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不管我们前面说的，欧洲人能够在湿热的热带地域建立起“新欧洲型”社会，这个他们的确做到了，但前提条件是很严苛的。从生物地理学角度来说，它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让我们来看看昆士兰州的早期历史，这是一个白人居住得非常健康的地方，位置在澳大利亚的热带的东北角上。它的命运的一些特殊性，让它变成了一个“新欧洲”。它的潮湿的情况，和其他很多欧洲的殖民地一样，但是在后者那里，欧洲人死于霉病、热病和疟疾。说到底，欧洲人在热带的根据地问题，本质上倒不在酷热或潮湿，尽管这些确实造成了很多的障碍；本质问题是与热带居民，还有他们随身携带的病菌，以及体内的寄生虫，等等，这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接触。
昆士兰州有着适宜疟蚊或伊蚊生长的潮湿和温暖环境，也提供了采采蝇、钩虫或其他种类的虫子所需要的生存环境。可是，那里没有大量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牲畜和植物中，只有很少的恶性种类。昆士兰的土著人口很少，所以他们身上只有几种寄生虫，他们没有农作物，只有一个土著动物——澳洲野狗，为他们的免疫系统的进化担当媒介，抵御移民来的植物和动物。白人入侵者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力，为他们的糖种植园劳作（昆士兰是最后的马德拉类型的例子），劳工们来自从比较健康的太平洋诸岛，而不是从充满疾病的大陆弄来。那些夏威夷的以及南洋群岛的土著，被称作合同工，的确也携带一些热带传染病，还有一些是中国人，还有从印度来的英国士兵。但是总的算起来，他们所带来的病原体，比之从非洲带到巴西、加勒比的病原体和寄生虫，那要少得多多了。疟疾在昆士兰的确有，却并不那么严重。
澳洲政府禁止了后来的非白色人种移民（这有很多原因，经济方面的，人文方面的，种族歧视方面的），大大减少了疾病的传入。那些昆士兰的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接受并运用了卫生和细菌学上的发展成果，来保护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牲畜、庄稼。疟疾逐渐消退，昆士兰变得像它的从前，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地区之一。这件事花了大量金钱，而澳大利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付出了这笔代价24。昆士兰的“新欧洲”社会，不像美国建立在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有那么重的人工痕迹，而且南澳洲的温带的生活，很容易，很是凉爽、也很舒服。如果沃兹沃斯（Wordsworth）可以活过来，那他会看到，“小羊羔们蹦蹦跳跳的，就像小鼓在敲打一样”，在一些时候，他甚至会觉得，就像身在自己湖泊区老家一样了。
17世纪的下半叶，一小群英国的不服从国教者，流亡到了荷兰。忍受着贫穷和恐惧，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在荷兰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决定去寻找一个虔诚的说英语的社会。他们认真地考虑过圭亚那，还有北弗吉尼亚。他们对利弊进行了认真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上述的昆士兰，他们还是决定去北弗吉尼亚。对圭亚那，他们评价道：
（圭亚那）是个物产丰富和令人愉悦的地方，也许能发现财富，而且可能会一直保持其富有。但是，考虑到其他情况，说来并不是非常适合……那些炎热的国家，很容易有令人痛苦的疾病，和许多令人不快的障碍，不像其他温带地方，圭亚那的热带气候，对我们这些英国身体来说，会很不适应25。
所以，我们现在所称的清教徒，向北美进发了。在他们到达新英格兰的第一个冬天的严寒，他们中有一半死于营养不良、体力透支和严寒。但是，活下来的人们，相信自己的使命，会接受上帝承诺给亚伯拉罕的承诺那样：“我会大量的赐福于你，还有你的子孙，直到他们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像海边的沙石一样，你的子孙会住进他们敌人的城市，所有地球上的国家，都会被祈祷福祉，因为你的子孙们得了我的祝福”26。如果清教徒被沃尔特 • 雷利（Sir Walter Raleigh）对那片地方的看法所说服，而选择去了圭亚那，即“健康，新鲜空气，快乐和财富；在世界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再找不出这么好的地方了”27，那么，他们将陷入一个极恶劣的陌生环境，那里的炎热、潮湿、食肉动物、寄生虫和病原体，将会严重危害从欧洲来的清教徒们的身体健康，那里和他们已经习惯的病菌世界完全不同，因此会对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是那样，那么，这些清教徒留下的，也许就是一堆堆埋在潮湿的土地里的坟墓。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