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编者注：最早出现在10世纪，回教苏非派中的一支，他们极度贫穷和节俭，与基督教的拖驳休会和佛教的苦行僧颇为相似。
[3] 编者注：位于印度西岸，印度面积最小的一个邦，以沿海沙滩闻名于世，历史上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1961年印度才对其恢复主权。
[4] 约翰 • 许根 • 林斯霍滕（John Huygen Linschoten）：《约翰 • 许根 • 林斯霍滕的东印度群岛之旅》（They Voyage of John Huyghe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纽约，伯特 • 富兰克林出版社，235—240页。
[5] K • W • 古纳瓦德纳（K. W. Goonewardena）：《锡兰的新荷兰》（A New Netherlands in Ceylon），发表在《锡兰历史和社会会研究杂志》（Ceyl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Studies），1959年7月，第2期，203—241页。查尔斯 • 鲍克斯（Charles Boxer）：《女性与依伯利亚海外扩张，1415年至1812年》（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1415—1812），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全文各处。简 • 格尔曼 • 泰勒（Jean Gelman Taylor）：《巴达维亚的社会，在东印度的欧洲人和欧亚人》（The Social World of Batavia, European and Eurasian in Dutch Asia），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3年，全文各处。
[6] 编者注：地质时代第4纪的早期，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动植物与现代相似，显著特点是气候较冷，人类在这一时期出现。
[7] 理查德 • 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编《航行》（Voyages），第4卷，伦敦，人人文库，1907年，98页。
[8] 编者注：圣多美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首都，位于非洲中西部几内亚湾，面积1001平方千米，居民主要是班图人，属热带雨林气候，原为葡萄牙殖民地，1975年获得独立。
[9] 约翰 • W • 布莱克（John W. Blake）编译《在西非的欧洲人，1450年至1560年》（Europeans in West Africa，1450—1560），伦敦，哈克路特协会出版社，1912年，163—164页。
[10] 威廉 • 博斯曼（William Bosman）：《新说几内亚海岸》（A New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Coast of Guinea），伦敦，弗兰克 • 卡斯出版社，1967年，236—238页。罗宾 • 劳（Robin Law），《西非马的历史》（The Horse in West Afric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44—45页，76—82页。《凯达莫斯托的航行》（Voyage of Cadamosto），译者G • R • 克尔白（G.R. Crone），伦敦，哈克路特协会出版社，1937年，30页，33页。
[11] 《凯达莫斯托的航行》143页，另参见96页，123页，125页，141页。
[12] 菲利普 • D • 柯廷（Philip D. Curtin）：《传染病和黑奴贸易》（Epidemiology and the Slave Trade），发表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68年6月，第83期，202—203页。
[13] 罗杰 • 坦南特（Roger Tennant）：《约瑟夫 • 康拉德传》（Joseph Conrad, A Biography），纽约，雅典庙宇出版社，1981年，76页。
[14] 查尔斯 • 鲍克斯（Charles Boxer）：《葡萄牙人四个世纪的扩张，1415年至1825年》（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出版社，1965年，27页。
[15] 菲利普 • 柯廷：《非洲印象，英国人的思想和行动，1780年至1580年》（The Image of Africa, British Ideas and Action, 1780—1850），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4年，60页，88—89页，91页，94—95页。
[16] 编者注：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
[17] 菲利普 • 柯廷：《非洲印象》，89页。唐纳德 • 维德纳（Donald L. Wiedner）：《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历史》（A History of African South of the Sahara），纽约，收获图书出版社，1964年，75—78页。汤姆 • W • 锡克（Tom W. Shick）：《利比里亚殖民时期的量化分析，从1820年到1843年，尤其是死亡率的研究》（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berian Colonization from 1820 to 1843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ortality），发表在《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971年，第12期，45—59页。
[18] 约瑟夫 • 德 • 阿考斯塔（Joseph de Acosta）著，爱德华 • 格里姆斯通（Edward Grimstone）译：《印度群岛自然和道德历史》（The Natural and Moral History of the Indies），纽约，伯特 • 富兰克林出版社，233页。
[19] 阿尔弗烈德 • W • 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哥伦布交换，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2年，64—121页。
[20] 弗朗西斯科 • 格拉（Francisco Guerra）：《疾病在种族上的影响，安地列斯群岛的物流和殖民》（The Influence of Disease on Race，Logistics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ntilles），发表在《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1966年2月，第69期，23—35页。
[21] 柯廷：《传染病学》（Epidemiology），发表在《政治学季刊》，1968年6月，第83期，202—203页。
[22] 约翰 • 普雷贝尔（John Prebble）：《达里安灾难，新世界的苏格兰殖民地，1698年至1700年》（The Darien Disaster, A Scots Colony in the New World, 1698—1700年），纽约，莱因哈特 • 霍尔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68年，全文各处。赫伯特 • I • 普利斯特里（Herbert I. Priestly）：《法国海外的旧政府》（France Overseas through the Old Regime），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1939年，104—106页。简 • 沙亚（Jean Chaia）：《十八世纪法属圭亚那殖民地的失败》（Echec d'une tentative de colonization de la Guyance au XVIIIeSiecle），发表在《医学生物学》（Biologie Medicale），1958年，第47期，i—lxxxiii页。
[23] 肯尼斯 • F • 吉普尔（Kenneth F. Kiple）：《加勒比奴隶：生物历史》（The Caribbean Slave： A Biological Histo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全文各处。
[24] G • C • 博尔顿（G.C.Bolton）：《千里之外：北昆士兰1920年前的历史》（A Thousand Miles Away, A history of North Queensland to 1920），悉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0年，vii页，76页，149页，249页，251页。拉斐尔 • 奇伦托（Raphael Cilento）：《热带的胜利——昆士兰简明史》（Triumph in the Tropics, a Historical Sketch of Queensland），布里斯班，史密斯&彼得森出版社，1959年，289页，291页，293页，421页，437页。布鲁斯 • R • 戴维森（Bruce R. Davidson）：《北方的神话——热带澳洲的环境和经济对农业和畜牧发展的限制》（The Northern Myth, a Study of the Physical and Economic Limits to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ustralia），墨尔本，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66年，112—146页。
[25] 威廉 • 布拉德福（William Bradford），塞缪尔 • 埃特 • 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编：《普利茅斯种植园》（Of Plymouth Plantation），纽约，柯诺福出版社，1963年，28页。英国人对热带的态度在克伦 • 奥达尔 • 库珀曼（Karen Ordahl Kupperman）的《英裔美国殖民者对炎热气候的恐惧》（Fear of hot Climates in the Anglo-American Colonial Experience）中有精彩的阐述，发表在《威廉和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1984年4月，第41期，213—240页。
[26]《创世记》（Genesis），22章17—18节，《圣经》英国新译本。
[27] 华尔代夫 • 罗莉（Walter Raleigh）：《发现圭亚那，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穿梭》（The Discovery of Guiana, in Voyages and Travels Ancient and Modern），纽约，柯丽尔与子出版社，1910年，389页。
* * *
* 选自阿尔弗烈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所著《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公元900—1900年》（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一书的第六章《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132—144页。
热
是
一
种
罪
发明热带性*
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
“他者”
最近的学术，试图把欧洲（或者说西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变得概念化，用所谓“他者”（otherness）这一术语，指代非西方的世界。爱德华 • 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中谈到，“东方”不是个地理政治的客观现实，而是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政治上文化上的再创造，东方学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机制，把东方强行载入到西方的认知、西方的意识和后来的西方帝国中去”。它是（对萨义德来说一直是）一种对东方的观察和思考，用某些老套化的特征来表现东方。西方人在定义东方的同时，既显示出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又让它低于西方1。
对“他者”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对非西方世界的人及其文化的表达，但很少提到“他者”的自然环境。也许有人会说，外国的地貌景观，早已融合在“他者”和他们的文化当中，地貌景观和其他客观环境，比如说气候和疾病，都和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但是，环境，就像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样，人们普遍认同环境对文化有着决定的影响。野蛮，就和文明一样，和某些特定地域的气候或地理特征相联系，我们这里说的，并不只是局限在欧洲大陆。
欧洲人在表现“环境他者”的核心法则，自15世纪开始，是以区分温带和热带的特征的方式进行。我们把针对热带的复杂的观点和态度，统一称作“热带性”（Tropicality），它在环境主义中，是非常具有影响力和持久性的。“热带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于它的模棱两可的特点。一方面，热带是个迷人的、富裕的、生机勃勃的，类似伊甸园一样的小岛屿，在汪洋大海中发出璀璨的光芒，而另一方面，热带却变成了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里有的只是残酷、疾病、压迫和奴隶。
热带伊甸园
在理解他者的意义之前，我们要先把热带理解为一个概念，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空间上的地带。那么，热带作为一个术语，究竟表达了什么主要含义？当然了，有一大群地理学、生态学和医学文献会认为，概念上所谓的热带，在现实世界中的确是真实存在的：热带，位于地球的中间部分，在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之间，即北纬23.5度到南纬23.5度之间，尽管热带或者亚热带的气候环境波及到更远的地方。热带有它自己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特征，但是可以将它大致分为：炎热潮湿型（比如亚马逊或者刚果盆地），还有干旱草原型（比如东非的一些地方），最后是高山地区（比如高耸的安第斯山脉）。在三种里面，第一种类型经常被用作热带的典型代表，这正是我们在下文中重点关注的地区。
热带这个说法，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也有人把它叫赤道地区，或者酷热地区）。这是西方人定义那些与欧洲（特别是北欧）及其他温带地区，在文化、环境方面不同的地区的一种方式。热带的存在，是相比于温带的正常气温而言，是个意识上的平行概念，也是一个非正常的地方。热带是北方的欧洲白人向一个陌生世界探索的经验，那里有陌生的气候、植被、人种，还有疾病。而从一个气温带迁移到另一气温带，对于来自大西洋的人们来说，不管是客观环境的，还是文化层面的冲击，比之从印度洋或者太平洋向热带过渡的人，感受则更为强烈。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从气候宜人的温带转移到酷热地区，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西洋奴隶贸易。
热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当时第一批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非洲、亚洲和美洲大陆。尽管直到18世纪，北欧人（还有后来的北美人），逐渐加深了对热带的接触，但是很有可能，对于第一批欧洲的旅行者和探险家而言，对热带的“他者”意识并不十分强烈。他们大部分来自欧洲南部，相比亚热带和赤道的气候，差异还不至于是天壤之别。热带的气候、植被和动物，对于生活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欧洲人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
哥伦布在加勒比的初次航行，似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这里是个熟悉的世界，还是个陌生的世界？在他的日记中，重复多遍地把新世界的树木、鸟、鱼，和他认识的西班牙的物种进行比较。他觉得有一些看起来很像，有一些则完全不同，一切一切看起来，仿佛是在地球上有个如同天堂一般的地方。1492年10月17日，他在航海日记中记载了一个他称作“长岛”的地方：
当我在丛林中漫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了最美的景色，它们是那样的葱郁，就像五月的安达路西亚一样。但是，这些树和我们欧洲的完全不同，还有水果、植物、石头等等，简直就像黑夜和白日的差别一样。当然了，有些树的品种可以在卡斯提尔（Castile）2找到，不过它们长得还是很不一样。没有人可以把这里和卡斯提尔相提并论3。
两天后，哥伦布到达了克鲁克德岛（Crooked Island）4，他记载了类似的差异：
所有生在在海滨的植物都是那么葱郁和可爱，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开始游览了，看着这样的美景，我的双眼永远不会感到疲倦，这里和我们的欧洲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我觉得这里的很多树木在西班牙会很值钱，可以用作染料或医药，但是很抱歉，我连一个都不认识。当我到达海角（叫作埃尔莫索，非常美丽）的时候，那里花香四溢，衬托着近海的树木，简直美不胜收，无与伦比5。
当时，本意是寻找中国的哥伦布，被无意中发现的这个伊甸园迷住了。“小鸟的歌声是那样的动听”，他在10月20日写道，“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哥伦布最初的热带地区的印象，除了小鸟和树木之外，他几乎没有注意到生存在那里的居民，直到西班牙人和阿拉瓦人（Arawaks）6之间的矛盾加深，最后发展到暴力冲突。哥伦布和他的同伴遇到的冲突，恰恰反映出了当地纯粹和原始的状态，那些原住民近乎赤裸的身体，明显表现出他们与自然更为亲近的关系。
如果，在美洲，最初的白人探险者发现热带的时候，将其与伊甸园联系起来，那么同样的，亚洲富饶的热带地区，也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地方。1527年，一个在塞维利亚的叫罗伯特 • 索恩（Robert Thorne）的英国人，报告说他听到东印度是一片“遍布着丁香、肉豆蔻、肉豆蔻干皮、肉桂”7的地方，而且，那些群岛还有大量的“黄金、红宝石、钻石、锆石，还有其他漂亮的玉石和珍珠”。他最后还加了一句，“所有这些岛屿几乎都位于赤道附近”8。
在南亚和东南亚，游客会看到繁茂的植被，还有热带鸟类所独有的五彩羽毛，当他们走进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9，苏门答腊，还有摩鹿加群岛（Moluccas）10的时候，花香伴随着香料的香气扑鼻而来。一个16世纪的葡萄牙作家，描述了锡兰岛（斯里兰卡）和那里的棕榈树丛，肉桂树，纯净的水，甜甜的橙子，“好像自然把这个地方创造成为一个天然的果园”，还有孟加拉，那里的庄稼一望无际，牲畜和野生动物成群，是一片“广阔的、富足的和健康的”土地11。对这些观光者而言，热带，相比欧洲那片长期遭受饥荒和瘟疫肆虐的地方，是个“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热带也越来越熟悉，对热带的印象中的有关富饶、温暖的概念方面，得到更进一步的加深。而印刷术的发展，对促进这一概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菲利普 • 柯廷（Philip Curtin）指出，“富饶热带的神话”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欧洲人对热带的唯一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欧洲人觉得热带相比北美“新大陆”而言，更有意义12。的确，欧洲人对湿热的热带的印象，更倾向联系到天堂般而非地狱般的感觉。这个天堂般的感受，在欧洲人后来发现太平洋群岛的时候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塔希提尔（Tahiti）。在18世纪下半叶，博物学家，小说家，竞相表现他们对热带的喜爱，热带是一片幸福的国度，对生活在寒冷地带、饱经忧患的欧洲人来说，是个梦幻般的避难所。柯廷引用了亨利 • 斯米思曼（Henry Smeathman）在西非做“植物调查”时说的一段话：
富饶的热带，春天般清新的景色，水果和鲜花的香气混在一起。在那里，自然激发了所有的生命，不需要人工的辅助，万物在自然的统治下，自由生长，无拘无束，生生不息……我觉得，那仿佛是我置身于人间的极乐世界，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13。
但是，将热带和异国风情、浪漫、科学等等元素联系在一起，则要归功于德国的旅行家和博物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他在1799年到1804年之间，横穿了中美和南美大陆。洪堡比起其他人，将热带提高到科学研究的层面，同时赋予了它美学上的价值。在环境的议论当中，洪堡灌注了热带有益的论调。他的热带亲历，让他有了“原生态”和“富饶”的绝对化印象。他写道：“这样气候下的自然，看起来更加生机勃勃，更加物产富足，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个资源可以肆意挥霍的地方”。热带的多产多样的特征激发他思考，他认为热带是“一个独立单元，也是不可分割的链条，自然万物终究会链接成一体”，他把这个“统一的秩序和谐的状态”叫作宇宙（Cosmos）。
洪堡受了启蒙运动影响，浪漫的激情的多愁善感的精神特征，导引着他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他在美洲的热带，见到常年冰封的高山，茂密的热带雨林和广阔的平原，“伟大的壮丽的”景色，让他感到“惊诧和敬畏”14。洪堡钟情的这个热带，是从绝对优越的一面去观察和感受自然的。“没有哪里可以像热带一样，让我们深深地感到自然是如此壮丽，没有哪里可以像热带一样，让我们深深地感到自然是如此强大”。但是，玛丽 • 路易斯 • 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最近指出，使洪堡深度鼓舞的（他对于前西班牙时代的墨西哥文化的兴趣）更多的是自然景观，而非生存在其中的动植物，它们被山川、河流和平原的磅礴气势比下去了。如果，像她所说的那样，是洪堡重新“发明了美洲”，那么也只是美洲的自然，而非古代美洲原住民所居住的场所15。
洪堡的众多著作，激励了无数的博物学家、艺术家和旅行者，他们像洪堡一样，用探寻者的新奇的双眼去观察热带，加之对热带自然景观的诗意描写。洪堡特别欣赏哥伦布对加勒比的描述，哥伦布图画般的表现热带的语言文字，他甚为倾倒。他说，“取之不尽的财富”仅仅局限在热带，但是风景画的大师们没能发现它们16。洪堡在欧洲和北美发表的作品内容，激发了人们对美洲热带地区和那里风景的空前热情。在1850年到1860年这段时间，一大批北美风景画画家，开始了艺术家的朝圣之旅，他们走向了美洲热带，想把洪堡所描述的那幅仙境搬到他们的画布上。他们之中，有个叫弗雷德里克 • 彻奇（Frederic Church）的，是以前在新英格兰赫逊河谷画家学校任教的汤马斯 • 科尔（Thomas Cole）的一个学生，他的巨幅画《安第斯山的心》（The Heart of the Andes），于1859年在纽约展出（洪堡恰是在这一年去世），它标志着北美艺术的热带题材的高峰。画热带的风景，是为了捕捉“热带的浪漫”，表现洪堡在高山大川面前感受到的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但是，对这类绘画，在当时却有另一番理解（特别是在门罗主义和命定扩张论的那一时代）。它被理解为一种骄傲的表达，甚至是一种对辽阔的荒凉的土地的占有权，这里的“自然”，其实没有一块不被人染指。
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同库克船长在太平洋航行的博物学家们，关于热带环境的描述，以及洪堡在拉丁美洲的见闻，标志着“热带对欧洲人的自然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热带似乎让科学家，还有艺术家，更接近自然的秘密。即便热带不是个伊甸园，那它至少也透露出世界形成的一些讯息。举查尔斯 • 达尔文为例，洪堡那独特的浪漫加科学的热带视野，对他的深刻影响值得特别一提。达尔文后来承认，他的“整个人生的轨迹”，都因为年轻时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洪堡的《个人述评》（Personal Narrative）一书。当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在1833年第一次抵达巴西的时候，他的言辞就带着洪堡式狂热。“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热带雨林，它是如此雄伟，只有亲眼目睹才能真正体会它是多么的神奇，多么的伟大……我曾十分钦佩洪堡，而现在我几乎是崇拜他了，他一个人就把初次进入热带的所有的感觉全都描述出来了”17。
1836年，达尔文在他从布兰卡港（Bahia）18的返程途中，记录下那里的热带风光，他还写到了周边的小城镇的自然景色，“自然的无与伦比的繁茂……使得人工的痕迹黯然无光”。但是，他仍然觉得很难用语言表达：
一个接一个的形容词，都无法向那些没有来过热带的人，准确表达我的强烈感受，表达我精神上的愉悦和震撼……这里整个就是一个伟大而纯天然的，却又是散乱而繁茂的温室。自然把这里变作它的小小动物园，但是人类却占为己有了。看起来，一个多么让人满怀爱的地方啊，假如有此可能，它就是另一个星球。对每个欧洲人，也许说它是另一个星球，他们听着才像是真的，在和他们家园差了几个纬度的远方，另一个世界的光辉正在照耀大地19。
博物学家对热带的回应，当然要比文艺审美更具重要意义。生物学和生态学在19世纪，接触到热带后，都受到了深刻影响。或许，出人意料的是，洪堡在热带发现的所谓宇宙，即万物和谐相处的那片乐土，在达尔文继续发现的基础上，却成了马尔萨斯的适者生存的竞技场。
“酷热之地”
对很多欧洲人来说，自15世纪始，热带，特别是理查德 • 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描述的“伊甸园”式的热带20，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异国风情。它避开了寒冷和压抑，完全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它构建了一个和谐世界，就像上帝的伊甸园一样。总之是一个绿色的乌托邦，美丽且富足，天人合一。
然而，格罗夫说到，很多来热带的欧洲游客，越来越发现了热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特别像圣赫勒拿岛（St Helena）21和毛里求斯，由于欧洲人入侵，砍伐树木，猎杀鸟类和动物致其灭绝以及建立种植园等活动，造成环境破坏和气候干燥。这些使荷兰、法国和后来英国的政府官员及博物学家，逐渐意识到生态快速变化而引起的极度危险。格罗夫说，在17世纪、18世纪，人们逐渐有了初步的环境意识，要有节制地开发热带的殖民地。这要远远早于乔治 • 珀金斯 • 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19世纪60年代表示出的对美国环境恶化的担忧。所以，按格罗夫的说法，“现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论的种子，在欧洲人遭遇热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萌发了”22。
但是，如果仅仅以为，对热带的印象只有这一个，即一个伊甸园般的形象，而博物学家们对热带的态度，只有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主义，那就错了。恰相反，与早期的像人间天堂一样的景仰和崇拜相并行的，同时潜伏着一种危险的、疏远的、憎恶的感觉。它集中体现在约瑟夫 • 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一书中，比之布干维尔（Bougainville）23和库克（Cook）对塔希提岛的描述，康拉德则表现得情感更强烈。在最初进入太平洋热带岛屿的先锋人士之后的150年，康拉德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其时中非内陆已在欧洲人统治之下，西方人对非洲的观念里，仍然保存着一个黑暗的令人不快的形象。在沿刚果河上溯寻找神秘的库尔兹的经历中（康拉德所描述的），表现的是一个阴森可怖的、危机重重的地方，与以前关于塔希提岛及其居民的种种描述大相径庭。区别不仅仅在岛屿与大陆腹地，也不在太平洋与非洲（非洲也有它的伊甸园般的地方），而是对热带世界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理解。
关于热带的黑暗面，有着同伊甸园一样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同样的，自然本身奠定了这个基调。华代尔 •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先生，从圭亚那探险归来，对热带的事情具有一定的权威，他在1614年谈到，“如果地球上有一个美丽的，愉悦的，天堂般的地方，那么只能在热带地区才能找到”。但是他同时承认了，热带还有它的另一面，“可怕的危险的打雷闪电，恐怖的频繁的地震，可怕的疾病，大量的有毒的野兽和虫子”24。
18世纪中期以后，对热带的负面评价和言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甚至在旅行者的故事和小说里也是如此。格罗夫引用《鲁宾逊漂流记》一书，说明文学对热带岛屿的热情和迷恋，尽管鲁滨逊在热带的生活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丹尼尔 • 笛福的小说主人公在巴西海滩遇难之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西非是个蕴藏大量财富的地方，而同时也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随时可能会被捉去当奴役，或者遭遇成群的老虎、狮子、豹子和其他猛禽，受到袭击，或者干脆被吃掉。关于热带的危害，在大量的医学和地质方面的文献中也能找到，欧洲沿着西非和加勒比开设的所有贸易点，类似书籍到处可见。当时的作家们，时常警告他们的读者，热带是个气候异常、痛苦万分、猛禽和凶兽生存的地方。詹姆士 • 林德（James Lind），一个在非洲的英国海军的外科医生，于1768年写道：
那里的自然环境，似乎是专与人为敌。人不敢在丛林中行走，因为里面经常有老虎出没……如果他们能够躲开老虎，但是发现自己又成了毒蟒蛇的猎物……河流里遍布着鳄鱼，土壤里有白蚁，空中飞的有野蜂、白蛉和蚊子25。
在这样一个对人类活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特别是能带给人痛苦、伤害的疾病，成为热带最遭人唾弃的一点。热带有些疾病和欧洲的热病很相似，然而，在牙买加的约翰 • 亨特（Dr John Hunter）医生，于1788年写道，那些热带的疾病，比起欧洲的疾病，“来势更加凶猛，发作更为迅速，致死率也更高”26。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年表，早期作品关于西印度群岛的自然历史和疾病，比如1679年的托马斯 • 土拉法莫（Thomas Trapham），和他之后30年的汉斯 • 斯劳恩（Hans Sloane），都没有觉得热带气候特别不利于人体健康，乃至会危及到生命。但是，到了1759年，威廉 • 希拉里（William Hillary）在他的医学著作《观察巴巴多斯》（Observations on Barbados）中，对热带和温带气候下的疾病的区别，做了明显的对比。后来的50年里，两个气候带之间的差异被逐渐放大，特别是在医学论文中。“热带”一词，变得逐渐和负面的他者联系在一起了，比如本杰明 • 莫斯利（Benjamin Moseley），1787年在他的《论热带疾病和西印度群岛气候》（Treatise on Tropical Diseases and on the Climate of the West Indies）的论文中讲到，从温带到热带的过渡，对人性来说是个极痛苦的事情，而且还会引发各种疾病。再者，这些医学文章，对非洲奴隶的健康逐渐产生关注，他们既是科学探索上的一个客观研究对象，也是对欧洲人造成潜在危害的主体。这一热带危险论，逐渐和特定的人种、地域绑定在一起了。
从天堂到地狱，这一变化的背后，肯定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糖业革命导致大量进口非洲黑奴，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疾病和生态系统方面的信息快速传播，都对这一转变起了作用。人们关于热带的观念，实际上完全改换了，而且不光是西印度群岛，欧洲人对其他热带地区的印象，也完全改变了。
虽说，无节制地“好色”、衣着无形、饮食无度、举止不雅等等，这些在欧洲人看来，使人更容易生病。但是热带气候，成了常常导致人发高烧和腹泻的罪魁祸首。热带的热度、湿度，迅疾的气温变化等，被认为对欧洲人的体质会造成严重影响，然而本地人则比较习惯这样的影响。而且欧洲人特别容易得这些疾病，尽管在事实上，某些时候并不是这类因素导致欧洲人生病的。18世纪，希波克拉底学派复兴，这一学派关于环境与疾病的理论，支持了一个负面看法，他们认为，湿热的热带，被认为产生了致病的瘴气，它的范围和强度是欧洲无法比拟的。林德形容说：当洪水从孟加拉平原撤退后，“恒河淤积的大量粘土和泥沙挥发这难闻的气味，动物、死鱼尸体的腐臭弥漫着空气”27，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孟加拉被致命的疾病包围着。医生和外科医生们，远没有格罗夫所说的环境保护主义态度，相反的，他们经常赞同砍伐森林，因为这样有利于通风，驱散有害的瘴气。詹姆士 • 林德在18世纪60年代认为，巴巴多斯岛（Barbados）28自从森林被开发成蔗糖种植园，环境变得健康多了。19世纪30年代的詹姆士 • 拉纳德 • 马丁（James Ranald Martin），作为在印度的医学方志学方面的先锋人物，建议把整个孙德尔般（Sunderbunds）29，大概有两万平方英里的森林，全部清除干净。这样，对加尔各答的健康和气候都非常有利，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孟加拉政府对这一提案认真看待。
尽管卫生和医学在19世纪有了很大进步，疾病在欧洲人的眼中，仍然是热带世界的代名词。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热带医学”兴起，作为医学细分化的标志，既是对欧洲人掌控热带壮举的称赞，也是对热带他者心存芥蒂的延续。“热带疾病”“热带医学”，总是很难成为流行病学的专有名词，因为只有很少几种疾病是热带才有的，但是，这也是欧洲在帝国扩张时期，对被殖民民族的热带他者等等，作霸权解读的一个缩影。对欧洲人，生活在热带就会被认为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20世纪初期，医师们创造了一个所谓“热带神经衰弱症”（tropical neurasthenia）的名词，这是一种严重焦虑的疾病，只是针对居住在热带的人而说。1926年，名叫斯坦纳斯（H. S. Stannus）的医生，描绘了那些滞留在热带的欧洲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他）是被放逐的，他和他的家庭长期分离……忍受着孤独，得不到社会的认同……住在当地人的环境里，让他非常烦恼。因为以前他在语言或心理方面，没什么问题，而现在，对这里的生活却感到束手无策。从早到晚，他一直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之下，早饭发现蚂蚁，中饭是苍蝇，晚饭又有白蚁，而他的咖啡里，每天都会有一个不同品种的蛾子。一整天被湿热的空气包围着，却无处可逃，而且要时刻提防贪婪的昆虫。到晚间，他躺在床上，台灯被成群的昆虫围得密密麻麻，时常被恼人的反复的鸟叫唤醒，或者是当地的蛙鼓蛙喧，从来没有休息好，他一直处在异常的警惕状态30。
大部分人相信，欧洲人在热带寻找暂时的栖身之所，是冒着身心健康方面的风险的，他们不可能永远待在那。尽管他们可以逐渐适应那里的气候变化，人的适应性是有的，但是欧洲人在湿热的气候带，注定了永远只能是个外人。林德如是解释：
人们去到和自己家乡气候不一样的地方居住，其受到的影响也许就像，本土的植物刚刚被移植到外国的土地上，需要极大的照料和关注，才能保证这些植物可以健康成长，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因为是移植来的，植物结构上一些变化和更替一定会发生。有的气候环境，对欧洲人的体质来说比较健康和干净，就像有的土壤构成，对欧洲一些植物非常有利一样。但是，那些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对欧洲人是非常不健康的，而且那些地方的气候，经常被证实是致命的31。
居住在热带，被认为在道德上种族上，都对白人构成了危害。通常，人们觉得，欧洲人不能在热带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繁衍后代，至多一到两代人，就不行了。如果他们的确可以生育成功，那也只能生出孱弱的后代。同样的，人们还认为，热带的湿热导致的生理上的懒散，也同时会导致道德上的松弛。18世纪的旅行者认为，性自由是南太平洋社会最具吸引力之所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作家们对白人的种族衰退和种族混合，感到极其反感和焦虑。埃伦 • 森普尔（Ellen Semple）和他的环境决定论观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谈到（编者注：本章选自大卫 • 阿诺德《自然的问题》一书，其中第二章节里有关于森普尔环境决定论观点的阐述），他在1911年写道：“热带会让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弦儿都放松，人变得怠惰，放任自流，还有这样那样的过度放纵，让他变得越来越像个有色人种……一个低等的，或多或少有点奴性的土著人的存在，让白种人的良知和生理都放松了”32。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甚至以类似的方式警告人们：“任何一个血管中流淌着鲜红的血的年轻的欧洲男性，面对热带的土著女人们的时候，他的人格品质，他的工作效率都会沦丧，这比任何一个因素都要厉害”33。
不光是道德，审美观念也反映出，欧洲人对热带的态度的模棱两可。18世纪、19世纪的作者对热带的评述，几乎都是埃德蒙 • 伯克（Edmund Burke）如画般的语言，像《探寻我们观念上崇高和美丽的缘由》（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的，像威廉 • 吉尔平（William Gilpin）的风景画上的那种词汇。还有之前摘录的达尔文的语句，比如“崇高”“如画般的”，用以描述巴西的风光和植被。我并非是反驳“危险的热带”这一论调，而是用它来说明，在每个看似美轮美奂的画面背后潜伏着致命的瘴气。热带既不可靠，也不安全，它们的美丽恰恰是最致命的欺骗。亚历山大 • 布赖森（Alexander Bryson），一位英国海军外科医生和医用统计师，在19世纪40年代，面对西非海岸边上的费尔南多波，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整个岛屿，也许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他给予热情的描述，形容是如何的“壮观”和“美丽”，他的辞藻几乎无人能及。然而，正是这位医用统计师，冷酷地指出，疾病到处在肆虐，也许“世界上没一个地方，像它一样对人的健康如此有害”34。
另一位，艾尔弗雷德 • 拉塞尔 • 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他四年的亚马逊旅游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很是混沌的热带印象。他于1848年从巴西出发，“满怀希望”地要访问一个热带的国家，去看看那“传说中富饶的土地、繁多的动物，去看看那些我只在旅行家书中读到的，各种美妙的景色”。热带，的确激发了他的科学兴趣，那里有“充满活力的植被”，多种多样的植物和树木，还有庞大的亚马逊雨林。就像那一时代很多作者一样，商业的潜在利益诱导了他对森林的幻想，但是，华莱士感受的是亚马逊森林的“伟大和庄严”，他并没有发现多少他所期望的“美丽”的地方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