相似的气候研究结论，根据我们二人的结论，气候变化先从各个气候带向热带开始，然后又向反向发展。相应的，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可能比起其他地方要稍微迟缓一些。
尽管在《文明与气候》中的结果不是最终的，但是它还是具备一定实用性，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工具，作为基本手段，来解释罗马的覆灭问题。尽管不是直接从意大利获得的数据，而是加州巨杉所得的加州曲线，但也能够表现出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就像在加州一样21。除去早期和比较可疑的几个世纪以外，从公元前450年到前250年，意大利似乎拥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气候环境，在接下来的50年间，有明显的环境恶化的趋势。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比之以前，情况稍微差一点，不过从整体上说，处于逐渐恢复状态。即使当时最糟糕的时候，也要比现在好很多。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50年，有利的自然环境一直在持续，虽然没有罗马建国之初那么好，接下，发生了突然的恶化，一直持续到公元2世纪，或许没有公元前2世纪的恶化那么糟糕。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气候好转了一点，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气候恶化期，一直延续到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在此之后的一个半世纪，虽然有一点轻微的改善，但又止于7世纪初。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气候情况恶化到了史上最差的时候，尽管之前的公元前13世纪可能和7世纪一样的糟糕。
让我们暂时离开我们新讨论的问题的外部环境方面，认真考虑一下，从公元前250年到公元650年期间，那些恶劣气候的变化对历史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我们要理解恶劣气候的意义之前，我们应该先懂得，有利气候的特点是什么。
四
我们可以把气候变化造成的结果分为三类：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生物学方面的。关于经济上的情况，我觉得没有比之前引用过的斯莫科维奇教授的文章更贴切的了。虽然，我不同意他的土壤贫瘠是造成一切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一看法。我觉得，他对叙利亚的垦殖方式憎恶的看法有待商榷，要知道，这个垦殖方式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只要保证水量是充足的，人们的生活还会很舒服地过下去。然而，斯莫科维奇教授讲到的农业凋敝，确是非常有分量的论点。他写到了“当时的伟大的农业学者对事件的看法”，接着引用了科路美拉（Columella）在公元60年写下的话，“我经常听到我们国家一些著名的学者抱怨我们土地的贫瘠，他们认为常年的极端天气降低了土壤的肥力。还有一些人认为，土地贫瘠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过度的耕种，却没有合理的管理，最终什么粮食都种不出来了，人们的生计已经无法维持了”22。
这段引文提供了两个理论，来解释罗马农业凋敝的原因。在科路美拉生活的年代，很明显，有点名气的人都在抱怨气候的变化，长期以来影响了土壤的肥力，最终粮食减产。而另一些人的说法，科路美拉认为更合理，即罗马的土地很久以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科路美拉指出，罗马早期的农业技术相当发达。就像斯莫科维奇所指出的一样，“罗马的精耕细作，7尤格拉姆大的面积的农场，这和中国、日本的农业态势很相似。他们只有有限的土地，但是作物都排列得很整齐，地都锄过，杂草也除了，用天然粪便、草灰、厩粪来施肥。中国和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很小的一块农田里，精耕细作仍可保证无限期的产出，根本无须用科学发明的无机肥料为土地增产。”
鉴于此，我们应该能猜测到，罗马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或是她的民族性格，抑或是她的气候变化。如果罗马人像中国人或日本人那样，知道怎样耕种的话，那就有可能防止土地贫瘠造成的影响，但是当他们发现面临的困境时，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当然，他们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挫折，“内心崩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晚春时节，还是得不到应该有的足够的雨水，不管怎样地细心呵护他们的土地和幼苗，都不可能施行精耕细作。
加州曲线中，其中最特别的一个特点，是从公元前250年到前200年树木生长的下降。如果在意大利也发生了加州那样的雨水减少的情况，那么森林一定会遭到破坏，至少森林的密度减少了，也更容易着火，而后变成绵羊和山羊的福地。因此，土壤的屏护丧失了，冬天的雨水将土壤冲刷到低地，最后毁坏了像斯莫科维奇描述的万亩良田。很少有人意识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沼泽地，恰恰位于最干旱的国家。在特兰斯卡斯皮亚（Transdcaspia），我候了将近两个星期，才渡过捷詹河（Tejen River）下游的泛滥地带；在波斯，我的骆驼差点陷进了沼泽当中；在中国的新疆，我骑的骆驼和另两个人的骆驼，几乎被烂泥团团包住，因为我们走进了看似坚硬实则松软的沼泽里。
罗马后期，正当气候恶化的时候，农业进程也停滞了。公元395年，仅坎帕尼亚（Campania）这一个地区荒废的土地，面积就达到了528000尤格拉姆，毋庸置疑，大部分荒废的土地都是可以复原的，因为尽管是在过去那样的干旱气候条件下，情况也要比现在好很多，大概仅仅是由于当人们面对着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觉得无法取胜的时候，开始丧失信心了，土地也就无法复原了。这就是气候变化的代价。举例说，一个木匠，一年收入了1200美元，对他来说就是很好了；然而，一个银行家，如果他原本收入水平在每年50000美元，当他的收入下降到5000美元一年，那就感到陷入极大的经济困境之中。这个银行家，可以暂时缩减开支，应对这一场经济危机，但是如果过上几年时间，他的收入降到4000美元，然后又降到3000美元，最后到了1500美元，那么，尽管他仍然挣得比木匠的要多，但是他也许会让他的孩子从大学退学，变卖他的车子房子，辞退佣人，完全改变他以前的生活模式，他会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国家也一样。在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的气候似乎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平均不到5英亩的土地就足够养活一个家庭。农业上精耕细作，最先进的技术都被运用在农业上。农业歉收的情况非常罕见，基本上是年年有收，五谷丰登。农民生活在他们有限的土地上，却过得非常满足，不会向其他人索要什么，我们看看他们过去生活的镇子，就知道他们当时生活的状态。然而，假设当春夏之交的雨水不能如期而至的时候，一小块土地就不能够维持农民和他的家人的生活了。曾经值钱的农产品，现在也变得无利可图，农民们开始负债累累，他们的土地逐渐落入大地主的手里。像一些著名作家所写到的，因为农作物已经变得不再值钱，土地开始被用来放牧，这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山羊和绵羊不仅吃草，还吃树苗，所以妨碍了新的森林的生长。当他们被大量放养的时候，土地被严重地践踏，植物的根不能抓牢土壤。所以，冬雨就将这些浮土冲到山脚下，毁坏低地的耕田。第二，放养和放牛，需要大面积的牧场，这样导致了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奥古斯都时代，农业明显恢复了一些活力，而且似乎要比公元前2世纪还好一点。下一个时段，公元1世纪末，恶劣气候又来了，重重地压在罗马人身上。这之后陷入了漫长的气候恶化的周期里，一直到公元7世纪才结束。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罗马农民的处境，就和我刚才描述的那个银行家一样，每况愈下。
毫无疑问，这样的经济变化肯定会引发政治变动。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税收制度的破坏。从理论上说，税收应该按人们的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而实际上，情况往往是差强人意。收税人以令人厌恶的固定税收的方式，公事公办，不管实际条件是否有了变化。当庄稼歉收的时候，政府的花费却不会减少，本来可以轻易地上缴的税款，现在却变得难之又难。人民对政府越来越不满，怪不得当时格拉古（Gracchi）要进行农业改革。在那一时期，罗马所遭受的气候灾难，要比公元300年之前的任何时期还糟糕，在这一状况下，很多穷人不可避免地，开始接受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现实。这样，民主制度受损，独裁制度开始凌驾于旧有制度之上。说过多的话无用，我仅仅重申一下斯莫科维奇教授的观点，他和我的观点上的唯一差别，就是对农业凋敝产生的原因的看法不同。不光是罗马自身，罗马帝国其他的省份也在遭受气候灾害，而他们对宗主国的不满，逐渐变成了瓦解罗马帝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说，农业凋敝进而造成的土地衰竭的理论，和野蛮人的入侵没什么关系，那么，这个观点就直接和气候变化造成衰败的理论相悖。游牧民族，比如中亚那些部落民族，他们应该是最初感受到气候干旱的人，他们经常去的沙漠边上，泉水都逐渐干涸了，放牧的草场也变得越来越少，这样迫使他们寻找新的草场。最初，他们遇到的麻烦可能不会太大，因为人口密度毕竟是很小的，但是不久以后，这些游牧民族将和他们的邻居发生摩擦，他们的邻居也因为干旱的压力而向外寻找新的牧场。当水草稀少的时候，一个部落和另一个部落遭遇，就意味着冲突的爆发。那么，遭受气候灾害更严重的部落必然要奋起一搏，劫掠比他们状况稍好点的另一部落，游牧民族既可以抢劫他们的游牧邻居，也可以掠夺定居在绿洲或者沙漠边上的水源充沛的居民。
只要在亚洲的沙漠中居住过，一定知道以下事情会怎样发生了。比方说，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沙漠上，1909年的春天是个不寻常的大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游牧者大举入侵农业国家。帕特森（Patterson）博士指出，一个希伯伦（Hebron）传教士的内科医生说，在他的医院里，遭枪杀的手术病例，比他过去16年任何时候遇到的都要多。“在两个月里，我遭遇了四次抢劫。第一次是阿拉伯的一群人，他们已经抢劫了一些阿拉伯本国人，然后又在晚上接近了我的帐篷，但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他们，所以他们就悻悻而返了。第二次，我在本地的一个帐篷里睡觉，其他部落的一些男人把我们的骆驼都放跑了。第三次，我们看见一伙强盗，在山顶上准备打劫我们，我们队伍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遭受此难，因为他落在了后面，所以没有被发现。最后，我的一个随从，去前面探路，跟一伙袭击人员交上了火，后来他藏了好几个小时，才敢回来和我们会合。”如果在一个气候好的年景里，一个人可以安全地通过那同一片沙漠，而不遭受任何伤害。
如果这类事情的发生，只因了长达一年的干旱，那么，要是干旱持续好几个世纪的话，影响该是多大呢？肯定是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这样的大迁移，首先开始于最干旱的地区，比如特兰斯卡斯皮亚，或者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带。像地处叙利亚、北非的罗马帝国那样的对象，游牧民族会遭遇到坚固的防护壁垒，所以他们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但是放在东欧，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所以，一个部落袭击另一个部落，最后整个大陆陷入了混战之中。就这一点说，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公元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遭受少数民族入侵的原因。游牧男人不会带着他们的妻儿老小进行远征，除非他们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需要描述野蛮人入侵罗马的细节，现在已经足可以说明，他们的入侵人数只会是，随着亚洲的气候的变糟而越来越多。他们进攻了欧洲南边所有的半岛，席卷了北非，最后，在公元7世纪，从来自亚洲荒漠的移民，终于停止了，然而罗马帝国也早已消失了。阿拉伯人在默罕默德带领下，蓬勃发展（且统一行动），宗教煽动力固然是一很重要的因素，而干旱移民可能是更主要的促进力量。同样的，后来的成吉思汗，个人作用也许是统一蒙古的原因，但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大的干旱期，也许是很重要的原因，它驱使着成吉思汗的战马冲出中亚。
气候变化对生物造成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但是，其最终的影响也许比政治的经济的影响还重要。人们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领袖很多是北欧白人，但是，为什么希腊的很多神像，都是红色的或黄色的头发？还有眼睛，为什么是蓝色的？并不是所有的领袖都是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北欧人，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智者，长得又黑又矮，完全是一副地中海人的典型模样。但是，从北方来的北欧白人，非常具有侵略性，又得了神的庇佑，宙斯、阿波罗、雅典娜、戴安娜等等，都是这一族人的代表。希腊和意大利的气候，对很多北欧的入侵者来说，阳光太过充足，强烈的光照常常导致皮肤和神经系统上的疾病，长期生活下去，似乎减少了北欧人新生儿的出生率。所以，像意大利这样的气候，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气候，北欧人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小。这样一个趋势虽然不很明显，但是自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后，的确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口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则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罗马的统治者不断奴役其他战败国的臣民时，这反而帮助了种族的逐渐变化，于是，罗马早期的领导者的族人，在后来的时间里，人口数逐渐下降，很可能因了气候的干旱而加剧了。
另一个造成罗马人健康问题的因素，大概是疟疾。罗斯 • 琼斯（Ross Jones）23和其他学者均表示，尽管疟疾早在罗马初期，就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但是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开始在各个地区显露出来，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衍生为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任何一个在疟疾泛滥的国家生活过的人，都理解祸患的意义。经历一个长期的干旱的夏季，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征服了，他们看上去迟钝而愚笨，不能思考，也不能工作。他们不光是暂时性地失去了生活能力，而且一年又一年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最后被彻底拖垮。罗斯发现，现在的希腊人，几乎有一半人得过疟疾，疟疾不光侵蚀人的肉体，还侵蚀人的精神。人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减弱了，独立思维的能力消失了，勤奋工作的精神也耗尽了。如今，奎宁成了专门治疗疟疾的灵药，而且我们也具备关于蚊子传播疟疾的知识，疟疾的威力便大打折扣。但是，它仍然是个大的祸患，不光是在希腊，在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还有东方的很多国家仍是个祸患。在古代，我相信这种情况肯定要更糟糕。
可能有人觉得，把疟疾和气候变化扯在一起，太离谱了。然而，它们确实是紧密相联的。传播疟疾的蚊子，分布在中欧到赤道的广大地区。在意大利，蚊子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死水的数量，当一年四季的雨水都很充沛时，死水是很少的。沼泽当然一定有一些，但它里面的水经常被新的雨水替换，这样蚊子的卵就冲走了，或者淹没了。而在溪流里，流水使蚊子的卵无法存活，所以雨水充沛反而防止了疟疾的传播。只是，森林长期处于潮湿状态，降水也无能为力，这就造成很多赤道地区的国家，长期遭受着疟疾的肆虐。
公元前三四百年的时候，意大利的气候是非常有利的，山上应该是树木丛生，溪流的水量也很充足。这些溪流一定是活水，持续不断地流淌着，按它们固定的路线奔流不息。后来发生的干旱，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就导致了山上的植被稀薄，最终是小溪小河携带着大量泥沙冲下去。这样不光毁坏了农田，而且还增加了疟疾的传播概率。地形学者肯定知道，当溪流载着大量泥沙，从山上往平原流淌的时候，一部分沙石便会沉淀下来。这样，它们堵塞了溪流的旧河道，水被迫转向新的河道，分为很多条细小的支流，在平原上漫无目的地流淌，最后经常形成沼泽。在干旱的夏天，当溪流逐渐变小时，旧河道也变成一串大大小小的死水泡子，成了蚊子的乐园。另外，在干旱的夏季，当农田最需要灌溉用水的时候，灌溉也会造成停滞水。
因此我们提出：意大利的气候变化，是导致疟疾泛滥的主要因素之一。气候干旱所助长的蚊虫滋生，使疟疾变成无法控制的大型传染病，最终彻底毁坏了罗马人的自控能力，耗尽了罗马人最后的精力。
五
我把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影响，留在最后讨论。生态学学者，研究生物体适应自然环境的现象，特别在人类方面，得出很多令人惊讶的结论。我们经常吹嘘，在地球众多物种之中，只有人类可以在世界上任一角落，适应环境并存活下来。有证据证明，白人的确可以在北极或非洲热带地区生活和工作；我们也发现，人类的种族有黑人、黄人、白人，还有红人24，每个人种都特别适应各自的气候环境。现在看来，其实有两种适应性，一种是适应光照，另一种是适应温度和湿度。对光照的适应，相对而言似乎更容易一些，日常生活的观察告诉我们，在冬季或当人们主要待在屋子里面的时候，皮肤会比较白皙，而如果暴露在太阳下面，皮肤肤色就会马上发生改变。同样的，当人们的栖息地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些肤色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人，就会被逐渐淘汰掉。而对气温和湿度的适应，比起对光照的适应似乎更难一点，对此，曾经有关于气温和死亡率关系的调查可以表明，在各人种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把一整年作为一个单位，那么我们发现，死亡人口数随着气温带的变化而变化。低温情况下死亡的人数较多，表明那些人身体素质较弱。正常情况下，当气温在60度25到65度之间时，死亡率降到了最低。如果平均温度高于65度，那么死亡率就开始上升，如果是超过70度，那么就是说中午的气温大概在80度左右，特别是空气还很潮湿的地区，死亡率飞速飙升。这一调查结果，乍看似乎颇为奇怪，美国南部的黑人、古巴人，比起白人并没有显示出对湿热气候的特别明显的适应性，而生活在很靠北的芬兰人、瑞典人，也没有展现出比黑人更强的耐寒冷气温能力，日本人的死亡率保持着同样倾向，适应温湿度的表现和黑人、白人都差不多。
其他实验也表示出，平均气温处于60度到70度之间的时候，其相应的湿度也是最适合各个种族的。对精神活动来说，气温低一点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只讨论身体方面，我们有如下发现：在美国工厂工作的欧洲技工，当平均气温在60度的时候，干起活来最有效率，这表明了他们非常强壮。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人，平均气温相比稍微高一点，65度是最好，不过两个例子之间气温的差别实在不重要。在弗吉尼亚的黑人，当平均气温在61度的时候，干活效率最高，温度在67度的时候，黑人的死亡率是最低的。有项实验测量了曼彻斯特的英格兰人，呼吸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显示62度是最佳气温。所有种族人的体温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黑人、白人、红人，还是黄人，所以看起来相同的62度的户外气温，对所有的人种都是最好的。大气的湿度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人的工作能力也有影响。还有很多证据证明，每天气温的变化，每个季节的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一个气候条件，不管它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多么好，我们还得追问，处在一个气候经常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人的经历、动力、成就，能否一代接一代的维持在最好水平？
以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无数人的实际成就为基础，仅仅以气候为衡量指标，26我们可以画张图出来，地图上标出不同人种所在的不同地方，所表现的不同的能量总值。这个地图，也就像一张人类文明的舆图。两种图的相似性，反映了今天有活力的有进取心的种族，那些占领了世界的种族，均位于气候上经常发生变化的区域。如果全人类对气候的反应都一样的话，那么这对解释罗马的覆灭，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我们已经知道，气候变化在意大利发生过，而且是朝着激发性下降的趋势，特别是春天和夏天，气候一天天地变差。这可以反映公元前三四百年时，罗马曾被赐予非常有利的气候，而且情况比现在还要好，就跟我们北美的气候一样，不仅在农业方面，而且对于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具有很大的激发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公元前300年到前200年的变化，还有公元元年前后的逐渐变化，还有7世纪的气候变化，都对罗马人的精力和能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即使罗马居民的种族成分没什么改变，即使没有疟疾，没有农业凋敝，没有野蛮人的入侵，他们民族的能力还是很明显的出现了下降，这一下降，当其他情况也开始变得糟糕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具有杀伤力。比如说，当克服干旱的灌溉系统出现麻烦时，人们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精力和动力去解决难题。这样的人的素质，不但要面对疟疾、河流毁坏农田从而形成的沼泽、野蛮人的入侵，还要面对农业凋敝、农民贫困、苛捐杂税、因普遍的不满导致的政治问题。所以，当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情况就显得尤为严峻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所表达的观点，对读者而言似乎显得基础薄弱了点。甚至对我自己而言，在研究气候和人类效率的关系时，很多结论让自己都感到吃惊了，我感到很难修改自己以前形成的概念。我这里提出的假说，不管其是否正确，它至少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基础。它并没有诠释，为什么会有天才，为什么政治和社会机制会进化，或者为什么很多历史事件会发生。但是，它对于一些国家的谜一样的衰败和瞬间瓦解的经过，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解释。至于检验它的实在性，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地理学家必须更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后果的精确值，气候变化的程度，以及气候变化的本质。第二，生态学家和生理学家必须区分人类的精力，有多少是依赖于遗传能力，有多少是后天的训练，还有多少是受着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气温、湿度和其他气候因素，比如臭氧或空气中电子成分等等的影响。第三，对于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很大的一个领域值得探寻，地理学家也许可以给予期待的结果，即指出在特定的时期，气候环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但是，那个期待的结果，取决于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是否确认它真实发生过，取决于学者们的仔细搜寻历史上无数的蛛丝马迹。世界就会逐渐地发现，人的机体、精神和道德的特征，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总之，非得各领域之间进行合作，对各个复杂因素导致的罗马覆灭，得出一个清晰的观点，历史教训才能被真正理解。
注释
[1] 尤斯图斯 • 冯 •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运用》（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1876年。
[2] V • G • 斯莫科维奇（V. G. Simkovich）：《重新思考罗马帝国的覆灭》（Romes Fall Reconsidered），载《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16年6月。
[3] 编者注：罗马时期的面积单位，1尤格拉姆相当于0.65英亩，或者0.26公顷。
[4] 编者注：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方面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而著称于世。
[5] 引自罗德贝图斯（Rodbertus）如下的论文。
[6] 罗德贝图斯（Rodbertus）：《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农业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agarischen Entwicklung Roms unter den Kaisern），第2卷，1864年，213—219页。
[7] C • R • 范海斯（C. R. Van Hise）：《美国自然资源保护》（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1912年，322—338页。
[8] F • A • 菲特（F. A. Fetter）：《经济原理》（Economic Principles），1915年，445页。
[9] J • 康拉德（J. Conrad）：《李比希关于基本生物的看法》（Liebigs Ansicht von der Bodenerschopfung），耶拿，1864年。
[10] 编者注：华氏温度的冰点是32度，沸点是212度。
[11] V • G • 斯莫科维奇：《重新思考罗马帝国的覆灭》，载《政治学季刊》，1916年6月，226页。
[12] J • W • 格雷戈里（J. W. Gregory）：《昔兰尼加》（Cyrenaica），载《地理学报》，第47卷，伦敦，1916年，321页。
[13] 巴特勒（Butler）教授的全部观点的可参考《巴勒斯坦和它的变迁》（Palestine and its Transofrmation），波士顿，1911年，291页。
[14] 编者注：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一州名。
[15] 这个说法部分是基于在过去的10年间，甚至为气候都着一个方向变化这一假说辩护的人，比如说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已经将他们的假说进行了修正，认为气候出现不规律的或者脉动式的发展方向。（参见《地理学报》，第43卷，伦敦，1914年，451页），部分是基于最近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会员作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由约瑟夫 • 巴雷尔（Joseph Barrel）教授整理，递交给美国生态学会的气候学委员会（Climatic Committee of the 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还包括了未被列在其中的一些气象学家的提问。这些人中，仅有三人还是相信历史上气候的同一性。只有一人认为气候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尽管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人类的活动还是起到一些辅助上的作用的。剩下的49人，认为，在过去的两三千年的气候变化，要比最近的一个世纪的变化范围要更大一些。这49个人都认为气候的确出现不规则的或者脉动的变化，但是整体的趋势是，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和其他类似地区的气候朝着更加干旱的方向发展。
[16] 洪堡（Humboldt）的《中亚》一书大概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最好资料，他的研究发现的总结可以参见由本文作者撰写的《亚洲的脉动》，波士顿，1907年，327页。
[17] 参见布鲁克纳（Bruckner）：《1700年以来的气候波动》（Klimasch wankungen seit 1700），维也纳，1890年。
[18] 编者注：苏联中亚部分西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里海西海岸
[19] 参见《亚洲的脉动》，287页，344页。
[20] 诺伦德（Norlend）：《关于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的一些注记》（Bermerkungen uber das Klima der historischen Zeit），隆德大学出版社，1914年。
[21] 乍一看，意大利和加利福尼亚州实在是隔得太远了，它们两地的老树年轮的记录似乎和这篇论文中的问题不相关。的确，从下列几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并非如此：（1）研究历史上的每年的气候的实际作用，树木年轮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因此，在未来更好的数据出来之前，目前还是我们最好的衡量工具。近来对目前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大气压力或者温度的变化的关系的研究中，让我们确信了加州的变化一定和地中海的变化是同步的。问题只是这两个的确的气候变化是否是同一种的。（2）《文明和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图33比较的两条曲线，显示出加利福尼亚和西亚的气候变化大致相同。这两条曲线特别明显的一致性是从公元8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而这个时期也是可获得的气候资料最充沛的时期。另外，因为亚洲曲线是在1910年绘制的，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指示出加州曲线和亚洲曲线的相似性。比如说，斯坦因（Stein）在中亚的探险表明了，公元前2世纪，比起《文明和气候》一书中图33的虚线还要显示得更为干旱。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另一方面说到，指出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普遍更为潮湿，而这个说法和树木年轮的变化是一致的。（3）加州的树木生长，也许可以被用来衡量意大利南部的降水的第三个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目前两个不同的现象却很一致。让我们先集中注意力在3月到7月这几个月份，因为这段时间对环地中海国家和加州来说，都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加州最长的两个降雨记录，一个在旧金山，另一个再圣地亚哥，为南加州自1851年以来的主要天气波动提供了一个大致概念。将内华达山脉的112棵巨杉的年轮的波动，与罗马、那不勒斯和耶路撒冷从1851年到1905年这50年的降水波动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到很多图表。比较的方法是将每个年份中的记录按加州降水量的顺序排列。这些年份然后被分成四组，见下图，每组的平均值也被计算出。
年份组
I．有7年降水量最大，即平均值超过6.5英寸。
Ⅱ．加州有18年大量降水，即平均在3.9—6.4英寸。
Ⅲ．加州有17年少量降水，即平均值在2.7—3.8英寸。
Ⅳ．加州有13年降水量最小，即平均值少于2.7英寸。
平均降水量（A到D列）与树木平均生长量（E、F列）分4组如下：
毫无例外，所有从B列到F列的数都和A列的加州数值很一致。罗马和加州的相似性，不如那不勒斯那么显著。然而，那不勒斯的数据，如果考虑到百分比，却没有耶路撒冷更贴近加州的情况。在巴勒莫，这种一致可能性能至少与在耶路撒冷的一样显著。
如下表所示，写作时可获及的26年降水记录。
（1）加州10年的平均降水量5.8巴勒莫的平均降水量8.3
（2）加州8年的平均降水量3.6巴勒莫的平均降水量7.6
（3）加州8年的平均降水量2.4巴勒莫的平均降水量6.2
印度气象学机构显示了在冬春的时候，有一种暴风雨（雪）穿过西地中海，经过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最后达到印度北部。当加州的降水很充沛，巨杉疯狂生长的时候，这种暴风雨似乎会增加。这倒不是说如果加州某一年有大雨的时候，意大利和其他地中海地区就一定会有大量降水。但是，它意味着，当我们将一些年份进行考察的时候，巨杉的生长显示出那些国家的大体上的降水情况。可能过去也是这样的。目前当我们把以前的那些数据和巨杉的生长数据分析之后，似乎，在公元元年，意大利南部从3月到7月的降水，大概要比现在多50%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