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编者注：本文选自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一书第六章。.3
譬如说，印度的季风气候，这在印度农业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每年的西南和东北季风降雨的循环，在印度的气候里不仅仅是个“主要因素”，而且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很多方面发生作用。所以，这揭示了印度的“自然脾气”，在印度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份量。季风提供的雨水，必须满足横贯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但是如果季风像19世纪下半叶那样，降水太少，那么干旱和饥荒就会接踵而至。按帝国地理学家霍尔迪奇（T. H. Holdich）的说法，季风“每年拯救上百万完全依靠土地过日子的印度人，而季雨的好坏，就是衡量丰收或饥荒的标准；如果风调雨顺，印度人就过得很好，如果雨水不足，那就意味着饥荒、痛苦和死亡”3。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官员，19世纪时也许发现了，季风的失败和大规模饥荒之间的关系。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英国自身也是到最近，才摆脱了类似的自然对农业的羁绊问题。当时，英国人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对于像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他们认为只会在落后的缺少启蒙的国家发生。在英国（当然除了爱尔兰），自然总是被驯服的4。但是放在印度，自然脾气几乎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的各个角落。有人提出，在季风出现问题后，抢夺食物的暴动，盗窃财产等等犯罪活动，就会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价格飞涨，食物供不应求，雨水的缺乏让整个印度监狱里，关满了“饥饿的人民，而不是通常的罪犯”。绝望的人们开始谋杀或抢劫，印度女人变成了毛毛贼，最后无助地了却自己的性命。但是，对于帝国来说，却是一桩好事，这样的灾难让贫农和没土地的劳工们，愿意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庄，迁移到阿萨姆的茶叶种植园，或者迁移到纳塔尔的甘蔗园去。
可是，当季风如期而至的时候，对大众健康水平仍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公众卫生报告和统计数据表明，季风是如何带来霍乱、痢疾和其他肠道病等传染病的。这样，气候和疾病之间的关系，促使一个医学官员在1909年的《印度帝国公报》中，对更具普遍意义的印度与欧洲的环境问题，做了一个比较：
每个国家的公众健康，都依赖于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如果这个关系越完整，相适应的关系越持久，那么人们活得也就越长寿。欧洲文明的趋势，就是让人们能够越来越容易控制自己身边的环境，但是，印度的环境的力量，却是更强有力一些，它的势力范围很广阔，而且也更不稳定，个体很难对抗自然或者适应自然。这些影响，铸成了印度人道德上和生理上，以及文化上的种种特征5。
完整地引用如上的极端环境决定论观点，是为了说明，它给后来的历史学家造成不少麻烦。我们应该把这些已经过时的，为帝国主义统治作自我辩解的论调，全部放弃呢？还是应该将这个观点，理解为一个新的印度社会的历史背景呢？意即：季风的迟来或早到，这一主要的环境事件，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呢？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把这个环境事件，从帝国主义的论调中剥离出来，仅仅是客观地分析这些历史材料；在实际上，这样的剥离很难，因为这些资料的本身，就是从一种特定的思路出发而组织在一起的，用一种殖民的思维方式来认识自然，认识它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后果。
另外，在印度有一种认识，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基本上是大陆属性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多种多样的气候的和环境的因素，对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有不同的作用。由此，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不光试图把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来归纳其特征，而且还尽量区分印度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差别。在发表《人口》（Population）这篇文章的帝国公告（Imperial Gazetteer）的同一卷上，盖特（E.A.Gait）将印度的各个民族的起源，和其对应的客观自然环境联系起来，解释印度民众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的论点反映了这样一个观念，上溯至希波克拉底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可以培养出坚强的足智多谋的个体，而温暖和多产的土地，却能培育出怠惰。但是，这样古老的一个公式，却作为一个新鲜元素，被加进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中——
印度西北干旱的气候，导致人们之间的冲突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适者才能够生存下来，由此造就了一个勇敢而坚强的民族，有着良好的体魄。而如果生活太容易了，比如恒河三角洲的水稻平原上，那里又潮湿又肥沃，尽管这样可以使人口大量繁衍出来，但是削弱了他们的能量，阻碍了他们人的发展。那些矮小、虚弱、胆小的孟加拉地区的印度农民，相比那些高个的健壮的勇敢的锡克教的人，或者相比那些脾气暴躁的爱动的住在印度西北的阿富汗人，两者之间的差距，比之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对突厥人，还要大得多6。
站在帝国角度看，环境决定论者和还原论者的理论，其价值是相当清楚的。印度是一个受制于自然的国家，比起欧洲国家，在自然面前要显得无力得多：因此她显得落后、低等，内部存在分裂，所以需要伟大的英国来统治印度，为印度带来“改善”“规矩”和“进步”，最终解放印度人，不再屈服于自然。然而，当印度的民主主义开始兴起时，印度的多样的自然特征，却使得印度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度也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印度的自然恰恰证明了，她不是个文明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昔日的辉煌。环境因素、气候和疾病等，都不断地证明和解释着，印度道德上和生理上的脆弱，从而证明大英帝国无限期的统治是正当的。
英国殖民者自封的一个使命，即用卫生和医药科学来拯救印度人，帮助那些被自然奴役的可怜人们摆脱自然的束缚。但是，与此同时，英国人证明了，印度人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就职于印度医学部的罗纳德 • 罗斯（Ronald Ross），他的最出名的发现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蚊子在传播疟疾方面的作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来印度的欧洲人，经常被这些病怏怏的印度人吓得不轻，他们看上去“很是勤劳……虔诚，温顺，聪明”，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他们都具有“令人惊奇的脆弱的体格，还很胆小，而且还有完全服从的习惯”。罗斯问道，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脆弱？是贫穷，是气候，还是疾病？他的回答是疟疾。经历许多许多年，这种疾病已经把印度人弄成一个“古老的磨损了的民族”，通过医学研究，罗斯发现了疟疾的起因。他在一首诗里说，“在这里，啊，自然，要对我俯首称臣！”1895年，罗斯在攻克疟疾上做出了最后的突破，他用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口吻，写了下面这首小诗：
创造万物的上帝，
放在我双手中的，
是令人惊奇的答案。
我赞美上帝，在他的命令下，
我发现了你那勾当的秘密，
啊，你那谋杀了百万人性命的原因！7
不须夸张地说，罗斯个人的宗教使命感，从一个宽泛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性。尽管印度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尽管她曾经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至今仍在印度的大地上到处散发闪耀的光芒，但是，她没有完成这件事（在大英帝国的评价中），就是克服自然。所以，要大规模地改造印度的自然环境，建立起对自然的控制权——英国就是用这样的借口，使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合法化。
改造印度
近几年，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讨论，英国的统治给印度环境造成的深刻后果。这样的议论可以看作是，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中的一部分。印度的环境变化被引用来，作为论据证明殖民影响有多么巨大，甚至是远离都市的边远地区，也被英国统治的力量影响着。这和那些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特别在她的边远农村是相对肤浅的的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影响，不像罗斯描述的那样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相反的，它本身的恶劣影响，恰恰构成了对殖民思想和自我吹捧的殖民论调的一个重大逆转。现在人们更为热衷的讨论话题是，英国在印度统治造成的环境负面后果，而非英国殖民者们曾经鼓吹的“伟大成就”。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对印度的环境历史的再评价，是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敏锐回击。根据克罗斯比的说法，印度与美洲和澳大利亚不同，明显地没有变成下一个“新欧洲”，它没有因疾病而打开入侵通道，欧洲的新植物、新动物、新移民，并没有源源不断地进来，也没有发生本土居民人口几乎被消灭殆尽，变成少数民族人口的情况。1498年，达伽马和葡萄牙人从西南角登陆印度，从生态的角度说，和西班牙人1492年史诗般的发现新大陆，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然了，印度在欧洲早期扩张阶段，起到了跨洋交换的作用，梅毒从美洲传到印度（也许是通过欧洲）。但是，就算这个病毒再恐怖，这也不会对印度的道德产生多少影响。很多美洲原产的植物，包括辣椒、番茄和花生，在印度都变成了独特的现代佳肴，但是这些作物的大批引进，再加上烟草，因为印度原有的农业基础，外来作物的发展其实相当缓慢。然而，经过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后，重大的变化的确发生了。虽然印度没有成为下一个“新欧洲”，但是她的生态在与欧洲人的逐渐接触中，特别是自18世纪中期的殖民统治以来，被深深地影响了。究竟这些环境变化的程度有多深，历史学家还是刚刚开始觉察，不过，有一位历史学家在1947年（英国撤离印度殖民地）写道：
几乎印度所有的植被的情况，都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结构之下，被提前预设好了，而这个权力就是在英国的王权之下进化而来的。印度，这片次大陆的土地，是欧洲帝国在发展中国家所能建立起来的，最为复杂的资源榨取系统的殖民地，她的自然，在英国人撤离之前，几乎完全被驯服了8。
英国对于印度的环境变化，这是个很宽广的话题，仅仅举几个著名的例子，就足以阐述我的中心思想了。我们已经谈到了干旱和饥荒，所以我们应该谈谈印度的水利项目。印度使用贮水池（水库）、水渠、水坝等等，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就已经建立起一个广阔的雨水——溪流的灌溉系统。其中的有些灌溉系统，在18世纪中期英国人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废弃不用了。英国人在印度开设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开始着手在南亚建立一个主要的权力中心。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的工程学家开始恢复旧时的灌溉工程，在此基础上建造新的灌溉分支系统，其中最大的项目，就是恒河运河，它于1854年建成，其他项目也相继竣工，共同导引戈达瓦里河（Godavari）、亚穆纳河（Jumma）和印度河的水源。隐在这些灌溉系统背后的一个动机，是必须阻止干旱和饥荒发生，当然也有更迫切的政府税收的考虑。灌溉过的土地，在一年一收的地方，可以产出二三熟倍的庄稼，而且这样的作物在市场上，通常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在19世纪90年代，大概有四万四千英里的大型运河和分流渠在印度建成，灌溉了超过1300万英亩的土地。50年后，当英国帝国结束的时候，这两个数字各自增加到七万五千英里和3300万英亩，大约占印度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印度的很多地方，都被彻底改造过了，但是没有哪里比旁遮普（Punjab）更彻底。在那里，英国人创建了一个密集的河水灌溉系统，有目的地建立了“运河殖民地”，从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样子，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方式。之前，大部分土地处于干旱状态的旁遮普，如今变成了这个次大陆上最有前景的谷物生产地区之一9。
对英国人来说，建立起如此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要克服无数的科技上的困难，这是西方科学和技术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象征了殖民的一个理念，即要征服自然，并获得物质财富。这些好处是看得见的，是能够持久的，这也是对殖民国家曾经的权力和财富的真实描述，况且对古老的饥荒问题，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这些利益在英国人眼里，（希望是）也在他们的印度臣民眼里，能够清楚地看到。而这一切，都是欧洲严格的家长制的统治带来的。但是，从环境角度说，它们并不总是有益的，运河实际上也带来了随之而来的很大问题，包括水浸和盐碱化（运河带来的河水在土壤上渗透，在土壤表面形成盐的板结）。在北印度的很多地方，运河的到来伴随一系列有害的疟疾，灌溉的沟渠和水浸的土壤，为疟蚊繁殖提供了新的场所。殖民的环境变化，反而导致了印度人的健康水平下降，这是其中负面后果的一个10。
铁路是第二个例子。铁路代表了英国在印度的环境革命当中，所造成的深远的特征和后果。最开始，1853年左右，这个国家的铁路系统还算适度，自“1857—1858年叛乱”之后，铁路系统飞速扩展开来，战略和经济考虑成了吸引投资机会的主要因素。在1910年，印度成为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系统的国家，他的铁路总长超过三万两千英里11。尽管关于铁路的经济影响，在以前成为辩论的核心问题，但是关于酿成的环境后果，现在变得同样重要了。大批工程需要横贯印度的冲积平原，要穿越山地，爬上像西姆拉和大吉岭山这样的山中避暑胜地的陡峭斜坡。在这一过程中，大片森林和其他自然植被遭到清除，土壤裸露在外，侵蚀情况严重。为了建筑需要，比如说做桥梁和枕木，或者最初是为给火车提供能源，大量树木被砍伐，被运输和消费掉了，铁路为商业剥削开辟了机会，人们可以进入以前去不了的深林中，这加速了森林的荒漠化，也是铁路系统最主要的一个后果。像灌溉河道一样，新的堤坝影响了自然的排水通道，造成了水浸的后果，促使了疟蚊的生长繁殖12。铁路使人的移动力越强，疾病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也就更加迅速。1890年，腹股沟腺炎的瘟疫的传播，和1918年到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就是两个例证，证明印度的铁路助长了疾病的快速传播。
殖民森林
在灌溉水渠和铁路的双重影响下，印度森林的命运已经可以想见了。这一点，现在被认为是马德哈维 • 噶德格尔（Madhav Gadgil）和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两人所说的，开启了殖民时代“印度生态历史的分水岭”13。就像北美一样，印度曾经的广阔森林的毁灭，表示了环境上最严重的变化和影响，现今，我们几乎不太可能想象出，18世纪的印度森林的范围究竟有多么广阔，以及那时的人类活动，和与之相关的动物、植物的多样性。
和欧洲一样，印度森林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流逝，农业的扩张和收缩，战争、饥荒和传染病等社会因素，森林面积会不断波动。1800年以前，很多作者都持一个观点，就是人的需要和自然之间，有个大致的平衡关系。尽管这个和谐关系的范围很容易被夸张了，但是，走向森林的艰辛，木材在当时不大的商业价值，居住在森林里的人对外界侵夺的抵抗，还有像特莱地区（位于现今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的疟疾的泛滥，对神圣意义的林木的保护，以及王侯贵族和莫卧尔皇家打猎的权利，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长期保存印度森林的原因。但是，描绘的这幅图景，并不像一些作家愿意想象的那样，充满和谐和田园美14。对燃料的需要，印度城市建设对木材的需求，都对附近的森林造成很大压力。而且，当战争来临时，甚至是那神圣的树林，也可能被武装齐备的士兵们毁掉，为的是开辟一条部队行军的通道。
毫无疑问，在19世纪，印度的森林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农业扩张。种植茶叶和咖啡的庄园，在国家赞助下发展林业经济，印度木材的价值，特别是柚木、婆罗双树和檀香木，这些树种的价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节节攀高。以前这些很难得到的木材，现在可以通过铁路和公路而获得。木材资源在英国人眼中，可以算是最具价值的土地上的资源了。在1816年，他们的能力触到了包括特莱在内的地区；1826年，扩展到了盛产柚木的缅甸的丹那沙林省；1856年，他们把手伸到了北印度王国的阿瓦德（Awadh）。从19世纪中期开始，铁路对木材的需要，几乎无法得到满足了，一英里的宽轨大概需要2000个枕木，在1878年这一年，据说就有200万枕木被用来做铁路工程。英属殖民城市，比如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等，在城市扩建的时候，对能源和建材的需要延伸到了从未到达的边远地区，像从前的东北部的阿萨姆的高山森林，都被清除干净了，为的是交通方便。南边的尼尔吉里，也被开发成了茶叶、咖啡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园。
英国人为了推进他们的生态前线，鼓励印度农业扩张，大量扩展到从前未曾被开垦过的，或者极少有人居住的地方去，比如缅甸地区。这样来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减轻稠密人口地区的土地压力，进而防止饥荒的发生。印度的森林，很久以来一直是所谓“原始人”的家，特别是那些部落或者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英国人眼里，是落后的，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而已。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英国的宏观的殖民经济来说，没有任何益处。所以，在所谓的“进步”“改良”过程中，很多的印度森林居民被赶了出来，或者被指定为“犯罪部落”的成员，或者被要求加入到农业生产队伍中去。森林，被视作对未来的政府稳定和农业生产最大的障碍，它包庇盗匪和暴徒，印度“1857—1858后叛乱”的事件，就发生在北印度和中印度的森林地区，这再一次证明了，森林是叛乱分子和背叛者的天然庇护所。因此，砍伐森林，就能加强殖民政府对边境的控制，镇压犯罪和反抗分子。“一个开阔的地带，就不会为反抗者、逃亡者，或者为暴徒提供避难所。就像殖民政府清除了1857年兵变遗留在农村的火器一样，经济发展清除了当地小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抵御”15。
尽管殖民政策对森林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且激发了殖民者对森林的无情剥削，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英国人完全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他们在保护森林，防止它被继续损坏。在19世纪20年代，一个叫斯特宾（E.P.Stebbing）的森林官员说，“对森林开战”，在印度已经发生好多个世纪了（他估计大概有3500年或者更久），他认为印度的很多地方，曾经是森林密布，现在却退化成了无法栖息的丛林和灌木，那都是因为印度人“鲁莽地，不断地，整个地焚烧森林”。搞了很多代人之后，导致“大河中的水量逐渐减少……雨水也变得越来越少”。像对很多殖民地森林一样，斯特宾谴责了印度的森林居民转向农业生产方式这一“恶性系统”。他认为，“在森林的利用上，农业是最浪费的方式。”它导致千万亩森林被逐渐浪费掉，一年又一年，“曾经有价值的森林木材，被无用的灌木丛所取代”16。
值得怀疑的是，印度人毁林轮垦的方式给森林造成的伤害，是否就像英国人声称的那样，或者是否它的危害性要超过英国殖民者欣赏的林业经济，或者超过种植园经济对森林的损害？但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印度殖民政府对木材的快速锐减开始感到担忧，并且认为是印度农民毁林轮垦和相关活动造成了这一退化，他们感到需要大范围的政府干预，才能阻止这样的态势。1864年，建立了印度森林协会，而后是两个意义深远的议案，一个是1865年颁布的《森林法案》，之后，1878年又颁布了另一个，这个法案创造了印度国家森林保护区。在1900年，印度政府在大约覆盖印度五分之一的国土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运作的森林企业。到了1947年，印度独立的那一年，有九万九千平方英里的森林在国家控制之下。这项法案对印度农民的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干扰。英国殖民者打着保护森林的旗号，放牧被禁止了，毁林轮垦也被禁止了，或者在严格控制之下才能进行，一小群森林低级官员被录用，为的是加强这些规定。通常，印度本土居民坚决反抗这些规定，他们认为，自己传统的权利和生存方式被完全限制了。在“日日反抗”活动中，农民和当地土著民反抗森林法规，继续采收染料、肥料，或者是放牧。为了逃避新的森林法规，有一些森林居民逃到了印度王子掌权的国度，还有一些人参加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大型反抗活动，他们反抗政府剥夺了他们的传统权利，坚决要求政府撤销这些带给他们巨大苦难的限制17。
为什么，英国人做这样的干预？他们真正的动机，是纯粹的保护森林的效益，还是对直接的商业和税收的考虑？噶德格尔（Gadgil）和古哈（Guha）认为，英国人最开始，对森林保护并没有多大兴趣，作者观察到的“殖民森林的动机”，“根本上是商业的考虑”18。当英属印度财政收入拮据的时候，国家管理的森林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收入，另外，保护森林，并没有商业开发来得重要，很多的商业活动，是以发掘森林最大利益为前提的。比如说，将混生的森林改造成单一树种，只生产譬如柚木、婆罗双树，或者其他宝贵的硬木树种，森林便变成了树木种植园。比较地看，印度的森林，从曾经更为有利的树木成分组成，变成有着“绿色”证书的殖民科学所需要的单一树木种植园了。理查德 • 格罗夫则声称，英国在印度的森林官员，实际上是和政府的切近利益相冲突的，他们的确是要真正保护森林。在他看来，“生态上的约束……对曾经认为殖民国家只考虑经济利益的看法，具有一种特别的（限制）影响”。19
再度占领自然
英国人带给印度的，物质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深远变化，就体现在印度森林的快速变化和退化——这样一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受到质疑。印度的自然环境（和其他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一样），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论战场地和证据资料，用以分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就像刚刚表述的，论争的一个方面，就是印度的边远地区的人们，想要保卫他们传统的对森林的使用方式，而不受殖民法规的制约，森林的困境促成了1870年以后边远地区人民的暴动。这些反抗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或以甘地式的公民抗命运动的风格进行着。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印度人民直接反抗腐败的或独裁的森林警卫、官员，反对不允许采集落叶肥料、燃料和放牧羊群的政策。基于现实的痛苦和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文化视角，相似的普遍性的反抗，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比如，反对殖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控制，或者限制渔猎权力等等20。
但是，印度民众反抗英国在印度环境上的干涉和控制，这些个表现绝不是故事的全部。除了这些，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特别明显的是印度的中产阶级，对殖民主义者试图把印度整个环境完全改变成英国的“文明”和“进步”的抗争。印度人民的抗争，是在各层面上的，反对殖民者对印度自然的“解读”，即关涉到他们的环境，从而拒绝西方对他们的负面印象，及有关的“热带性”的偏见，从与环境相关的象征符号和价值上，维护自己的文化身份。甘地以殖民的盐税，作为他的公民抗命运动的核心事件，在1930年，成了一个广泛地和英国环境控制相抗衡的象征，进而体现出，它在象征上和实际上的重要性。如果，国家就像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理解的，是个“想象的社区”的话，那么（就像美国的初期一样），他们从环境中得出的某些形象和象征符号，通常被看作是情感上有力的号召点，国家身份的形象。
印度，一个拥有丰富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很难找出唯一一个环境地点或符号上的标志，来代表全印度。甘地很快揣摸到“盐”，有着某种代表全印度的象征上的重要性。孟加拉的风光、植物、动物，甚至孟加拉人吃的食物，与甘地出生的印度西边的古吉拉特邦，或者是和最南边的坦米尔纳德，都完全不一样。另外，很多印度的自然象征符号，拥有一个特定的宗教含义，可能是其他宗教信徒不容易接受的。牛的特有意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本可以让印度人完全集中起来，但是，到了印度——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却有着导致分裂的作用。况且，印度的山川河流，也很难和印度教的圣地分开。
环境的意象，对于发展国家、地区的意识，或者发展宗教的意识，具体到反抗英国的文化和政治上的统治，都是相当重要的。举例说，对孟加拉风光的自豪（也包括它的文化和语言），是孟加拉诗人和小说家罗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作品的一个明显特征。他对家乡的风光的热爱，是融入了多种文化成分的（他从梵文诗、迦梨陀娑剧本，到欧洲的浪漫主义诗人、画家那里获得很多灵感）。我们能理解的是，在19世纪末，英国人曾对热带孟加拉的“脆弱性”和“女性化”的本土居民的蔑视，那么，泰戈尔写孟加拉的自然风光，就变成一个爱国含义的抗争。年轻时的泰戈尔，在1894年写下这样的话：
很多人逃避孟加拉，因为它太平坦了，但是我恰恰喜爱这里的河流和风光。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天穹是如此宁静，就像一个天青石的高脚杯；下午的寂静，让我想起金色的莎丽服的花边，包裹着整个世界。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可以让人充满这样的想象21?
人们在泰戈尔诗中，还发现了爱国的浪漫主义的另一面，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环境上的祈求，反映出当时在外国统治之下的印度的落后，及其所遭受的压迫。在上述引文创作的两天前，泰戈尔写的一封信中，很悲伤地很绝望地描写，他观察的孟加拉沿河的贫穷村庄：
每个家庭，都有人患风湿病，有人双腿肿胀，有人感冒发烧，或者有疟疾缠身的小孩在不停地哭泣，但是没有人可以救救他们。一个人怎么可以忍耐，这样没有欢乐，没有健康，没有爱的贫穷生活，哪怕是一分钟？现实却是，我们只得承认，从每个角度看我们都失败了。不管是自然的侵蚀，还是我们的统治者对我们的剥削，或者是我们的印度教经典对我们的压迫——不管什么，我们没有力气抗拒它22。
不管是责备孟加拉人自己的惰性和失败主义，还是用殖民时期以前的黄金时代，和孟加拉现时的脆弱、疾病的状况做对比，另有人也写到孟加拉的悲惨情况。在1912年的卫生会议上，托蒂勒 • 高希（Totilal Ghosh），一个加尔各答的新闻编辑声称，60年前，孟加拉的农村是完全健康和没有疾病的地方，发烧都很少见，人们根本不知道霍乱，天花也被抑制住了。在那个时候国家的精英生活在农村，村庄里到处都是“健康、快乐和充满活力的人”，他们从来不会被“饥饿，或者致命的瘟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但是，这样田园般的生活已经过去了，高希继续说道。他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黑热病”（疟疾），“使整个印度民族的健康恶化了”。他引用官方统计数据作为证据，“在过去的六十年里”，“疟疾和霍乱将成千百万人，从孟加拉平原上一扫而光，那些留下的人们……生不如死。”曾经健康和满意的生活，现在只剩下饥饿，村民得了疟疾，“死得就像蚊虫一样”。孟加拉人要死光了，高希总结道，而且“一定会最终消失，就像古希腊人一样……除非能有计划地恢复整个地区的活力，逐渐地拯救他们，以免堕入到灭种的境地”23。
在英国人统治下，尽管他们自己声称给印度带来的是，所谓物质上（精神上也是）的进步；而对很多印度人，看来整个国家和人民，在殖民统治下都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这就是迦黎时代（Kali Yuga）：苦难的年代。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印度，疟疾、传染病和瘟疫席卷了整个国家，而且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就好像500年前的欧洲遭受黑死病的时期一样。但是，至少英国人，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自然环境资源。而印度，一个殖民地，却不能够。只有在印度自治的前提下，人们才会相信，印度那片饱经风雨的土地，可以再次微笑。
注释
[1] 编者注：第八章指大卫 • 阿诺德《自然的问题：环境、文化和欧洲的扩张》的第八章《发明热带性》。
[2] 本杰明 • S • 沃德（Benjamin S.Ward），P • E • 康纳（P. E. Connor）：《特拉凡哥尔和柯钦的地理和统计上的调研备忘》（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Memoir of the Survey of the Travancore and Cochin States），特拉凡哥尔，1863年，205—206页。转引自理查德 • P • 塔克尔（Richard P. Tucker）的《英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印度森林蜕化：阿萨姆邦和喀拉拉邦的植物、森林和农民》（The Depletion of Indias Forests under British imperialism: Plants, Forests, and Peasants in Assam and Kerala）一文，收录在唐纳德 • 伍斯特（Donald Worster）主编的《地球的终点》（The Ends of the Earth），剑桥，1988年，120页；
[3] T • H • 霍尔迪奇（T. H. Holdich）：《印度》（India），伦敦，1904年，348页。
[4] 对这个论点的延伸，参见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饥荒：社会危机和历史变迁》（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牛津，1988年，第六章。
[5] 《印度帝国公告》（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第1卷，伦敦，1909年，500页。
[6] 同上，447页。
[7] 罗纳德 • 罗斯（Ronald Ross）：《备忘录》（Memoirs），伦敦，1923年，97页，226页。
[8] 塔科尔：《印度森林的蜕化》（The Depletion of India's Forests），140页。
[9] 伊丽莎白 • 惠特科姆（Elizabeth Whitcombe）：《灌溉》（Irrigation），收录在达摩 • 库马尔（Dharma Kumar）编的《剑桥印度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第2卷，剑桥，1983年，677—737页。
[10] 伊丽莎白 • 惠特科姆（Elizabeth Whitcombe）：《英属印度的灌溉造成的环境损耗：水浸，盐碱，疟疾》（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Irrigation in British India: Waterlogging, Salinity, Malaria），收录在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和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编辑的《自然，文化，帝国主义：南亚的环境历史论述》（Nature, Culture, Imperialism: 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新德里，1995年，237—259页。
[11] 约翰 • M • 赫德（John M. Hurd）：《铁路》（Railway），收录在达摩 • 库马尔编的《剑桥印度经济史》，第2卷，剑桥，1983年，737—761页。
[12] 克莱因（Ira Klein）：《孟加拉的疟疾和死亡率，1840年至1921年》（Malaria and Mortality in Bengal, 1840—1921），发表在《印度经济和社会历史评论》（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1972年，132—160页。
[13] 马德哈维 • 噶德格尔（Madhav Gadgil）、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龟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新德里，1992年，116页。然而，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的森林退化和生态变化大幅度发生了。参见理查德 • M • 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的崛起和孟加拉的边境，1204年至1760年》（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伯克利，1993年。
[14] 对将现代环境后果归咎到殖民前的森林居民的问题，参见大卫 • 哈迪曼（David Hardiman）：《森林的力量》（Power in the forests: the Dangs，1820—1940），大卫 • 阿诺德和大卫 • 哈迪曼共同主编的《底层研究第八卷：纪念拉纳吉特 • 古哈》（Subaltern Studies VIII: Essay in Honour of Ranajit Guha），新德里，1995年，89—147页。
[15] J • F • 理查德（J. F. Richards）、詹姆士 • R • 哈根（James R. Hagen）、爱德华 • S • 海恩斯（Edward S. Haynes）：《比哈尔省、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的土地使用变化，1850年至1970年》（Changing land use in Bihar, Punjab and Haryana，1850—1970），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1985年，725页。
[16] E • P • 斯特宾（E. P. Stebbing）：《印度的森林》（The Forests of India），第1卷，伦敦，1922年，32页，35—36页。
[17] 马德哈维 • 噶德格尔（Madhav Gadgil）、罗摩占陀罗 • 古哈（Ramachandra Guha）：《英属印度的国家森林和社会冲突》（State Forestry and Social Conflict in British India），收录在大卫 • 哈迪曼的《印度的农民反抗，1858年至1914年》（Peasant Resistance in India, 1858—1914），新德里，1992年，258—195页（首刊于《过去和现在》，1989年，141—177页）。
[18] 同上，261页。
[19] 理查德 • H • 格罗夫（Richard H. Grove）：《殖民的保护政策、生态霸权和民众反抗：面向全球的一体化》（Colonial Conservation，Ecological Hegemony and Popular Resistance: Towards a Global Synthesis），收录在约翰 • M • 麦肯齐氏（John M. MacKenzie）编的《帝国主义和自然世界》（Imperialism and the Natural World），曼彻斯特，1990年，18页。另外参见马赫什 • 兰加拉詹（Mahesh Rangarajan）的《帝国议程和印度森林：印度森林的早期历史，1800年至1878年》（Imperial Agendas and Indian Forests: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n Forestry, 1800—1878），载《印度经济和社会历史评论》（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1994年，147—167页。
[20] 对不同和与之冲突的例子，参见大卫 • 阿诺德的《十九世纪的印度的天花和殖民时期医药》（Smallpox and Colonial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收录在阿诺德编辑的《帝国医药和本土社会》（Imperial Medicine and Indigenous Societies），曼彻斯特，1988年，45—65页。另见彼得 • 里夫斯（Peter Reeves）的《内陆水源和淡水渔业：在殖民印度的自然控制、通道和保护》（Inland Waters and Freshwater Fisheries: Some Issues of Control, Access and Conservation in Colonial India），参见阿诺德和古哈编辑的《自然，文化，帝国主义》，260—292页。
[21] 克利须那 • 杜塔（Krishna Dutta）和安德鲁 • 罗宾逊（Andrew Robinson）译：《孟加拉一瞥：拉宾德拉纳特 • 泰戈尔书信选》（Glimpses of Bengal: Selected Letters of Rabindranath Tagore），伦敦，1991年，111页。
[22] 同上，110页。
[23] 《第二届全印度卫生会议会议录》（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ll India Sanitary Conference），第2卷，西姆拉，1913年，514—523页。高希（Ghosh）的悲观主义背后的医学证据可以参见克莱因（Klein）的《孟加拉的疟疾和死亡率》（Malaria and mortality in Bengal）。
* * *
* 选自大卫 • 阿诺德（David Arnold）所著《自然的问题：环境、文化和欧洲的扩张》（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一书第九章《对自然的殖民》，马萨诸塞州，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6年，169—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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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文明*
——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
阿诺德 • 约瑟夫 •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在本书1前面篇幅里，我们一直在探究文明的发展，诚然这是一个难题，可是现在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去解决他。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如果不是被“扼杀在摇篮里”，即遇到了我们所说的那种流产的命运，那么它的成长岂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吗？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再提出一个问题：根据历史的具体情况，我们是否可以发现，凡是度过了襁褓期和童年期的种种危险阶段的文明，都可以轻轻松松地长大到了“成年”？换句话说，它们是否都毫无例外地在生长，强壮到足可以控制它们周遭环境和生活方式？是否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所有这些文明，包括在我们第二章2所列举的那张文明的名单里面？答案是：有些文明却不是这样的。除了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两类文明——即发展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还有第三类文明，对于这一类，我称它们为停滞的文明。这种文明虽然存在着，但是不再生长，这一来，就必须研究一下文明是如何成长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