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前海军上将，并且在与法国和意大利战舰的小型海军遭遇战中取得过胜利，霍尔蒂自命为新“国民军”领袖，但他没有鼓动大家反对入侵匈牙利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部队，而是反对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政府。当罗马尼亚部队占领了布达佩斯，他在匈牙利西部的军官小分队却跑去屠杀犹太人和可疑的共产党，其实大部分都是敢于反抗地主的可怜农民。霍尔蒂的反犹主义和对底层阶级的恐惧源自他在1918—1919年匈牙利民主和共产主义革命期间的经历，但是，他毕竟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名军官，他身上还是有足够的军官和绅士气息，所以他总是摇摆不定，徘徊在极端的反革命种族主义和温和的政治之间。到了1941年，他主持出台了一系列反犹主义法律，旨在接管犹太人拥有的工厂、银行、商店和机关，并最终驱逐犹太人，但他同时也和一些犹太大商人维持着友好关系，也总是希望能保护“爱国的”、也就是同化了的犹太人。匈牙利和希特勒的结盟给霍尔蒂带来不少好处，他收复了“一战”后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土的一部分，但他也担心德国对匈牙利造成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影响。他有真正的预见性，早在战争初期，他就预测英美在海军上的优势最终会令他们胜出，但他也只是预测，不敢得出结论。霍尔蒂很容易受到朋友和顾问的影响，因而常常会有一些非常矛盾的立场。1944—1945年，他起先没有抗议德军开进匈牙利，但在初秋的时候，他试图从战争中脱身。德国纳粹党卫军领导的政变阻止了他的企图，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霍尔蒂个人魅力非凡，但才智平庸，流亡葡萄牙后，再未踏上国土。
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也是一名军人，他一直都是一名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12]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敢在“一战”期间推翻自己的指挥官，后来又公然反抗他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但不是说国王的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腐败行为就不应该受到挑战。安东内斯库痛恨共产党、犹太人和匈牙利人，而且在他眼里这三种人分量相当。20世纪30年代末，他不假思索地与更加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法西斯党铁卫团联合，还鼓励铁卫团参与针对犹太人和罗姆人[13]的大屠杀。安东内斯库和德国元首保持着愉快的私人关系，而元首又害怕德国盟友之间会冒出政治激进主义的势头，几个月后，安东内斯库正是利用这两点拔掉了铁卫团的领导层，然后独掌大权。但他并没有废除君主制。1943年6月，他派遣军队攻打苏联，并组织了罗马尼亚自己独有的犹太人大屠杀。在他的直接命令下，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包括受勋的退伍军人、妇女和儿童，被塞进火车，然后漫无目的地行驶在乡间，直到几乎每个人都在车厢里窒息而死。幸存下来的人，就被罗马尼亚宪兵和当地老百姓劫杀。事实上，贪婪和抢劫非常猖獗，无处不在，包括敖德萨市，那里的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对当地大约3万名犹太人极尽折磨之能事，拷打，绞死，枪毙，活活烧死，剥皮，或是用手雷炸死，不一而足。安东内斯库坚决要求，这个城市的犹太人不留一个活口。
有人可能会说，安东内斯库简直是疯了，但是如前所述，他在1942年改变主意，拒绝向德国交出罗马尼亚剩余的犹太人。到了1944年，罗马尼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别处犹太人逃离迫害的安全港。也是在那个时候，安东内斯库开始背叛他的朋友希特勒，秘密和西方盟国协商投降的事宜。但是，年轻的迈克尔国王和军队的最高指挥部现在有了自己的势力，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1944年8月，他们毫不费力地逮捕了安东内斯库。他在战后被处决了。
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生活在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时代，他痛恨犹太人、共产党、塞尔维亚人和东正教。在他统治的1941—1945年，克罗地亚有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被杀害，理由就是他们的民族或宗教归属，或二者皆有。数十万东正教徒被迫改信罗马天主教，大多都是那些狂热的圣方济各会修士所为。在此背景下，一些重要的德国代表提出抗议，但无疾而终。帕维里奇也杀害了犹太人和罗姆人，尽管他自己的妻子就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而他一些最重要的党羽的妻子还是正宗的犹太人，顺便提一下，他所属政党的创始人就有一个犹太裔妻子。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后，1945年春天，帕维里奇临危舍弃了自己的追随者和军队，逃到阿根廷，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政治活动。1957年，他被一个凶徒袭击，伤势严重，两年后在马德里逝世。
和大多数欧洲的君主一样，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也有德国王室血统，这也没能阻止他使用沙皇这个名号，就是“皇帝”的意思，一个连续输掉两场战争的小国统治者，用这样的名号真是野心勃勃。鲍里斯自己也一路成长，挺过了右翼分子的军事政变和几次暗杀企图，以及1925年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一次炸弹袭击，当时150名保加利亚政治和社会精英成员在大教堂集会，在袭击中丧生。随后数千名共产党和农民党成员被杀。“二战”期间，鲍里斯慎之又慎，让保加利亚远离与俄罗斯的战争，但是却无法避免最终向西方盟国宣战，后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在防止保加利亚大屠杀方面的角色有待商榷，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全部5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能幸存下来，不仅要感谢一些保加利亚政治家、宗教领袖和保加利亚民众，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国王。1943年8月，鲍里斯死于心脏衰竭，但有传言说是德国方面下令杀了他。虽然记者和回忆录作者都习惯称他为“狡猾的鲍里斯”，这个说法比狂热分子更适合他，狂热分子应该是描述安特·帕维里奇和扬·安东内斯库这样的人。
最后，曼纳海姆元帅统治芬兰的时候受到诸多个人及宪法的约束。他有瑞典贵族背景，曾经在俄罗斯沙皇军队效力，还参加了1918年残酷的芬兰内战，与共产党做斗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影响他的元素。
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战时过活的？这些国家有一个基本共同点，他们有自己的军队、警察和管理机构，让政府得以维持治安，给自己的国民提供比德占国家更好的生活。德国盟友也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掠夺邻国来充实本国人民的口袋，至少是更好糊口。不过绝对的规则是不存在的：独立的法西斯国家克罗地亚笼罩着内战的阴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政府虽然在德国的严密控制下，却更有能力养活人民和维持治安。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相比，沦陷的民主国家丹麦就是天堂，意大利经济本就脆弱不堪，政府还治理不善，而年轻人被送到埃塞俄比亚、希腊、北非和南斯拉夫的战场赴死。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数千名意大利战俘死在苏联和德国战俘营，妇女和儿童就遭受了同盟国的轰炸、德国人的清洗以及德国、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摩洛哥、巴西和法属西非士兵的掠夺。
按照游客的标准来评判，战时欧洲最有生机的咖啡馆、最好的菜肴和看起来最无忧无虑的人民不在柏林，因为那里轰炸不断，也不在巴黎或罗马，众所周知，那里食物短缺。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除了中立的斯德哥尔摩、苏黎世和伊斯坦布尔，就是1944年3月德国占领前的布达佩斯，1944年8月红军踏足前的布加勒斯特，以及哥本哈根和布拉格，这两个城市长期被德国占领，一直到战争最后几天才得到解放。这些城市里面，有两个是德国盟友的首都，有两个是德占区，但所有城市都接受德国的主导地位。
战时最糟糕的地方之一无疑是华沙，1944年秋天的波兰大起义被镇压，德国人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此后，波兰居民像穴居人一样生活在地窖和下水道里，一边忍饥挨饿。1941—1944年列宁格勒包围战期间，大约100万平民被冻死和饿死。
最后我们还有两个问题：什么样的个人与群体最渴望看到本国政府与第三帝国合作？德国盟友的军队在战时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多少悲苦？就这两个主题，学术上的研究颇少，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揣测。
意大利人对其他说罗曼斯语的人更有亲切感，就此而言，法国人比德国人更有亲切感。况且，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在“一战”期间曾是意大利的主要敌人。但那个时候，在意大利，就有人感受到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之间关系密切。
罗马尼亚人也说罗曼斯语，而且罗马尼亚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大多在法国学校受训。19世纪，如果没有法国的援助，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罗马尼亚。但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强大的法西斯铁卫团公开表示对德国元首无限崇拜。
从俾斯麦（Bismarck）总理时期开始，匈牙利人倾向于把德意志帝国视为自身独立的庇护者，免受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犯，以及俄罗斯和泛斯拉夫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希特勒的慈悲关照下，匈牙利才得以收复“一战”后失去的部分领土。军官团尤其珍惜曾经的“战友情谊”，想当年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并肩作战”对抗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意大利敌军。而另一方面，匈牙利的文化精英更乐于把目光投向巴黎，贵族阶层以亲英态度著称，而犹太人是知识阶层的骨干，是匈牙利的德国文化主要载体，别无选择，只能对希特勒的德国惴惴不安。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方面出于自愿，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德意志帝国代表的压力，数量庞大的德语少数民族认祖归宗，甚至还加入纳粹党卫军。
社会各阶层的反犹人士对德国有能力解决“犹太问题”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热爱整齐制服和战争的人不免会被德国的事业所吸引。年轻人，尤其是东欧的年轻人，崇拜不一定谈得上，但往往很羡慕纳粹党卫军装甲师的神人，差不多每个欧洲国家都有数千人自愿加入纳粹党卫军，为自己的景仰之情付出了生命。
就具体的社会群体而言，大企业主和大地主喜欢与德国纳粹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甚至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裔工厂主和矿场主都因为替德军生产商品而赚得盆满钵满。此外，对于犹太人来说，无论你的身份是工厂主、工程师还是工人，为德国军工业干活似乎都是活下去的最大保障。
德国盟友有的相当于半独裁体制，有的可能好一些，相当于半议会体制，都不进行民意调查。战争时期，欧洲各地的媒体和电台都是中央集权管控的。所以，你很难搞清楚人民到底相信什么，他们的心到底归于何处。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采取不记名的方式，男女参与投票都有限制，不过女性限制更严格，谨慎的亲德执政党和更加亲德的激进右翼党派合计获得80%以上的选票。至于左翼党派，犹太人支持的资产阶级党派和工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只获得少量选票。在布达佩斯，著名的“红色”工人阶级区一边倒地投票给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事实上，在1939年，大多数匈牙利选民青睐与纳粹德国合作，欢迎反犹举措，要求政府努力收复匈牙利丢失的领土，哪怕不能全部收回，一部分也好。可以这么说，与纳粹德国结盟的观念，在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甚至芬兰都受到普遍认可，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这样。只有意大利的民众普遍不情愿加入德国阵营作战。
整体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借希特勒的德国来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改善生活条件，推进现代化和社会改革，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让抢劫和驱逐犹太人成为合法和受鼓励的一项事业。
至于第二个问题，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军队如何对待被占领国家的民众，不幸的是，答案必然是负面的：没有迹象显示，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士兵，甚至包括芬兰士兵对待当地的俄罗斯人或少数民族的人比德国士兵更宽厚。如前所述，罗马尼亚军队在其占领的土地上自行组织了大屠杀。相反，意大利士兵对犹太人的宽厚是出了名的，在南斯拉夫和法国，他们甚至还藏了很多犹太人在自己的军营。
不过，留给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决定反抗德国人在本国的存在，起初只是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后来就上升到言语和政治行动，最终就是武力反抗。从1943年开始，抵抗——而不是合作——成了政治觉醒后的欧洲口号。
[1]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Dr. Joseph Goebbels）在日记中提到：“（意大利人）不适合在东部战线作战，他们不适合北非战场，他们甚至不能胜任国内的防空作战。元首会纳闷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也是常理。”［Peter Gosztony，Deutschlands Wa engefährten an der Ostfront,1941—1945（Stuttgart：Bernard und Graefe, 1981），216.］
[2] 芬兰，再重复一次，是（未正式结盟的）战时友国，而非盟友。
[3] Peter Gosztony, Hitlers fremde Heere: Das Schicksal der nichtdeutschen Armeen in Ostfeldzug(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76), 100.
[4] 霍尔蒂·米克洛什(Admiral Miklós Horthy，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匈牙利王国摄政(1920—1944)。1944年因有意退出轴心国阵营并与纳粹德国断交，致使德国扶植了以箭十字党为首的政权上台，霍尔蒂被德军挟持至德国。——译者注
[5] 关于匈牙利的最终处决方案，最翔实的资料参阅Randolph L. Braham, ed.,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参阅Holly A. Case, Between States: The Transylvanian Question and the European Idea During World War I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0–174。
[7] Galeazzo Ciano, Ciano’s Diary, 1939 —1943, edited by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Heinemann,1947), 467–468.
[8]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只有芬兰军队把犹太人拉进了作战部队，事实上，有300多名犹太人参加了对苏联的战斗，使得这些犹太人无奈之下成为大国武装部队的战士。参阅Hannu Rautkallio, “Finland,” in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edited by Israel Gutman,4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2:493。
[9]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7.
[10] Kálmán Janics, 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2.
[11] 参阅Braham, Politics of Genocide, 1:233–234。
[12] 参阅Iosif Constantin Dragin, Antonescu: Marshal and Ruler of Romania, 1940 —1944, translated by Andrei Bantas (Bucharest: Europa Nova, 1995); and Dennis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 Romania, 1940—4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3] 罗姆人：也就是所谓的吉普赛人，艺术家曾说他们是世界上被遗忘得最彻底，也是最贫穷、最边缘化的民族之一。——译者注
