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包括了各式各样的地形，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气候特征。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公元前7000年前），每一地域针对他们不同的气候环境，都发展了本地文化的气候传说。因此，直到公元前3世纪，秦汉时代出现以前，还没有哪一种气候传说的传统，可以作为整个中国的代表。即使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流行在受过教育的说汉语的精英人群中，但是其他文化传统在少数民族地方，以及汉民族的民间传说中仍得以保存。
中国北方的气候
为说明在不同的气候传统中的不同态度，我首先要谈一谈，中国南北气候的巨大差异。
中国的北方，主要是指黄河流域地带，是一个黄土区。中国的气候，受到从南方来的季风降雨，和从北方蒙古来的干冷空气相汇合的影响。季风降水，因大山的阻隔而逐渐减弱，而中国西北方的干风，带来的是干旱天气，由此，中国北方的黄土区很容易发生旱灾。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北方人发展了针对恶劣干旱天气的传说。例如黄帝，他被认为是中国人共同的老祖先，传说中他打败了很多邪恶的敌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掌管旱灾的鬼怪，她是个形象如魔鬼的女性，名叫魃1，《山海经》中有关于她的故事。黄帝尽管拥有巨大的力量，却无法战胜她，直到召来了应龙，才最终镇住了她（Hao 1959: 9/4, 17/5-7）。
还有后羿的传说，也是和旱灾有关。传说夏朝时，天上突然出现十个太阳，它们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升起，而是同时悬在天上，它们的烈焰烧烤着大地，庄稼被烤焦了，没有任何植物可以存活，人们只能痛苦地祈祷。为救万民于苦难，一个叫后羿的神箭手，射落了其中九个太阳，每个当中都有一只金色的乌鸦，周身燃烧着熊熊大火。所以从此以后，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曾经感受过中国北方夏天的人，被炙热的阳光烤晒着，除了广袤干燥的尘土飞扬的黄土地，到处看不见一片阴凉的时候，对他们，十个太阳的传说的确是个生动的故事形象。
在中国整个北方的省份，不仅仅在那个遥远年代，久旱之后的祈雨仪式，一直还在民间按风俗习惯举行着。地方官有义务亲自主持这一祈雨仪式，他们要在龙王庙里操办（Dore 1966： 410—421, 685—693； Hao 1959: 14/7, 18/10-11）。甚至到了毛泽东时代，北方农村公社里，当人们遇到大旱后，尽管冒着触犯革命干部的风险，仍要举行祈雨仪式。
中国南方的气候
中国的南方，龙的作用和北方刚好相反。南方人向龙王祈祷，常常是为了让龙王减弱洪水，而不是为了求雨（Karlgren 1946：250—251）。在南方诸省，特别是河谷和盆地地形，经常会发生洪水，因为每临夏季，漫长的季风气候携带来大量降水。因此，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在南方气候传统中，就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些传说，包括了《山海经》里的神话，传说尧的统治时期，大洪水到处泛滥，没人有办法治理它，一直到鲧的出现，他被任命来专门治水。“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最后修建成了河堤和水渠。
大洪水主题，在南方的少数民族中也是广为流传的。比如江西和湖南地区的苗族，还有台湾高山族，他们都传讲一个普遍的故事：无休无止的大雨，一连下了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洪水暴发。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躲在一只巨大的葫芦里，才逃过这场大劫难，这两个人就成了现在人的祖先。很多学者试图把中国的大洪水和圣经故事里的大洪水联系起来，中国的大洪水故事，并不需要从中东传入，因为中国南部的盆地和河谷的气候环境，为这样的本土传说提供了足够的背景。
古代的气候记载
考古发掘的商代甲骨文（公元前16世纪到前12世纪），发现了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商朝人对气候的态度方面的相关资料。商朝的文献经常用占卜预测未来天气。最普通的占卜就是：“接下来的十天会下雨吗？”，“接下来的十天不会下雨吗？”相似的问题，还有关于下雪和刮风的，虽然不是很常见。当然，我们没办法核实，这些商朝文献中的预测的准确性，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下雨是商朝人最关心的事情。另外，商朝铭文上的词汇，有很多是区分不同种类的雨（毛毛雨，暴雨，等等），区分不同种类的风（微风，和风，大风，狂风，飓风，等等），还有不同种类的降雪（冰雹，雨夹雪，鹅毛大雪，等等），还有各种天气状况（大雾，多云，阴天，晴朗，阴霾，等等）。商朝非常精确的甲骨文记载，清楚地表明了商朝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执政中会考虑到每日的气候变化（Chang 1980：34, 144；Keightley 1978：34—36, 43—55, 66，180—181）。这是否表明了，商朝的君王想要或者是希望，能够采取措施使得天气朝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现有数据，尚不能回答这一问题。
周朝（公元前12世纪到前3世纪）继承了商朝，发展出一整套国家崇拜体系。周王自称天子，对宇宙的和谐负责，包括良好的天气状况，比如耕种时节有合适的降水，四季的及时更替等。周王季节性地举行神圣的仪式，对天、地和宇宙各种神秘力量，在祭坛上贡献祭祀。这一国家崇拜体系，被中国后来各朝各代的皇帝所延续，现在到北京的游客，仍有机会去参观天坛，看看那个有着圆形天顶的天坛祈年殿，中国最后一朝的清朝皇帝们，曾在那里举行祭天活动（Granet 1975: 68—80）。
宇宙论和气候模式
公元前1000年，中国的宇宙论逐渐现出轮廓。《易经》由占卜起源，发展了阴阳理论。阴和阳，两个互补的力量，辩证地相互作用着，形成无数的组合：静止和运动，女性和男性，等等。气候的变化同样被解释为，四季交替像阴阳互相转换一样。另一个宇宙论系统是五行说，五个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按顺序依次循环流动，统一着宇宙和气候。但是五行理论的起源，迄今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
不管怎么样，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宇宙系统被组织得非常好，大部分人很能接受这样的理论。两套理论，不久就融合成一个对宇宙秩序的理解，现在可以称其为机械主义自然观。很多古代的思想家支持这一观点，他们中间有一位，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荀子，著名的孔子思想中的唯理论的大师（Schwartz 1985: 309—311, 350—380）。
英雄行为，宗教仪式等引起的环境气候变化，还有神职人员所记录下的气候变化等等，也许这些都代表了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对气候的社会记忆。而宇宙论由此衍生成了一种知识或信息，用来纠正不好的气候环境。
天气变化观察和气候
同时，对四季交替的天气和气候变化的经验知识，都来自日常观察。比如说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就可以标示出时间的逐渐推移，诗歌中常有小细节写实的观察。诗经中《七月》就有如下句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七月鸣鴃，八月载绩。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类似的自然现象观察，还收在一个乡绅的黄历书《四民月令》里。列出每个月的植物生长、气候变化、农业活动，还有他所谓的各种自然现象变化，星星和星座的位置变化。这本黄历里的数据的精确性，有待进一步确认。很有可能它是在公元前5世纪写成的，巧合的是，那正是中国农业进入精耕细作时代的开始（Hsu 1980: 215—228）。
天气变化和气候理论
公元前250年，对气候的态度和天气的变化，有三种相对独立发展的传统看法。第一种，是皇家统治者声称的所谓责任，这大概是从国王和祭司两重角色发展而来的。第二种，是理想的阴阳二重性的理性分析，它最终和五行说融合成了机械主义自然观。第三种，对动物行为和植物生命循环，随季节气候变换的观察。在那个时期，中国已经进入秦汉的统一大帝国，三个气候传统，最后融合成一个理论，就是宏观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相互勾通。发展到这一理论，大概反映了帝国统治的惟一性，以及儒学文化在中国的独尊。
传统阴阳五行感应说，实际上可以被描述为关于宇宙秩序相统一的理论。整个宇宙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中，如果有任何部分出现偏离，那么宇宙的平衡秩序将会打破。因为人类世界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自然领域中的变化会对人的领域造成影响，同样，任何人类的活动，特别是那些国家统治者的作为（据说他们要比普通人更具自然力），会引起自然领域的变化。普通的气候变化，还有地震、日食、月食等等，都被认为是打乱了系统平衡。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的行为被认为是打乱平衡的原因。因此，某个个人或某个群体，被认为要对环境的变化负责。
宇宙相互影响的理论，使得前述三种不同观点，即对于气候和天气的看法，融合成为一种观点。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统治者要在自然和人类之间，起到一个中间媒介的作用，使宇宙维持平衡状态。第二，要把气候的变化、动物的行为和植物的生长，联系在一起进行记录。第三，需要建立起一个机械观的体系，来解释自然的变化。
宇宙平衡
在古代，这个融合后的宇宙论是很具吸引力的。它在中国大一统的前夕产生，不久，秦汉帝国就建立起来，统治了整个中国，一些百科全书著作随即编纂成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的是证明一个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而不是多国割据、各自为政。
将宇宙理论最终推向高峰的人，是公元前2世纪学者董仲舒。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如在最著名的《春秋繁露》中谈到，气候变化的不正常，天体运作的不正常（包括月食、日食），还有其他怪异现象（连体婴、变性人等等），都是人类社会的错误行为的征兆。比如，如果一个皇帝有太多的嫔妃，或者对某些妃子的亲属特别宠信，那么他就会受太多的女性影响，也就是太多的阴元素的作用。体现在人类社会上，就是过多的降水，因为水在阴阳体系中表示女性元素。以同样逻辑，董仲舒指出，如果对罪犯惩罚过度，或处死过多，就会在秋天引起严重的恶劣天气，因为惩罚概念和秋天概念，在五行说中都是与“金”联系在一起的（Hsiao 1979：503—525）。
这些解释立足于，认为不同的独立的现象之间能够相互产生联系，从而开启了两种可能的方式，用以修复或纠正被打乱的宇宙平衡。一个方式是巫术。董仲舒在他的著作中建议这种方法，比如为了保证一个温和的春天，既有足够的雨水，又不至于过多，就可以将一个用泥土做的绿色的龙放在城东。因为东方、绿色与春天，在五行学说中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龙当然和雨水联系在一起（Loewe 1994: 142—153）。它们的象征关系，实际上一直存在到了今天。农用黄历书每年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第一页通常包括一幅画，要么就是春天的龙，或者是一只“春牛”，它的身材大小和形状、面孔方向等等，都是经过细心描绘的。它既指导人们怎样耕作就可以带来好天气，又是对农忙时节降雨的一个预告。没人闲得没事了要去问究，到底是谁做了这样的预告？或者预言是否得到应验？
另一种对打破宇宙平衡的纠正方式，就是归咎于违法者，因为他们的错误行为，被认为是脱离了正常的平衡状态。在整个汉朝时期，宰相经常被指责，认为他们要对旱灾、流星、日食、洪水、瘟疫等等负责。皇帝则会遭到有勇气的官员的指责，他们会上表提醒朝廷，一些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发生了，而皇帝的错误行为要为此负责。甚至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就会找这样的借口来弹劾旧的势力（Loewe 1994： 88—97; Henderson 1984: 24—28）。总之，一旦人们有了这个信念，社会舆论就会越扇越旺，最后变得无法抗拒。
相信自然秩序的变化暗示政治上的成败，这一信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在公元2世纪之后，董仲舒主张的学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千年里，官方的断代史书通常会有一个特别章节，记载不同寻常的现象，它们经常被认作天象示警，这其中很多记载都和气候有关。有严峻的长期的寒冷和酷热，格外长的雨季，提早到来的霜冻，或者是降雪，和季节不相合的炎热或者寒冷，大旱，频繁的台风，某些植物过早开花，候鸟过早迁徙。还有其他现象，都会被记载在内。
气候记录运用于历史
官方历史上面这些气候记录，对现代学者来说实际上非常有用，因为它们记录了详细的时间和地点。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时期，因为长期的剧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周朝的祖先们，公元前15世纪到前14世纪，在他们向南移到渭河河谷之前，所活动的地方好像是被北方的其他部落占据着。当时的印欧大陆上，也发生了大规模人口迁徙事件，比如印欧人从故地迁移到了印度（Hsu and Linduff，1988: 50—54）。另一个例子是，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末，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地入侵中国中原。同时，中国汉人也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末向南迁移。我用官方记录建立了三个表格，描述从公元1世纪末到公元6世纪末的寒冷天气，其中一个表格建立在北朝的资料上，另两个是建立在南朝的资料上（图8.1）。这些图表表现出两个寒冷气候期的平行曲线。南方比起北方，曲线表现的较为温和，寒冷天气的时间也较短（Hsu and Sun 1987: 243）。我研究的这条大致的曲线表明，在那个时间段内，中国北方长时间的寒冷，促使了北亚草原的少数民族大规模地入侵中国内地。这一系列的事件，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促使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在某些时候，甚至会对复杂社会形态造成覆灭性打击。
图8.1 公元90年至590年中国历史上观察到的寒冷天气
历法制订和天气模式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传统的宇宙相互作用的学说，面对严谨的检验和分析科学标准的质问，就无法成立了。然而，在过去，如果某些天气的形势被认为是不正常的，那么就一定得有道德上的解释。古代中国由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去明确天气的形势并试图解释它们。
历法制订，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可以被看做是对社会记忆的运用，将客观环境与社会行为联系在一起。在一片四季分明、季风和季风雨、西伯利亚低压影响的农田里，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耕种，什么时候春雨会到来，什么时候土壤会封冻。商朝的占卜资料清楚地表明，公元前16世纪到前12世纪的商朝人，已经发展出阳历—阴历的历法。阳历一年有365天。阴历每月有29天或30天，闰月是每三年、每五年、每九年加一次。这样，就使得一年有四季，有十二个月或多加一个闰月，每月的十五或者十六日，都是圆月。历法的日期标注了气候变化，包括冬至和夏至，春分和秋分，还有其他的节气。阳历一年被分成24个节气，为了检查历法的准确性，天文学家在每月的最后一天观察日食，在每月第15个晚上观察月食。至日的精确度依据每日测量晷影的长度，直到最准确的时刻被标出。
我们不知道，这种简单的天文计算最早是何时开始实施的。商朝的历法，看起来却似乎更精确一点，而且被后来的历法结合进去，只做了些微的改动。在中国历史上，历法的连续性从来没有被打破，诸如儒略历和格里高利历被突然打乱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中国历法的严谨制作，是一个很长的传统，中国的天文学相应地成了它的副产品，甚至中国的古代数学也是它的副产品。所以，对气候规律性的严谨研究，始料未及为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关时空的概念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中国的历法制订，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总是和计算很多循环的长度有关。要计算的有：月亮的周期（月），太阳周期（年），和两者合并在一起的周期，60天的循环（计算日期的方法），60年的循环（是用来计算年的，用相同的表示60天的序数符号），还有一个大循环包括了所有的小循环（一个甲子的第一年的第一天开始的午夜），这个大循环开始了一个新纪年，大概是50万年作为一个周期，这样的计算方法，李约瑟称为土算（dirthmatical），起源于需要理解四季的气候变化。这影响了中国人对持续和变化、前进和后退等现象，形成一个辩证的和循环的观点。这和牛顿的进化式的、单一发展的看法是很不同的，但是在现在欧美人当中，他们还是遵循这样线性发展的观点（Needham 1954: 229）。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点。不管是发生什么样变化，事物都会回到最初的起点，就想钟摆的途径一样，迟早一样，任何事情如果走向极端，或者变得多余，那么就会回到终点，就像那钟摆摆动几下以后一样。
在空间方面，中国人很久以前就对环境很关注，关于居住和坟墓的位置，任何一个地方和它附近的地形、风景等等。这样的关系使得气候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实践是所谓的泥土占卜即风水（风+水）风水学的运行，是个对过去经验的过滤网，从中我们可以将所观察的总结为几个模式（Loewe 1994: 66—67, 80, 191）。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总是在养育大量人口这个问题上做斗争。中国的农业很早之前就变成精耕细作，实际上就和园艺一样，在早春当土壤解冻以后，从最开始耕地，直到准备土地、播种和田园管理（比如说除草），最后到了收获，每个步聚都要求仔细的遵循时间，才能使得产出最大化。轮作和粮食的入库、保存，都讲究时机。稻田里的水多一点点，或者少一点点，都有可能使本来能够丰收的粮食变得颗粒无收。如果收获成熟的小米（注：谷子或糜子）的时间比第一场风早了几个小时，那么风就会把小米吹走，就可能使得利益大打折扣。在正确的时间开垦几乎解冻的土地，就可以保证土壤中仍然保留水分，如果第二轮翻土只是迟一天，就很有可能让土壤裸露在空气中，风就会使得土壤变硬（Hsu 1980: 280—282）。
因此，中国的农民们（大概占到中国总人口的80%），经过时间考验，总结了大量经验，最后变成了谚语，可以预测天气变化。比如说，日落云彩走，半夜听雷吼。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蚂蚁搬家，早晚要下。冬暖年成荒，冬冷有福享。果树没有三年甜。一连三年风雨顺，当心旱得地裂缝。秧苗一伸腰，大雨兜头浇。冬牛咳白汽，春来要防疫。雪不落，虫子多。上千个这样的谚语，在乡村里天天被人谈论着。所以，我们得到的食物，天气和人的努力只占到十分之一，自然掌管十分之九，农业最核心的原则编纂在公元2世纪在农业手册中：“抓住时机”（Hsu 1980：280）。
总之，中国人对待天气的态度，是从观察和互动之间的紧密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的努力对天气很重要，不管是帝王施行的巫术，或是儒官建言的用以弥补帝王错误的正确的政策，或是恳求土龙让雨水适量的祈祷丰收的仪式，或是天文学家费心设计的高精度的历法，又或是一个农民根据他头脑中的被实践检验过的谚语对变化了的天气立即采取的应对措施……不管哪种态度或者行为，永恒的一点就是，自然展现出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人则是伺机而动。这就是上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记忆总结出来的经验。
注释
[1] 编者注：中国神话中的妖怪，传说魃一旦出现，必定伴随着大旱。
[2] 许倬云原文写成阳历，编者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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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选自罗德里克 • J • 麦金塔（Roderick J. McIntosh）、约瑟夫 • A • 泰恩特（Joseph A. Tainter）和苏珊 • 基奇 • 麦金塔（Susan Keech McIntosh）主编的《风吹的方向：气候、历史和人类的行为》（The Way the Wind Blows: Climate, History, and Human Action）一书第八章《中国人对气候的态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209—219页。
怕
热
的
欧
洲
人
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
欧洲人对风的掌握，使所有处在南极和北冰洋之间的，沿海城市及城市近郊，都落在了他们手里。但是，历史却清楚地表明，并不是所有地方，欧洲人都可以掌控，可以大批移民，并最终替换掉原先的土著居民。那些地处欧洲之外，所有落入欧洲人控制的土地，即我们称作新欧洲的地方，基本吻合我上一章1引用的那句话：“这些地方都和欧洲很相似，比如气候特点，而且都距旧大陆非常遥远”。所谓“新欧洲”，是反映出欧洲人当时对海洋征服的最明显的残存证据，它们的历史，我在本书后半部分将会讲到。
但是，我们先简单关照一下，看看和如今“新欧洲”不相像的地方，尽管欧洲人在那些地方确实殖民过很长时间。
我们先看看太平洋的亚洲，北回归线以北的那些地方，中国、韩国和日本。欧洲人要面对这些国家众多的人口，还有它很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适应性极强的制度，文化自信；以及它的农作物，牲口，微生物，乃至寄生虫等等。实际上，太平洋亚洲和欧洲社会的内部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暂时缺乏关键性的科技。那些白色人种的帝国主义者，从未能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像样的殖民地，欧洲人在比如说澳门、长崎、上海等地点，建了一些个小小的“水龙头”，只能挤出一点点亚洲的财富。
中东人和东亚人差不多，能很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国土不受侵蚀。实际上，当欧洲的航海英雄们刚刚征服海洋的时候，中东人正在开疆拓土。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土耳其近卫军与回教“托钵信徒”（Janissaries）2一道，征服了整个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北非。经过好多个世纪，甚至在土耳其衰败之后，除它边缘的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欧洲人仍无法在伊斯兰世界建立殖民地。
欧洲人十分努力地想在这些炎热的土地上建立起殖民地，但是普遍地看来，基本上都是最终落空了，而且输得很惨。
让我们先把这个广阔的热带地带分成三类，每一类都独特地记录了欧洲人的历史。欧洲人很少喜爱干旱的热带，除非那里出产什么矿物，并且他们很少迁移到那种地方去。他们被相对湿润和凉爽的热带高山地带吸引，然而，尽管他们的很多移民搬了过去，也很难把当地的土著人全部替代。那些吸引着白人的高山地带，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迎来了大批的土著居民。当地人通常占据着高山里的峡谷和平原，他们的数量之多，很难被完全抹掉。比如说，很多的西班牙人迁徙到了墨西哥高原的中心峡谷，但他们并不能替代土著居民，他们能做的事情是通过通婚的方式，与阿芝特克人（Aztec）或其他美洲土著混合在一起。现在的墨西哥，就是个梅索蒂斯（mestizo）混血儿（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国家，而不是上一章所举的“新欧洲”国家。
有某些欧洲人，曾经到过热带山地，比如东非肯尼亚的白色高地，但他们通常停留得都很短暂。不过，也有些是例外，在哥斯达黎加的高地居住的主要居民，是欧洲白种人的后裔，那个国家符合“新欧洲”的标准。但它也仅仅算是一个例外而已，而且是个很小的例外，它的总人口只有250万人。按规律说（而不能说是定律），虽然欧洲人也许把热带征服了，但他们没有能够把热带欧洲化，甚至那些和欧洲气温相似的乡村地区也不行。
最初吸引了欧洲帝国主义者的热带地区，是又热又湿的地方，而且欧洲人对这些地方的热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非洲的热带和美洲的热带，可以生产染料、木材、胡椒、糖，还有其他经济作物，以及奴隶；南亚，包含着广阔的肥沃土地，成千上万的物种生长在那里，当地居民们用原始的技术，支持了本土人和外来的入侵者头领的生活。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热带地域，欧洲人的确发了横财，但是，通常都不能在那些地方建立起永恒的欧洲社区。从长时段看，湿热的热带为欧洲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资源，但是他们的胃囊无法装下热带所有的财富。
亚洲热带大部分地区，就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欧洲人来说太热太潮了。不过，比之让入侵者热得浑身汗淋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那里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敌人。亚洲人和他们的植物、动物，以及他们的成千上万的村庄、城市，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之久。他们已经经受了各种细菌、虫子、昆虫、锈蚀、霉菌等等，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东西的考验。亚洲人，随着这些疾病的进化，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也在进化；相应的，他们已经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完全适应，而且可以顺利地繁育下一代，使之不受这些寄生虫疾病等等的影响。相比之下，欧洲的小灾小病，比起南亚丛林中那些东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最早到来的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身体被疟疾、腹泻、痘疮、痔疮，还有种种“疑难病症”不断地袭击着。比如霍乱，在印度就很流行，“一次一又一次的袭来，让人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把整个人都掏空了”。（这种疾病在果阿3尤其危险，因为据说当地妇女有无止境的情欲，可以把男人们都“磨成粉末”，最后就像灰尘一样被扫地出门。4）
的确，欧洲人在东方建立殖民地，女人是最核心的难题。这里说的不是东方的妇女，而是西方的妇女。当西方的女性知道了殖民地的酷热，疾病，奇怪食物等等，正在东方等着她们；而同时，欧洲男人在那里很容易找到很多小老婆，于是没几个西方女性愿意开始危险的旅程，绕过好望角，去亚洲建立家庭。对一些欧洲男人来说，可能他们很渴望苏伊士以东的生活，“那里没有十诫，男人的渴望也很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对一个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凭什么愿意从欧洲跑那儿去？欧洲人在亚洲的后代，通常是混血的（有一个在英属印度广为流传的笑话，说印度是欧亚人的母亲）。作为葡萄牙人、荷兰人，或者英国人的混血后代，混血儿通常更容易学习他的母亲所讲的语言，以及文化，而不是他的父亲那一边的。而且，欧洲人对欧亚混血儿本身就不太信任，也不太愿意理解5。
进入亚洲热带的欧洲入侵者，他们的难题，就和1500年前到达圣地的十字军一样，他们所渴望的地方，已经完全被当地人占领。从欧洲派到东方的人数，远远赶不上当地的人口数，而且体力上的耐久程度，文化上的强势程度，都比不过当地人。那些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等等，在稻田里播种的方式（特别是大米，直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才传入欧洲），和欧洲人一样，都完全依靠同样的牲畜（尽管人均拥有量小于欧洲），而且，为了保持健康，既要和同欧洲一样的寄生虫作战，还要面对一些欧洲所不知道的厉害的疾病。我们暂且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差异放一边，这两者都是旧大陆新石器革命的孩子。所以，欧洲人针对亚洲人的优势，就显得非常微小了，尽管有了像新加坡、巴达维亚那样宏大的城市，是白人帝国主义者建立和统治的，但是实际上，它们仅仅是个巨大的贸易点而已，那里的白人居民，不过是住在岸上的水手和货物管理员，尽管他们在那里一待就待上几十年。
东半球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几个是处于湿热的非洲，当欧洲人到达那里时，从理论讲，欧洲人攻克非洲人要比攻克亚洲人更容易一点。然而，对非洲的征服直到19世纪末才完成。非洲的生态系统非常的繁茂、富足、原始，除非科学和技术作为武器加入到殖民活动中，才能够让入侵者彻底开发这些个地方。欧洲人并没有接受更新世6的雨林的挑战，以及所必须的相应的装备和知识。编年史学家留下了关于欧洲人1555年进入到西非探险寻获象牙等物的记录：
今天，我们带了三十个人，去寻找大象。我们的人都装备停当，有火绳枪、长矛和长弓、弩，有游击队员，有长剑、短剑和盾牌。我们发现了两头大象，我们发射火绳枪，还有长弓，但是它们还是逃开了，而且还伤了我们的一个人7。
只伤了一个人？他们的第一次探险，巧恰赶上了温和的大象，那真是他们的福气！白人一直等到19世纪，当大量的便宜的奎宁和连发枪普遍销售后，才能在非洲为所欲为。欧洲人在非洲热带种的庄稼，长得非常不好，很多都长烂了，要么就是被昆虫和各种饥饿的动物包括大象给毁了。如果播种的禾苗侥幸长起来，那持续不变的热带的白天日照长度，又会给殖民者以错误信号，或者干脆啥信号都没有，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热带的植物应该在什么时候开花，在什么时候结果，庄稼有时候就莫名其妙死掉了。在圣多美8，早期的葡萄牙人发现，小麦“只长叶子不会抽穗，长高以后不结果实”9。
欧洲人养的牲畜，在西非的生长也不好。当地的寄生虫和疾病，特别是锥虫病，几乎能完全把欧洲的畜种消灭掉。当白人到达非洲海滨，发现西非有一些本土牛群，一个个体型矮小，肉质“又干又瘦”，产奶也很少。二三十头牛，还不能满足“十七世纪驻扎在西非的荷兰殖民长官的餐桌”。至于马，除非引进，在西海岸或者近郊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欧洲的马在那里活不长，而且无法在热带的湿热气候下繁殖。不过，葡萄牙人倒是做了件好事，把马带到了西非海滨，用来换取金子、胡椒，还有奴隶。有一些马，的确能在苏丹草原边上的丛林深处活下来，但是它们长得“非常矮小”，“一个高个子的人骑在它背上，会感到自己的双脚快要蹭到地面了”10。
西非抵御欧洲人入侵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疾病。黑尿热、黄热病、登革热、痢疾，还有所有的肠道寄生虫病，它们的破坏力量，从欧洲殖民的早期到后期，都是很大的。若昂二世国王（King João II，1481—1495），派了他家的一个护卫，一个马夫，一个宫廷弩手，还有一些仆人（共8个人）去非洲，到非洲后沿着冈比亚河去见曼迪（Mandi）国王。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因为他“比起其他人更能适应那里的环境”11。在19世纪早期，英国军队在非洲黄金海岸的士兵中，每年有超过一半的人会毙命，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12。过了两代人，约瑟夫 • 康拉德（Joseph Conrad）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 II）去开发刚果，近乎疯狂地工作，差点丧命。在给比利时国王的报告中，他说他带去的人发烧和痢疾的发病率非常高，几乎所有的部下，都是在合同期没完之前就被送回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死在刚果”，“看来大概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才能在非洲完成他们的三年期劳务合约”。“上帝禁止我们！”13。
非洲对欧洲来说，乃是囊中之物，但是，它却灼伤了那双企图抓住它的双手。巴罗斯的若昂（João de Barros），16世纪时站在圭亚那海岸，富有深情地表达了所有欧洲帝国主义者面临的困境。他凝视着非洲，一个富足的诱人的但是无法获得的地方：
看起来，我们的原罪，或者是上帝做出的一些不可理解的裁决。当我们独自地前进进入到埃塞俄比亚，神就让一位令人可怖的天使，手握着致命的热病这一宝剑，防止我们深入到它的内部，去凯觎它花园里的源泉，让从那里流出的黄金之河，从我们征服者的脚下流到大海14。
直到20世纪初，外来者在热带非洲的殖民地，开始显现颓势。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输送犯人到美洲乔治亚（做苦役）的权力，犯人中有一些就被押送到非洲的黄金海岸。但是，这个判刑经常被证明了是要命的，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说，这无异于判处死刑，不过是戴了一副讽刺的“仁慈面具”而已15。还有些英国罪犯，被送往那些“新欧洲”的胚胎之地，比如波特尼湾（Botany Bay）16，相对说，他们在那里还能活下来。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白人自由主义者，试图加速结束奴隶制度，阻止种族冲突，把自由身份的黑人运回西非殖民地，比如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废奴主义者这样做，只能说明虽然黑人有非洲的基因，但是缺乏一个非洲的童年经历，他们所剩下的，对抵抗非洲的病菌来说，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黑人外壳。在塞拉利昂，自由之省的第一个年头，白人死了46%，而新迁移回来的黑人也死了39%。在1820年到1843年之间，返回利比里亚的几乎全部是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他们中的21%的人口，在到达非洲的第一年就死掉了17。
欧洲人在非洲所遇问题的大部分，在美洲热带也同样遇到了，只是后者的程度稍微轻一点，在西印度群岛，阿克斯塔的乔塞（José de Acosta），在16世纪曾有这样的抱怨，小麦“长势很好，绿油油的，但是高低不一样，完全不能收割，种子一播下去，有结了干瘪穗子的，有挂了饱满麦粒的，有长得像茅草的，也有的长得像是谷子的”18。只有在美洲热带的山地和高原，小麦和其他的中东嘉禾，才能按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方式生长。在美洲的低海拔地方，和非洲一样，欧洲人经常得须采用当地的植物，比如木薯、玉米、红薯，还有其他品种，当然这些食物对欧洲人的饮食贡献也不会比其它种族更好。
欧洲人的牲畜，在西印度群岛和在美洲热带的情况，和旧大陆来的植物种类的命运完全不一样。对猪和牛，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马的情况有点苦，它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适应新欧洲的环境，比如在巴西的牧场以及大草原上。尽管这样，欧洲人的牲畜，在美洲热带很成功地存活下来了，但是在同纬度的非洲，却失败了。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明显的解释，表明在这两个地方的殖民历史的不同19。
病原体，大部分是从旧大陆带来的，这对美洲热带的土著造成了致命打击。在低海拔地区，在岛屿等开阔地带，凡适合白人定居的地方，从欧洲传来的疾病，几乎把土著居民的绝大部分都消灭了。当然，非洲的病原体，对白人来说也是同样的可怕，动摇了他们的殖民事业。从1793年到1796年，英国军队在加勒比战区，损失了8万人，大约一半人是因为得了黄热病，比之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人数，还要大得多20。从1817年到1836年，在这段和平期，英军在西印度群岛每年的死亡率，从千分之八十五到一百三十不等。而在他们本国，只有千分之十五的死亡率（而在西非，我应该标明，那几年的死亡率在千分之五百以上）21。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人在美洲热带地区的殖民地要少一些，而且成功的更少。比如，17世纪末，苏格兰人试图进攻达连湾（Darien）的情况，60年后法国人试图进攻圭亚那的情况，都是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死去，留下的是死者们住过的一些霉菌斑斑的潮湿小屋22。在湿热的美洲建立起来的一个欧洲殖民地，往往是一小群白人的统治阶层，和一部分自由的黑人，还有黑白混血人，还有一大群黑人奴隶组合而成。那些黑奴，几乎全都是营养不良，经常性的过劳工作，在一个充满疾病的环境中生活着。尽管对他们来说，那样的湿热环境不像对白人那样显得特别恶劣，但是也完全和他们家乡不一样，所以死亡的几率也很高。不过，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新手来补充他们的空缺23。
疾病确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决定了那湿热的美洲注定是个种族融合的地方。美洲的印第安人被消灭了，欧洲的移民在艰难的环境下存活下来，大西洋的商业企业，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替换了美洲印第安人，在湿热的美洲热带劳动，结果呢，就是今天新非洲式的人种混合型社会。它不像温带的蒙特利尔那样，或者像英国人叫作英吉利海峡，而法国人却叫作拉芒什海峡的那样，种族和文化范围都极为狭隘的地区。这里是个混杂型社会，在热带的里约热内卢，黑白混血儿，拉丁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混血儿，和所谓的纯种葡萄牙人，在四旬斋的前夜，一起跳着非洲的桑巴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