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70年代的熟荒
当然，从商人、贸易人甚至粮农的角度看，郑成功被从大陆资源隔离，意味着这些老百姓曾经的商机，以及他们随着商机增加的财富，都直线下跌了，这就是在1683年沿海贸易重新开通前的状态。揭阳地方志的目录上讲：“农民只是开垦，没有其他活计。粮食太便宜了，因为盗匪和海盗政府封锁了对外贸易”64。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甚至在江西，经济都发生下滑，情况变得很严重。一位历史学家将1661年到1683年这一时期，称作“康熙大萧条”65，岸本中山的研究，就集中在白银的货币流通的“萧条”，和它对物价的负面影响66。
价格下降，在这一时期是个普遍情况，它影响到的不只是制造业，工资，房租，还有土地价格，乃至谷物价格也受到了影响。至于谷物价格下降，部分原因和商业萧条以及白银流通下降的因素无关。现在学者们将经济下滑怪在白银货币短缺头上，谷物价格的崩溃，被叫做熟荒，可以被理解为“丰收的贫困”67。
在分析熟荒前，让我先描述一下熟荒的情况。这一词语，在潮州的各个村庄里，是用来描述17世纪70年代，粮食生产过量之后造成谷物价格极其低廉。在揭阳，当地地方志记载了1670年的情况：“此时，价格极低，伤害了农民利益，人们叫它熟荒……一两银子可以购买25石白米，或者30石的红米”68。同样，在潮阳，“这里没有舟船来做贸易，一两银子可以买30石大米”69。在附近的海丰县，“一斗（十斗等于一石）只卖三分钱（一百分之一两的白银）”70。整个广东省普遍出现了极端低价的情况，惠州、广州、高州、肇庆，均为大米产量最多的地区，所以价格也更便宜。在相邻的福建省，米粮价格极低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初期71。
为了理解这一谷物价格的下降程度，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背景下。首先，换算成一个统一单位，根据报道上的熟荒价格，一石粮食卖到0.04两到0.05两白银，这个价格与1600年的价格相比72，后者曾是0.35到0.40两一石。再与1648年的危机年作比较，那时是一石4到5两的价格。到1708年，大米价格是0.80到0.90两，18世纪米粮价格最低的时期，出现在1729年，大米每石0.4两到0.6两。换言之，17世纪70年代熟荒时期，米价是18世纪价格最低年份1729年的十分之一，也是1600年的十分之一。
米粮价格大崩盘，原因不难发现。当时对这一情况进行观察的人清楚，或者至少理解背后的部分原因。首先，郑成功建立起来的贸易路线遭到打击，加上沿海地区居民内迁造成的后果，使得对外贸易陷入危机。潮阳地方志记载：“当时，没有船只前来洽谈商贸，米粮价格变得非常便宜”73；揭阳的公文解释得有点不一样：“在揭阳，人们只耕田，没有其他的职业。米粮价格如此便宜，由于因盗匪和海盗而关闭了贸易路线”74。
第二个用来解释粮价极低的原因，是连续几年的好收成。本篇一开头说到，17世纪普遍比16世纪寒冷。只有几个时间段例外，而17世纪70年代这十年，恰是其中一个相对温暖期。17世纪60年代初，广东经历了旱灾，自1668年起，本地区连续七年都是大丰收。一系列干旱气候的结束，当然有助于提高产量，同时气温也变得暖和了。从1669年到1680年，这期间只有一个非常冷的年份，就是1672年。除此以外，旱灾和洪灾的情况也减少了。这样一个风调雨顺的背景，广东省的很多府县方志，都把这几年称作“优年”或者“大优年”。简括之，在17世纪70年代，气候条件非常有利农业生产，导致了高产和大丰收，超过了人的市场实际需求，所以就形成了熟荒。
可以想象到，粮食低价不会让农民致富。国家的税收政策，是只收缴白银，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据揭阳地方志，“这样低的粮价，让农民没有办法缴税，以及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很多土地荒废了”75。甚至城市里的贫民，也遭受了康熙时代的萧条影响。据浙江名叫魏际瑞的官员1675年的记叙，当大米价格很高的时候，富人有钱来雇佣劳力和购买商品，但是在17世纪70年代，当粮价只有过去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时候，富人变穷了，而穷人根本找不到食物。76甚至当米粮更便宜的时候，很多江西人死于饥饿。临时工和小贩们坦言，他们更喜欢粮食价格偏高，因为富人有钱，可以购买商品，可以雇佣劳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穷人才可以赚点钱过日子77。“这样的说法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情绪”，曰“商民交苦”，曰“富者贫，贫者死”78。
上述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在17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至少是停止了，农民宁可再次抛弃土地，也不愿意上税。岸本中山坚持认为，“萧条”持续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期，不管她的看法正确与否，也不管是否就像当年魏际瑞记叙的那样，即尽管当时谷物价格极其低廉，死亡率却在城市贫民中上升。目前从现有资料中还找不见这样的证据。
就像鲜花在山火留下的灰烬中重新绽放一样，17世纪70年代的熟荒预示了危机的结束。米粮产量丰富，而价格极低，这不仅仅是生产力恢复的表现，而且也因为岭南的消费人口数下降了。曾经，商业线路将岭南各地不同的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那个运转系统被切得四分五裂，米粮再也没有沿着西江盆地下来，送往珠江三角洲，而珠三角的农民，也无法买卖或出口丝绸，广东的谷物也无法从它的东部流向福建。不过，这一来，岭南的各个地方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外地食品。同时，战争，杀戮，还有传染病，似乎都停止了。熟荒年的人口也许下降了，土地也许荒芜了，但是熟荒作为危机期的最后一个时段，希望的曙光已经可以看到。
但是，危机没有完全结束。
危机年代结束
从1673年到1681年的“三藩之乱”在岭南开始了另一段政治上军事上的不稳定期。关于康熙皇帝平定叛乱的事，大家耳熟能详，所以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必须说的是，在岭南并没发生什么战事。如果有，也是在1677年到1678年那点时间79。最初的三藩反叛者，挑战清朝的从中国南方到长江流域的统治，后来其中一些叛乱分子开始变节，立场也变得不坚定，再加康熙皇帝的坚定不移的领导，尽管那场战争劳民伤财，总归反叛者不是投降了，就是被打败了。到1681年，三藩和他们的特权，包括财政上军事上的，还有行政上的自主，都被消灭了，中央集权的方式彻底替换了地方势力。
1683年，稳定清朝统治的最后一块障碍也消除了，郑成功（注：应为郑成功的儿子）带领他的家族以及拥戴者，代表台湾投降清朝。对在台湾的郑家的社会和经济势力的打击，还不是来自军事压迫，而是来自朝廷禁止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命令。1678年，广东地方官张（章）之信上奏，要求放松对海滨的禁令，“允许商人修建船只，在广州和琼州之间自由通商”。康熙皇帝批示道：“如果我们重开了航线，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我们担心那些不可靠的老百姓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和盗匪们重新联系，扰乱海滨人们的生活……这个禁令不应太快地解除”80。清军在1683年强行占领台湾以后，沿海的航行禁令有所松动，四个海岸关口建立起来，其中一个就是澳门，开始和欧洲人重新做生意。
人口和耕地
三藩被削以后，在1684年，海滨港口重新开始正常的贸易，经过了40年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混乱，经济凋敝，人口危机，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本篇讲述的这段历史，它确实反映出这40年对岭南的沉重创伤，当地人口大幅度下降，而且大部分良田都荒废了。但是，仅有的资料几乎都是主观性陈述，有一些资料说“半数人口”离开了，我们还是没有一个量化评估，几十年来的浩劫对岭南的人口和土地使用，其影响究竟有多大？写这一节的目的，就是试图重建岭南的人口数据。
人口
在第二章、第三章81讨论过，明朝在1391年的人口数据大致是可信的，清朝在1776年的人口数据也是基本可信的82。从1776年向后推，直到1391年，采用广东、广西的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的各家数据，也采用一些专业性推测，可以建立17世纪中期的岭南人口数据83。
我在前一章提到（编者注：《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第三章），明朝的岭南人口数，从1391年的400万增加到了1640年的1200万。从那个高峰开始，17世纪中叶危机致使当地人口数在1661年，至少减少到了1000万。如果生育率下降到平衡水平之下，那么人口会下降得更厉害。我认为，岭南人口从17世纪的60年代到70年代，开始缓慢地回升，然后在17世纪80年代和平时期开始加速上升，我把人口的动态变化总结在表4.1中。
表4.1 1391—1685年岭南人口和土地总量
编者注：以上数据摘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332—333页，380页，387页，391页，394页，396页。斜体数字均为作者的估计数。
当然，减少两百万的人口数，或者说在那个危机时期，岭南人口数下降了22%，这样的下降幅度的确称得上损失惨重。但是对中国整个来说，何先生（注：广东地方志编撰者何炳棣）估计，整个中国人口在1600年到1650年间，大概下降了33个百分点84。对河南和山东两省，黄宗智（Philip C. Huang）确乎列出数据，但是他承认这是“令人质疑的一致性”，何炳棣列出了数据的1578年到1685年间，河北下降25%，山东却下降63%85。普渡（Perdue）（注：湖南地方志编撰者）没能重建湖南的人口数，但是他估计在同一时期，丁税收缴率下降了37.5%86。如果这些数据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中国各地区的人口的下降情况，那么在明清交替之际，岭南人口的下降，比起其他省份还算损失少的。
耕地
关于重建耕地数据的资料，比起重建人口数据来，也容易不了多少。明朝1581年的耕地调查，被认为是可信的87。清朝却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查，究其原因，我将在讨论土地开发的细节中谈到。我想说的是，清朝在康熙时期（1662—1722年），每个地方都会采用16世纪末注册的土地数据，作为他们税收的基础（原额），减掉评估出来的在中期战争中的荒芜数，加上评估的新开垦的土地数，这样做一番加减后，官员们就能报告耕地的总数据和税收预算。表4.2即为1661年到1685年耕地数据的来源。
清朝官员的这些评估，对于推测17世纪危机的破坏程度，给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根据官方的推测，明朝末年广东几乎有25%的土地，在1661年清朝建立时停止耕作，广西几乎一半的土地都荒废了。既然最终数据包涵17世纪50年代后重新开垦的土地，那么之前的土地的毁损情况，肯定比1661年数据反映出来的还要多。我们可以从广东省的三个郡县级别的数据中，推测出它的毁损程度，可惜的是，类似的零散数据在广西找不到。
广州，潮州，还有高州，每个府的新垦土地数据，均保存在各地的地方志（总结在表4.2）。这些新垦数据在各自对应的纳税土地总面积（原额）中，占42%、35%、22%。这意味着，至少有很多土地在17世纪中的危机中荒废了，至于荒废土地百分比的大小，大概和各地受战火洗劫的土地面积差不多，广州受的损害最严重，遥远的高州则比较轻。如果这些百分比可以用来指导我们，推测那些情况相差不多的地区的土地荒废程度的话，那么广东整个土地荒废的程度，就可以推算出来了，这个推测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惠州海丰县的土地开垦数据，大概占原有土地的38%，相邻潮州的35%的数据和它非常接近；肇庆开平县的数据是43%，和它附近的广州的42%非常类似。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我估算了广东在明末的1650年，仍能使用的耕田面积数据，以此推算得出清初1661年的耕地面积，大概下降了三分之一，即2000万亩。
表4.2 1391—1650年岭南各县耕地荒废数据
编者注：a列资料来源于《广东通志》1561年版，b列来源于《广东通志》1731年版，c列斜体数字计算为（1-c）×b，黑体数字见正文，d列黑体数字见正文。
重建明末清初人口和耕地数据，是为了证明17世纪中叶岭南的危机程度。人口下降了17%—22%，耕地下降得更多，广东大约是35%，广西也许达到了50%，更多的土地被遗弃，则可以解释人口的下降。这两个不平衡的下降比率，可以作此理解，土地荒芜，不仅仅是因为人口死亡，也可能是人们逃避战争或赋税，并且有沿海人口的内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抛弃土地的人，有的钻入山林，苟全性命，等到世事转好的时候再回来。有的则随机而安，和盗匪海盗之类的团伙混在一起。做这样分析，不仅解释了两个数据下降率的不同，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土地能够被重新开垦，且能很快地恢复生产。新垦耕地上的劳力，不一定要等他们生育出来，或抚养长大，他们只要从山上走下来，重新扛起锄头就行了。
那些归来的农民，所面对的土地情况，也值得我们做点推敲。梯田是否已经塌没？土壤是否流失了？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荒废的土地已经变得杂草丛生，农民们先要把杂草清理了（大概通过焚烧）。灌溉系统还好用吗？考虑到季节和劳力，对各种水利设施维护的缺乏，哪怕是将水利设荒置一年，更不要说荒上好几年了，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堤坝是否损毁了？闸门是否腐蚀了？水渠是否被淤泥填满了？沼泽是否让疟蚊又回来了？（疟疾还是个麻烦，毋庸置疑）……这些挑战摆在岭南农民面前，他们必须耗费大量心血，才能把荒地重新变成良田88。
普遍危机与环境
关于17世纪中叶危机和岭南环境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客观的更加寒冷的气候，在这场危机中导致土地产出降低，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动荡；另一方面，人们的主观的行为，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环境。战争和传染病，是由北方人带来的，有可能使南方的人口下降很快，但是农田的荒芜，又使得自然界有机会恢复它的活力。如果当时对森林的开发还比较初级，那么森林也可以重新长出来，当然最重要的自然复苏，是在海滨的地区，因人口内迁，栅栏和高塔使人们远离这些地方，人没了，树和野生动物就重新回到了这些地方。在海丰，“因为人口的内迁，树和草都重新长起来，老虎也变得胆大了。89”
人们让出这些地盘，某些“自然的”生态关系由此开始重建，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17世纪中叶的危机，阻碍了人口增张和商业发展，这对动物和植物却开创了一次机会，比如说对森林和老虎。动植物可以自由生长，自然开始复原，地面大小是固定的，那么人口活动范围和密度的变化，就会影响自然生物的数量和密度。在17世纪后半叶，野生动物在岭南开始增长，而人口下降了。
说到此，岭南17世纪中叶的危机，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只老虎，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的城北。背景所提供的是：一方面，危机使得人口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产生了不同向的动态效果，人口数量下降，而老虎数量上升，并且它们的栖息地得以拓展。另一方面，老虎1642年出现在广州城北，而明朝在两年后就灭亡了。如果说，因为盗匪的劫掠威胁到农民的安全，所以人们遗弃了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这不就为老虎入侵提供了机会吗？要么这样说，老虎是有征兆寓意的，特别在当时的广州和整个岭南，也许那些让老虎离开的村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深深的担忧。
结论
以从明朝活下来的人的眼光看，17世纪中叶的危机，是非常广泛、深刻和长期的。它不仅仅是经济的下滑这么简单，尽管它被视作严重大萧条。这场危机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人口因战争、饥荒、传染病而大量死亡；田园荒芜，农业生产减少，米粮价格下降；在沿海地带，关闭外贸通道，国内地区间的商业活动也停顿了；曾经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白银和黄铜流动，进口数也下降了。无疑，在活下来的人们看，清朝立国后的这个40年，没什么人愿意活在那一时期。
但是，对现代人来说，很清楚的一点是，18世纪的到来，不仅预示着黑暗的时期已经结束，而且也有理由肯定，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到底用什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翻转？如果是战争、被战争影响的贸易（对外和对内），还有寒冷的气候，共同造就了17世纪中叶的危机；那么就是和平、重新恢复的贸易和温暖的气候，为这一切划上了句号。
注释
[1] 《广州府志》，1879年，卷79。
[2] 至少在20世纪，虎骨磨成药剂或者浸泡在酒里，吃了以后据说能够长寿，虎鞭则认为对男性的生殖能力大有帮助，老虎和犀牛的贸易，到如今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已经禁止虎骨和犀牛角的交易，相关的新闻在1993年6月6日的《纽约时报》第19版有所报道。
[3] 《中国丛报》，1839年3月，卷7，596—597页。
[4] M • W • 德 • 维瑟（M. W. de Visser）：《中国和日本的龙》（The Dragon in China and Japan），阿姆斯特丹，穆勒出版社，1913年，119—120页。
[5] 《广州府志》，卷79，1879年。
[6] 我要感谢罗兹 • 墨菲（Rhoads Murphey）让我注意到这一点。
[7] 关于“普遍危机”这个说法人们有广泛的讨论，参见特雷弗 • 阿斯顿（Trevor Aston）主编的《欧洲的危机，1560年至1660年》（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纽约，道布尔迪出版社，1967年。还有杰弗里 • 帕克（Geoffrey Parker）和莱斯利 • M • 史密斯（Leslie M. Smith）共同主编的《十七世纪普遍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伦敦，劳特利奇与基根 • 保罗出版，1978年。将“普遍危机”延伸到亚洲领域，可以参看《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24卷，第4期，1990年，当中的一些文章。
[8] 斯特鲁维（Struve）：《明清大变动的呼喊》（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9] 威廉 • S • 阿特韦尔（William S. Atwell）已经观察到：“普遍危机”的概念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显得有点模棱两可，让我们还是先从“危机”这个概念入手，这个词最初被历史学家用来考察欧洲17世纪的历史，这个词并不准确，有益的批评指出“如今，人们必须意识到，所谓的危机至不过是对17世纪发生的无可争辩的事实的肯定而已，那么危机就变成了关注其他世纪的历史学家所称历史的同义词。”在这个批评之上，西奥多 • 拉布（Theodore Rabb）对阿特韦尔经常在17世纪东亚历史研究中采用的“危机”一词做出了他自己的定义：“危机”一词如果要有意义，那么必须是短期的，在历史的角度看也许能长达20来年，它必须和之前之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接着，阿特韦尔提出，危机时期“在17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后期之间”。对华南来说，这个危机时刻似乎来得有点迟，在17世纪40年中期开始，一直延伸到17世纪50年代末。
“普遍”这个概念也很模糊不清，它可以表示一个事件在很广泛的范围内发生，比如说整个中国，整个东亚，或者是一系列危机深刻地影响了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这只是提到了危机的一些可能的方面。有两篇不错的文章分析了东亚的普遍危机，阿特韦尔采用了前面的这个定义，将危机覆盖的范围扩展到很广的地域。我们在这里也将这么使用，尽管“普遍”一词会特别强调程度：在17世纪中叶，四到五种危机影响到了华南的居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口危机，一部分是由于食品短缺、传染病和战争，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食品短缺也在部分上造成了经济危机，但是另一方面是由于外贸交易受限和货币流通不畅造成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无业游民的大幅增多；土匪和海盗加上农民起义推翻了社会统治，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建立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全国性的战事，造成对华南的毁灭性打击。知识分子和文化上的危机或许可以加上，但是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这里的目的是要描述这些危机，接着再衡量这些危机的后果。
参见威廉 • 阿特韦尔：《17世纪东亚的“普遍危机”？》（A Seventeenth Century “General Crisis” in East Asia?），发表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4卷，第4期，1990年，664—665页。另参见他的《对17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的危机的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223—244页。
[10] 同上，661—682页。
[11] 格拉恩（Von Glahn）：《中国17世纪的货币危机的谜团和现实》（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 Century Monetary Crisis），选自格拉恩《财富之源泉：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14世纪至17世纪》（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12] 对他的陈述的简略总结，可以参见按杰克 • 戈尔德斯通（Jack Goldstone）：《17世纪的东方和西方：斯图加特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国明代的政治危机》（East and Wes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olitics Crisis in Stuart England, Ottoman Turkey, and Ming China），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8年，第30卷，第1期，103—142页。
[13] 在注释7、9和11以外，还可以参见布罗代尔（Braudel）：《文明和资本主义，15世纪至18世纪》（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卷1，《日常生活结构》（The Structure of Everyday Life），49—51页。世界上至少有一部分地区，比如说南亚，没有什么普遍危机的证据。参见约翰 • F • 理查兹（John F. Richards）：《南亚17世纪危机》（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sis in South Asia），载《现代亚洲研究》，第24卷，第4期，1990年，625—638页。
[14] 格罗夫（Grove）：《小冰河期》（The Little Ice Age），1页。
[15] 同上，170页。
[16] 同上。
[17] 同上，173页。
[18] 《惠州府志》，卷17，1877年。
[19] 讨论17世纪危机对满族人的影响，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推测“小冰河期的压力驱使着满族人寻找新的食物来源”，这样就可能“使得满族人不得不使用武力南犯”，《大企业》（Great Enterpris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58页，48页。
[20] 格拉恩：《中国17世纪的货币危机的谜团和现实》，1页。
[21] 同上，表5。格拉恩反驳这样的看法，他认为白银进口数下降，比起中国的白银库存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足以引起中国的价格水平变动。
[22] 顺治期间佟养甲回忆录的英译文引自福罗舒（Fu Lo-shu）著《中西关系纪实，1644年至1820年》（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卷1，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卷1，6—7页。我将福罗舒书中的古拼音改成现代汉语拼音。
[23] 见《新会县志》卷13，1646年，顺治条目。
[24] 1628年的三水郡一例，参见《广州府志》，卷79，1879年。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卷80。早在1630年，匪军包围了永安，在东江的上游。《惠州府志》，卷5,1688年。
[29] 《惠州府志》，卷17，1877年。
[30] 1639年和1641年在海丰郡。同上。
[31] 同上。
[32] 《广州府志》，卷79，1879年。
[33] 《惠州府志》，卷17，1877年。
[34] 希拉里 • 毕替（Hillary Beattie）：《反抗的另一种方法：安徽桐城的案例》（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 The Case of Tong Cheng, An Hui），收录在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约翰 • E • 威尔斯（John E. Wills Jr.）合编的《从明到清：征服、地区与17世纪中国的承前启后》（From Ming to Q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239—276页。
[35] 林 • 斯特鲁韦（Lynn Struve）：《南明，1644年至1662年》（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101页。
[36]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277页。
[37] 《新会县志》，卷13，1841年，参看顺治条目。
[38]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104—145页，另参见本人的《华南的农民起义》（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ern China），第1章。
[39] 李成栋，引自斯特鲁韦（Struve）的《南明》，124页。
[40] 《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201页。
[41] 《新安县志》，下卷，1819年。
[42] 顺治的条目里包括了如下一段话（译文如下）：“春，初月，天花。家长让医生挑破天花痘疮，把痘脓聚集起来，稀释之后，塞进小孩子的鼻子里，类似疫苗的作用，这样就没有儿童死亡了。”《潮州府志》，卷10，1762年。
[43] 海伦 • 邓斯坦（Helen Dunstan）：《晚明时疫初探》（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tudy），载《清史文集》，1975年，第3期，1—59页。
[44] 帕莱福（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鞑靼征服中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伦敦，1671年，320页。
[45]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引自E • C • 鲍勒（E.C.Bowra）著《满人对广东的征服》（Manchu Conquest of Canton），载《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1期，1872—1873年，91—92页。
[46] 同上，93页。
[47] 《惠州府志》和《惠来县志》，1648年。
[48] 《琼州府志》，卷42，1841年。
[49] 《香山县志》，卷8，1750年。
[50] 《高州府志》，卷4，1827年。
[51] 《广西通志》，1733年。
[52] 编者注：里是最低一级自治行政单元。
[53] 《惠州府志》，1877年。
[54] 对气候变化、饥荒与传染病的增效作用，参见约翰 • 华代尔（John Walter）和罗杰 • 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合编的《饥荒、疾病和危机：近代早期社会的死亡率》（Famine, Disease and Crisis: Mortality in Early Modern Societ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17—21页。
[55] 约翰 • 波斯特（John Post）：《工业前欧洲的食物短缺、气候变动和传染病：1740年代早期的死亡率高峰》（Food Shortage, Climatic Variability,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The Mortality Peak in the Early 1740s），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年，216页。
[56] 同上，261页。
[57] 迪亚茨（Diaz），引自福罗舒著《中西关系纪实，1644年至1820年》（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1644—1829），第2卷，441页，注释163，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
[58] 参见引自E • C • 鲍勒（E.C.Bowra）：《满人对广东的征服》，229页。
[59]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引自劳伦斯 • D • 喀斯乐（Lawrence D. Kessler）著《康熙皇帝和大清的稳固，1661年至1684年》（Kang X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Qing Rule, 1661—1684），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43页。
[60] 编者注：指未实行重新安置政策前。
[61] 《新会县志》，卷13，1841年。
[62] 广东巡抚王来仁的回忆录重印在《广州府志》，卷80，1870年。
[63] 郑成功之后很快便去世了，但是他的家族和势力还在控制着台湾，一直到清军在1683年最后攻占为止。
[64] 《潮州府志》，卷11，1893年。
[65] 岸本中山《康熙大萧条和前清地方市场》（The Kangxi Depression and Early Qing Local Markets），发表在《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第10卷，第2期，1984年4月，227—256页。另参见阿特韦尔的《对17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的危机的观察》，234页。
[66] 除了对郑成功的对抗政手段外，岸本中山认为，清政府的短视，即以白银的方式收取税收，集中在国库内，而不是将白银重新流通在市场中，因此导致了白银的短缺。
[67] 这个事件的概况，可以参见陈支平的《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40—46页。
[68] 《潮州府志》，卷11，1893年。
[69] 同上。
[70] 《惠州府志》，卷5，1688年。
[71] 《海城县志》，卷18，摘自陈支平的《“熟荒”》。
[72] 参见《广东物价备忘录》（Memorandum of the Detailed Selling Price at Canton），引用在C • R • 鲍克斯著（C. R. Boxer）《从澳门来的大船：澳门和日本的年度贸易，1555年至1640年》（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The Annual Macao and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里斯本，1963年，184页。
[73] 《潮州府志》，1893年。
[74] 同上。
[75] 引自陈支平的《“熟荒”》，42页。
[76] 同上，44—45页。
[77] 魏际瑞，引自岸本中山的《康熙大萧条》，231—232页。
[78] 陈支平的《“熟荒”》，45页。
[79] 尚可喜在1650年统领了广东并被加封为平南王以后，他在1677年初病逝了，他的儿子，尚之信，接替了他的职位并和吴三桂结盟叛清。后吴三桂发兵广西，并从北部进入广东，一直到了韶州，和尚之信这位名义上的同盟开战。
[80] 福罗叔：《中西关系纪实，1644年至1820年》，卷1，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6年，50—51页。
[81] 编者注：包含本篇在内，收录在马立博（Robert Marks）《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82] 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可以参见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83] 对清朝来说，18世纪末的人口增长率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作为依托，进行计算，广东是0.757%，广西是0.515%。这些比率可以用在1685年，当华南已经趋于平定。1685年广东的人口就有750万，广西有300万。从1644年到1683年这40年，我做了有根据的推测。我们知道，在1648年到1653年这段危机时期，人口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我们可以认为生育率也下降了，甚至降到了人口平衡点以下。如果是这样，人口会继续下降，也许在1661年到1669年，沿海人口内迁的时期，人口总数下降到了最低点。在17世纪70年代，谷物大丰收，被称作熟荒，生育率肯定上升了，有可能超过了人口平衡点，由此开启了人口缓步上升的时期。
[84]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281页。
[85] 黄宗智（Philip C.C.Huang）：《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年，322页。
[86] 彼得 • 普渡（Peter Perdue）：《耗尽土地：国家和湖南农民，1500年至1850年》（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67页。
[87] 参见王业键：《中国帝国的土地税收，1750年至1911年》（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20—26页。
[88] 这些问题是在阅读麦克尼尔（McNeill）的《地中海世界的山脉》（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一书时引发出来的。
[89] 《惠州府志》，卷18，1877年。的确，老虎的胆子变大了，不仅仅是在岭南，中国的其他遭受战火的地方也是如此。在湖南省，一个叫作王辉的年轻商人写到的有关湖南的情况与岭南十分相像，军队过来以后，传染病也跟着来了，村里人都跑了，只有少数人在呆在路边上，无处可去，村庄里一点人气都没有，老虎和豹子不计其数，饿狗也在到处溜达。似乎战争中的大屠杀还不足以让人们偿还他们的罪，传染病让他们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另参看斯特鲁韦：《明清大变动的呼喊》，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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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马立博（Robert B. Marks）所著《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一书第四章《17世纪中叶（1644—1683）的战争和环境危机》，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134—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